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融合研討知識分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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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單一社會角色的知識分子研究；從角色到角色集；基于場域觀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從場域到場域叢：多元角色扮演分析的有益嘗試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在現代化進程中沒有明確的社會定位，難以找到自己的歸宿、把視域局限于知識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會角色、神圣的社會批判者、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驅、占統治地位的新階級、專家、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角色集是指“一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角色”、布迪厄將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放進學術場域的架構下進行研究、布迪厄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實現了從場域到場域叢的轉換等，具體請詳見。

自1894年德福雷斯事件以來，關于知識分子的研究在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傳播學等學科受到普遍重視，提出了大量的理論觀點。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在知識分子的內涵、外延、地位、社會作用等方面，學界的觀點歧異，互相抵牾，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根據吉登斯的“雙重解釋說”，社會科學家們觀點的歧異無疑也影響到了作為常人的一般知識分子在日常實踐中的表現，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進退失據，難以有所作為，我國現代知識分子即是如此，他們“角色模糊，命運多舛”，在現代化進程中沒有明確的社會定位，難以找到自己的歸宿。究其根源，造成這種理論與實踐困惑與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理論界對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方法論本身的關注較少，各種研究范式之間缺乏足夠的對話和融合。本文將總結幾種主要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范式，比較其優缺點，以期厘清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中觀點歧異的方法論原因，探索解決的路徑。筆者認為目前在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種研究范式：單一社會角色的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的角色集研究、知識分子的場域觀研究。

一、單一社會角色的知識分子研究

鄭杭生等給社會角色的定義是：“與人們某種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權利、義務的規范與行為模式，它是人們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期望”，“單一社會角色的知識分子研究”者們則片面地執信這類定義，把視域局限于知識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會角色，只將一種行為期望投注在知識分子身上，忽視他們作為社會人扮演的其他社會角色，仿佛知識分子是一個天生的知識人(bornintellectual)，生來就是為了扮演這一種社會角色的，而且各種不同的論者對知識分子所應該扮演的這一社會角色為何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對知識分子角色期待的混亂也造成了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角色認識和理解的模糊不清，從而導致知識分子角色實踐的差異和混亂。關于知識分子所扮演的這個“唯一”的社會角色應該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神圣的社會批判者

信奉知識分子精英論的研究者往往從道德主義出發，賦予知識分子神圣的使命，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是社會的良心，從事社會批判是他們的天職，他們將知識分子作為潛在的或實際的反對者、改革者和革命者、社會和文化方向的開拓者和反傳統的開拓者。如薩義德將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定位為局外人、“業余者”、擾亂現狀的人(outsider,amateur,anddis—turberofthestatusquo)；福柯從知識和權力的關系人手，主張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不在于為民眾代言，而是與身臨其境的權力形式做斗爭，揭示知識分子話語與權力統治之間的隱蔽關系；戈德法布把知識分子描繪為“某些特殊類型的陌生人”，認為他們特別注重自身的批判能力，獨立于權力中心自主行動，其聽眾和讀者是廣大民眾，在民主社會中能起到專業性質的作用。促進對迫切的社會問題進行開明的討論。對于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來說，若問知識分子何以能夠成為社會批判者，曼海姆的答案較具代表性：這是因為他們是一個自由漂移(free-floating)的階層，允許其他社會群體的個體進入其中，正是因其沒有歸屬，所以他們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

(二)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驅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宣稱“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由此，他們認為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與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一樣是作為普遍階級的總體工人的一部分，解放全人類是他們光榮的歷史使命，他們應該而且能夠在革命和建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極具俄羅斯知識分子批判性傳統的列寧，更是進一步主張知識分子應該勇當革命的先驅，用理論將無產階級武裝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

(三)占統治地位的新階級

澤拉尼將知識分子的新階級理論分為三個流派：一是“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的知識分子階級論；二是以考茨基和吉拉斯為代表的技術官僚一行政官僚的新階級論；三是古爾德納的文化資本的新階級論。但這三種新階級論都認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是居于統治地位的優勢階級，是自私自利的，根本不像他們所宣稱的那樣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古爾德納甚至預言，“現代社會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專業化(proles-sionalism)浪潮使得具備文化資本使用權的知識分子將最終取代舊階級的權威”，現代知識分子的基本目標已是：增加自身在國民生產中的份額(share)；生產和再生產特殊的社會條件，使其能夠私下占有由他們的特殊文化所創造的收入中的更大份額。

(四)專家

許多學者看到隨著知識分子的學院化和專業化。知識分子不斷成為學有專長、專注于研究和解決某一方面問題的特殊知識分子——專家，而非過去那種在廣泛范圍發表意見的普通知識分子。他們認為現代社會中無論是人文知識分子還是科技知識分子都已經專家化了，失去了批判性，指導其工作的是科學理性和工具理性，即他們是價值中立的，只對求真或探索奧秘、歸納規律感興趣，而對為什么要求這個真或為什么要探索這個奧秘卻不感興趣了。

吉登斯則十分重視高度發達的現代性晚期(high／radicalizedmodernity)中作為專家的知識分子在化解社會風險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現代性晚期充滿著風險，而專家系統與符號系統作為脫域機制可以把社會關系從具體情境中直接分離出來，給人們帶來一定的安全感。在日常生活中，常人對專家系統信任的體驗來源于交匯口，即“專業性個人或團體與抽象體系的人之間的連接點”，可見正是每個具體的知識分子在使抽離機制變為可信的，但吉登斯同時指出，沒有任何一種專家系統能夠稱為全能的專家系統，專家系統化解風險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五)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知識分子泛化論者傾向于把知識分子定位為那些從事知識的生產、解釋、傳播、消費的人，他們常常用受過高等教育(大學、大專)以及具有同等學力的人來操作這一概念。這樣在現代化的當下，就使知識分子成為一個似乎人人皆可為之的角色，這種觀點的結果是使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泡沫化了。

綜上所述，“單一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研究范式只注意到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所扮演的某一社會角色，然后就把人們對這個角色的行為期望作為唯一的行為期望，將此社會角色作為知識分子的本質內容，導致人們在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上存在著分歧，因此對知識分子得出迥然不同的評價，知識分子豐富多彩的多面向也因此變得僵硬和單調，與社會現實不符，知識分子們也難免在這些雜亂的“單一社會角色”說辭中變得不知所向了。

二、從角色到角色集

角色集是指“一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角色”，涵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多種角色集于一人之身，另一種則是指一組相互依存的角色。知識分子角色集的理論范式就屬意前者，即將知識分子視為一個同時承擔著多種社會角色的活生生的社會人，而非僅僅是專門出演某一固定角色的特型演員來研究。

知識分子角色集的理論肇始于茲納涅茨基，他在《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中建立了知識人所扮演的各種社會角色的類型學，分析了支配知識人行為的各種規范模式，認為每一個或每一類知識人都可身兼幾種類型的角色，可將知識人的社會角色納入以下的社會系統中加以研究：1知識人的社會圈子：一群與知識分子發生互動并評價知識分子成績的人；2知識人的自我：由于知識分子的地位而賦予其身體與心理特征；3知識人的社會地位：知識分子因其地位而被賦予的特許權和免疫權；4知識人的社會功能：知識分子對其社會圈子所能做出的貢獻。茲納涅茨基相信知識分子并非對整個社會發表言論，而只是對經過選擇的部分公眾即特定的社會圈子發表言論，社會圈子要求知識分子符合他們的期望，作為回報，社會圈子則會授予知識分子一定的地位和權力，當他扮演不同類型的社會角色時，其社會圈子、社會期望、評價標準不同，社會地位也各異，相應的自我認同也不一。他將整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分為四大類，即：技術顧問、圣哲、學者、知識創造者”。

茲納涅茨基從社會結構—行為規范的角度對知識分子進行的類型學研究，超出了此前僅僅把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批判者、社會良心這一神圣角色的視界，開啟了將知識分子作為一個角色集，而非某一單一的社會角色進行研究的傳統。但是他未能廓清知識人所扮演的各種角色之間的角色沖突，因而難以逃脫功能論的牢籠。另外最為可悲的是，自茲納涅茨基以后，這種角色集的研究方法并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發展，人們依然執迷于現代知識分子專業性與公共性、公共性與階級性、自利性與公共性之類的二元對立之中，而諸種對立的根源實際上就是只把知識分子視為某一單一的社會角色，沒能從知識分子角色集這一視角出發來探查知識分子扮演的各種社會角色之間統一的可能性。但無論是單一社會角色的研究方法還是角色集的研究方法，對知識分子所肩負的文化使命與現實的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都關注不多，使知識分子社會學停留在偏重文化的學統中，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則試圖打破這種二元對立。

三、基于場域觀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

布迪厄對知識分子社會學的理論貢獻很大，他將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事文化生產的人，將其作為行動者放進學術場域中加以研究，以圖克服行動與結構、宏觀與微觀之間的對立，也實現了對以往偏重文化忽視結構的研究范式的超越。他的場域概念是一個關系性的概念，不是指實體的一個場所或一個機構，而是“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整個社會世界由大量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組成，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場域，每個場域都有屬于自己的運作邏輯，一個場域的邏輯不能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的那些邏輯。學術場域即是這些具有自主性邏輯的場域之一，是進行文化產品生產的場域，盡管學術場域“從更大的范圍的社會世界中普遍流行的利害關系看可能算是超功利的了”，但同樣是個爭斗的場域，學者們爭奪對學術世界和一般社會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權，他們并非是沒有自身利益的自由漂移的階層，他們爭斗不休以確定他們中哪些人是在這個領域中受到社會委托與授權來講述社會世界的真理的。他認為學術場域中的行動者的知識生產更多地反映的是他們在學術場域中斗爭時統治與被統治的位置關系，而非消費者的需求，知識分子作為文化資本家，在學術場域也是受“追求差別”的動力法則支配的，“圖書合同、評論、引用、獲獎、專業機構中的領導地位、學術地位以及通往終身職位的艱苦道路”，對于學術人來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知識分子在學術界中也是為了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家”，在這個抵抗商業和政治標準的“為學術而學術”的領域中，人們爭奪著同行的認可。

布迪厄將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放進學術場域的架構下進行研究，擺脫了以往單純把知識分子當作自由漂移的社會批判者形象來研究的自我束縛，消解了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史上長期以來文化與結構的緊張對立，使知識分子從“天上”落到了“地上”，揭示出了社會結構與心態結構、學術場域與知識人的慣習之間的緊密勾連。那么，布迪厄筆下在學術場域中自私逐利的知識分子還愿不愿、能不能繼續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呢?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難道就是老死于象牙塔的自得其樂的“文化產品的生產者”。知識分子是否能夠又是如何扮演多重社會角色的呢?

四、從場域到場域叢：多元角色扮演分析的有益嘗試

為了解決知識分子愿不愿意、能不能扮演社會批判者的角色的問題，與一貫具有左派知識分子立場的法國學界對話，布迪厄不得不把目光同時投注在學術場域和公共領域的政治場域兩個場域上，不自覺地在為自己將知識分子作為局限于一個場域中進行分析所帶來的片面性解套，為解釋知識分子如何從場域邁向場域叢，扮演多面的社會角色做了一個很好的理論嘗試。他認為不同場域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是一個個斗爭的場所，行動者在其中的追逐和爭斗都是為了獲取利益，但這里的利益不是純然的經濟利益，場域不同，其中的“力比多”形式、利益形式和“幻象”形式也各異，在一個場域中受到尊崇的利益也許在另一場域中的行動者看來是微不足道和不屑一顧的，利益本身就是由“力比多”驅使的幻象(illusion)，特定的利益與幻象對于特定場域中的行動者的價值都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造成了各種不同的場域的行動邏輯不同。他未言明的預設是，自利的個人因受不同的“力比多”驅使，為了競逐不同的利益和“幻象”，可能進入不同的場域，開展不同的游戲，扮演多重的社會角色。

那么沉醉于學術場域中學術游戲的知識分子愿不愿意、會不會進入政治場域，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呢?布迪厄的回答是，政治場域中符號性的報酬和政治利益，同樣會吸引知識分子投身其中。“賦予知識分子而不是其他團體這種普遍主義抱負的歷史因素，是知識分子通過拒絕特殊主義，自己給自己加上了這種抱負。他們宣稱自己是普遍主義的捍衛者，或者如胡塞爾所說的那樣，哲學家是‘人性的承擔者’，通過這種集體宣誓，他們把自己投身到那種普遍主義取向的知識分子的典范之中”，而“對普遍事業的捍衛(如請愿)從來都會得到報償，這樣一種表象便產生了這樣一種狀況：就是拿與這些行動相聯系的符號利潤，也可以動員知識分子支持普遍事業”，恰如漢娜·阿倫特所言，公共領域是專供個人施展個性的，是一個人證明自己的真實和不可替代的價值的唯一的場所。為了證實自己，攫取政治利益和符號利益，對于這樣重要的競技場，布迪厄認為知識分子當然不愿和不會缺席。

知識分子怎樣來參與政治場域的斗爭，建設公共領域?如何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呢?布迪厄認為，知識分子介入公共領域的前提是取得學術場域的自主性，他們首先應該“追求自己的集體利益，然后才作為知識分子而不是作為被統治階級的代言人介入政治，通過捍衛、保護自己的批判性研究的那種利益，知識分子才能確立解構占統治地位的權力關系的合法性，并因此實際上發展被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基礎”，在捍衛學術自主性的基礎上同統治階級的“符號暴力”做斗爭。但是布迪厄認為知識分子進入公共領域，既不是以大公無私的社會精英的身份下指導棋，也非以哈貝馬斯筆下的理性溝通者的方式參與商談，他提出用一種普遍的政治學來取代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主張在公共領域的政治場域中用競爭的方式行動，在這里，知識分子如同在其他場域一樣，他們也是公共領域中的競爭者，沒有人能勝過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論點、推理和證明，這樣就推進了理性和真理。如此一來，就使政治場域中的知識分子通過對符號利益與政治利益的競爭與角逐，客觀上推進了公共領域的建設，為被統治階級提供了從“符號暴力”下獲得解放的可能性，使知識分子從自利走向了公共，實現了專家角色與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統一。

正如以上分析所示，通過對利益、幻覺、“力比多”多元性和場域行動邏輯的多元性的分析，布迪厄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實現了從場域到場域叢的轉換。筆者認為這種分析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它既解決了將知識分子作為單一社會角色研究所帶來的偏執與不切實際，又解決了角色集研究范式造成的各種角色之間的沖突問題；既化解了文化與結構之間的對立，又消解了單一場域行動邏輯下知識分子刻板孤獨的書呆子的形象。在布迪厄看來，知識分子并非天生的英才和救世主，作為“文化生產者”主要棲身于學術場域中，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不時地進入公共領域的政治場域，履行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通過場域的轉換，知識分子從學術場域到公共領域的政治場域的角色轉換，布迪厄勾勒出了一個“既是學院內部自主的、自律的、對專業有獨特愛好的知識者，又能夠介入社會公共生活、承擔公共責任的知識分子”的鮮明形象舊，同時這種研究范式也為分析知識分子扮演其他多元社會角色提供了很好的路徑。

五、結語

知識分子研究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作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群體，知識分子是在17世紀才產生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研究亦然。但在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研究中，長期以來，從“單一的社會角色”這一視角一支獨大，而這一單一角色是什么，又是眾說紛紜，由此造成了種種紛爭，“誰在知識分子場域內部占據支配地位，誰就能夠把自己關于知識分子的定義強加為普遍的標準”，使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研究充滿了混亂和歧異，知識分子的形象變得單薄而混亂。茲納涅茨基的角色集理論雖然試圖糾正這一偏差，但并有得到很好的重視和傳承。而布迪厄的場域觀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研究則克服了“單一社會角色”視角的局限，較好地解決了知識分子研究中結構與文化之間的緊張，特別是其從場域到場域叢的跨越克服了單一角色和多元角色之間的對立，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極具理論價值。在實踐中，場域叢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視角尤其提醒我們知識分子不要自甘寂寞于象牙塔中皓首窮經，不時走出學術領域，步入公共領域，依然是我們應該和能夠扮演的社會角色之一，知識分子具有著豐富的扮演多元社會角色的潛能，對單一社會角色的知識分子理論的批判并非是對知識分子社會批判性的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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