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國家職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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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政治思想

【關鍵詞】鄧小平/社會主義國家/國家職能

【正文】

國家職能是指國家為實現其基本目的和根本任務而具有的社會功能，它表示國家活動的基本方向，是國家權力的內在表現。國家的職能也就是國家的社會作用，國家的階級實質通過國家的職能最集中地表現出來。國家職能一般可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內職能是主要的，對外職能是對內職能的延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國內斗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斗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1]”。在長期的實踐中，鄧小平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國家職能理論的基本方面，同時進行了豐富和發展。

一、社會主義國家對內職能觀

國家的對內職能有政治的、經濟的、思想文化的等職能，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內職能主要是通過專政職能的“正確有效的工作[2]”來“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1]”和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辯證統一，將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創新和思想文化等多種職能有機結合起來，而不是將它們互相割裂，互相對立，是鄧小平國家職能理論的一大特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三個組成部分，“一個中心”說的是國家的經濟職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說的是國家的政治職能，改革開放說的是國家的制度創新職能，當然這三項職能的履行都離不開國家的思想文化職能。

1.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隨著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來，國家的經濟職能必然日益突出出來，成為國家的各種職能之首。國家的政治職能和制度創新職能必須為實現國家的經濟職能服務，不能脫離實現國家的經濟職能另搞一套。在這方面中國人民是有教訓的。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四項基本原則一直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它對中國人民來說并不是新問題。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四項基本原則變成了高傲的“陽春白雪”，片面地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崇高地位，甚至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壓制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其他各項工作，使之同社會主義經濟和思想文化工作對立起來、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上，也存在著許多“左”的東西，閹割了四項基本原則的生命和靈魂。1979年，鄧小平在重新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指出，四項基本原則雖然不是什么新問題，但是“這些原則問題在目前的新形勢下都有新的意義，都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做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這是一項十分重大的任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務，又是重大的理論任務。這決不是改頭換面地抄襲舊書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費盡革命思想心血的崇高的創造性的革命工作[1]。”這個創造性的革命工作，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清除在國家職能問題方面的“左”的影響，破除那種將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創新和思想文化等職能對立起來、割裂開來的政治上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另一方面要切實解決好如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把政治上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在實踐中統一起來。特別是在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來以后，在經濟職能成為國家的首要職能的情況下，更需要充分發揮國家的政治職能、制度創新職能和思想文化職能，把國家的政治職能、經濟職能、制度創新和思想文化職能更加有機地結合起來，互相融合起來，形成一個國家職能的綜合效力系統，使國家的自主性沿著有利于社會的方向發展。

2.發揮國家的政治導向作用，為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指引正確的政治方向，就需要將國家的政治職能和思想文化職能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職能，即政治社會化職能。政治社會化是指一個社會內政治取向和社會模式的學習、融合、傳播和繼承，“是政治文化形成、維持和改變的過程[3]”所謂國家的政治社會化職能，就是國家將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識通過文化的方式向社會大眾傳播、形成或者改變人的政治社會心理和政治思想觀念的過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不僅是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等方面的變革，同時也是社會思想文化方面的變革。隨著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中國人民的傳統社會意識和社會心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大眾社會心理層面上，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價值規律成為調節人們之間關系的主要手段，過去一直倡導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觀念，就受到“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和專門為個人的物質利益奮斗的享樂主義和利己主義等思想的沖擊；實行對外開放，一些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就會乘虛而入，解放后已經絕跡的“黃賭毒”等現象又卷土重來；體制改革中進行政治權力的結構調整，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的管理和制度方面的漏洞，在擔任公共職務的各個崗位就出現了不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職業道德，而把“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設租尋租作為追求的目標，貪污腐敗、以權謀私、違法亂紀的現象逐年呈上升趨勢等等。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指出“我們為社會主義奮斗，不但是因為社會主義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2]。”我們現在搞兩個文明建設，一是物質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兩個文明建設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2]”。“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之間的同志式關系等等[1]。”鄧小平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目標進一步概括為培養“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四有”公民。這“四有”就是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具體表現，從政治的角度來講，以培養“四有新人”為目標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實際上就是發揮國家的政治社會化職能，向廣大人民群眾傳播和灌輸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道德文化。發揮國家的政治社會化職能，就是在政治思想層面上排除“左”右干擾，為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掃清思想障礙，贏得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基本路線的廣泛認同。發揮國家的政治社會化職能，就是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緊密結合起來，用改革創新的精神賦予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時代內容，充分發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的作用，這是國家的政治職能和思想文化職能的有機結合。

3.發揮國家的政治職能，特別表現在它對社會政治穩定的保證作用。社會的政治穩定不僅是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而且也是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從經濟方面來說，政治穩定是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條件，鄧小平認為，當前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是擺脫落后，使國家的力量增強起來，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要做好這些事情，沒有安定的政治環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從政治方面來說，政治穩定也是政治發展的內在需要。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社會各種利益關系的多樣化和復雜化程度不斷提高，社會成員水平普遍增高，大眾參與意識急劇增長，而中國的政治發展相對比較落后，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都尚未達到現代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水平，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程度相對較低，而且人口眾多、文化素質低也是制約政治發展的重要因素，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操作上是有一定的難度。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會有示威游行[2]”。所以，“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是必須保持穩定[2]。”“穩定壓倒一切”，這是鄧小平通過對中國政治歷史的深刻反思和現實分析得出的重要結論。中國的政治發展和改革開放，都必須避免社會動員與大眾參與的無序發展和過度發展，防止出現對改革開放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社會動蕩。只有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實行穩定的經濟政策，積極穩妥地調整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關系，實現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目標，同時實現政治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的政治發展目標。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講，珍惜和維護社會的政治穩定都是中國社會帶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是關系到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問題。因此，鄧小平在經濟高度增長，社會結構急劇變化的情況下，特別強調發展國家的政治職能，把能否實現政局穩定作為衡量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好不好的標準。

4.要實現國家的政治穩定，不能僅僅依靠國家發揮政治職能，更重要的是充分發揮經濟職能和制度創新職能。鄧小平經常講的賦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時代內容，就是強調將國家的政治職能與經濟職能及制度創新職能緊密結合起來[4]。

(1)政治穩定必須以經濟建設和生產力的發展為目的。過去我們也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沒有搞清楚如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例如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最主要的是經濟建設沒有搞好，沒有達到應該達到的水平，沒有使全國人民盡快擺脫貧困，使國家更快強盛起來，不能用大量的事實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我們的社會主義還不夠合格。鄧小平認為，群眾是最相信事實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合不合格，最根本是要用事實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首先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沒有這一條，再吹牛也沒有用[1]。”“人民現在為什么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2]。”所以，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凡是能夠積極爭取的發展速度都要積極爭取，有利于發展事業的，抓著就可以干，如果到本世紀末再翻一個沒有水分的一番，那時候人民就會看到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是興旺發達的。

(2)維護社會的政治穩定，關鍵在于國家是否合理地發揮經濟職能，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和綜合平衡，避免劇烈的經濟波動，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和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善于調節各個民族、各個地區、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關系，把各種矛盾和沖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使社會保持相對穩定和秩序的狀態中，是實現政治穩定的前提。對于改革開放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其中包括政治方面的問題，鄧小平不主張就事論事地來處理，而主張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來對待。他認為，許多社會矛盾問題既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同時也是經濟問題，而且經濟工作沒有做好是出現這些問題的關鍵。所以，“政治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要“用經濟政策、經濟辦法來解決政治問題[1]”，把經濟工作越作越細，是解決當前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根本途徑。

(3)實現政治穩定，不能光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必須搞好改革開放。實際上，改革開放就是國家的制度供給和制度創新。鄧小平總結了過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指出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以后，多年來沒有制定出為發展生產力創造良好條件的政策，在體制上存在著種種弊端，嚴重地不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發展的要求，如果現在再不改革，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就有被葬送的危險，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各個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不僅需要進行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而且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而我們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最終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所以，鄧小平把改革看成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1]”是“革命性的變革[2]”，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2]。”社會主義事業的最終勝利，主要是靠發展，而發展的必由之路，就是改革開放。“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2]。”所以充分發揮國家的制度創新職能對實現國家的政治穩定的一個很好的支持。可見，政治穩定并不是政治生活死水一潭、政治改革裹足不前，而是在政治發展和政治創新中實現的。只有把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創新和思想文化等各種職能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科學地協調好改革、發展、穩定和創新之間的關系。

二、社會主義國家對外職能觀

國家的對外職能是對內職能的延續。國家的對內職能，執行著統治階級的路線和政策，是主要的；國家的對外職能，在與其它國家的相互關系上、在國際事務中，執行著哪個階級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在國家的對內、對外職能中，因為一個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只有首先在國內加強統治，鞏固自己的地位，才能有力量開展對外活動，順利地實行國家的對外職能[5]”。鄧小平的對外職能理論主要有：

(1)在防止外部敵人的顛覆和侵略的同時，突出了和平和發展兩大主題。“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2]”和平與發展問題，是關系世界發展全局的大問題，也是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的大問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也是發展中的國家，“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2]”。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因此必須突出爭取和平，促進發展這兩大對外職能。

(2)在堅持和平共處的同時，突出了反對霸權主義的斗爭。霸權主義是當今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反對霸權主義同維護世界和平是互相聯系、密不可分的。霸權主義者總是妄想成為世界或地區的主宰，推行對外擴張政策，搞什么“人權外交”、“經濟制裁”等，到處干涉別國內政，“我們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參加任何集團……誰搞霸權主義我們就反對誰，誰侵略別人我們就反對[2]”。中國不侵略別人，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卻受到外國的威脅。“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2]”，所以“我們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

(3)在堅持反霸斗爭的同時，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系。“堅持同所有國家都來往，對蘇聯對美國都要加強來往。不管蘇聯怎么變化，我們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2]”。對美國，鄧小平說：“中美不能打架，我說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筆頭上和口頭上打架，不要提倡這些。……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2]。”

(4)在堅持“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的同時，主張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2]”。同時鄧小平還提出了許多發展“南南合作”，發展各國政黨之間的友好關系的思想。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德］加布里埃及·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4]張麗曼.從全能型政府到效能型政府[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5]趙寶煦.政治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