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思想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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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關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思想，雖然散見于許多講話、談話和文稿當中，卻仍對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國度里實現現代化的一系列現實問題作了理論說明，構成了相對完整的內容。盡管他并沒有完全解決自己提出的問題，理論中甚至存有相悖之處，但在探索中仍然留下了很多寶貴的思路和見解，成為今日中國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要思想淵源。對此，本文擬擇要分析。

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先決條件

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先決條件，既是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真正啟動最突出的貢獻，也是他關于中國現代化構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在看來，革命本身就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的和中心的現代化運動的發端，由此，他一方面把民主革命理論與現代化建設構想歷史地邏輯地聯系起來，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國的先決條件。在他的論著中，中國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都曾在同樣的意義上被稱之為這樣的“先決條件”。他認定，要用革命的方法，“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注：《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頁。）

不僅從政治制度變革的角度，還從經濟制度變革的角度談論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現代化雖然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但其核心內容是經濟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依據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矛盾運動的規律，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的狀況，而所有制形式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因而以社會生產力發展為核心內容的現代化建設必須以一定的所有制關系為條件。正因為如此，在“上半個世紀搞革命”的年代，已經把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官僚資本所有制的意義與發展中國工業相聯系，認為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然要求。“改變了生產關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決條件，生產力也就日漸發展了。”（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270頁。）基于同一道理，在1953年又正式提出解決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意在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中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和余地，為國家現代化創造更充足的條件。盡管后來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的局面，也與不無關系，但這并非的理想境界；而且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來為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現代化的實現創造前提條件，在理論上的價值是應該肯定的。當然，在50年代后期試圖以脫離生產力水平的生產關系的變革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則是錯誤的。

可以說，一生最輝煌的成就和最具有挑戰性的難題，莫過于通過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奠基工程，把中國現代化置于一個厚實而穩固的基礎之上。

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基本目標

現代化本身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標準會隨著時展而變化，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設定也經歷了一個過程。早在1944年，他就從保障民族獨立、免受別國欺辱的角度，宣告“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頁。）其后，在一系列涉及未來國家建設的論著中，他念念不忘要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并要求農業的“社會化”、“近代化”、“集體化”與工業的發展相適應。50年代中期起，開始經常使用“現代化”的提法描述國家建設的前景。他在一屆人大開幕詞中宣布：要“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這表明，意識到，沒有其他方面與工業的同步發展和互動，就不可能改變經濟文化整體落后的現實。基于同樣的思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不建設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至此，現代化的內容有了最初的表述和具體的涵義，但還沒有明確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直接地、正面地提出來，其具體內容尚未經過仔細推敲，因而也還不是固定搭配的說法。1957年2、3月間，在最高國務會議和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兩次重要講話中，都提到要建設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把文化與經濟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體現了建設現代科學文化的要求。繼而在五六十年代交替之際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又對上述說法作了補充和修正：“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根據的多次論述，中國政府在60年代正式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70年代也仍然延續了這樣的經典表述來指代中國式的現代化。

就先后提出的中國現代化的目標來分析，他首先抓住了“工業化”這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核心內容和首要問題。因為所謂的近代化或現代化，都是相對于傳統的農業社會而言，都是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的轉變歷程，其在經濟方面的主要表現就是大工業生產。以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更要以工業化為始點，運用工業化所提供的物質基礎去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開始就抓住了現代化的核心和關鍵。其次，從單一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尤其是率先提出科學文化的現代化，是在理論上的貢獻之一。現代化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及整個社會全面變革的系統工程，四個現代化當然不能涵蓋其全部內容，實際上只涉及到經濟和科技的現代化。但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作為國家富裕和強盛的基礎和先導，無疑是現代化建設最基本、最現實的方面。曾經把近代中國挨打、失敗的原因歸于社會制度腐敗和經濟技術落后，當前者不再成為問題，迅速改變經濟、技術的落后狀況就成為中國發展的客觀要求。強調經濟增長及其對經濟增長起先導作用的科技發展，就是四個現代化的出發點。“四化”較之單一的“工業化”，既是更高層次的目標，也拓寬了對現代化內涵的理解，使中國人民建設國家的熱情、智慧和力量有了相對更合理、更具體的寄托和載體。

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

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限定了中國現代化建設必然是一項長期而任務艱巨的浩大工程，完成這樣的工程需要從戰略上加以指導。就此從宏觀上做了論述。

兩步走戰略，這是時代就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階段劃分及其目標所提出的發展戰略。中國現代化建設既是長期工程，就只能分階段實施，并確定服從和服務于總目標的階段性目標。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根據的提議，第一次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分兩步走的戰略步驟：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使我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次年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公告了這個兩步走戰略，并明確了兩步走的時間，即用大約15年時間（1980年以前）實現第一步目標，力爭到本世紀末實現第二步目標。依今天的立場來看，這個兩步走戰略、尤其是第二步戰略，顯然有要求過高的偏失，但它當時對凝聚國人致力于現代化事業所產生的政治效應和動員力量是巨大的，而后對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確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三步走戰略也不無借鑒意義。而且事實上，中國確實如期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對于中國在國際事務和國際關系變化中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亦有長遠意義。

趕超戰略，這是就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及特征提出的發展戰略。一般而言，早發式現代化國家的發展特征是按部就班、平穩漸進，而起步晚的后發式國家因為外部環境的壓力和挑戰，渴望在短期內走完早發國家二、三百年間走過的路程，因而其現代化大多屬于追趕型或趕超型的；另方面，后發國家在從事現代化建設的時候，已經有了早發國家現代化的范式，有了可資參照的經驗教訓和可供利用的先進科學技術、管理方式，因而也就有了少走彎路、實施趕超的客觀條件。中國屬于后發國家，其發展進程也必然帶有一般后發國家趕和超的特點，則更強化了這種趕超意識。1955年3月他就提出：“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頁。）時隔一年，他又語出驚人，把經濟發展速度和保留“球籍”聯系到一起，認為五六十年趕過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對民族的憂患意識和對歷史的責任感，鑄就了的心態，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邊緩步而行，期望急起直追，“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實施趕超戰略，不僅表現了推進中國現代化的世界眼光，而且體現了他承認落后、不甘落后、改變落后的思路，這是無可非議的。不論從后發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特征來說，還是就中國的具體情況而言，問題的關鍵均不在于是否要趕超，而在于如何趕超。1957年第二次訪蘇期間，不只一次提及中國是個大國又是個“小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為了改變這種“大”與“小”不相稱的狀況，他向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宣布，中國可能用15年左右的時間在鋼產量等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如果說，這個設想盡管缺乏嚴密的科學論證，但還有以英國幾十年鋼產量增長速度和中國“一五”期間鋼產量增長速度進行推算的依據，還有某種現實可能性的話，那么其后的年代，在全黨普遍頭腦發熱的大氣候下，超英趕美的時間表不斷提前，宣稱“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甚至認為在鋼產量方面趕超英國“只需要兩年到三年”，（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6～699頁。）則實在是過于理想化了，且攻其一點（鋼）不及其余。之所以一再批評“反冒進”，堅持“”，蓋源于這種過分追求超高速發展且忽略綜合平衡的趕超戰略。這種戰略，固然是建立在深刻領悟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時刻警惕被開除球籍危險的基礎之上，也確使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如愿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由于超越國力和實際經濟、社會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也給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留下了不少后遺癥，如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經濟發展大起大落等等。事實上，中國現代化的起點低，起步晚，時間短，與早發國家有一、二百年的差距，卻要在數年之內超英趕美，理想與現實構成的反差太大。趕乎現實可能、急于求成的趕超戰略使“”成為弦上之箭，而“”的失敗也意味著這種趕超戰略的失敗。1961年初，經過對偏離實際而釀成災難的反思，承認：“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并且提議“搞幾年慢騰騰的”，“搞扎實一點。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237頁。）可以說，欲速則不達，這是在探索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受挫之后的正確認識。

百年戰略，這是關于中國現代化建設歷史時限的戰略構想。曾為中國現代化設想過50年、75年、100年等多種時間表。1954年他就推斷，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50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翌年3月，他重復了同樣的意思，稱工業化的實現需要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10月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他又把時間設定在大約50年至75年這個區間，即十至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1956年接見參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聯盟代表團時，他更把時間放寬至100年，表示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50到100年的時光。其后一段時間，提出背離中國實際的超高速趕超戰略，對實現原定目標的時間估計大大縮短，一度認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注：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頁。）直至總結了的經驗教訓之后，才又回到原來的觀點，更明確地說：“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頁。）

關于中國現代化建設時間表的變更，是在艱辛探求現代化建設規律中的正常現象，而且總的趨勢是放寬尺度，表明對國情的認識漸趨于貼近實際以及對中國現代化建設復雜性、艱巨性、長期性的逐漸認同，因而對現代化時限的估計更加謹慎和客觀。這個百年戰略也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考慮初級階段時限與下世紀中葉發展目標的重要依據和參照之一。

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合理布局

在關于中國現代化的總體設計中，如前所述，存在著若干相互聯系、依存的方面不能協調發展的缺失，然而不能否認，還是注意到了與經濟現代化有關的局部的綜合平衡和協調發展，尤其突出地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逐步實現國家建設的產業布局合理化。以現代工業占10%、農業和手工業占90%的數量關系，具體描述了中國現代化建設起點低、基礎差和產業布局不合理的實際狀況，也指明了國家建設的重點方向。要把一個農業大國建設成現代工業強國，就必須發展工業，首先是發展重工業，因為重工業是裝備國民經濟其它部門的物質前提。由此，肯定了“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投資的重點”。（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那么如何發展重工業呢？對蘇聯犧牲輕工業和農業來片面發展重工業的辦法，明確表示不贊同，視之為原則性的錯誤，而這種辦法帶來的產業發展不平衡、農產品和生活用品長期短缺的后果，更使他提高了調整好產業布局的警覺性，提出了工農業并舉的思想，其基本觀點是：1.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2.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發展重工業和發展輕工業同時并舉。3.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來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主導思想是吸取蘇聯的教訓，在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發展之間確定一個合適的比例，以足夠的資金、糧食、原料確保重工業的優先發展能夠被放置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之上。

二是逐步實現經濟建設的地區布局合理化。工業區域布局，是制約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歷史的原因和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中國的工業過去偏集在沿海地區。看到了這種工業的70%分布在沿海、30%分布在內地的不平衡狀況，正確地提出了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逐步建立相對平衡合理的工業區域布局結構的要求。首先，要充分利用沿海的工業基地。“一五”期間，由于國際形勢緊張和朝鮮戰爭的影響，國家出于安全考慮對沿海工業的擴建改建有所限制。隨著國際形勢趨于緩和，提出要在指導思想上重視沿海工業的發展，既要好好地利用沿海工業的老底子，又要新建一批企業，包括大型企業，使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得以充分利用。其次，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必須大力發展內地工業。新的工業大部分應該擺在內地，資金流向亦該如此，而沿海工業的充分利用也同時創造了在人才、資金、技術、設備等各個方面支持和帶動內地工業比翼齊飛的條件。再次，逐步縮小地區之間的差距。特別提出了“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問題，這實際上蘊涵著正確處理經濟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的關系、實現不同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觀點。他提醒我們，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在內的經濟落后地區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許多老少邊窮地區對于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做出過重要貢獻，在國家建設中也是不應該忽略的重要因素。毫無疑問，采取積極措施逐步縮小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對于建設一個全面進步、協調發展的現代化國家是絕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