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衡與和諧發展關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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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傳統的女權主義者的筆下，關懷女性的重要方式是打倒男性，但實際上更加激化了男女之間的對立。在《長恨歌》中，王安憶卻看到男性世界的動蕩不安以及他們支撐的疲憊，她強調用女性的堅韌和以她們為主體的安穩的世俗生活，使其與男性世界形成互補，構成一個和諧發展的社會。

［關鍵詞］長恨歌；女權主義；男女平衡

一、男女平衡的女性視野

由于社會歷史的原因，長久以來，女性在文學史上幾乎沒有留下過重大的痕跡。18世紀60年代的西方，女性為了爭取她們在政治、經濟、社會事務等各方面被剝奪的權益，形成了對當時社會制度的猛烈沖擊、有強烈的權力斗爭色彩的“女權運動”。隨著運動規模的擴大，女權主義進入了文化批評領域和學術界，并努力進行女性的主體性和文化認同等方面的建設。在中國，從“五四”開始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從廬隱筆下“我心彷徨”的海濱故人，丁玲筆下的“莎菲”系列，到《方舟》中會抽煙，會打家具，甚至會梗著脖子罵人的寡婦俱樂部的成員，再到關在“一間自己的屋子”進行“私人寫作”的林白和陳染，中國女作家在關注女性的寫作道路上不斷地探索，并取得不俗的成績。“但由于我們對女性的認識是從西方接受來的，和我們真正的女性現實不一定合適”，所以雖然她們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能自覺地反抗男性，清醒地批判不平等社會現實，但由于她們無視性別差異，孤立地研究女性，完全從個體經驗出發的寫作態度又使之無法認清事實真相，從而在顛覆男性文化過程中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帶有了一定的女性霸權色彩。男女之間互相關懷的人間真情不僅沒有出現，反而更加激化他們之間的對立，對于女性而言“實則是在傳統的尊卑之外又平添了一份婦女所承擔不起的負擔”。

在傳統的“家”的分配中，男性主掌著主流世界的起伏成敗，關注“大世界”的事情，女性則是生活的邊緣，是以家庭作為她們的“小世界”的，因此女權主義者看到的是女性被壓制而悲慘不幸的一面，然而在《長恨歌》中，王安憶看到的卻是另一面，那就是生活的安穩。因為這種分配使女性避免了各種殘酷場面兇狠的廝殺，所以她們可以沒有太多的個性，可以對天下大事不感興趣，可以沒有那些形而上的焦慮，只要在“過日子”中展示智慧和能力，享受安穩人生，即使她們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大不幸的時候，王安憶也沒有把這些不幸的根源完全歸結于男性。對于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遜等這些承擔著歷史，又被歷史壓垮的男性，王安憶并沒有操起筆來聲討他們的無能，更沒有讓作品中的女人們居高臨下地挖苦、嘲笑男性的軟弱。相反，她從人生的角度寬容了男性的無奈，從而諒解了他們，“人都只有一生，該是誰為誰墊底呢？”她看到城市發展的同時，也看到了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清醒地認識到男性因承擔著太多的責任而顯出的疲倦和衰弱。當女性在思想意識、經濟生活上逐漸獨立起來的時候，王安憶用她們的幸運而堅韌的一面，替代了男性無力和軟弱的一面，從而構筑起這個世界的平衡。《長恨歌》選擇了女性史——王琦瑤的一生來貫穿全書，王安憶這種面對現實，以承認差異為前提的女性關懷比走向極端的“女權主義”關懷來得更合理更真切些。

二、“小世界”的堅韌——“大世界”永遠的后盾

王安憶說“我生活在上海，我對這個城市的歷史，文化，語言，包括上海人的世界觀等一直都是潛心關注的，這些在我寫作《長恨歌》時，都變成了有用的資產，必要的準備。”從歷時性的空間上看，王琦瑤早年的輝煌，中年的落寞與晚年的二度青春，與上海這座都市在20世紀的興衰歷程，恰好構成了巧妙同步。她的一生可謂苦難多于幸福，但她的那份堅韌不僅存活了自己，而且成全了許多男性，貫穿了上海百年風云動蕩的生命史。因此，對于對女性的生活經驗有著切膚感受的王安憶而言，女性的堅韌就是上海無言卻不屈的靈魂。

在《長恨歌》的書寫中，女性只是作為城市的代言人，一個載體。同時王安憶通過作品讓王琦瑤完成了一個女性完整的成長過程：從對男性的依附到一個人堅強地面對生活，作品中那些有權有勢的主流人物如李主任、蔣麗莉的父親、嚴師母的先生，都僅僅是一些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形象，他們并沒有和女性們處于一種對立的位置，甚至在很多時候，他們是將彼此視為自己的后盾。王琦瑤上了《上海生活》封二，成為名人，因為“照片里的王琦瑤只能用—個字形容，那就是乖。那乖似是可著人的心剪裁的，可著男人的心。在程先生的極力幫助下，王琦瑤成功當選為上海小姐，也就拉開了她一生的序幕。李主任當年權傾一時，是大“世界”中的主流人物，正是這種神秘的男性強悍使李主任符合傳統定義中的“男子漢”形象，給王琦瑤帶來了安全感和溫暖感，所以王琦瑤覺得有什么事為她決定好了，想了也是白想，于是王琦瑤毫不猶豫地住進了“愛麗絲公寓”，來訪的蔣麗莉感到“她有點欺人，不知仗著什么”，王琦瑤對她的一席話卻揭開了謎底“總是我在你家吃飯，今天終于可以請你在我家吃飯了”，當年王琦瑤一無所有，在女性世界里，她只是個弱者，蔣麗莉對她再好，她也只是住在蔣家的一個被施與者，而現在依靠“大世界”的力量，她終于可以在“小世界”里揚眉吐氣了。李主任為她提供了經濟上的資助，而她卻給了縱橫征戰的李主任以溫柔的慰藉。當李主任面臨著男性世界動蕩風云時，只有“愛麗絲公寓”——王琦瑤寓所像世外桃源一般。給他以暫時的安寧，“兩個人都是要求安慰的……各人的要求不一樣，能量也不一樣，李主任要的那一點正是王琦瑤的全部；王琦瑤的一股腦兒，也恰巧是李主任的一點。因此也是天契地合。”這是男性的大世界所無法擁有的。“大世界”的動蕩和“小世界”的安穩在王安憶的眼里不僅沒有成為對立的矛盾，反而成為在災難降臨時互相扶持的關系。

在這藐小的人生中，“男女的奮斗任務是一樣的，都是……生存”災難是不分時候地降臨在人們頭上的。在傳統的分配中，男人因為主宰著大世界，所以才有了力量。而一旦這個世界崩潰了，他們也總是最先的受害者，也總是先被打倒。王安憶不僅有著對女性深切的關注和認可，同時對于在歷史中男子的處境深表同情。而女性如同多數市民一樣，自認為是落后于時代的人，“對于政治，都是邊緣人”。正是這種認識，使她們在最動蕩的時候依然運轉在這個世界里。外面的天空是凄風苦雨的，而在平安里的她們卻坐擁暖爐，笑品香茗。這種實惠是穿在身上，暖在心田的；是吃在嘴里，香在心上的，這股渾然不覺的韌性是女性與生俱來的，“她們的硬不一定在攻上，也是在守”，是不知不覺的，是“做了再說的”，她們從來不怨天尤人，正是有了這份堅韌使得上海的女人心里都有股硬勁，使得她們在這個仍是以男人為主流的世界里站穩腳跟，安身立命，并隨時能支撐起因男性無力而崩塌的那一片天空，成為“大世界”最永恒，最堅實的后盾。

1948年最動蕩時，王琦瑤仍然還在想“李主任是通天的人，倘若他都是過不去，又有誰能幫得上他”。但在李主任與王琦瑤最后一次見面失之交臂之后，王琦瑤和他真是“兩人都無依無托。自己靠自己，兩個孤魂”。可是通天的人走了，王琦瑤依然好好的活著，變的只是生活地點，方式——從愛麗絲公寓到了平安里，不變的是那顆上海心；與王琦瑤相愛并有了骨肉的康明遜，為了守住他所在世界里的位置，與女兒近在咫尺卻不敢認，王琦瑤無怨無悔；程先生在文章中無法忍受非人的痛苦，拋下了他鐘愛一生的女人而結束了自己的性命……薩沙、老克臘等男人，在她身上得到了不同的滿足后便決然離去。她的心一次次被交付出去，可事情剛起了頭就結束了，傳統女性視為生命動力的“家”她一直無法擁有，但王琦瑤的生命并不會因此而暗淡，她仍然冷靜而平和地生活著。“倘若不是這樣專心致志，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最具體最瑣碎的細節上，也許就很難將日子過到底。這些日子其實都是不能從全局推敲的，所以，在這仔細的表面之下，是有著一股堅韌，這堅韌不是疾風驟雨的那一種，而是用來對付江南獨有的梅雨季節……它是供小人物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標”。正是這股韌性支撐著王琦瑤，使她比曾經輝煌的男性們走得更遠。三、“小世界”的安逸——“大世界”的蔭護

長久以來，這個世界大歷史的書寫者是男性，他們的世界是這個動蕩社會的中心力量，他們承擔著歷史和社會動蕩的—面，而“家”則是歷史安排給女性的唯一的位置。她們的小世界是中心之外的，是邊緣地帶的，關心的不是社會變遷，而是吃穿用行，身邊瑣細。因此在很多小說中，城市常常是以一種雄性的面貌和動蕩的姿態出現的。但正如陳思和所說的：“《長恨歌》寫了家庭和社會的脫離，事實上，除了官方的，顯在的一個價值系統，民間還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價值系統，幾十年來，上海市民的生活實質沒有多少改變，它有自己的文化獨特性”。這個價值系統就是一直處于邊緣位置的女性“小世界”。作為“東方女性”，王安憶不可避免地對這個世界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記憶，“畢竟中國的女性，剛從廚房中出來不久，記憶中都是往事……”［所以在《長恨歌》中既沒有動人心魄的故事，也看不到一點曾被譽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的風云變幻，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與普通人——更確切地說是與普通女人——貼得很近的世俗生活的點點滴滴。王琦瑤是將一生的幸福放在一天去過的。李主任如同一顆流星劃過她的生命，王琦瑤只得到了一瞬間的燦爛，然后便如同一顆珍珠埋入沙土中一樣，她便消失在了上海低低矮矮的胡同中，與小人物們一起過著仔仔細細的日子。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王安憶追求的是男女平衡的理想世界，她說“人類剛邁出，或正在邁出的大自然的環境，為男人和女人創造了兩種不同的理想：男人的理想是對外部世界的責任和創造，而女人的理想是對內部天地的塑造與完善”。王安憶并沒有激烈反對傳統的家庭分配，反而接受了這種分配，因為這個分配使男人成為“大世界”的同時也承擔了太多的壓力，而女人被拋在邊緣的“小世界”同時也享受了其中優越的一面——安穩，這安穩是從人生細微的角落中一點一滴構筑起來的，它帶著些婦人性，帶著些世俗性。不管歷史怎么前行，不管都市如何高速飛轉，但在它的邊緣里卻有著人類最恒定的東西，那就是吃飯穿衣，是雞毛蒜皮，是用盡心機的算計的飲食生活。女性的小世界里所掌握和控制的這個價值系統不僅在她的作品的時代里成立，放在遙遠的未來和曾經的過去，也是一樣存在的。平安里的生活簡樸，“下午茶”比不上國際俱樂部的豪華和奢侈，但也是精雕細刻的，他們談論的話題“不外是衣服，炒栗子的甜糯。瓜子的香，白果的苦”，還有王安憶不厭其煩地描寫王琦瑤的飲食起居，如她用黃泥螺下飯，洗頭時把領口向里面窩起來……這些世俗細節的堆積，和對一個城市底部生活的描寫，使人感到一種女性的溫情，對于任何人而言，它們都是似曾相識的，雖然很女人味的東西，但正是這些婆婆媽媽的細節影響人的感官的同時影響著人的情感，讓人牽起很多回憶的，“別小看了這些細碎的東西，它們哪怕是這世界上的灰塵，太陽一出來，也是有歌有舞的。”這些小東西、小人物小細節，最有生命力。世世代代在上海這個城市里生活的，是真正見證了城市歷史的人們。“其實它們，才是上海這城市的基調……倘不是他們，上海的光色便是浮光掠影。”

在物質里，在瑣屑里，在傳統分配的角色里，她們悠然而安穩地生活著，但是“小世界”里的這份安穩卻是來自于“大世界”的蔭護，正如外婆認為的“男人肩上的擔子太重，又是家又是業的，弄得不好，便是家破人亡，女人是無事一身輕，隨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便成了”。如果說王安憶選擇“小世界”的堅韌作為“大世界”的后盾的話，那么在“大世界”蔭護下，“小世界”所擁有的安穩恒定的日常生活則是女性幸運一面的展示，這兩個世界的平衡就筑成了上海的血肉之軀。

“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世界。我要探求的是在這樣一種狀況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關系，她們是怎樣達到平衡的。”

在《長恨歌》中王安憶已經不再用“女權主義”的眼光來打量這個世界，她只是站在男女關系平衡的立場上來關注女性：男女兩性是一個共同體，她們和諧的存在才是人類關系最自然的一種表現，畢竟男女的確是有很多不可言喻的先天差異，如果完全打倒了男性，這個世界會失去平衡。那么女性又何以生存呢？王安憶舒舒緩緩的描述中，一個男女和平共存的世俗上海徐徐展現在我們面前。

（注：以上引文除了標有出處外，其余均引自王安憶的《長恨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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