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梅村的生命觀及詩歌生命主題淺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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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生命觀生命意識詩史

論文摘要：性格懦弱的吳梅村，在明清易鼎之際，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仕清，這是由其珍視生命的生命觀所決定的。此后這一抉擇便帶給他無盡的痛苦，敵在其后半生的詩歌創作中充滿了用全部生命力量來懺悔的信息，由此，可以清晰地感知吳梅村其人的生命歷程。

一

生命觀就是人們對于死生的觀念.每一個生命來到塵世之后都會在不同時期遇到生或死的間題。只不過在敏感脆弱的心靈中它縈回的時間就會長一些，而在麻木平和的頭腦里這樣的思維可能就只是一個念頭，倏然消失的那種。實際上，“死亡并非在死亡的時刻才限定，才塑造我們的生命，它本身就是我們的生命對所有內容進行潤色加工的形式因素:死亡給生命整體帶來的局限性，首先影響著生命的每一個內容和瞬間”。離亂時代的人們對此當有更深的感受。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時世中的人們，死亡來臨的脅迫是時時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劍”，渺小的大千世界中的生命個體根本不能根據自己生命的意愿去決定生死，他們只是知道生有生的代價，死有死的解脫。當這種生存的愿望，發生在不同的社會人的身上時，就往往與他自身或他的時代賦予他的生命價值觀和人生境界相聯系，并由此衍生出生或死的宏大與渺小之爭，進而影響到生命個體的存在形式的意義及消解方式。

吳梅村是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的動蕩歲月里的人。如果他只是凡夫俗子，生命可能會如蛾蟻般的逝去，不留下一點痕跡，也可能會在新朝依舊蓬勃地鮮活著，過著庸常的日子。然而，吳梅村曾“南宮首策，蓮燭賜婚，不十年累遷至宮詹學士，負海內重名久矣”。(《蕉軒隨錄》)因此，他對生死的抉擇必然會引來世人的關注。

在吳梅村的一生里，他曾經兩次經歷了死生的抉擇。甲申國變，崇禎帝朱由檢自溢于煤山。托故里居的梅村，“聞信，號痛欲自繞，為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日:‘兒死其如老人何’，乃已”。閨同年，梅村與友人王翰相約人山，王翰“已悟道，受法于云門具和尚”，而他自己“牽率不果”。(《贈愿云師》)國變之際，以壯烈方式作個先朝的忠臣義士，或者削發為僧，活著“殉節”，是那一特定時期很多士人的生命抉擇，也是吳梅村的真實想法。雖然他最終未能舍生取義、壯烈殉節，但傳統的儒家忠節觀念和夷夏之防的思想，讓他以退守田園、奉親守節做遺民來維護“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儒家倫理道德生命觀.做遺民既可以堅守政治氣節、保全節操，也能換得生命形式的存在，在當時讓吳梅村獲得了心靈與人格的自安。歸隱與出仕是中國精神中價值抉擇的恒久主題.順治十年由大學士陳名夏、陳之遴等相繼策動，經江南總督馬國柱力薦，清廷詔下敦促吳梅村出仕。此前在順治九年，梅村友人，曾為“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聞清廷有意征召梅村時曾致書提出“三不可出”、“兩不必出”的理由勸阻，明確指出:“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壯悔堂文集·與吳俊公書》)梅村是明朝大臣，復社盟主，負清流之望，又受過明思宗的殊遇，他有忠于明朝，忠于亡明先帝的封建臣節的責任，而況清朝是以異族統治，民族大義之責更不容小視。如一出仕即失去氣節，不僅愧對當世，也愧對歷史。吳梅村深知此點，所以他復書侯方域，慷慨自誓，“陳己之志誓死不出”。但清廷對梅村這位江南遺民的精神領袖是志在必得的，“通迫萬狀，老親懼禍，流淚催裝。”(《與子憬疏》)人倫親情素為厚重的吳梅村由于性格濡弱、顧惜生命，當此之時他終于屈服了。而屈服出仕就意味著明亡之后的隱居對吳梅村而言已不復是一個完整的事實，不過是暫時的調劑。

人并非在死亡的時刻才見出心性，實際上，在生命的自由狀態受到脅迫時就往往可見出人的性情信念了。所以加謬才曾經那樣說:“西西弗斯所有的沉默都在這里。他的命運屬于自己，他的巨石也歸于自己。”堡壘從來都不是從外部攻破的，內里的虛弱才會招致生命的質變。當甲申國變時，梅村在家人勸阻下能不死，本身就說明他的死志并不堅決二如果回溯更早時期的他的生命的流程，這種顧惜生，命、個性懦弱的特點就會看得更明晰:崇禎四年，梅村初列朝班，時為復社領袖的張溥收集權相溫體仁“通內結黨，援引同卿諸事，繕成疏稿”，交梅村彈劫。他顧慮入朝短暫，“于時局未習練，中情多怯，不敢應”，但梅村是張溥的人室弟子，他也不好違拗老師，“時溫主持門戶，操握線索者，德清蔡奕深為最”，于是“乃取溫體仁疏稿增損之，改坐奕深。”(陸世儀《明季復社紀略》卷三)清朝定鼎北京后，吳梅村曾在定都南京的南明弘光朝任詹事府少詹事。但僅幾個月后，他就辭職返鄉了，因為他看出當時把持朝政的馬士英、阮大械有意與復社士子東林黨人為敵，為免后禍他連上數疏請辭。與此同時，他的好友，同為復社中人的陳子龍也連上數疏，卻是條陳軍國大計。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梅村雖亦不乏正直功利，也會有凈言諫上，但這些須建立在對自身生命不受脅迫的情況下，明哲保身始終是他心靈的底色，隱藏在生命內里的對死亡的恐懼給吳梅村帶來了生命的局限，這局限雖然讓他在死生的抉擇中暫時存留了肉體，然而卻付出了比肉體更為重要的人格代價。

二

“生命既是無限的連續性，同時也是確定界限的自我。生命運動就像固定在某一點上似的，它不僅以某種方式固定在作為全部存在的自我上面，而且固定在所有經歷過的的內容和客觀性上面;不管經歷哪一種具有固定形式的事物，生命都在某種程度上像陷入死胡同似的陷在里面。在明清易鼎之際的遺民的生命意識都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他們需要經受并順應著歷史朝代更迭的變遷，這是不以他們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另一方面他們時時又感到并擁有來于自我中心的個人存在，這種存在既昭示了他們的遺民身份也確認他們與周邊世界所發生的倫理親情的紐帶關系。既然吳梅村選擇了生，選擇了不死節而出仕清廷，也就意味著他站在了明遺民倫理道德價值觀的對立面。“在遺民，‘節’否已不是個人事件，其被認為與遺民群體相關。”是否以死為明殉節這件事，當它同遺民堅持抗清或順應清人統治相聯系后，那么死或不死就為吳梅村的生命意識賦予了更廣闊而深厚的內涵。死有時是徹底的失敗，而有時又是徹底的反抗。對遺民來說，民族大義讓他們決定當國家面臨異族占領時，他們當以生命來捍衛節操。自隘在特定的時候可以讓你把臉從一個不堪忍受的時代那里轉開。吳梅村是一代文壇盟主，復社魁首，國變之后他曾作了十年遺民。十年的隱逸雖不如死節那樣令人稱道，但親待子養，人倫孝義原也無可厚非，縱然不死也絕不事二主，平靜的日子令他保守了個人的清名。然而十年隱忍后他卻終于棄大節于不顧。名節在封建社會就是社會道德和人生信仰的終結追求。生由父母主宰，死必須歸還自己。而昊梅村竟把過往生命的追求就在生死一抉中否定了。惟其如此，他更不能被諒解，他的變節行為將永遠不被遺民社會赦免，不被儒家倫理道德的執行者赦免。人本身是不具有諒解和赦免能力的，深受儒家倫理價值生命觀熏染的他也無法寬有自身。當吳梅村由于親情及個性中的軟弱選擇了仕清后，實際上這一抉擇置人他的生命目的中已被塑造成了他的命運。他的生命想像已受到傷害，在傷痛磨難中的不堪重負的吳梅村無法再相信生命的美好。“身體有在世欲望，但沒有選擇價值偏好的能力，身體的影子—靈魂有能力選擇價值偏好但沒有在世的欲望，只有當影子的價值偏好被身體的欲望感覺充滿，才會形成一種生命熱情。肉體存在然而靈魂痛苦無比的吳梅村的生命在茫茫黑夜中漫游，他陷入了無止境的內心磨折中。

如果吳梅村出生再早幾十年，或者明亡再晚幾十年，他的生命軌跡就一定會如和平年代里的大多數士人一樣，優國憂民地作官，憂時憂世地作詩。然而不幸的是他恰逢易代之際，那么，客觀的改朝換代的外部情況就與他自身的生命意圖產生了摩擦，這時他的個性中的儒弱、重情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讓他在去意徊徨中最終選擇了恥辱地活著。實際上，在變動的混亂而又茫然的易鼎之際，每個士人的靈魂都通過無數的命運、氣氛和極端對立的時代，在生存與死亡之間徘徊。昊中巒為人所稱引的“見危臨難，大節所在，惟有一死”，張煌言所謂“義所當死，死賢于生;義所當生，生賢于死”等等諸如此類話語在遺民世界所占有的話語權把失節變成為捆束吳梅村心靈的道德繩索。在強大的社會道德審判面前，更可怕的是他在不斷回憶明思宗對自己的恩情的自我歸罪的個人生存狀態，這一切使得仕清后的吳梅村在自己的眼里失落了自己，他的疲憊的身軀拖著憔悴而近于干枯的心靈在生死的邊緣游走。“浮生所欠只一死，塵世無舞拾九還。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過淮陰有感，其二》)“君親有愧吾還在，生死無端事總非。”(《追悼》)內心的巨大痛苦使得懺悔成為他余生的主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塵世中所有的道路都是個人的道路，“面對生命的無意義，人需要某種有意義的觀念”。吳梅村自己放棄了生命中曾經執持的“忠”，所以在仕清后的歲月里，在不確定的生命流動中，生活中時時感到的踢天路地，無地自容，被社會道德和人格信仰所不容，使驚辣和卑微成為他最深沉的生命律動。

“人生時間約可分成兩節，一為中歲以前，一為中歲以后，人生本體之施受與外物者，亦可別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階級，關于社會政治者言之，則中歲以前，情感之部為婚姻。中歲以后，事功之部為仕宦。”昊梅村冒天下之大不題仕清后，清廷并沒有虛席以待，他在北京閑住了十個月才被任命為秘書院侍讀。與他在明時的清貴名望相比，無異是折辱。付出了生命中堅守幾十年的道德防線最后換來的卻是如此境地。即便當初吳梅村只是苦于逼迫才出仕，心中并沒有希冀什么，多年的“達則兼濟天下”的熏染來始沒在他的心底留下仕達的期許。然而，三年的仕清生涯給了這位曾經把求取功名當作人生的終極目標的儒生以最大的嘲諷。已經面臨道德危機的靈魂再陷人政治失意的困境，其問所經歷的艱難的摸索、懷疑、拒絕和辨認使生命在時間中流失的是那樣的委瑣。“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李商隱在多年前寫下的詩句是此際的吳梅村最好的心靈寫照“人生盛名致賓客，失勢人情諒非昔。”(《行路難十八首·其十》)這世上的燈火有那么多，然而沒有一盞為他燃起，萬家談笑時，只有他被這個世界遺棄。生死抉擇的過程在吳梅村的生命軌跡中滑落的太快了。

明清易代之際的士人選擇死有時比選擇生更容易，死既可以盡節又能彰顯于世生命本就脆弱，生死往往也就是一念之問的事情。吳梅村在屢次稱死后卻終究來死，生性懦弱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對家庭的責任感和對生命本身的珍惜在客觀上不能不視為是一種不從眾的心理。但是他基于此所選擇的仕清，雖然對于生命本身來說最初是理性和善行，可在生命發展過程中卻變成為荒唐和折磨。而且無論如何他的這種生存都不能被稱為勇氣。生命往往依其自身的目的論出發來完成動作方式。選擇出仕本身是痛苦的，然而真正北上仕清后的歲月就更像無邊暗夜中的滯重嘆息，讓人在絕望里感到生命的累贅。“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自嘆》)就是他充滿掙扎的仕清后的矛盾寫照。

經歷了長長的痛苦的生命歷程后，生命已成了需要擺脫的終極審判。也許在吳梅村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的感受就象黑塞《荒原狼》中所說的“生活是一種永恒的充滿痛苦的運動和激蕩，是不幸的、痛苦的、支離破碎的，是令人顫栗而毫無意義的”所以臨終他說“竟一錢不值何須說!”(《賀新郎·病中有感》)

三

清初士人處于與元初士人相似的社會境遇中。異族統治作為一種極為嚴酷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盡管明王朝的政治總是使士人一次次地失望甚至絕望，盡管他們也曾經在事前事后反復批評明朝的弊政和皇權的腐敗，但是，當這個王朝真的被反叛的民眾和異族的軍隊顛覆的時候，他們叉不能接受這種現實。就具有普遍性的士人心態而言，大致可分為三大類：一是恪守華夷之防，拒絕與異族統治者合作；二是勉強出仕為官，但內心卻深感愧疚；三是堂皇出仕，認為理所當然。后一種人不足論，前兩種人在文化價值觀上又有兩種趨向：一是繼續堅持程朱理學精神，在存心養性上用工夫。這些人大都避居佛門或隱匿不出，著書立說以期延續漢文化之命脈，因此這類士人在心底里隱藏著對異族壓迫的憤恨，在行為上追求獨善其身，他們以遁世的表象掩蓋精神上的積極進取、欲有所作為。諸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大儒均屬于這類士人。另一類人則不如前一類人那樣充實。他們由于精神上遭受了巨大創傷，對人世間一切價值追求都失去了信心與熱情充斥他們心胸的是一種極強烈的懺悔之情，似乎對他們來說已然沒有什么令人振奮的事情。吳梅村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然而這兩類士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都做出了自己文化上的重要貢獻。前者不僅使儒學得以延續，而且還使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后者則在敘述歷史、抒寫個人心中塊壘的抒情中造就了“梅村體”的出世。當生命存在已沒有意義時，吳梅村的詩人本色讓他絕望地寫作，僅僅在如此象征形式中才轉化為一種希望的生存在靈與肉的磨折里他只能靠己身營構的知識來擔當善與惡的生命抉擇。在敘述他人和自己過往的生命變遷里，他編織出另一種時間和空間，而這時空置換中的感喟也可暫時消解自己的詩心與現實中的生不如死的境地的隔膜。

“大凡積怨積怒、積憤積郁者總要求‘憑臆而言’，因為他們除卻作為心靈的載體如詩文詞之類外，已一無所有。被時代的漩急浪濤、被黑暗的高壓統制拋入深谷、網進牢籠，精神無所伸仰時，這種企謀保持一線個性的真誠自在的時空間隙。無疑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

雖然吳梅村的生命是痛苦的，然而它畢竟存在著。那么他以詩人的敏銳與善感依舊能覺出無數蒼生在易代之際所體味的悲歡離合。詩人的本性讓他習慣于，即使處在生命的暗夜里也點一盞詩心的燈，在現實的社會里去繼續自身痛苦未能噬盡的筆底塵緣。而這塵緣亦使得他的生命律動隨著他人的生命歷程變得強大有力，讓他在筆端展現了直逼少陵的罕見的有豐富生命內涵的史詩。

順治十四年江南科場案，一場大獄震撼江南舉子。殺戮、流放之殘忍均為史無前例梅村對此寫過很多作品，借以抒發悲慨“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悲歌贈吳季子》)梅村在仕清之后無論再作何文，總是不由自主地會聯系自己的遭際來感喟他人身世。所以哀苦情濃之詞發抒于詩人筆端，動人的聲韻節奏傳達出的是抑郁難言之意蘊，“生非生兮死非死”堪稱生死兩難不由人的絕唱。《贈陸生》是為同罹科場案的才士松江陸慶曾所作，詩中的“習俗誰容我棄捐?才名苦受人招致”“古來貧賤難自持，一食誤喪平生守”與前詩的“讀書”致禍都是在借題發揮，表述自己的心意。失節仕清后的吳梅村成了雙重意義上的苦役犯：既不能依據自由意志去創造自由的生活，又無法擺脫失節的恥辱，生命成了無法承受的沒有盡頭的過程。在體會他人命運多蹇之時，梅村借以感慨一己之苦澀。

“梅村體”詩歌的特點是；藻采被氣韻淡化，詞麗卻不嫌浮艷，情愫激穿情節，狀物摹人如在目前。讀來一氣呵成，絕無滯澀之感。《圓圓曲》向被稱為“詩史風范和哀艷情韻相組合的第一名篇”，也是“梅村體”的典范之作。“當時祗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竟延至。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舾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綺麗的辭藻與通篇佳構把時代的風云際會貫穿于英雄美人的遇合戀情里，在閱讀愛情故事的華采辭章中見出詩人的超妙史筆。陳圓圓，明末江南名妓，傳說本姓邢，名沅，字畹芬，小字圓圓。崇禎末年，吳三桂與陳圓圓一見傾心，寵愛無比。后率軍駐守山海關，留圓圓居于京城吳家。甲申三月，李白成農民起義軍攻下北京，據《清史稿-吳三桂傳》載，陳圓圓被李自成部下大將劉宗敏奪去。吳三桂原已打算降李白成，率軍赴京途中聞此信，大怒，馬上返回關門，派人與多爾袞聯系，引清兵入關，戰敗李白成，奪回陳圓圓。然而清兵也趁此定都北京，朝代更迭加上民族之變，吳三桂就此留“芳”百世。吳三桂以父母兄弟全家被殺，化為灰土為代價，終于保得美人而名垂史冊。都說個人的愛情不能與歷史的車輪抗衡，然而吳三桂競“痛哭六軍俱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縞素”與“紅顏”及前引的“白骨”與“紅妝”，用令人驚異的色彩對比帶來了藝術上的沖擊力，也留下歷史的思考。時人多認為詩人在寓諷喻于風流旖旎的敘事形式中，把對吳三桂的深刻的誅心譴責融入末世的生命流程里。然而我感到的卻是梅村在讓讀者隨著他的敘述一悲三嘆時，潛含的是對生命變故的不可知的惶惑。而且他在鋪陳描繪的詩句中貫注了一種深沉的氣脈，使那種僅僅關注政治或道德的勸百諷一在經過他個人身世遭際的思索后變成了對人生哲理的迫尋與探問：青史流名的“英雄”在不同的生前或死后的繁華與寂寥中，世人看到的都是史家定案，而這其中隱含的情愫又有幾人愿去了解體昧呢?在《圓圓曲》里，梅村在感喟陳圓圓“當時祗受聲名累”的同時，何嘗不是在言說自己心底的苦楚；而他嘆息吳三桂“妻子豈應關大計”之時，也是再次自道自己“脫屣妻孥非易事”，終為個人不能擺脫生命和家累而自嘆自悔。

讀吳梅村的詩詞、樂府，故國舊君之思，往往流連言外。如“昔人一飯猶思報，廿載恩深感二毛”，(《過淮陰有感》)聲有余哀，情文兼至。“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懷古兼吊侯朝宗》)是對自我靈魂最深沉的懺悔。臨終一詞云；“萬事催華發。論龔生、天年競天，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迫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悲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賀新郎·病中有感》)悲憤自述，懺悔之心昭然可鑒。而他的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更是通過對自己銘心刻骨的譴責來表述了對己身茍活的否定。茍活顯示了梅村直面人生的勇氣，也顯示了他告別人生的懦弱。

吳梅村臨終曾言；“吾詩雖不足以傳遠，而是中寄托良苦，后世讀吾詩而知吾心，則吾不死矣。”梅村身臨國變之際被迫出仕，生死抉擇的痛苦帶給了他無盡的關于命運人生的思索，所以他無論述史言志還是感慨時世，總是選擇以個人命運為詩歌切入點，把對個體生命在大時代變動中的身不由己，以及個人與歷史社會沖突中所引起的道德信守和生命意識的兩難境遇淋漓盡致的發抒于筆端。這種既關照個體的生命意識，又具有史家眼光的“梅村體”詩歌，在幾經歲月滄桑依然得以流傳，不能不說在客觀上吳梅村還是做到了“立言”朱庭珍評價梅村詩云：“迨國變后諸作，纏綿悱惻，凄麗蒼涼，可泣可歌，哀感頑艷。以身際滄桑陵谷之變，其題材多紀時事，關系興亡，成就先生千秋之業，亦不幸之大幸也。”

“兩代詩名元好問，畢生心事沈初明。”生命的去留之擇曾帶給吳梅村半生的痛苦(明亡時他三十六歲，享年六十三歲)，然而也成就了他更宏偉的詩文生涯，清人的這句詩是他生命歷程的寫照，也被公認為比較簡明確切地概括了他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