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云獻圖“有意而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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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過去認為1935年紅軍長征過云南時，發生的“龍云獻圖”，是一種“偶然”事件。謝本書教授認為，很可能是“有意而為”，值得重視。揭示龍云獻圖“有意而為”的重要環節，是探明押運地圖“李副官”的真實身份，他是中共高級特工盧志英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這一探索能夠成立，問題就可迎刃而解。紅軍長征過云南，龍云采取了兩面策略，獻圖是其策略的一個重要方面，表明龍云的政治態度已開始了重大轉變。再探索有助于加深對龍云獻圖“有意而為”的認識。這應是紅軍長征過程中的并非無足輕重的事件。

關鍵詞:紅軍長征;龍云獻圖;中共特工盧志英;有意而為

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過云南時發生了“龍云獻圖”事件。過去對這一事件的真相及其影響，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一般只是輕描淡寫地看作是“偶然”事件。①云南民族大學教授謝本書多年研究認為，這很可能是龍云“有意而為”。②這個有新意的認識，值得我們重視。我沿著謝本書教授的思路，經過幾年的探索，對龍云獻圖“有意而為”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理解。隨著真相逐漸明朗，其對紅軍長征歷史進程的影響也超過了我們原有的認識和想象，其意義不可低估，弄清“獻圖”事件及其影響，有助于彌補紅軍長征史研究中的一個缺環。為此，本文就龍云獻圖問題再次進行探索。

一、龍云獻圖“有意而為”的提出應當引起重視

1935年4月27日，紅軍總部機關在滇黔公路曲靖地區沾益段截獲龍云送給薛岳的地圖。當日16時30分，中革軍委電示各軍團首長:“今27日零時我野戰軍司令部已抵曲靖西上下小山宿營，沿馬路俘獲昆明開來汽車一輛，內有龍云送薛敵之云南十萬分之一地圖二十余份，白藥1000包另四百瓶及副官一。”③謝本書教授對此問題進行了持續追蹤，從龍云的兩次談話中，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紅軍截獲地圖是偶然事件的傳統解釋，打開了“龍云獻圖”的冰山一角。20世紀50年代初，龍云與張沖一次閑聊，張沖之子烏谷親耳聽到，龍云對張沖說，1935年紅軍在曲靖繳獲地圖、白藥等物資，是他通過關系，預先告訴了紅軍消息。［1］(P118)90年代初，云南著名作家馬子華先生在《一個幕僚眼中的云南王龍云》書中，詳細敘述了龍云親口講述的一件往事，大概意思是:羅炳輝給龍云寫了一封“借路”入川北上的信，讓人送到龍公館。龍云答應照辦并準備了一卡車藥品相機送給紅軍。［2］(P47～48)后來，原邊縱二支隊營教導員，水電十四局離休干部，云南瀘西人張漁村先生告訴謝本書教授:龍云給紅軍送地圖、物資一事，傳遞信息的是時任滇黔綏靖公署查緝隊隊長，他的叔祖父張永年。［3］差不多與此同時，當事人汽車押運人趙汝成的回憶，把“獻圖”的運輸過程較為清楚地表述出來，表明紅軍截留汽車早有準備。趙汝成回憶的大概意思是:1935年4月27日早上7∶30，我帶著一大一小兩輛車由護國路汽車管理營業部(現護國小學)出發，到巡津街都蘭酒店，找到了穿軍裝披狐皮大衣不佩戴軍銜的李副官。外省口音的李副官叫我們從他住的房里搬來幾捆用玻璃紙密封的圓筒，搬上卡車。之后，又到金碧路曲煥章大藥房(今錫安圣堂斜對面)，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搬運人員向卡車搬上幾十箱“百寶丹”(云南白藥)。約9時許，小車在前，卡車在后，由昆明城往滇東公路駛去。李副官交代，此行目的地是云南沾益。汽車快下到沾益緬甸坡底時，突然，在駛出彎道出口處，汽車被公路道心橫擋著的兩棵大樹干擋住去路，車停了下來。槍聲響了，李副官乘坐的小車是唯一攻擊目標，但片刻之后就停止了。持槍的紅軍戰士把李副官雙手捆著，從公路的一端押走了。當天下午，我們被叫到了后廳堂，看到在一張紅漆八仙桌上頭坐著一位留著黑黝黝長胡須的紅軍干部，了解了一些有關昆明的情況，第二天，我們等人領到5元大洋作路費，被放回家了。一個月后，我無意中在昆明馬市口得意春旅館門口遇到李副官，李副官對我說他那天是在飛機來轟炸時逃出來的。①趙汝成的回憶除截車時“公路道心橫擋著兩棵被砍倒的大樹干”外，還有三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一個是運輸地圖物資的汽車是民用車輛，且除一個穿軍裝披狐皮大衣不佩戴軍銜的副官外，沒有武裝押運;二是李副官指定的車行目的地是紅軍總部剛好到達的沾益，也就是說，李副官單槍匹馬押運軍用物資，幾乎是迎著從貴州進入云南的紅軍總部———曲靖西上下小山宿營地而來;三是李副官和趙汝成等人被俘后就被隔離，蹊蹺的是一個多月后，李副官卻在昆明現身。薛岳的副官親自前往押運云南最高當局送給中央追剿軍最高長官的軍用地圖和物資，不管是薛岳還是龍云，竟然不派一兵一卒跟隨或保護，也不用軍車運輸而用地方運輸公司的普通汽車運輸，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查閱紅軍方面截獲地圖的史實，除紅軍電文明確記錄外，有時任黨中央領導人陳云(化名廉臣)文章的記載，譯電員林偉日記記述，警衛員吳吉清、中央縱隊參謀呂黎平、孔石泉的回憶，軍委偵察隊隊長張明遠的記述，還有警衛員范金標、魏國祿的記述和老紅軍雷欽的講述。在所有的記錄、記述、回憶和講述中，具體情況和細節的描述有所出入。呂黎平、孔石泉回憶截獲地圖是總部偵查科長劉金定(一說是陳育才)、總部偵查參謀呂黎平帶領紅軍戰士干的，呂黎平還寫了《巧獲地圖定決策》打油詩:“曲靖公路上，巧獲兩件寶。地圖辨方向，白藥治傷員。渡江走捷徑，龍云有‘功勞’。西去崎嶇道，汽車不要了。”雷欽的講述是由時任紅軍總部偵查科長的“龍潭三杰”之一的胡底組織實施的;張明遠回憶車輛和地圖是自己帶領走在軍委縱隊前的偵察隊親自截獲的，半小時后等人趕到現場;范金標和魏國祿的記述表明，最高軍事指揮“三人團”之一的就在截車現場，是親自下命令指揮了截車戰斗。值得重視的是，張明遠和范、魏兩人的記述與趙汝成的回憶中提到，在截車后他被叫到后廳堂，與一位坐在一張紅漆八仙桌上頭，留著黑黝黝長胡須的紅軍干部的談話相吻合。這位“留著黑黝黝胡須”的紅軍干部，讓人下意識想到的就是。根據以上多種線索，謝本書教授提出龍云獻圖應是“有意而為”的認識，值得重視。盡管沒有紅軍方面關于與龍云相約攔車截圖的證據披露，“獻圖”疑點重重，但是獻圖這一事件，卻是肯定無疑的。關于地圖，有繳獲珍貴的一份說、有幾十份、二三十份說，更有一種夸張的說法是繳獲了1000份地圖;繳獲的白藥，有人說是幾十箱，也有人回憶是一卡車;車上的火腿有幾百只;普洱茶幾十包等。關于攔車截圖的時間和地點，紅軍電文記述是4月27日零時紅軍總部到達曲靖西上下小山宿營;趙汝成回憶和紅軍方面的回憶是4月27日午后(下午)在曲靖西山鄉關下村(緬甸坡)。關于車輛，有一輛說、有兩輛說和三輛說。關于戰斗的經過，雖然細節有出入，但幾乎所有的回憶都較一致，即這次戰斗是由紅軍最高指揮部組織實施的，但戰斗并不激烈，整個經過為紅軍開槍截住汽車，俘虜車上的副官和人員。①關于押運的人員，紅軍電文是俘獲“副官一”;趙汝成的回憶是李副官外加押運員、司機共5人;紅軍老戰士的諸多回憶都沒有荷槍實彈的士兵押運和打死人的情況。這一起由“我野戰軍司令部”最高首長直接指揮并大有繳獲的“戰斗”，在紅軍總部歷史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歷史上唯一的一件奇事，為何那么撲朔迷離?據“李副官”供述，“地圖”出現在沾益，原因是飛行員突然生病，改由汽車急送。但是，魏國祿《長征在曲靖》一文回憶:部隊到達沾益，這一天是白天行軍，部隊在公路上走著，從昆明方向飛來三架飛機，像沒發現什么似的飛走了。敵機剛過去，昆明方向開來三輛卡車，命令截住卡車。［4］(P1774～1775)4月29日《云南民國日報》第六版報道:“昨(28日)總司令部派飛機3架，由高旅長蔭槐，張旅長云鵬，陳副官長自新，分乘飛往曲靖、沾益一帶，偵查匪蹤，下午即飛返省垣，向總部報告偵察之經過。”［5］(P1470)另外，早在唐繼堯時期，云南就創立了航空學校。龍云主政后，加強對云南航空學校第二期學員的訓練(第一期卒業于1926年7月)。1930至1933年，招考第三、四屆飛行及機械學員各五十名。［6］(P82)據此推斷，當時云南方面飛機不止一架，飛行員不止一人。明明可用飛機運送的軍用物資，卻因“飛行員突然生病”改用民用汽車運送;明明知道紅軍已進入云南曲靖地區卻還要把軍用物資迎著紅軍前進的方向“送去”;明明知道路途危險卻不派一兵一卒護送……這當中有太多的無法解釋和難以理解。更為蹊蹺的是，5月4日正午12時，薛岳由馬龍乘汽車到達昆明，雖然龍云下令不許中央軍入城，但高規格熱情接待了薛岳，還將薛岳迎到幾天前“李副官”住過的巡津街都蘭酒店安頓下來。云南地方報紙《云南日報》5月6日、5月7日、5月8日第六版連續報道:薛岳“數度晉謁龍總司令請示機宜”;龍總司令特于6日下午6時許，“由總部乘車往巡津街都蘭酒店訪晤薛氏，敘談一切”。［5］(P1581、1623、1630)奇怪的是雙方都沒有談到“李副官”先赴昆明見過龍云和索要地圖、白藥，以及地圖、白藥丟失情況。回顧整個“攔車截圖”事件的概貌，較清晰地應該是:紅軍截獲一大一小兩輛汽車，因小車上沒有地圖和白藥，所以紅軍發出的電文只說俘獲汽車一輛。這應該也是小車成為攻擊唯一目標的原因，小車上有李副官沒有物資，不用擔心地圖被損壞，還可以讓李副官身份不容易在趙汝成等人面前暴露。攔車截圖的時間只可能是下午。汽車從昆明早上出發(開夜車在當時是非常危險的)，從路程和當時的路況計算，到達沾益的時間正好是下午，也符合趙汝成吃過中午飯后，汽車快到緬甸坡底時被截獲的回憶。趙汝成和紅軍戰士們的回憶是相吻合的。所以，從時間上看，27日零時野戰軍司令部抵達曲靖西上下小山宿營。當天下午(大概兩三點鐘)，紅軍總部人員在曲靖西山鄉關下村(緬甸坡)截獲地圖和物資也就順理成章了。車上的物資也只可能是地圖和白藥，火腿和普洱茶是附會之說。②紅軍軍委電文說得非常清楚，地圖20余份，白藥1000包另400瓶;趙汝成回憶往卡車上搬的物資，只有幾捆用玻璃紙密封的圓筒和幾十箱百寶丹;呂黎平寫的《巧獲地圖定決策》打油詩也明確繳獲的是“定方向的地圖”和“治傷員的白藥”。看來，“李副官”的使命和目的就是一個，月27日下午以前，將汽車走滇黔公路開到紅軍到達的曲靖沾益一帶，見到預先設置擋路的大樹，就完成了使命。那個神秘的、一個月后又與趙汝成相遇在昆明街頭的“李副官”，可能根本不是國民黨，而很可能是中共地下特工。從趙汝成的描述看，這個異常精警干練，操外地口音的“李副官”明顯不是云南人。深有來歷的“李副官”得到了云南最高當局的信任，龍云既知道他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又不用擔心被、薛岳抓住通共把柄。進一步追蹤“李副官”的身份，是揭示龍云獻圖“有意而為”的重要環節。

二、“李副官”是中共高級特工盧志英嗎

長征途中，中央紅軍的情報部門有破譯電報密碼的能力，還有通過其他渠道及時獲取國民黨軍調動部署的能力。在貴州轉戰于赤水河邊的那些日子里，如果沒有及時準確的情報來源，很難想象紅軍能在敵人密如蛛網的“圍剿”縫隙中成功地來回穿越移動。元帥就四渡赤水戰事曾有過一次談話。他說:“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是總理、伯承、劍英、克農和陳賡、曾希圣、王錚等，對敵情了如指掌。紅軍之所以敢于在云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云、王家烈、劉湘、何健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并且我們破獲了他們的密碼。因此，我們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①負責情報工作的同志為何能夠對“敵情了如指掌”?“我們的人”又是哪些人?繞來繞去，“龍云獻圖”主事者，即那個神秘的“李副官”還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2011年7月13日《中華讀書報》第五、六、七版連續三版，發表了《被隱沒的中共高級特工盧志英事跡考略》的長文(作者:王清波)，作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特稿”。該文題目上加了三句引言:主席一次特殊委托;元帥所談“我們的人”;長征路上鮮為人知的英烈往事。該文相當明確地暗示:這個薛岳身邊神秘的“李副官”，就是徐帥所說的“我們的人”。這個人是曾在中共最高機關工作過的高級特工，在、、身邊待過，也在、、李克農、陳賡、曾希圣、潘漢年身邊待過。這個“看不見影子”的人，富有傳奇性，應是長期從事秘密工作的革命先輩、中共中央特科重要成員盧志英。盧志英真是那位“既有在薛岳身邊真正任職的經歷，又有多次前往龍云府至少‘茗茶談心’的經歷”［7］的李副官嗎?可能性是很大的。盧志英(1905～1948)，山東昌邑縣(今濰坊地區)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西安、江西、貴州等地進行秘密軍情工作，在中共中央特科與錢壯飛屬同類型干部，受直接領導。1934年打入國民黨江西德安第四行政專員公署保安司令部，同專員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結成了特殊的統戰關系。莫雄(1891～1980)是典型的民國軍人，老同盟會員，與關系很深，與國民黨要員楊永泰、陳誠、張發奎、薛岳等深交莫逆;也與共產黨領導人、、等有著深厚的友誼。1934年3月，莫雄在楊永泰的推薦下，擔任了江西德安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而莫雄又在共產黨人的推薦下，讓盧志英擔任保安司令部的參謀長。1934年10月初，莫雄在的眼皮底下，將“鐵桶”合圍紅軍的絕密情報通過盧志英等共產黨人傳遞給了瑞金的。一星期后，紅軍大轉移，長征開始，一舉跳出了即將合攏的“鐵桶”包圍圈。莫雄回憶說:“在司令部內部與我經常在一起的盧志英同志，給我的影響最深。”［7］由于莫雄的掩護，盧志英成為中共秘密戰線打入國民黨軍隊內部最深的人員之一。1934年12月，由莫雄推薦盧志英進入正在追剿紅軍的薛岳身邊，擔任副官(人稱“李副官”)。1935年1月，盧志英隨著薛岳進駐貴陽，后又轉赴貴州畢節。此時，莫雄在畢節擔任云貴川三省邊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而盧志英再度出任莫雄的參謀長和總務科長。在中央紅軍“四渡赤水”的日子里，盧志英在貴州畢節周圍地域活動頻繁，出色的情報工作使紅軍多次轉危為安。中央紅軍二渡赤水重占遵義擊潰黔軍8個團后，又延伸打援，消滅中央軍吳奇偉部93師大部、59師一部。這是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戰斗過程中一個最重要的細節是，當紅3軍團防守的遵義紅花崗右側主峰老鴉山被吳奇偉93師攻占，遵義城完全暴露在敵人的火力之下。戰局千鈞一發之際，獲得了吳奇偉把指揮部設在忠莊鋪的準確情報，并指示的紅1軍團向敵人側后出擊，直插忠莊鋪吳奇偉指揮部，使占領老鴉山主峰之敵頃刻間散失了戰斗意志。遵義大捷后，調整戰略部署，決心不再和紅軍比機動，制訂了龐大的黔北合圍計劃，打算再次使用把紅軍逼上長征路的碉堡圍困政策，步步為營壓縮包圍圈，把紅軍困死在黔北。紅軍的長項是打運動戰，在運動中捕捉戰機消滅敵人，大軍合圍，耗下去的結果就是坐以待斃。時間一天天過去，中央紅軍反復誘敵沒有效果，遵義地區的敵情卻已越來越嚴重了。北面的川軍進駐桐梓，湘軍沿烏江東岸推進，滇軍從西面向東前出，中央軍薛岳兵團、王家烈部隊從東南一線向遵義地區集結并修筑堅固工事。主張打擊魯班場的周渾元部以調動敵人，但是中央紅軍3月5日、6日的兩次誘敵行動卻未能奏效。3月10日凌晨1時，紅1軍團軍團長和政治委員聶榮臻向中革軍委發出一封“萬急”的電報，建議進攻黔軍占據的打鼓新場，以打開戰場上的僵持局面。建議被提交到當天在茍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行討論。會上，除一人堅決不同意外，與會人員幾乎全部都支持林、羅的意見，并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了發起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最終說服放棄發起打鼓新場的戰斗，理由就是攻擊魯班場周渾元中央軍以調動敵人，紅軍才有打破在黔北合圍紅軍的可能，從而瓦解把紅軍“困死在黔北”的戰略企圖，攻擊敵人重兵把守的周渾元縱隊，只是四渡赤水戰事中的一次調敵行動。這當中，有三個不便向與會人員說明的原因。一是掌握“連軍團級的干部都不知道”(楊尚昆語)的情報來源，這一情報來源使窺破了合圍紅軍的、類似于長征前夕“鐵桶計劃”的戰略意圖，從跳出“合圍”的戰略考慮整個戰局，為了戰略目標的實現，作戰意圖必須絕對保密;二是在掌握了合圍紅軍于黔北的戰略部署情報后，以他獨到的戰略眼光，清楚拿下打鼓新場消滅黔軍這一戰役，在戰略上是無法起到打破敵人合圍作用的，反而將起到把紅軍完全暴露給了敵人的反作用;三是也清楚魯班場的周渾元是啃不動的，啃不動還要硬啃，這是一種戰略上的需要，為了實現戰略上的需要，紅軍甚至會付出較大傷亡的代價，這一點就更不能在會上公開講了。攻打魯班場的戰斗只是策劃另一場戰役的前奏，一切的目的在于調動敵人，打破僵局，沖出困境。關于此時的情報來源，一般認為來自二局對敵電訊破譯，這一點有不少史料已經證實。但這又恰恰暴露了一個問題，就是茍壩會議時，指揮軍隊打仗的、、、、聶榮臻、、王稼祥甚至包括黨的領導人、博古等，用的情報“助手”，都是同一個二局，紅軍里沒有也不可能再有另一個二局。對于情報，因分析水平的不同，出現差異甚至完全相反意見的可能是有的，本不足為怪、但是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樣的敵情，和大家的意見截然相反，顯然不正常。這一切說明有著不只是二局單一的情報來源，或者說，有著同樣來自二局但更深處，此時其他人包括領導人還不知曉的情報渠道。“茍壩會議開會之前，接見了幾位‘地方的同志’談了很長時間，談的是‘根據地建設’。”［7］這幾位地方同志是誰?同他們談了些什么?在《被隱沒的中共高級特工盧志英事跡考略》的記述是“1935年1月底到3月，盧志英在畢節活動甚為頻繁”。魯班場戰斗調動了敵人，紅軍沖出黔北，第四次東渡赤水河后大舉南下，打算南渡烏江。中革軍委二局破譯敵方電文顯示:中央軍周渾元、吳奇偉縱隊準備向泮水、新場前進。如果對方發現我動向，很可能改為向狗場、安底、沙土方向猛追，重演如湘江戰役一樣的局面。情況萬分危急，曾希圣提出了一個極為冒險的情報計劃，利用二局掌握敵之密碼和電文格式，冒充在貴陽的蔣總司令越級指揮，給周渾元、吳奇偉發電，命令兩縱隊繼續向泮水、新場前進，將敵兩個主力調開，以此打亂對紅軍的追剿部署。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當時國民黨重要的電臺、電訊部門收發報人員大多互相認識，發報手法基本都熟悉，貿然冒充，風險極大。萬幸的是，假電報3月30日晚間發出后，居然奏效，紅軍避免了一場類似湘江的血戰，贏得了南渡烏江的時間。“這封假電報有極大的可能是動用了盧志英小組，用畢節莫雄司令部的軍用電臺來操作得以實現的。”［7］3月30日夜晚，畢節莫雄司令部的電報間外面遮著窗簾，里面燈火通明，擊鍵滴答聲徹夜響至破曉。盧志英整夜在電報間。［7］3月31日午后，中央紅軍除紅9軍團外，全部南渡烏江。同一天，盧志英向莫雄司令官請假回上海。但是，紅軍進入云南后，蹊蹺的李副官就押運著地圖于4月27日出現在了曲靖沾益，三天后的4月30日，神秘的“工作組李組長”帶著先頭部隊干部團前衛連(即五連，帶隊的有營教導員羅貴波、副營長霍海元)肖應棠(蕭應棠)部，一晝夜急行軍于5月1日晚趕到皎平渡奪取船只并占領渡口，①保證了中央紅軍順利渡江。《被隱沒的中共高級特工盧志英事跡考略》引述時任干部團前衛連連長肖應棠的回憶文章稱，中央決定干部團先行搶占金沙江皎平渡之時，干部團團長陳賡對肖應棠交代任務時，指著身邊一位他不認識，穿著黑衣服的同志向他說:“中央派一個工作組與你們一同前去執行任務，這是組長李同志，由他統一負責。”［8］(P79)李組長和肖應棠帶著前衛連5月30日晚出發后，5月1日，帶著接應前衛連的渡江先遣隊趕到團街。“安排好部隊宿營，就叫保衛局工作部部長李克農通知軍委偵查科長胡底、干部團率先遣營負責人及偵查隊長張明遠，在李克農的住處開會。”［9］(正本第469頁，副本第504頁)結合肖應棠、謝振華“5月1日晚實現了軍委‘5•1’奪取金沙江渡口的命令”的回憶，從時間上看，應該是工作組李組長與肖應棠率前衛連走在了、李克農率領的渡江先遣隊之前。肖應棠記述是:前衛連在李組長的帶領下以每小時十多里的速度急行軍趕到離金沙江只有六十來里路的地方，工作組李組長和肖應棠研究了搶占渡口的問題。當晚搶渡時和整個渡江過程中，沒有提及任何關于工作組和李組長過江的情況。“肖應棠的記載是，搶渡時，工作組沒有過江。”［7］“我們掌握的資料是，3月31日，盧志英向莫雄請假，回到紅軍中樞，并帶領紅軍先頭部隊進入云南。在5月初，將紅軍送過金沙江后，返回了畢節，向莫雄銷假。”［7］換句話說，押送地圖、白藥的“李副官”，將紅軍送過金沙江的“李組長”，畢節莫雄專署的參謀長兼總務科長的盧志英是同一個人。“李副官”被紅軍“俘虜”后，就與趙汝成等分開了;三天后熟悉情況的“李副官”變成了穿黑衣服的“李組長”，帶領前衛連搶占渡口成功后，回到昆明與趙汝成不期而遇;紅軍渡過金沙江，盧志英返回畢節……這應是真實的中共高級特工盧志英完成“送圖”使命后的行動軌跡。因而，押送龍云地圖送給紅軍的“李副官”，很可能就是這個盧志英。

三、龍云對紅軍長征過云南的兩面策略

紅軍長征，作驅趕式追擊，希望把紅軍趕到哪里，就把中央勢力延伸到哪里，從而造成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統一，這一點龍云通過他放在南京、香港的眼線看得明白。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里記述，香港某些重要人士通過代表給龍云發來電報。電報上說:“我跟貴州和湖南談過。我的印象是他們希望紅軍離開這片地區就好。而紅軍希望從云南借道去四川。所以最好讓他們如愿以償，不用跟他們拼命。”龍云在電報下寫道:“此論合乎西南利益。”①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還在注釋中寫道:“很多1935年在昆明的外國人認為龍云指望紅軍盡快北上入川，因為他害怕對他有所企圖。性情乖僻的美國植物學家、探險家約瑟夫•洛克當時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是龍云的話就放他們(共產黨)過去，讓(國民黨)見鬼去……迫使共產黨南下入滇，封鎖了他們北上的道路，但龍云肯定會給他使絆子，放他們西去的……而則會在此吃癟，他活該的’。”［10］(P224)應該說約瑟夫•洛克的看法代表了云南當局的一種普遍看法。紅軍西進貴州，龍云多次與智囊們商議對付紅軍的策略。商議的結果，意見較為集中，綜合云南的各方面條件，認為紅軍在云南立足的可能性極小，“其意仍在蜀”。［11］(P284)因此，龍云接受了省政府委員兼第10路總指揮部參謀長孫渡的建議:紅軍在沒有進入云南之前，盡量將紅軍堵于境外，一旦堵不住，紅軍進入云南境內，就采取追而不堵，將紅軍盡快趕走。替薛岳整理過追堵紅軍的全部有關資料的李以劻，根據龍云、、薛岳、劉湘等來往的電文，分析龍云對紅軍的態度:“龍云認為:云南地處邊陲，情況復雜，紅軍此次入滇，路過是上策，想久居是下策。”［12］(P1843)為把紅軍堵在境外，龍云采取出兵貴州的“上策”，問題是兵力不敷分配，處處設防則處處薄弱，集中一點則兩側空虛。所以，滇軍在對紅軍的防堵，兵力集中在黔西北的威寧、畢節和大定一帶，這就造成黔西南地區兵力布防力量不足，特別是昆明兵力空虛。一旦紅軍調敵成功從黔西南直插曲靖、沾益地區，龍云為了力保昆明不失，就只能放開北面金沙江防線，讓紅軍北去。其實，在整個追堵紅軍的過程中，龍云實行的是兩面策略，他一方面在省內大修碉堡，死死堵住紅軍入滇通道，處分堵擊紅軍不力的縣長和地方官吏;另一方面，萬一堵不住，就盡快趕出境了事，以為轉圜。這種兩面策略，在紅軍進入云南后，重點就是想方設法把紅軍“放”出云南，“獻圖”是其策略的重要方面，這實際上是龍云政治態度重大轉變的開始。紅軍在貴州無法立足，就要考慮出路。北渡長江未果后不得已西渡赤水進入滇東北扎西地區，遇上滇軍的防堵，只好折返黔北。回黔后，與紅2、紅6軍團會合就成了必然的選擇，但黔東到湘西又有國民黨重兵防守，不得已南渡烏江找出路。南下的出路也只有兩條，一條入桂，一條入滇。南走桂境，戰略回旋余地不大，一旦遭到和李宗仁、白崇禧的夾擊，紅軍就陷入了巨大的危險之中，紅軍也在一直非常小心地不讓這種局面發生。入滇，將意味著紅軍會被敵人壓向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陲，離中國的心臟地帶就更遠了。入滇后再往西、往南走，就是國境線。這是一條明朝永歷皇帝一路被吳三桂追殺，一路逃難的路線，所以，紅軍中一直有一種不愿入滇的情緒。“紅軍希望從云南借道去四川”，并不是特別看重云南這塊地盤;“龍云指望紅軍盡快北上入川”，不給中央勢力滲透云南的機會。雙方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問題是紅軍一旦入滇，“借道入川”的戰略意圖必須實現，唯有如此，處于巨大危險之中的紅軍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尾在紅軍后面的國民黨中央軍才沒有在云南長期停留下來的借口。這樣，龍云防堵紅軍的態度就顯得尤為關鍵了。紅軍方面必須把堅決不占云南地盤的態度明確地傳達給龍云集團，云南方面要心領神會地在暗中對紅軍給予實質性的幫助。雙方這種在實際層面的操作，通過紅軍在曲靖沾益地區截獲地圖的方式得以實現。其實，把紅軍堵在境外或盡快趕走的策略，并不是龍云的發明，之前陳濟棠、白崇禧早已干過。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轉移，突破前三道封鎖線相對比較順利，就與廣東軍閥陳濟棠有“借道”秘密協議不無關系。借圍剿紅軍，卻有意要把紅軍壓入粵境，借追剿紅軍收拾陳濟棠。尋求自保的陳濟棠主動與紅軍接觸，派出代表楊幼敏和第3軍第8師師長黃質文、第3軍獨立第1師師長黃任寰與中共粵贛軍區司令員何長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在尋烏舉行秘密會談，達成了5項協議:就地停戰;解除封鎖;互通情報;互借道路;紅軍可在粵北設后方醫院。①協議達剛剛達成，紅軍開始轉移，陳濟棠忠實履行了協議，在湘粵邊境劃定通道，讓紅軍通過。紅軍進入郴州、耒陽、衡陽一線后，在衡陽召開軍事會議，制訂龐大的“湘江追堵”計劃。整個計劃可謂周密完備:湘軍劉建緒和桂軍夏威封鎖湘江;精銳周渾元、吳奇偉軍互為犄角，周渾元軍搶占道縣，壓迫紅軍西進，吳奇偉軍沿永州西進，阻止紅軍北上。這樣，逼使紅軍強渡湘江，形成幾十萬大軍前堵后追、左右側擊造成湘江東岸進行決戰的有利態勢。若紅軍渡江就以湘江為屏障迎頭堵擊，將其消滅;若紅軍不渡湘江，就只有轉入粵北或桂北，一旦紅軍入境，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就會拼死抵抗。但是桂系歷來與蔣矛盾極深，在參與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奉行“防蔣重于防共”的策略，對紅軍“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讓開正面，占領側翼，目的是促使紅軍早日離開桂境。、桂系和何健互相算計，鉤心斗角。桂系首先向玩了一個“障眼法”。11月20日，紅軍先頭接近桂北，桂系以李宗仁的名義給發報:提出紅軍主力由臨武分經嘉禾藍山向著龍虎關而來，富川、賀縣同時吃緊，要求將原在龍虎關防堵的桂軍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應富賀興灌，興安灌陽以北由湘軍接防。電報發出后，白崇禧命令桂軍撤至灌陽、興安一線，變正面陣地為側面陣地，改堵截為側擊。桂軍撤防，只好要求何健部隊向江華、賀縣推進。23日何健電令劉建緒準備南移接防，卻讓部隊26日才開始南移，并且反復叮囑劉建緒守好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湘軍接防不要伸過全州。白崇禧撤防，何健不補漏洞，貫徹地都是把紅軍堵在境外，推動紅軍早日離境的作戰思想。由于紅軍行動遲緩，給了重新布置的機會，紅軍血戰湘江后，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轉移。中央紅軍西進貴州，剛好把貴州軍閥王家烈送入的槍口。1935年1月，紅軍北渡烏江占領遵義，薛岳十萬大軍卻直入貴陽，以親信郭思演為貴陽警備司令，用中央軍取代了黔軍為貴陽城防軍。薛岳在貴陽大肆招兵買馬，拉攏收買黔軍將領，由于中央軍糧餉比貴州部隊優厚，以致黔軍成建制投向薛部。禍不單行的是西去的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黔北擊潰黔軍主力，王家烈陷入軍事失利、部下背叛的四面楚歌當中。3月24日飛赴貴陽，30日即明令免去王家烈貴州省主席職務，又于4月底逼迫王家烈辭去軍職，出國游歷。的中央勢力成功吃掉了黔系地方勢力。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地瘠民貧，建立根據地條件并不理想。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決定打過長江，會合紅四方面軍，到川西北創建根據地。四川的劉湘比王家烈精明，他認定“中央紅軍入黔必將入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且以在川南渡江之打算為最大”，［12］(P1843)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跟在紅軍后面的“黃雀”，意識到了巨大的危險。調集川軍主力12個旅的兵力，布防在宜賓至江津間的長江南岸，任命潘文華為南岸“剿匪”總指揮，死守長江防線，堅決不讓中央紅軍過長江，堅決不給中央軍進入四川腹地制造任何機會。土城一戰，紅軍被迫進入云南。龍云將紅軍堵在境外的美夢破滅了。雖然紅軍已經進入云南，但龍云對跟在后面的嫡系部隊更是心存戒懼。所以，紅軍進入滇東北的扎西地區，龍云堅決堵截，紅軍被迫回師黔北;紅軍兵臨貴陽虛晃一槍后渡過北盤江征戰滇東，龍云始終堅持“將共軍盡快趕走為最好”的既定方針。龍云無從知曉陳濟棠借道、白崇禧放水的具體情況，但和薛岳在貴州搞掉王家烈的一系列動作和川軍在長江沿岸對紅軍的防堵，龍云是看得明白的。紅軍突然二進云南，龍云被情勢所逼，收攏金沙江沿岸布防的兵力增援昆明，客觀上為紅軍北上閃開通道，對紅軍采取“送客式”追剿。正因為如此，中央紅軍進入云南腹地后，在孫渡的主力回援不及，昆明防衛力量薄弱的情況下，龍云對中央軍的提防始終不放松。當薛岳的先頭部隊接近昆明時，龍云不許中央軍入城。同時，龍云又害怕紅軍在自己的地盤上做大，對紅軍采取軟的和硬的兩手進行“追剿”。紅軍快速通過就采取驅趕式追擊，一旦紅軍有停下來的跡象，立即派飛機轟炸，嚴令各縣，誓死守土，與縣城共存亡，堅決不給紅軍半點停留下來的機會。龍云對付紅軍的兩面策略，向紅軍傳遞出的信號是借道走人可以，留下不行;向傳遞出的信號是協助“追剿”紅軍可以，但絕不做王家烈第二。這樣，紅軍在曲靖沾益地區攔車截圖的事件，就成了紅軍能否順利渡江北上的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環節。

四、龍云獻圖應是“有意而為”

《民國高級將領列傳•7》收錄胡瑛傳記，其中寫道:“1935年，紅軍長征北上，途經云南時，龍云成立戒嚴司令部，親往溫泉請胡瑛出任司令。這時，胡瑛收到總司令的一封信，略謂:‘蘊山(注:胡瑛字)學兄勛鑒:此次我軍純因北上抗日，途經云南，并無犯滇意圖，望仁兄勿與為難，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矣……’胡瑛與龍云、孫渡等商議，于是云南采取了堵而不擊的方針，未與紅軍發生大的戰斗。”［13］(P165)與此差不多同一時候，派出信使，帶著親筆信找到時任云南憲兵司令、云南憲兵學校校長、云南警察學校校長的云南陸軍講武堂同學，云南陸軍講武堂丙班同學、護國戰爭時期老部下和井岡山“會剿”時期的老對手楊如軒。楊如軒把信拆開一看，沒有實質性的內容，正要開口與兩位信使交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昆明第五分校主任唐繼麟一身戎裝，佩著中將軍銜，未經通報進入小會議室。楊如軒只好把唐引到辦公室談話，安排憲兵司令部軍需處長李崢接待兩人，約定下午二時見面，午飯后兩位信使一去不返。①根據記述和當事人回憶，似乎有這么一條較清晰的脈絡呈現出來，紅軍方面與云南高層的接觸有多條渠道。與龍云既有同鄉之誼，又有一起在唐繼堯身邊共過事的羅炳輝，②采取直接派人送信給龍云的方式接頭云南最高層;利用其在老一輩滇軍中的影響，派人通過與龍云過從甚密的中間人與龍云接觸。③種種跡象表明，這種接觸并不是個人行為，而是紅軍高層的統一部署。極有可能的真相是:紅軍四渡赤水，跳出的黔北圍困封鎖后，黨中央、紅軍總部指示羅炳輝派人到昆明給龍云送信，要求“借路”;兵臨貴陽成功調出孫渡縱隊后，在紅軍即將二次進入云南之時，盧志英帶著的親筆信提前進入昆明，先后找到楊如軒和胡瑛，最后通過胡瑛見到了龍云。龍云摸清了紅軍“借道入川”的戰略意圖后，盧志英以薛岳“副官”的身份押運地圖物資前往沾益。和胡瑛的交集始于云南陸軍講武堂特別班。1909年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丙班。不久，為考績特優的學生提前分科設立特別班，但當時考取特別班的僅胡瑛等27人，難以編隊整訓，于是由丙班生中擇優補充到100人。因成績優秀被編入該班。兩人一同參加了辛亥云南重九起義，晉升為連長，護國戰爭期間在川南戰場，胡瑛在湘黔戰場都取得了不俗的戰績。1922年初，胡瑛回到昆明，在連年征戰、戎馬倥傯中，與前期回昆的度過了一段短暫的時光。1922年9月踏上旅歐之路，經法國巴黎輾轉至德國柏林。其間，由于缺乏經費，曾致函向擔任講武堂將校隊總隊副(隊長由唐親自兼任)的胡瑛求助，胡瑛匯款由柏林中國公使館轉交。［14］紅軍在貴陽虛晃一槍，實現了把“滇軍調出來”的戰略構想后，直插滇黔桂交界的黔西南。這時，北渡長江的道路已被劉湘封死、南走桂境將陷入重兵包圍，入滇已是勢在必行。但紅軍入滇后又去往何處?龍云集團的態度至關重要。龍云會像陳濟棠、白崇禧一樣“借道”“放水”嗎?扎根中國這塊苦難土地上，對中國政治歷史與現狀有深入研究的顯然是充滿信心的。“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的繼續不斷，就是“紅色政權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確的解釋的緣故”。①根植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了解，憑借天才領袖的大智大勇，充分利用了與云南地方實力派龍云之間的“分裂與戰爭”，4月24日率領中央紅軍全部進入云南，5月9日成功巧渡金沙江。5月4日，紅軍過江到了最緊急的關頭，這一天，渡過金沙江，②但紅1軍團和紅3軍團在龍街和洪門渡江受阻，夜半時分(子時)龍云給滇軍追擊部隊發出電報:特急。孫司令并轉安、劉、魯、龔各旅長鑒:克密。現赤匪某要人派其偽軍委會第二局重要職員某，前來代表接洽，并攜有密函。謂:大江前有防堵，后又被大軍壓迫，過江已成絕望，軍心頗動搖。愿抒誠，請保全生命，發還舊有財產為條件，情詞極為懇切。其人與滇舊有關系，臨危急之際，似不忘前情，故爾如此，或者出于真誠，此間慮中，已準其所請。令前敵將領接洽，尚希斟酌辦理，勿為所騙。至賓州以上及鶴慶、麗江一帶，已令大理部隊及史華所部與省中加派之兵，前往擇要防堵，絕無他虞。③“防蔣”勝于“防共”，這封電報傳遞出的信號就是要滇軍對紅軍“且慢追擊”，決不能讓紅軍“過江已成絕望”變為現實。這封非常蹊蹺的紅軍總部“與滇舊有關系的某要人”，派情報二局的“重要職員某”，“攜密函”“前來代表接洽”，“愿抒誠”，并且“已準其所請”的電報，透露出三個方面的信息:一是在紅軍總部既符合“赤匪某要人”，又“與滇舊有關系”且能夠派出二局重要職員代表紅軍與龍云談判這三個條件的人，只可能是;二是“前來代表接洽”的“第二局重要職員”只可能是“來自二局更深處”的盧志英。因為盧志英曾經是特科重要成員，本身就一直在情報戰線工作，也可看作是“二局重要職員”，更為關鍵的是押運員趙汝成幾乎在同一時間在昆明與“李副官”偶遇;三是告知孫渡等人，金沙江“賓州以上各渡口”已派兵“擇要防堵，絕無他虞”，言下之意就是此刻對紅軍不要追得太急，才能實現把紅軍“趕”出云南目的。五、結語進入云南的中央紅軍4月27日“意外”截獲大比例軍用地圖，俘虜了單槍匹馬押運地圖的薛岳部“李副官”，不可能是一個“巧合”的偶然事件。當到達貴陽的滇軍繼續奉蔣之命向貴陽以東追剿紅軍之時，紅軍先頭越過龍筑線，主力到達安順，進攻目標直指貴州興義和云南滇東。龍云意識到，他最擔心紅軍入滇的狀況即將出現，把紅軍堵在境外靠留在云南的軍事力量不現實了。龍云被迫實行“一旦紅軍入滇，盡快趕出境為好”的備選策略。所以，當羅炳輝派出的信使成功見到龍云，帶回龍云明確的態度后，在路旁攤開地圖，在圖上畫了一道從貴州省向東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經昆明附近至元謀、金沙江畔的一長條大迂回的紅杠杠。考察過云貴川地貌，情況相對熟悉的盧志英再次當起了重任，帶著寫給胡瑛、楊如軒等講武堂同學的信進入昆明，最先找到楊如軒面談，但唐繼麟的突然出現使見面中斷，通過楊如軒與龍云見面失敗。幸運的是，他順利找到胡瑛，把的信件交到胡瑛手上，通過胡瑛見到了龍云，與龍云達成紅軍“借道”北上入川，并商定了將地圖及白藥帶回紅軍總部的具體途徑和方法。4月27日下午，以薛岳部“李副官”身份作為掩護的盧志英，將地圖和物資送達沾益紅軍總部。這就是龍云獻圖應是“有意而為”的再探索。龍云獻圖絕不是紅軍長征過程中的一個并非無足輕重的事件，龍云獻圖的結果，讓紅軍進入云南后，結束了幾個月以來的左沖右突不能打破追堵的困境，找到了北上途徑。揭示龍云獻圖背后的真相，紅軍長征過云南的歷史地位更加突顯了。

作者:普金山 單位:云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