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傳統與社會資本透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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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帕特南所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公民傳統》一書對民主政治的實現與每一個地區公民的文化傳統有著什么樣的關系，社會資本的存在與利用如何能夠幫助民主的實現等問題有著精辟論述，此書的理論框架是嚴謹的。其顯著特點是論證方式的實證性和經驗性，以其新制度主義的理論研究方法提出了“社會資本”概念以及公民文化傳統與社會資本之間的必然關系。

論文關鍵詞：民主實現；公民；文化傳統；社會資本

美國政治學家R.D.帕特南是一位大量運用制度經濟學思想分析經濟成長和政治發展的學者，在其學術名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公民傳統》中，他對意大利的政治變遷做了長達20年的系統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極好的案例，并提出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論解釋。本書與以往讀過的其他政治學名篇有很大差異，最大的吸引眼球之處是作者可以在一個個別國家(以意大利為個案)，用近似外科手術式的嚴謹填密的實證方式，不惜花費巨大時間代價，試圖得到邏輯必然的結論:民主政治在一個特定區域以何種政治文化傳統和何種政治行為方式得以實現?歷經了20年的漫長研究周期，此書的最終成就終不負于如此的歲月付出。通觀此書，的確如評價所言，是一本真正有水平的實證性研究著作。

俞可平在其評作中毫不吝音地給予此書極高評價:"1993年發表了一本轟動整個西方政治學界的著作，書名是《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學者對此書的評論更加風起云涌，其評價之高令人咋舌。僅舉以下兩例即可見其一斑。戴維·基爾普說，將任何肉麻的吹捧之詞加于其上也不過分，這本書簡直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論美國的民主》。《經濟學家》雜志則認為，這是一本可以與托克維爾、帕雷托和韋伯的著作相提并論的社會科學巨著，政治家和政治科學家有可能將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的民主前景。”

一、本書的理論構架

本書共分六章。從六章的框架來看，作者的邏輯思路非常清楚:第一章是對制度績效方法的提出，實際上是要解決在政治學上具有普遍意義的一個問題:民主政治如何得以實現?

帕特南的實證設計是通過一個較長時期對一個特定國度—意大利的跟蹤研究，從其開始的地方政治制度的改革實驗人手，展開經驗和實證研究，達到他的設計目的:回答完全是高度理論性的上述問題。第二章是縱向的實證資料收集和描述20年間意大利各地方政府新的政府制度的設立和發展過程，提出一系列具體問題。第三章是很體現作者功力的地方，在研究中，并不單純地對客觀現象進行描述和歸納總結，關鍵是在種種繁雜的事物和現象中尋找到你所需要的證據，帕特南在這一章中以非常老道的政治科學家的實力運用精心設計的12個指標對新的制度績效進行了評估，讓人信服的是每個設計問題本身和調查者想要了解的對象的真實思想和感受的聯系是很切合的，其問卷設計是非常客觀并具有說服力的，避免了通常調查中容易遇到的主觀隨意性。第四章作者的目標是解釋制度績效為什么存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表現，什么原因導致了同一制度設計在不同地區所得到的制度績效卻不同。實際上這個問題也討論到了經濟發展與制度績效的相互關系，他們發現，制度績效好壞并不是和經濟發展程度一定呈正相關關系，卻與公民生活的特性即大量社團組織的存在之間存在非常大的正相關關系。繼而，作者在第五章分析了意大利1000年左右的政治制度變遷史，討論了政治制度的歷史傳統影響力。為什么歷史傳統會如此穩定持久地存在著呢，這個問題就在第六章進行探討了:如果人是理性的，他們為什么能容許像“囚徒的困境”這樣和中最終對集體誰都不利的結果出現呢?作者認為，在歷史上，至少存在著兩種廣泛的社會均衡，所有面臨集體行動問題的社會都會朝其中一方面發展，要以是社會資本以良性的循環—信任、規范和合作網絡的方式出現，要么是惡性的循環—依附、剝削的方式出現。一旦身處其中，理性的行為者就會選擇按規則辦事。社會選擇哪一種穩定的均衡，將由歷史決定。

二、本書的特點

1.研究方式的實證性和經驗性

在前面我們提到，帕特南寫作這本書時一個突出的寫作特點就是，邏輯構架非常明晰，這個得益于他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政治科學的實證要求的。他完全基于對意大利地方政府20年期間的政治行為和制度考量，用大量的實證調查問卷和個案研究數據，同時，也運用了體現作者研究功底的定性分析，非常令人信服地得到了關于民主政治的理論意義和價值體現。這讓筆者改變了對政治科學過于拘泥于行為表象的錯誤印象，讀這本書的感覺就是，我們在討論比如政治生活這樣完全屬于人類理性思維范疇內的問題時，都可以做到像做科學實驗那樣的嚴謹，盡量避免調查者本身的認識所帶來的理解偏差和認識偏見，盡量讓結論像數理公式那樣必然確定。

2.作者的新制度主義立場

制度分析曾經是傳統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歷史上的制度主義者強調政府和政治運動的連續性和制度發展的時序和前因后果。與此不同的是，新制度學派運用了博弈論、理性選擇和模型化技術的工具，將制度當作是一種擴展了形式的游戲，在這種游戲中，行為者的行為受游戲規則的約束。新制度主義者之間的觀點也不盡相同，但在以下兩個根本性問題上，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第一，制度影響政治。構成制度的那些程序的規則和標準制約人們的政治行為，從而影響政治后果。不能簡單地將政治后果歸結為撞球般的個人互動，也不能歸結為各種廣泛的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制度影響結果，因為它們影響行為者的認同、權力和策略。第二，制度由歷史形成。無論其他因素怎樣影響其形式，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慣性和“強大的內力”。它們體現為歷史的軌跡和轉折點。歷史事件的發生源于其“路徑依賴”的特性:先前產生的東西(哪怕它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偶然發生的)，決定隨后產生的東西。個人可以選擇其制度，但不能選擇產生這些制度的環境，他們的選擇反過來又影響其后人的選擇規則。

按照作者們自己的解釋，他們對意大利地區實驗的研究，目的就是為上述立論提供經驗的證明。首先，他們將制度當作自變量，從經驗上探索制度變遷是如何影響政治行為者的認同、權力和策略的。隨后，他們又把制度當作因變量，探索制度行為是怎樣為歷史所決定的。但是，在這兩個步驟之外，他們還加上了為近來的制度研究所忽視的第三個步驟。即他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假定:制度的實際行為受它活動于其內的社會關系的影響。

作者在本書中采用了多數人對“制度績效”的定義，即把政治制度看作是“游戲規則”，是控制集體決策的程序。但他們認為，流行的政治制度概念對于政治制度分析而言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帕特南特別強調，制度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不僅僅是達到同意的工具。所以他們在這一研究中，將制度績效概念建立在一個非常簡單的治理模型之上:社會需求—政治互動—政府—政策選擇—政策實施。

對制度績效的動力的理解是比較政治科學長期以來的興趣。至今已經出現了三種解釋模式。第一種模式強調制度設計;第二種強調影響制度績效的社會經濟因素;第三種強調影響制度績效的社會文化因素。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書作者實際上將這三種新制度學派中的不同解釋模式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而將新制度學派的解釋功能發揮到了極致的地步。

三、本書的亮點:公民的傳統文化是如何影響到政治的

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提到本書的第六章:社會資本與制度成功。在這一章中，帕特南的理論創新在于提出了“社會資本”這一嶄新概念。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某種特征，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通過產生合作行動從而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與傳統資本不同，社會資本的一個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一種普通的公共資源，而傳統資本通常是一種私人資源。民主政治應當是一種公共利益，所謂公共利益即是一種兼容的利益，即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會減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當然，公共利益還有另外一個特性，即相關性:公共利益受到損害，不僅是我一個人受到損害，而是同一社群的所有其他人也受到損害。作者在這章討論的問題核心在于如何來理解人們在理性中，選擇一種公共行為或集體行為中的利益損害呢?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囚徒困境”行為。帕特南在本書中，也試圖為如何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找到一條捷徑，他提供給我們的這條捷徑就是“大力發展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本質要素是集體行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其實質性功用是它有助于形成自發的合作。

回到本書寫作的起始，作者在考察過程中觀察到的意大利南北地區在制度績效上所表現出來的顯著不同，諸如城市公共設施、農業、住房和健康服務等領域的有效性，其原因不在于人們簡單想象的經濟發展程度，而決定這種區別的是南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

通過第五章對歷史的回顧，帕特南發現，制度績效高的北方各地區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實行的是城市共和制，而績效低的南方是君主專制;“在北方，人民是公民;在南方，他們是臣民”。12至16世紀意大利北部實行共和制的城市，大眾參與公共政策的程度，在中世紀是獨一無二的，是“封建沙漠中的綠洲”。這些城市共和國的行政領導是依據一定程序由選舉產生的，他們承認自己的管理或統治有著合法的界限。至1250年，在這些主要城市的憲法中，人民即主要是同業公會會員已經取得了統治性的地位。北方人盡管有強烈的宗教感情，但教會只是諸多公共機構之一。在這種公民社會和公共精神環境中，重大的社會、政治甚至宗教上的忠誠和聯合都是橫向的，民風也以信任和互助為主。而在南方，包括等級制度、庇護附庸制度等形成的社會秩序都是垂直的，缺乏北方民眾建立在基本平等和團結基礎卜的橫向組織。由于在南方長期居統治地位的實際是異族王朝，這加劇了統治者與臣民之間的猜疑，并且為了維護垂直的統治和剝削關系，摧毀了橫向的社會組織紐帶。至14世紀初，南北兩種政治體制的特征已發展得相當充分。政體和文化傳統不是憑空出現的，南北地區的經濟基礎有很大不同。北方城市國家依賴商貿和金融業，而南方則以農業為基礎，前者需要更多的社會信用和相互信任，以保障合同和法律的有效性。公務員之家

帕特南借用“社會資本”概念具體說明了南北文化差異，一個社會的成員之間是互相信賴的，就會促進自發的合作。在信任基礎上的普遍互惠，不是“我將為你做這件事，因為你比我強大”，也不是“如果你現在為我做那件事，我現在就為你做這件事”，而是“我現在就為你做這件事，因為我知道，你將來不定什么時候就會為我做件別的什么事”。社會資本包括制度性因素如法制，但大多數社會資本形式如信任，是“道德資源”。帕特南甚至認為:“公民共同體合作的社會契約基礎，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

在1870年國家統一時，北方的農業生產率略高于南方大約15%-20%，由于此后北方的工業化和都市化步伐快一些，至1911年，北方的收人已比南方高出50%，經濟差異急劇擴大。1980年代中期，北方人均收人比南方高出80%。就是今天，人們仍舊能感覺到這種差異。

南方的不幸并非止于經濟落后，互不信任的文化傳統，還是導致有組織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國家或政府缺乏效率，不能公正地執法和履行合同的條件下，黑手黨就會作為現代庇護制度發揮作用。橫向的互不信任和垂直的壓迫剝削和依附關系，是黑手黨產生的歷史和文化基礎。

帕特南的公民傳統論的確有助于解釋，在相同的國際背景下，為什么意大利北方比南方做得更好。他意味深長地指出:意大利南方“永遠欺騙”、“永不合作”的社會模式，可能就是世界大部分缺乏或沒有社會資本地區的未來命運。“對于政治穩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經濟進步，社會資本或許甚至比物質和人力資本更為重要”。

意大利的經驗教訓無疑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因為現實中，伊拉克戰爭后重建的伊拉克社會就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國內有學者就提出，庇護一附庸型的垂直生產關系導致伊拉克政治的集權政治和威權心態。庇護一附庸(patron-client)型的垂直生產關系是傳統社會中比較典型的一種生產關系，人們相互間的關系就像馬克思形容的馬鈴薯一樣，它們雖然裝在一個袋子里，卻彼此隔絕。這種相對落后的生產關系，決定了其資源分配方式也是落后的。在這種生產關系下，相對弱小的個人和團體將自身安全和其他基本需求依附于更富有、更強大的保護人。對身處其中的普通民眾而言，為了更好地生存，與庇護者(國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領等)的垂直聯系遠比相互間的橫向聯合更重要。帕特南指出:附庸關系是“社會缺乏有機聯系的產物，它往往維持了社會的分裂和無組織狀態”。它鑄就的是一種金字塔型的政治結構和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這一結果更易誘發個人專制和集權統治，不利于現代民主的開展。

帕特南的研究充分顯示:公共意識和公民文化是何等的重要，而它們的歷史變化又是何等的緩慢和艱難。所以，讀完這本書，筆者就更能夠理解這樣一句話了:“政治家和政治科學家有可能將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的民主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