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功過評價中的辯證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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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功過評價/方法論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D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3815(2000)04-0025-07

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創立者、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探索者。他的歷史功勛卓著、思想影響深遠。但是，在晚年又犯了嚴重的錯誤，最嚴重的是發動了被稱為“”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十年之久的社會動亂，給黨、國家、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如何評價的功過是非，已經是、現在是、將來也仍然是同黨和國家的命運相關的重大政治問題。有鑒于此，在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指導和推動下，中共中央于1981年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20年實踐的檢驗，證明《決議》對作出的評價是科學的、正確的。但是《決議》的形成并不意味著黨內對的認識就已經基本統一了，更不能說社會上、海內外人士都贊同《決議》的觀點。本文認為：黨內、國內對功過的評價之所以存在著爭論，有其復雜的原因，但評價時方法論的不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想提出幾個重大的辯證關節問題加以討論，試圖揭開對功過評價的分歧之謎。

一、關于“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

把中國共產黨近80年的奮斗歷程概括為兩次革命，是鄧小平首先提出來的。他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頁。）。對應地說，過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在建國以后引導我國人民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就是第一次革命了。在黨的十四大上，對這兩次革命的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指出：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的第一次革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的“新的革命，是在過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下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的。它不是要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它也不是對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注：《中共中央文獻匯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頁。）。

由此可見，兩次革命是歷史地聯系著的。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歷史前提和制度基礎，它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但沒有被否定，相反，得到了堅持和發展；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繼續深入，它要解決第一次革命沒有解決好的體制創新問題。如果沒有第一次革命，就無所謂第二次革命，而如果沒有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不但不能鞏固，還將毀于一旦。只有這樣地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我們才能對功大于過的歷史地位作出準確的分析和充分的估計。

現在黨內外、海內外、國內外否定的歷史地位或認定過大于功的人，他們同我們黨的分歧，主要不在于對“”的評價，我們黨對“”也是徹底否定的；也不在于對“”等“左”傾錯誤的評價，我們黨對“”、對自身的“左”傾錯誤作了深刻的批判。而主要在于他們對我們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隨后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偉大成就取漠視以至否定的態度。所謂“漠視”，就是在評價時不談他對第一次革命的卓越領導；所謂“否定”，就是不承認那一次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甚至根本不承認那是一場革命。對于這些人說來，談的功勞、談他的功如何大于過，是根本談不通的。對于蔣氏父子，能談通嗎？談不通。他們是反共的，自然會根本否定。對胡適那樣的自由主義者，能談通嗎？也談不通。他們根本不承認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不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武裝斗爭，他們當然無從肯定的功大于過。對于現在力圖走“全盤西化”道路的人，能談通嗎？還是談不通。為了證明中國必須走全盤“西化”的發展道路，他們就得從根本上否定當年領導人民所走的道路。還有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受過“左”的錯誤路線迫害的知識分子，他們同上面所說的反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不同，他們是善良的，同我們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主張取一致態度。他們受到晚年錯誤的嚴重損害，對晚年錯誤感受極深；同時，他們對領導人民革命的偉大功勛只有書本上的知識，缺乏像解放以前的工人、貧農和跟隨打天下的老同志那樣的切膚之感。二者相比，他們對持比較或過分嚴厲的態度就不奇怪了。

在科學認識“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關系，從而正確評價功過的問題上，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無論在理論認識或者思想感情上都為全黨、也為人民作出了榜樣。鄧小平在理念上充分肯定領導第一次革命的蓋世偉功，認為“沒有，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鄧小平在感情上不受他在“”中兩次被錯誤批判遭到嚴重傷害的影響，與廣大普通百姓包括工人、農民、戰士同其愛憎喜憂。他語重心長地說到：“對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頁。）陳云在評價的問題上同鄧小平有一樣清醒的理念和誠摯的感情。他充分意識到，肯定在建國前28年歷史中的偉大貢獻對于全面評價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他說：“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么，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被概括得更全面。”（注：《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他以自己的切身體會來談的功績及其影響，對于我們教育至深。

二、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現實合理性和歷史局限性

上面所說的“第一次革命”包括前后相繼的兩個階段：其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其二是“進而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革命。對于這后一個階段的革命，存在著更多的爭論。全國解放以后，從1949年到1952年，我們經過了一個國民經濟的恢復時期，同時進行了全國范圍內的和鞏固新生人民共和國的一系列斗爭，為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創造了條件。1953年6至8月，提出了“一化三改”為主要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對于這條總路線和它實行的結果，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總結。《決議》寫道：“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注：《中共中央文獻匯編》，第47～49頁。）。

改革開放深入展開以后，許多人對上述《決議》所作的判斷提出了異議。從感性經驗層面來談，人們會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今日——我們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當初——我們何苦要實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呢？從理性思維層面來論，人們援引在《論聯合政府》中的論點：“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頁。）而在1953年，中國的資本主義并未比1945年多了多少，為什么就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呢？

本文認為：評價47年前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必須放在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之下，“知其當初”，方能作出合理的判斷。離開歷史條件，抽象地討論問題，要求那時就“早知今日”，這不是正確的方法。

現代決策科學告訴我們：一項科學決策，一是來源于對客觀環境的正確分析，二是來源于主體對價值要求的清醒自省，二者結合，既有需要，又有可能，就產生應做而又可行的決策。就“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決策而言，客觀環境是什么呢？一方面，國外帝國主義的封鎖和侵略，國內舊政權的企圖復辟，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不斷挑戰（“三反”、“五反”中揭露出來的“五毒”的事實說明了這一點），迫使黨不能不考慮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地位，而一旦有了這種主體地位，我國也就進入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另一方面，國有經濟迅速發展，一部分私人資本主義開始向國家資本主義轉變，農村中之后生長起越來越多的合作組織，已經顯示出向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逐步過渡的趨勢。這就說明，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因時之需，因勢利導。當時的主體價值要求是什么呢？這就是剛剛翻身解放的工人、農民要求迅速發展經濟、要求做生產關系的主人。一方面，蘇聯的社會主義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和戰后經濟的迅速恢復，呈現出強勁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著世代受苦、現已擺脫了剝削的工人、農民；另一方面，在各種不同的所有制單位中工作的工人，都向往著像國有企業中的工人那樣做企業的主人翁，而一部分生產條件不足的貧苦農民確有組織起來的積極要求。對于這樣的價值要求，如果不考慮客觀條件的制約性，盲目加以追求，就會作出錯誤決策；但如果同時考慮可行性，那就具備了作出科學決策時必須予以重視的基本前提。

這條“過渡時期總路線”，不但是當時條件下作出的大體正確的決策，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論合理性。第一，它以國家工業化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相應地逐步改造社會生產關系。第二，它確認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中介性。所謂中介性，是指它有著現代生產力和傳統生產力同時并存的二元性，有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同時并存的二元性。在中介性理解的基礎上，還在實踐中把握了它的過渡性。所謂過渡性，是指上述二元性是變動著的。現代生產力日益發展，比重日益增大；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因其生產力基礎的日益增強而隨之擴展。第三，它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和平贖買的方針，并且以國家資本主義為過渡形式，逐步地加以改造。第四，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認為，如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中曾經以“工場手工業”形式催生新的生產力一樣，中國農村也可以通過勞動力組合逐漸創造出農業機械化的條件；還認為，從個體農業到社會主義農業，并不是直接躍生的，而要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這樣的中介形態。劉少奇本來是反對搞合作化的，但在合作社具有類似“工場手工業”的歷史功能、合作化可以經過一系列中介形式來逐步實現這兩點上，被說服（注：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204頁。）。這又說明，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運用，是基本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

今天來評價“過渡時期總路線”，一個重要的參照物是1956年12月關于中國應實行“新經濟政策”的談話。他說：“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的。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一長一短，扣子沒有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注：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頁。）這份史料極為重要。今天看來，它至少說明這樣三個問題：第一，搞“一化三改”，主要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或優勢地位，借以在國內外復雜形勢下，使新中國站穩腳跟，并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制度前提；第二，認為，“一化三改”總路線實行的結果是好的，其間有過頭現象，應加以解決；第三，進一步樹立了信心，認為在社會主義已經建立了優勢地位之后，需要也能夠放膽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這就是“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真實含義。

由此可見，“過渡時期總路線”是當時條件下一項大體正確而可行的主體選擇。它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根據，是不能脫離歷史地全盤否定的。但是，“過渡時期總路線”也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在實行過程中發生了中央決議所說的“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的錯誤，造成了大量的遺留問題。實際工作中出現的錯誤，是違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逐步有序地過渡的基本構想的。它的發生，不是證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不對，而恰好證明原來的設計是比較合理的。如果照“過渡時期總路線”本來的要求，將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改變恰當地結合起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實踐標準，不斷總結經驗，及時解決問題，創造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適度保留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那么，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就會好得多。

另一個問題是：“過渡時期總路線”本身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帶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這就是：當時，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都未讓我們黨（不僅是某一個人而是全黨）意識到，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中，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必須同市場經濟機制實行結合，通過這樣一種結合的成功實現，達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作為一個極具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跳出“如來佛的手掌心”——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傳統觀念。即使按原定計劃，用15年或更長的時間，比較健康地實現“一化三改”，建立起來的仍然是這種計劃經濟體制。而由于這樣，也就缺乏創造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以及多種所有制并存發展的觀念。

如果我們具有歷史主義的態度，應當承認，歷史的前進并不是直線的，而是迂回的。當時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引領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這是歷史的偉大進步；但在同時，由此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制度，它又是存在著弊端的；然后才有20多年來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改革。這樣的曲折前進，是可以理解的。在建國后前7年領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功績是主要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三、關于功過的社會根源

的豐功偉績和他晚年的錯誤形成尖銳的反差。許多人發出疑問：同一個人會如此地相異，簡直無法理解。在尋找他犯錯誤的原因的時候，人們往往尋源于他在勝利時的驕傲。應該說，這是一個重要的主觀原因，但局限于此，卻是比較淺層的觀察。僅僅這樣看，絕弄不清功與過的關系，更想不到功與過實出于同一個社會根源。中國的革命是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國中發生的、以無產階級為領導階級、以農民群眾為主力軍的革命；是經過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推翻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然后引導中國社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在這樣的國家中，無產階級有其鮮明的特點和優點。首先，中國無產階級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革命非常堅決；其次，中國無產階級從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就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之下，基本未受第二國際的消極影響；第三，中國無產階級與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便于建立工農聯盟，這極大地增強了革命的力量。從社會根源方面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中國無產階級優點得到極大發揚并轉化成為強大的物質力量的結果。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進行革命，要求其領袖具備特殊的條件。第一，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必須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產生反映中國革命歷史特點的自己的指導思想。這就要求黨的領袖一方面必須善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掌握這一銳利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中國社會，具有中國文化的深湛修養，從而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第二，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是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就要求黨的主要領導人學會打仗，成為善于作戰的軍事家。不會打仗的人，不論如何高明，都難勝任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第三，中國革命的另一特點和優點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農民戰爭。這就要求黨的主要領導人深刻理解農民的苦難和革命要求，善于帶領農民主力軍并發揮其歷史作用。不了解農民的人，難以真正理解這樣的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很長的過程尋找自己的領袖，最后找到了。這是因為具備了上面的三個條件，滿足了中國革命對于領袖提出的基本要求。恩格斯說：“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于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他，并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頁。）這就是說，偶然性中貫徹著必然性。“韶山出了個”，這純屬偶然；但“中國出了個”，成為黨的領袖卻是偶然中的必然。

但在今天，我們應當清楚地看到問題的另一方面。中國無產階級的三大優點同時也就蘊含著三大弱點：一是受壓迫深重而革命堅決，但同時，科學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理論準備非常不夠，對革命成功的要求又十分迫切。我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曾經指出：“植根于半封建舊中國土地上的中國無產階級，其思想理論準備的不足與階級仇恨的強烈和期盼解放的心情的強烈這樣一個矛盾是中國無產階級易犯‘左’的錯誤的根本原因。”（注：陸劍杰：《19-21世紀中國的命運》，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版，第307頁。）中共黨內存在著深厚的經驗主義土壤，易囿于一孔之見，缺乏遠見卓識，難以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因而，一旦黨內出現教條主義，極易為其左右。二是我們黨一開始就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進行革命斗爭，因而對各種社會學說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詮釋缺少對比，缺乏深刻的分辨能力和批判能力，這又是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產生的重要原因。三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和農民保持著天然的聯系，農民的比較狹隘、比較閉塞和崇拜超凡權力的弱點也就滲透到共產黨的隊伍中。具有一系列特長，使他能夠滿足當時對領袖素質的要求。但這些特長也包容著弱點甚至某種危險：一是深刻理解中國文化，但也容易對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化了解不夠。當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到來，需要努力向西方學習現代化經驗和先進科學技術的時候，往往缺乏更強的內心驅動力。二是善于指揮戰爭，但也容易把戰爭的指導規律和特殊做法錯誤地移用于現代化的經濟建設中。戰爭中，有“兵敗如山倒”的短暫而發生質變的戰略關頭，經濟建設卻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的出現，多少有誤用戰爭經驗的因素存在。三是密切聯系農民群眾，但也容易受農民的消極面的影響，把小生產中家長制的思想帶到共產黨內來。晚年的“一言堂”正是這種消極因素在個人權威增長、人們紛紛愿意跟隨其前進時的一種發作。

由此可見，的功過就社會原因而言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植根于中國無產階級的素質結構之中。他建立功勛的那些素質中正包藏著令他犯嚴重錯誤的負面規定和隱性原因。當然，的功勞在相當程度上是他個人的建樹，而他的過失也有自己的責任。但是，作為后人，我們應當更重視社會原因的分析。馬克思說：“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較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2頁。）在對領袖人物功過的評價上也應堅持馬克思的這一歷史觀念。

哲人說過：歷史的退步都是會用歷史的進步來補償的。因為退步了，發生災難禍害了，人民受到了教育，起來反抗和斗爭，就必會促成歷史的進步。但是否也可以說：歷史的進步也可能會有隨后的歷史的退步來減損呢？在中國，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了。作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者，倡導并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作為無產階級的偉大軍事家，指揮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取得舉世震驚的勝利；作為深切了解農民的偉大政治家，為建立工農聯盟，實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扭轉中國歷史前進方向的功績。但是，中國文化中的消極因素，農民意識中的落后成分，階級斗爭和革命戰爭經驗的錯誤移用，導致他晚年犯了個人崇拜、一言堂和“階級斗爭為綱”的嚴重錯誤。中國人民找到了這樣的領袖，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勝利，但在取得勝利以后，也為的歷史局限性和弱點付出了代價。這是否也是一種辯證法呢？

四、關于功績的千古傳承和過失的一時影響

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不僅要考察他的功勞和過失在發生時的實際情況，尤其要研究他的功勞和過失的性質和它們在久遠歷史上發生的影響。

所建立的功勛，就其性質而言，是成功地領導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直接針對剝削制度而進行的革命，根本改變了上一世紀中葉以后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慘境，根本改變了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建立了這樣的功勞，使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語）。

所建立的功勛是多方面的，其影響特別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將是極其深遠的。

——創立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第一個科學的思想理論體系，這就是思想的科學體系。倡導并率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內容上，他揭示了在當代世界格局中中國社會發展、革命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規律；在形式上，他使馬克思主義帶上了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論釋了中國共產黨人觀察世界和改造世界、觀察中國和改造中國的方法論，為黨鍛造了長久起作用的思想武器。直接繼承和發展了思想的鄧小平理論的形成、發展和它所取得的成功，已充分證明并展現了思想的深遠影響及強大的生命力。

——倡導了中華民族的嶄新的文化品格，這就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化品格。把馬克思主義的把握世界歷史和人類全程的寬闊眼界同洞悉事物規律和運動機理的深邃觀察相結合的風格移植到中國來，同時開發和改造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已有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統一的文化氣質，造就了民族的新文化精神。在民族振興的長久未來，我們不可能不是實事求是的，也不可能不是懷抱理想的，因此，倡導的新文化品格就會久遠地得到發揚光大。

——開辟了中華民族重新振興的歷史前程。這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前程。在的領導下，中國走出了一條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得益于在他領導期間形成了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精髓和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以鄧小平為代表，總結時代的經驗教訓，創造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事業。

與功勞的久遠影響相比，的過失的影響不會那么長久。原因是：其一，就一般規律而言，實踐具有創造新的事物和糾正舊的錯誤的雙重功能。因此，由一個民族的成功實踐的成果歷史地聯結起來所形成的優良傳統，其作用和影響是連續的，久遠的，而被實踐所糾正的錯誤則是間斷的，它的影響只能是一時的。其二，的過失有其特殊性，他的錯誤恰恰是由于他違背了自己提出的正確思想路線和各種科學判斷。這樣，他的正確思想的發揚就是對他錯誤思想的克服；他的科學理論的久遠影響就同時意味著他的錯誤觀點的歷史暫時性。其三，的過失基本上屬于被過分強調和延伸了的觀念。在共產黨執政之后，滋生著官僚主義，這是嚴重的危險。十分警惕這種危險，力圖加以克服，然而他說黨內有“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就失之偏頗了。中國是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它在20世紀前半葉的有利國際形勢下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而走向社會主義。因此，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始終存在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者固守傳統社會主義模式而使社會主義遭到失敗的兩種危險。十分警惕中國返回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然而他沒有看到，按錯誤理解的社會主義模式去辦則更加危險。這就是片面性。因此，我們糾正的錯誤不能采取形而上學的否定方式而應作辯證的否定。這也是錯誤影響具有暫時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