福柯思想組織管理現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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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米歇爾·福柯被稱為20世紀優秀的哲學家之一，冠有“思想怪杰”的稱號，在法國及中西方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1]。作為法國的中心知識分子以及政治社會的斗爭戰士，福柯的作品千變萬化，涉獵廣泛卻研究深入，用知識考古學和譜系學對語言、權力、主體、生命政治、美學等展開研究，主題突破學科界限。近年來，管理學學科領域也開始引用福柯思想，通過邊緣知識的考查，權力和主體的沖突，對近現代組織治理現狀進行批判。本文將追隨這一波浪潮，通過對福柯的主要的研究方法———知識考古學和譜系學，以及主要作品的主要思想進行回顧，以對當代組織管理中的知識管理、企業創新問題和現狀進行探討和反思。

關鍵詞：福柯；知識考古學；譜系學；主體；組織經營；知識管理

一、知識考古學和譜系學

福柯早期的博士畢業論文加以修整后的作品《瘋癲與文明》[2]是一部描述瘋子的歷史，更具體的說，是描述在歷史中人們是如何對待瘋癲之人，界限（正常人與瘋子）與越界的問題。因為瘋癲之人自身不善于表達，所以描述瘋子的歷史，并非主流，而是邊緣性的知識。而在文藝復興時代，倡導理性至上，政治經濟學為名家學者趨之若鶩的主流興盛學科。但福柯認為有些知識是被剝奪和壓制的。特殊的、局部的、區域性的知識都可能被壓制，比如精神病患的知識。福柯意識到知識被壓抑的存在，所以他要用這種被壓制的知識，來對抗批判主流知識。再者，有些知識是邊緣知識，福柯關心的是為什么會出現某種知識，比如達爾文的進化論，福柯不關心進化論的主要內容是什么，而是關注達爾文所處的時代背景知識，通過嘗試讓主體消弭來回到真實狀態，充分了解個體受到的限制，透過邊緣知識，來進行考古。福柯在乎的不是某一特殊的文本，而是這一對象發掘場所的整體結構。根據日本管理學家野中郁次郎的SECI理論模型[3]，比喻和類比是將隱形知識外顯化的重要手段。因此，知識考古學在本文中，可以被通俗的解釋為，比如對于一個撿到的陶瓷，要把這周圍掘地三尺，來考察陶瓷所處的當時的社會歷史自然環境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條件的研究。康德認為限制條件是先驗的，但是福柯認為這些限制是不斷變化的。通過知識考古學，了解到不同年代的知識底色，發現不同年代的局限。所以知識考古學就是一種局部言談分析的方法學，透過一個年代所處于邊緣的知識，來分析一個年代的規律與局限。繞開權威，通過歷史的邊緣性知識的判斷，來避免本源性的一些謬誤。而譜系學是冷僻知識和熱門知識結合的一種產物。通過關注沒有被關注的，小寫的，邊緣的歷史，把被壓抑的知識解放出來，關注的是局部的，非連續的，對抗的知識，不是追求歷史的同質性，研究的是歷史的異質性，認為歷史是斷裂的，不是連續的，不是一定有因果關系的[4]。如果福柯去了解文藝復興，他不會選擇去看米開朗琪羅等大家的歷史，而是去觀察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瘋癲者的歷史，通過這個邊緣知識，去發現那個時代的事實。譜系學不認為事情有終極的規律和原則等待我們去發現，而是不斷生成的、斷裂的、強調不同質，不規律的過程。

二、《瘋癲與文明》

如上所述，這是一部關于瘋子的歷史。在中世紀，麻風病從東方波斯傳來，福柯引用“愚人船”，來描述文藝復興時代的麻風病和其他瘋癲者的流放方式。船在宗教里有特殊的含義，一般是道德之船，或者是豐富的想象力源泉的代表。教會在維護統治體系的時候，船代表著天堂，彼岸和救贖[1]。麻風病人通過乘船通往天堂。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福柯解讀為“我思故我不瘋”：瘋癲不能思考，意味著瘋癲者不存在。在崇尚“理性至上”的文藝復興時代，勞動者與懶散或者其他瘋癲憂郁癥躁狂癥等原因無法勞動的人就劃分了道德的兩邊，“總醫院”禁閉異己———瘋子、乞丐、無業者。監禁合法，成為脫離法律的道德堡壘，因為法律只針對正常人，一旦把他們化為異己，法律已不適用。在18世紀的歐洲興盛的是政治經濟學，正統文化需要確定什么是“我們”，能夠勞動在那個時候成為正常。有時候人們還會去展覽瘋癲者，把瘋癲者賦予獸性。這樣通過展覽瘋癲，表明“正常”人的權力已經控制了瘋癲和異己。《瘋癲與文明》代表著福柯對文藝復興時期理性至上的批判，對把瘋癲者劃分為異己、禁閉瘋癲、展覽瘋癲的批判。在現代社會，瘋癲非罪化。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后，心理學開始出現。相對以前治療瘋癲都是從身體上治療，而現在選擇把瘋癲患者關進精神病院。父權形象開始出現，這意味著像瘋癲者的父親一樣，去看管治療他們。通過緘默（要求病人安靜）、鏡像認識（要求他們自己去認識到自己是瘋癲的）、審判（通過檢驗方式不斷告訴他們他們是瘋子）等只是從身體控制轉變為心理控制的方式來表明現代社會的“溫和”實際上并非是一種進步[5]。

三、《規訓與懲罰》

它是《瘋癲與文明》的姐妹篇，前者是關于瘋癲者的歷史，關注的是如何看待瘋狂，如何定義瘋狂，研究政治經濟學（權力）如何生產知識以及對理性的批判。后者是關于犯人的歷史，關注定義犯人之后，權力如何運行，法律如何對待犯人，揭示權力通過什么方式影響個體，即權力與主體的關系[6][7]。二戰后哲學領域開始出現身體和語言的回歸，反對笛卡爾二分法，認為心靈無法脫離身體而存在，要透過身體來產生作用，所以監獄懲罰是通過限制自由作用于身體。所以，福柯在本書的重點是關注權力與身體的三種沖突：懲罰、規訓與制度性安排。封建國王時代，權力與身體的沖突就是通過懲罰來展示，通過一套體系，往往包括儀式和表揚，體現王權維持權力的手段。資本主義興起的近代和后現代，酷刑慢慢淡出歷史，所有的懲罰都逐漸走向人道主義，而司法的審判范圍在逐漸擴大，把先前違反道德的主體也納入法律的管轄范圍，不同專家代表不同技術參與定罪，量刑不僅僅是對身體懲罰，而是更加傾向于對各種權力的剝奪[7]。邊沁的圓形監獄[8]已經被應用到學校、部隊、醫院等，監獄這套系統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通過現代科學技術，權力的運行———監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身體和權力的沖突，從過去酷刑的堅硬得對抗與服從，變成無時無刻柔軟得服從[10]。《諜影重重5》里面的鐵網計劃、無時無刻地監控、公司的指紋打卡系統、角落里的監控攝像頭等等，這種觀看和監視代表了權力的體現，從酷刑懲罰變成無時無刻地凝視和紀律。凝視已經成為一種支配式語言，觀看者的凝視實則為一種主宰，而身體會屈從凝視的力量，人類主體可以預知在有無攝像頭時的行為差異，這種被觀看代表了主體進入了被主宰的領域[9]。消費主義亦是一種柔軟的權力，不僅控制身體行為，更控制精神思想，通過更科學的設計，時間上不斷地重復，像貨幣一樣的符號，生產關于罪和規訓的知識，讓順服的思想根深蒂固，多少人消費只是為了別人的目光。宣傳經濟學利用圓形監獄的方法在社會構建一套管教體系，各種績效管理工具（例如KIP，OKR）就是層級監視的體現，個體成為某種符號，進入了某個排行榜，層層監視讓權力不再是一個個體，不再是國王，不再是主教，而是一套系統，像毛細血管一樣的權力，這樣的權力沒有主體，好似權力監視是自然存在的，讓每個人像機器一樣工作，而并不知曉反抗的對象。又如英美的陪審團制度，不再是一個裁判或法官來判罪，而是讓個體感覺是整個社會在判定有罪，如果是整個社會都覺得我有罪，還能反抗什么呢？以圓形監獄為代表的控制體系是要求改造個體，犯罪變成了一個錯誤，改造并不是消滅罪犯，而是通過改造成為權力系統要求的服從紀律的居民。通過對時間、空間、連續的動作行為的安排設計使其稱為毛細血管網絡中的一個個馴服的肉體[11]。

四、組織知識管理的反思

在科學被奉為圭臬的當今社會，科學就是最高標準，科學是理性的，理性至上，這背后不是科學問題，是權力問題。所以，如果現在判斷一件事物是否科學，是想賦予其地位和權利，如果認為它不科學，就是想剝奪它的地位與權力，科不科學的判斷是一個賦權的過程，背后是討論它有沒有權力。過去的企業管理以有形資產等作為生產資料來創造價值，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難以把擁有獨自構想或者知識資產的員工私有化。經營管理不再僅僅依靠系統性、科學性，而是個人價值觀與科學的互相競爭，正如藤原正彥所說：“……也許局部的判斷或只聚焦于當下，那么邏輯和理性就足矣，但如果要目光長遠，除了邏輯、理性，還需要有情感。邏輯從假設出發，假設則由提出者的人生觀、價值觀等所決定，和教養和情感相關。”[3]科學一定好嗎？一定要追求經濟發展嗎？人道主義一定是正確的嗎？所以知識考古學就是一種局部言談分析的方法學透過一個年代所處于邊緣的知識，來分析一個年代的規律與局限。尼采的權力觀中認為思想的變化是社會控制個人的社會力量決定的。權力是潛藏在知識之下的。阿爾文·托夫勒認為，隨著時代的變化，權力的來源由軍事實力向經濟實力，然后向知識能力轉變[3]。尼采說上帝死了，神學觀念在世界文化中死了，福柯說，人死了，在《詞與物》最后，他說道：“人將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一張臉的形象。”[12]這是福柯對主體性的消亡引發的思考。在現代組織經營管理中，每一個主體都不應該被只是當作一個個符號、工具、符合或偏離正態分布的圓點。移情（Empathy）已經是組織管理者一個不可或缺的能力，焦點小組、觀察、訪談等田野調查方法應更多地被運用以重視每一個主體的洞見與聲音[13]。晚期福柯探討自身技術，透過權力的探討來完成自我控制，管轄自身[11]。彼得·德魯克指出“自我選擇”是每個企業家應該不可忽視的現代員工提高生產效率的動機[3]。對每一個個體來說，知識的掌握與個人的生活方式，個人價值觀，自我實現以及自我超越息息相關，每一個人在不同的環境下發揮主觀能動性，解決問題，努力生活，這一切變得富有哲思又實際。這世界也不僅僅是馬克思語境里面的唯生產論，每個主體有其真正需要守護的人事物。比如,在某些城市，為了抑制高漲的房價，政策規定一個家庭只能買一套房子，有些夫妻離婚為了能夠多買房，他們考慮的是成本，而有些人要去守護的是和諧的家庭夫妻關系。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已經滲透到個體生活的方方面面，給人們帶來便捷的同時，各種導致的用戶隱私問題（美國Facebook案件），更有甚者各種被產品經理吹捧的關于如何讓用戶上癮的模型與書籍大賣，實則暴露出資本市場憑借其權力，通過科學和柔軟的設計和時間上不斷地重復，進而控制身體行為，更控制精神思想，因此，管理者及高級計算機工程師的倫理問題，應成為組織經營管理不可忽視的一環。福柯思想與組織企業經營管理，尤其是知識與權力的關系、知識管理、人力資源管理領域，近年來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與討論[14][15][16]。正如福柯所說：“權力的運用不斷創造知識，而知識也不斷誘發權力產生影響。”[14]知識與權力互相依存，權力是積極的，是創造性的，它創造了真理[7]。而關于個人主體，福柯認為個體研究的焦點應該轉向“可知性”即分析個體被構建產生的過程，個性不是固定的，同一性是偶然的、臨時的，身份不是絕對的，但總是關系的[17]。個體的身份具有多樣性，且各種身份之間產生連接的這一觀點，與胡塞爾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互相呼應，知識管理設計的知識的創造，知識的獲得，知識的分享與轉換，知識的應用都應注意由于個體身份的多樣性以及主體間性而產生的跨領域的擴大效應。福柯對醫院，收容所，監獄的研究中反映出地理和空間上的分離，對應在生產管理領域，就有了工作空間的區分。早期的組織通常是物理上封閉的空間，在工作時間通常通過高墻、柵欄以及大門來隔離。雖然辦公室開放性日漸增強，但這種“圈地”在極大地影響了有償無償勞動的區分，通常，根據工作的空間，個體被分類為:失業，退休，在職，兼職等。再者，工作空間對技能和勞動者性別、分工的定義有特殊的影響，例如某些情緒、養育類，尤其是女性的工作往往被忽略[18]。時間表作為一個總體框架，實則也是監督控制機制的一種體現，白班、夜班、加班，以及各種考勤表等。但在通信技術的發達、國際人力資源的配置、居家辦公以及全球肺炎的影響下，原有的限制與分類將被打破，管理者需要應對改變，重新思考。福柯筆下的規訓、懲罰與制度性安排在組織管理領域還體現在對權力與身體的沖突。例如，績效評估中已詳細規定個體應該如何與其他對象互動，比如建議雇員應展示微笑的表情，應保持眼神交流，應何時點頭示意等等。績效評估是由工作要素、評價標準和績效描述符號等組成的體系，它明顯地涉及知識的產生，這些規訓是一種強制力的體現，使勞動的過程更加“可視化”，對行為和活動的精確規定催生了個體對某種“法典化”的能力的增加。在早期的工廠組織中，管理者認為勞動力無差別，但隨著越來越細化的分類系統的實施，不僅僅是個體的技能、年齡、性別，更多的心理、態度、情感、行為等主體性的新維度被引入對個體進行詳細闡述和物化，例如各種各樣的人格測試中，關于個人的自我導向，尊重的需要，權力的需要，自我成就的需要等都納入生產過程。人被創建成各種類型，經濟人、社會人、復雜人、X，Y，Z型人等等。回顧管理領域最初的泰勒科學管理理論，一切只是設計得更加巧妙和柔軟，沒有什么本質的變化。根據斯諾登和布恩（DavidJ.SnowdenandMaryE.Boon）的領導者決策框架理論（Cynefin框架），在環境越來越復雜的今天，試圖強加控制的領導將會失敗，探索、感知和回應是每一個領導者在復雜環境發現更多創造力的應對之策[19]。每個人都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能力、需求、優缺點和目標，沒有一套現成通用的方法可以為上級提供他做出這樣的決策所需要的知識。所有的這些技術和測試只能充其量得出一副不完美的圖畫。領導者應為員工鋪設舞臺，耐心等待并允許各種變化的出現。作為組織中的個體，福柯晚期主張通過自我技術來挽回消亡的主體。福柯認定的獲取自我認識的主要技術是懺悔（confession），但其富有較強的宗教意味，可以用批判性反思（criticalreflectivity）進行替代，通過批判性地思考最基礎的假設，例如對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思考，個體可以開發出更多的協作性、響應性和道德的管理組織的方式。社會建構主義學者Cunliffe認為，社會現實是通過我們的口頭和書面語言在日常互動中被建立起來，知識不僅是理論或信息，而是一種由人類主體建構的隱形實踐意識，以此，我們了解我們周圍的人事物，并據此采取行動。因而，一個自覺的人是理解和學習的中心[20]。個體通過單環和雙環的反思本我，真我，超我的假設和現實，以及通過思考與他人之間的關系進行自我認識，并采取后續如何處理障礙的行動，來取得進步。因此，領導者可以通過樹立模范榜樣、培養移情能力、鼓勵支持并尊重員工的個人成長等方式（例如個人必須有權力定義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為，來禁止他人對自我身份的操縱）來傳遞組織的道德情操觀，實現個人與組織（本體論）在知識管理（認識論）上的實踐突破（方法論）。

作者：吳昕 單位：福建江夏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