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通信技術的媒介影響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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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3g)把作為通話工具的手機全面推向多媒體時代，促使我國媒介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微觀層面上，這種改變涉及媒介符號環境的變化；中觀層面上，手機作為一個新的媒介種群將對報紙、電視、廣播、網絡等媒介種群產生不同的影響；宏觀層面上，手機多媒體將加速我國新媒介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

關鍵詞：手機媒介；媒介生態；符號環境；媒介種群；產業集群

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3G)把作為通話工具的手機全面推向多媒體時代，手機上網、手機電視、手機報等多種媒介功能與交互性、實時性、離散性、隨身性、分眾性、直接消費性這些第五媒體的傳播屬性結合，促使我國媒介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這種改變涉及微觀層面的符號環境，中觀層面的媒介種群和宏觀層面的媒介產業集群等，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影響到我國的媒介生態系統。

一、手機傳播特性對媒介符號環境的影響媒介環境學者保羅·萊文認為，“就交流而言，手機就變成了家庭外面的家庭，一個移動的家庭，一個微型的便攜式的家庭，一個可以漫游的媒介之媒介”。

由于手機多媒體的主要使用環境從室內搬到了室外，以傳播空間為代表的地理環境和以傳播對象為主體的接收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導致了手機媒介在傳達信息或者說編碼的過程中對符號運用的改變。

手機多媒體的移動特性對媒介符號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短、快、活”等幾個方面。以手機報為例，由于傳輸速度的需要，手機報文件不宜太大。目前中國移動彩信的理論容量為50K，文字加圖片，一般SP(手機數據增值服務供應商)規定的文字在2200字以內。這就要求文字信息的凝練。再如我國首部手機“短信小說”《城外》，每一篇只有70個字，一共60篇4200字，但情節內容卻是按照長篇小說的情節向下發展的。不僅以文字為表現形態的手機報和手機小說如此，以視頻為表現形態的手機電視也要求短小精悍，在這方面國內國外已有共識。

國內有“微視頻”的概念，指的是短則30秒，長則不超過20分鐘，內容廣泛，視頻形態多樣，涵蓋小電影、紀錄短片、DV短片、視頻剪輯、廣告片段等視頻短片的統稱。國外則有“手機短劇”(Mobisode)的概念。按照相關學者的實證研究，64%的觀眾認為在手機上看電視能夠忍受的單個節目的時長為20分鐘以內。

手機多媒體因為移動傳播環境和受眾接受心理要求符號表達變短的趨勢，同時也內在地要求敘事節奏的加速。為了在有噪音的傳播環境中最大限度的吸引受眾的注意力，敘事單元可能只是一幕而非多幕，突出瞬間性的沖擊力，打破類型常規和觀眾的預期，更加戲劇化。手機短劇或者手機短信小說的作者必須把激勵事件、進展糾葛、危機、高潮、結局等在很短的文本中表現出來，這就需要創意和精心設計。

手機多媒體符號傳播的“活”主要體現為符號及表達手段的靈活多變。由于手機融合了文字、圖片、音樂、影像等多種符號系統，這些符號的綜合交叉或替代性運用往往能夠達到單一媒體無法企及的效果，也正因為如此，符號環境變得更加復雜。比如手機短信中類似于文字的代表不同意義的標點符號組合的出現，“：)”代表微笑，“：(”代表憂傷等等。

此外，視聽符號相互依附的現象也在手機傳播中有所體現。比如手機電視本來是主要作用于視覺的媒介形態，但由于手機屏幕偏小，很多人并不愿意長時間直盯著小屏幕，其實是在“用耳朵看手機電視”，這時，影像符號與聲音符號之間建立起一種相互依附的關系，符號表達更加靈活多變。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手機對媒介種群的影響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的普爾教授提出，其核心思想是“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和一些藩籬的打破，電視、網絡、移動技術的不斷進步，各類新聞媒體將融合在一起”。

手機移動通信技術的革命，帶來了手機與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體的融合，并衍生了手機報、手機電視、手機博客等新的媒介形態。這種改變對報業、電視、廣播、網絡等不同的媒介種群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影響。

手機對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報紙物理形態的變化，二是報紙的視頻化與多媒體化趨勢。手機媒介進入報業種群的明顯標志是手機報的誕生，全國目前已有手機報300多種，主要呈現出三種形態，即短信模式、掌信模式和WAP網站模式。從媒介的移動特性來看，報紙本來就是可以移動的偏空間性媒介，手機報的出現更使報紙成為虛擬紙張，這種物理形態的變化更加節能環保，換句話說手機報把報紙從有形的移動媒介變成了無形的移動媒介。同時，手機多媒體的特性也在催生報紙視頻化和多媒體化趨勢。如《華商報》已推出手機“視頻報紙”，還有的報紙停止紙質印刷改為網絡版。隨著科技進步，一種“像紙一樣薄、柔軟、可擦寫的顯示器”———電子紙應運而生，這種新的內容可重寫、非常省電可長時間閱讀的數碼紙，必將對報業帶來新的影響。

手機對電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電視節目的內容之變和電視產業經營之變兩個方面。現在，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運營商紛紛打起3G的招牌，各家的廣告不約而同地把手機視頻作為最大的賣點。一方面，手機電視作為傳統電視的一種填補縫隙時間的“補償性媒體”，除了如前所述開發符合手機媒介傳播特性的短視頻節目外，其內容生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帶有攝影攝像功能的手機較為普及，用戶自拍內容越來越多，伴隨移動互聯網帶寬的增加，終將實現UGC⑨內容的相互傳送和共同分享。傳統電視節目形態在手機視頻上發生改變的同時，內容生產機制也將發生顯著變化。另一方面，手機等多種移動終端的出現，改變了傳統電視的收看模式，數字化存儲技術和搜索引擎技術，把電視受眾的接受模式從被動變為主動，傳統電視媒介依靠“賣廣告時間”的盈利模式面臨新的變革。數字化生存環境下的電視媒介營銷需要重新定位，正在完成從“賣時間”到“賣比特”，從“舊媒介”到“新媒介”的蛻變。

手機對傳統廣播的融合和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型移動終端的嵌入和培養新一代受眾。手機的移動性特別適合廣播芯片的嵌入，但遺憾的是，目前我國擁有收音機功能的手機只占現有手機總量的一小部分。比較而言，在美國汽車中收音機的比例高達95%。美國權威機構的一組數據顯示：在美國18歲以上的聽眾中，在汽車里聽收音機的比例高達83.8%。借鑒美國廣播業的繁榮與美國汽車文化的成熟發展的關系，在我國的新型智能手機中嵌入收音機功能對于廣播新媒體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廣播新媒體的發展，此舉不僅僅關系到移動終端的多少，更是培養新一代受眾的必要之舉。當晨練時手持便攜式收音機的傳統廣播受眾越來越少，喜歡手機炫鈴和音樂播放的“80后”和“90后”們還沒有聽廣播的習慣時，廣播首先應該在接收終端上下工夫，方便受眾在多種環境狀況下都可以收聽節目，以此培養廣播的新一代受眾。

手機對網絡媒介的影響則更為明顯。2009年7月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第2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網民規模已達3.38億，使用手機上網的網民達到1.55億，約占我國網民總數的一半(46%)。隨著3G時代的到來，使用手機上網將更加普遍，移動互聯網與手機將和固定公共互聯網展開新的競爭。

三、手機多媒體對我國媒介產業集群的影響產業集群(Cluster)的概念最初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首先提出，指的是在某特定區域內相互聯系的、在地理位置上相對集中的企業和機構的集合。

對于媒介生態系統而言，相比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手機媒介種群是一個加入其中不久的新物種，它的到來不僅給媒介群落和媒介生態系統帶來新的變化和影響，對我國正在形成的媒介產業集群的作用也日漸明顯。

據《2009傳媒藍皮書》的數據，2006—2008年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媒體產業分別占中國傳媒產業總規模的26.9%、28.3%和26.8%，遠遠超過電視廣告和報刊廣告所占的比例，移動媒體的收入在傳媒產業中獨占四分之一強。從產業價值的角度考慮，手機多媒體加入媒介生態系統后，其重要的影響之一就是帶動和提升我國媒介產業總體規模的發展，增強我國媒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例如：2007年美國電視產業收入370億美元，當年中國電視廣告收入442.9億元人民幣，折算匯率后兩者相差約7倍；2007年美國電信業收入為4907億美元，當年中國電信業收入為7280億元人民幣，兩者相差約5倍。由于人口基數大，收入持續增長，在ITU(國際電信聯盟)全球“下一個大市場”的名單上中國名列首位。另據工信部2009年9月公布的數據，我國移動電話用戶突破7億，手機用戶數量位居全球第一。手機媒介直接消費性的特點，使其在與廣電業、出版業和電信業融合發展的過程中，消費者逐漸形成付費接收內容的媒介消費習慣。這種突破了免費電視節目消費以及免費網絡信息資訊消費的新的媒介使用習慣的形成，將會使我國媒介產業更上規模。

從媒介地理的角度看，中國媒介的地理集群狀況較為明顯。有研究表明，有實力的報業、出版、廣播影視等媒介集團基本上都在沿海開放城市。手機媒介種群進入媒介生態系統后，這種趨勢將會更加明顯。上海、江蘇、浙江、廣州等地的區域性手機報訂戶數量和盈利狀況在全國名列前茅就是例證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價格不菲的3G手機和高資費在市場流通中將加劇這種態勢，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原因會造成“沙盤效應”(類似軍事演習時插滿紅旗的沙盤，經濟發達的高地會越發凸顯)。

可以預見的是，手機多媒體對于媒介群落的影響是在東南沿海和副省級以上城市形成較為集中的“媒介產業集群”，其中各種媒介種群的互動，各類優秀人才的集聚，信息資源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流動和共享，終將增強或形成新的媒介產業競爭優勢。公務員之家

當然，手機多媒體對于我國媒介產業集群的促進過程，可能會產生更大的信息傳播差距和數字鴻溝，這需要媒介產業主管部門通盤考慮。一方面，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步伐，努力縮小我國媒介產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提升我國媒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傳播話語權；另一方面，維護公眾利益，大力發展公益傳播設施，縮小地區間信息傳播差距和數字鴻溝，營造綠色和諧的媒介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