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鄧小平時代主題的哲學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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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關于當代世界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的判斷，是鄧小平理論的立論根據之一。深刻領會這一判斷的精神實質，必須對鄧小平理論在形成這一判斷過程中的思維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蘊涵的哲學含義。

一、時代主題問題的提出：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統一

把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的主題，是黨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黨的十三大在敘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發揮和發展的一系列科學理論觀點時，把“關于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的觀點”，列為12個觀點之一。十四大在闡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時，更明確地提出“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際環境和時代條件時，是把和平與發展作為兩大問題提出來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比較突出。一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1985年他進一步提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問題是科學研究的出發點，一般說來，它產生于三種情況：一是新的觀察與舊的理論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論之間或某一理論內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創新的理論思維和超越傳統的價值觀念。鄧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與發展作為世界兩大全球戰略問題揭示出來，既基于一定的事實判斷，又包含新的價值判斷。

鄧小平對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勢變化作出的事實判斷是：在東西方關系上，一方面，有資格打世界大戰的，只有美、蘇兩家。因其在進行軍備競賽，因而世界戰爭的危險還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深刻地改變了當代經濟、社會生活和世界面貌：現代戰爭的高科技條件成為美、蘇兩家企圖直接毀滅對方的冒險舉動的制約因素；用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似乎已走進了“死胡同”。在南北關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體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由于各種原因，并沒有解決發展問題，它們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因而矛盾越來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國家的一些有識之士也意識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開始了南北對話；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變南北不平等關系的力量，從而促進了南北關系的改善和矛盾緩和。

鄧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勢變化時所蘊涵的超越傳統的價值判斷是：在東西方關系上，和平問題之所以凸顯，重要原因之一是，現在有核武器，一旦發生戰爭，核武器就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損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同時，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經濟、科技在世界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國家，包括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綜合國力，乃至不同對外政策的國家，都不得不認真對待。

就南北關系而言，發展問題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礙了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由于人口數量同國民收入之間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發展成為南方國家最突出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國家的資本、貿易和市場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時，社會主義優越性沒能充分發揮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發展與提高。因此，發展已成為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這些判斷，同樣也反映了鄧小平對整個人類的憂患意識，以及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強烈愿望。

很明顯，鄧小平的思維判斷所包含的價值觀念，一是以人類的利益為重，二是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沒有這樣的價值觀，是不可能從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強烈地意識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的。

二、時代主題的概括過程：對世界格局的變化與時代主題相互關系的把握

鄧小平對當代全球性戰略問題的概括，是在“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基礎上，對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一步變化了的世界格局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對60年代開始的世界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以及蘇聯對中國威脅的增加，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新形勢，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國屬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屆聯合國特別大會上，鄧小平系統地闡述了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這一理論突破了“兩個陣營”的傳統觀點，客觀地反映了世界局勢的新變化，也為調整中國的外交戰略提供了理論根據。

然而，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沒能透過世界的變動進一步揭示出蘊涵其中的時代主題演變的端倪，以把握時代變化的脈搏。他正確地看到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后果的嚴重性，卻夸大了戰爭的現實危險性；他正確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國家反霸斗爭形勢的發展，卻忽視了這些國家反霸斗爭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轉向發展經濟的事實，從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質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