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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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領袖主體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大革命失敗以后，黨內接連出現的“左”傾錯誤，特別是以教條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塑造遭遇重大挫折。以遵義會議的召開為轉折點，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的歷史進程。伴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的開啟、推進和基本完成，中國共產黨先后實現了紅軍長征由南到北的戰略大轉移、實現了中國革命由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歷史性轉變，為抗日戰爭和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今天，我們深入研究長征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對于始終不忘初心、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紅軍長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形成一個有威信、有能力的中央領導集體，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推進極為重要。“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1］。特別是1931年在共產國際直接扶持下上臺的、以教條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極力排斥以為代表的、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及其一系列正確主張，在造成中國革命嚴重危機的同時更造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體塑造上的困境。以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為轉折點，開啟了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的偉大轉變。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置于紅軍長征的歷史視域之中，以紅軍長征為主線、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為主題，集中考察長征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的關系，對于深入理解和掌握長征的歷史地位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意義。

一、遵義會議的召開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的開啟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領導土地革命的新時期。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先后成功開辟了井岡山、贛南閩西、中央蘇區等多塊革命根據地，在實踐上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并制定了服務于這條道路的建黨、建軍、建立革命政權、進行土地革命和農村游擊戰爭等一整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基本上形成了從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路線。所代表的正確方向，本應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重要契機，但卻由于中央領導機關連續出現的“左”傾錯誤而不斷受到沖擊。六屆四中全會后，由于“左”傾中央的錯誤領導，黨在城市工作中遭到嚴重破壞，臨時中央不得不遷入中央蘇區，直接促使了“左”傾錯誤在中央蘇區的進一步蔓延。從軍事上看，“左”傾領導者實際否定了在此前實踐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人民軍隊建軍思想和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思想，并將其錯誤地冠以“右傾機會主義”而加以打擊和批判，最終造成了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的失敗;從組織上看，“左”傾領導者剝奪了在紅一方面軍和蘇區中央局中的領導權，并對支持正確主張的干部進行“無情打擊”與“殘酷斗爭”，極大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組織紀律，使黨逐漸陷入“隨聲附和”、“集體失語”的消極狀態;從政治上看，“左”傾領導者不顧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持續上升和國內階級關系發生的深刻變化，繼續推行“一切斗爭、否認聯合”的方針，并將積極參與抗日反蔣活動的中間派定為革命“最危險的敵人”，形成了嚴重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由于“左”傾領導者完全推翻了此前所提出的諸多有創造性的主張，特別是底否定了以所代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因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塑造遭受重大挫折。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失敗和長征初期遭受的慘重損失，促使黨中央一些領導成員和紅軍指戰員開始反思失敗的原因。而這時，“左”傾領導者仍然堅持原定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危急時刻，提出放棄原定行軍計劃、立足轉兵貴州的意見，并先后同王稼祥、等中央主要成員交換意見、統一思想，并爭取到他們對于自己正確主張的支持。等中央領導人先后多次在中央會議上批評錯誤的軍事路線、要求改變軍事上的錯誤指揮，同“左”傾領導者間圍繞紅軍的戰略行動方向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從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再到猴場會議，中央政治局先后采納的軍事主張，逐漸擺脫了長征初期被動挨打的不利局面，并于1935年1月初占領遵義。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在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肯定了以為代表的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所提出的正確主張，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領袖主體的重塑，成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提供了重要條件。第一，遵義會議在集中糾正“左”傾軍事路線的同時，實際上肯定了在領導土地革命戰爭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戰略戰術、思想原則和策略主張，表明此時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自覺擺脫過去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開始恢復所代表的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第二，遵義會議是在沒有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干預的情況下，充分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實際上停止了過去以宗派主義為特征的領導方式，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會議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又決定由代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先是組建了以為司令員、為政治委員的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后又決定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這就在當時主要進行軍事斗爭的環境下實際確立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進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第三，盡管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遵義會議沒有提出要解決中央政治上的路線問題，但隨著以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逐漸形成，“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2］。隨著紅軍北上抗日進軍方向的明確、特別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不斷確立，這就在實際上停止過去“左”傾關門主義的政治路線，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提供了政治基礎。正是由于遵義會議開始的偉大歷史轉折，才有后來紅軍取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搶占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跨越大雪山，實現與紅四方面軍的主力會師等一系列重大勝利，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歷史條件。

二、紅軍北上抗日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的推進

1935年6月下旬，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時，正處華北事變爆發之際，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全國抗日民主運動迭起。但仍不顧民族危亡和廣大人民的抗日訴求，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地不滿，促進了過去許多反對派和中間勢力抗日態度的轉變。及黨中央從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出發，將紅軍長征的行動方向與中國革命戰略的轉變緊密銜接起來、將長征落腳點的選擇與實現對日作戰新基點的確立緊密結合起來，重新審視九一八事變以后黨的各項抗日主張和方針政策，并依據華北事變后國內形勢的變化，逐步明確了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方向，提出應采取“團結一切反日反蔣的民眾，站在一條戰線上”［3］的策略方針，并制定北上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抗日革命大本營的發展戰略。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確定，是與黨中央從中國國情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探索紅軍長征條件下“如何進行革命”的有益成果，也是對“紅軍向何處去”的明確回答，成為中國革命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戰爭轉變的開始。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紅軍北上還是南下，已成為中國革命與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關鍵抉擇。從全局上看，紅軍北上對于奪取長征勝利、推進革命形勢發展是較為有利的。但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的卻表現出了對革命前途的悲觀失望，他主觀否認中日民族矛盾和反日力量的高漲，過分夸大敵人而低估紅軍的力量，并以此為借口否認北上方針。兩軍會師后，及黨中央從革命大局出發，以誠懇、忍耐的態度多次幫助認清形勢、堅定北上信心，并在紅軍的組織領導上作了一些有利于團結的變動，任命為紅軍總政委，但的南下思想和政治野心卻并未因此而改變。兩河口會議后，先是擅自變更中央北上作戰計劃、拖延紅四方面軍北上，致使紅軍失去奪取松潘進入陜甘的有利戰機、不得不改經草地艱難北上。而在左路軍跨過草地到達阿壩后，竟又密電隨中央行動的等人帶領右路軍乘勢南下、徹底開展所謂的“黨內斗爭”，企圖改變中央正確領導。危急時刻，同、等人毅然決定率紅一、三軍團等部(后改為陜甘支隊)先行北上，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與先前到達的紅二十五軍和陜北紅軍會師。會師后的紅軍，在及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先后成功打破了國民黨對陜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糾正了陜北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實現了黨在政治、軍事、組織等方面的一系列新突破，標志著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基本實現。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實現，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在抗日民族戰爭主題之下的全新重塑。第一，黨中央在指導思想上實現了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戰略轉變。中央政治局通過召開了瓦窯堡會議，集中糾正了過去政治路線中的“左”傾錯誤，確立了“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3］的方針，先后將“工農共和國”的口號改為“人民共和國”和“民主共和國”，并陸續調整了過去許多不合時宜的方針政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證。第二，黨中央將建立統一戰線、推動全國抗戰高潮等政治任務與打破國民黨軍事“圍剿”、擴大陜甘根據地等軍事行動相結合，以陜北為依托、以華北五省為作戰范圍，以發展求鞏固為方針，采取運動戰戰術，先后取得了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等重要勝利，并在實際上推動了國民黨地方軍隊及其他武裝力量與中共的抗日合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創造了有利的戰略依托和發展空間。第三，實際上扭轉了過去“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所造成的組織上的危局。黨中央將增強黨的組織力量、提高黨的思想理論水平與培養全國抗日人才、擴大黨的抗日影響相聯系，重新確定中央常委分工和紅軍中的主要領導，成立了以為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明確了黨與紅軍的領導原則，開始糾正過去黨在組織干部、知識分子和群眾政策上的錯誤，恢復了曾被錯誤關押的劉志丹等陜北紅軍和根據地領導同志的工作，積極吸收經過長征的先進分子入黨，創辦抗日紅軍大學，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提供了良好的組織條件。經過黨中央與廣大紅軍指戰員的不懈努力，紅軍在陜甘地區先后創造了四百余里的根據地、開辟了多塊抗日游擊區、領導了一二九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并在共同抗日的基礎上逐漸實現了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的軍事大聯合，為三大主力會師提供了有利條件。

三、三大主力會師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的基本完成

正當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迅速打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局面之時，和紅軍的錯誤行徑也達到頂峰。黨對錯誤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早在1935年9月俄界會議上作出的關于錯誤的決定中已經指出:“與中央絕大多數同志的爭論，其實質是由于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他遠離中央，并在長時間內脫離中央的領導之后，又產生了新的機會主義與軍閥主義的傾向。”［4］在宣布成立他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委員會后，中央政治局除電令放棄一切傾向外，還決定正式公布俄界會議上的決定。在黨領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時刻，認清和紅軍的錯誤實質、性質和危害，十分必要。第一，的錯誤，實質上是對“黨指揮槍”這一人民軍隊建設根本原則的否定。將黨的軍隊作為實現其個人野心的政治工具，努力創造屬于其個人的權力系統。兩軍會師前，他自行決定成立“中共西北特區委員會”和“西北聯邦政府”，并以革命領導中心自居。兩軍會師后，倚仗自己掌握的軍事力量，暗中支持一些人“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5］，企圖以此來控制中央，充分暴露了其政治野心。第二，的錯誤，集中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逃跑的政治路線。兩軍會師前，就主張要“卷起蘇維埃旗幟”，并擅自帶領紅四方面軍主動撤離通南巴蘇區、放棄川陜根據地，準備南下青海、新疆或川康地區，以遠離抗日前線。兩軍會師后，仍堅持其基于對革命形勢的錯誤分析而形成的“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美化南下方針為“進攻路線”，最終走上南下逃跑之路。第三，的錯誤，直接干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重塑的進程，削弱了紅軍在全國的影響。主導的南下行動割裂了黨中央與南下紅軍部隊間正常的組織關系，使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剛剛重聚的大部分中央委員再次分手，造成了黨在組織上的分裂，也直接影響了當時隨紅四方軍行動的、等領導人應有作用的發揮，對全黨的團結統一造成了嚴重危害。百丈關戰役失敗后，南下紅軍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由南下時的八萬余人減到四萬余人，使革命力量再次遭到重大損失。1936年7月，自1935年11月從湘西開始長征的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這時，根據中央指示紅二、六軍團改為紅二方面軍)。在民族戰爭即將展開的情況下，能否正確處理分裂主義和逃跑路線問題，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考驗。黨中央從維護團結與抗日大局出發，采取以爭取為主與有原則的斗爭相結合的方式，對進行了大量的說服、教育工作。在中央紅軍北上的節節勝利與紅軍南下部隊不斷受挫的強烈反差下，已經證明的“南下行動，不但在、反中央、分裂紅軍上看來是根本錯誤的，而且南下行動本身也是完全失敗的”［6］。經黨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等的堅持和努力，特別是當時身在紅二、四方面軍中的、、任弼時、等領導同志對中央北上決定的支持，最終迫使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1936年10月下旬，紅二、四方面軍各部先后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全國主力紅軍的會合與進入抗日前進陣地，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全面抗戰的發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的完成。紅軍三大主力的成功會師，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意義重大、不可低估。第一，它使長期分散在各地、無法直接見面的中央主要領導成員在陜北實現了多年來的第一次會合，直接推進了中央領導機構的重組與優化、促進了黨的干部政策的落實和組織路線的執行、以及對過去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等錯誤的糾正，實際團結和教育了包括博古、等在內的過去犯過錯誤的領導人，維護了以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權威，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提供了重要的組織基礎。第二，、、劉少奇等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利用三大主力會師后所帶來的相對穩定的革命環境，集中加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和學習，并結合抗日戰爭歷史條件下的革命形勢，重新認識、思考和總結過去十余年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發表了大量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著述。這些理論著述，在深入把握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及其規律的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第三，會師后的紅軍，極大地壯大了要求“停止內戰、一直抗戰”的力量。黨中央按照聯合左派、爭取中派、孤立右派的方針和聯蔣抗日的具體要求，不斷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重新調整了紅軍的軍事部署，并通過一系列努力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開啟了與國民黨第二次合作的新進程，進而為實現全黨全軍在思想、政治、軍事和組織上達到團結與統一、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重塑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礎。今天，我們深入研究長征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袖主體的重塑，對于始終不忘初心、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第一，堅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信仰。這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我們戰勝困難的精神武器。長征途中，沒有等中央領導對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正確堅持、沒有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重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打破共產國際教條主義思想的束縛，就不會有紅軍北上抗日的實現和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對當代共產黨人來說，不忘初心、走好今天的長征路，就是要弄清“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的問題，堅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不動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具體國情和時代特征緊密結合，勇于變革、勇于創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實現當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實踐形態、理論形態、制度形態、價值形態上的不斷創新。第二，堅定共產黨人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斗的理想信念。理想因其遠大而為理想，信念因其執著而為信念。在艱難困苦的長征歲月中，沒有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守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就不會有黨和紅軍戰勝天險、突破圍堵、克服分裂等一個個重要勝利，也不會有紅軍的戰略大轉移和抗日民族戰爭新局面的開創。對當代共產黨人來說，不忘初心、走好今天的長征路，就是要堅定跟黨走的政治信念，堅定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斷把為崇高理想而奮斗的偉大實踐推向前進。第三，堅持堅定的正確政治方向。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紅軍長征所以能取得勝利，首先是由于確定并毫不動搖地堅持了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由于黨中央帶頭顧全革命大局、維護黨和紅軍團結統一，并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萬水千山只等閑”、“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革命精神，戰勝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克服了自然界的千難萬險、排除了黨內“左”右傾錯誤的干擾，取得了長征的最后勝利。對當代共產黨人來說，不忘初心、走好今天的長征路，就是要切實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7］，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使其成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向前的不竭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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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210+536．

［4］盛仁學．問題研究資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5．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668．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22．

［7］中共中央宣傳部．系列重要講話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02－103．

作者:聞君寶 單位:黑龍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