蠶絲業改良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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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的蠶絲業生產歷史悠久,是中國出口貿易的大宗。因此研究這一地區蠶桑生產盛衰發展史的成果較多。不過,以往大量的研究著重關注繁盛的明清時期,如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手工業織造局的產生,專業性絲綢市鎮的出現等,而對清朝末年,浙江蠶絲業在外國先進技術面前,針對自身所暴露出的弊端,在蠶種和繅絲工具方面所采取的改良措施則探討較少。本文希望做一個小小的嘗試,以補充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浙江蠶絲業歷史
浙江省氣候溫和,土質肥沃,栽桑養蠶,最為適宜,自古以來就獲得了"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美稱。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浙江博物館在吳興縣錢山漾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在乙區第四層獲得不少絹片、絲線和絲帶,距今4140-4700年,經鑒定是家蠶業先繅絲后織而成,是我國迄今出土最早的絲織品。由此而知,浙江早在4700年以前就已經在養蠶和利用蠶絲繅織的生產技藝了。(1)
浙江蠶絲業雖然歷史悠遠,但桑蠶重地的桂冠并不是一開始就戴在浙江頭上的。"古時蠶桑之利皆在《禹貢》青兗荊雍之域,未嘗及今之吳越也。"(2)至唐代,吳郡育蠶取絲漸興,"絲出各縣"(3)并開始貢絲。宋室南遷,大批北方官民將北方的栽桑、育蠶技術帶到江南,江浙地區開始獲得了中國最重要的蠶絲產地的美名。元代蠶桑生產一度受挫。明代,境內蠶業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明萬歷《崇德縣志·紀疆》記其時:"語溪(崇德)無閑塘,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侯封,培壅茂美,不必以畝計;貧者數弓之宅地,小隙必栽,沃若連屬,蠶月無不育之家。"當時,江浙地區已經成為全國著名的絲綢業中心之一。至清代,鄉間無不桑之地,無不蠶之家,由此可見,蠶絲業是浙江農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張履祥在《補農書》中說:"余里蠶桑之利,厚于稼穡,公私賴焉,蠶不稔,則公私俱困,為苦百倍。"(4)19世紀50年代,報界人士王韜,在這一區域游歷時看到:"由嘉興至此(平湖),沿河皆種桑林,養蠶取絲,其利百倍,誠東南生民衣食之源也。"(5)
在五口通商以后,浙江受商品經濟的影響日深,蠶絲業發展迅速,生絲和絲織品開始大規模地向西方輸出。尤其是太湖流域的"輯里湖絲",以其優美的色澤,獲得國際市場的青睞,被認為是"最纖細、最勻稱、最堅韌,也是最光亮的纖維"。據《吳興農村經濟》載:"外商需求既殷,收買者踴躍赴將,于是輯里絲價雀起,蠶桑之業乃因之愈盛。"(6)到20世紀初,蠶絲成為我國出口貨物的第一大宗,并且一直呈增長趨勢:"每年計產生繭百余萬擔,生絲八、九萬擔,占全國絲繭總數三分之一。"(7)但我們也看到,這一時期,作為一個比較發達的傳統蠶絲區,它在對外貿易中的份額卻相對地削弱了;在外國的先進技術面前,曾經優越的傳統養蠶繅絲技術也日益暴露出了它的弊端。于是,浙江的蠶絲業逐步地走上了近代改良的歷程。
二、改良蠶種的推廣
19世紀中葉以前,國際生絲市場向為中國所獨占。然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機械繅絲業發展很快。1857年,日本開始成為生絲出口國。中國絲綢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開始受到日本的威脅。到1905年,日本的蠶絲出口總數已與中國的蠶絲出口總額差不多。1909年,日本的蠶絲出口超過了中國。1913年,日本出口的蠶絲數量,相當于同一時期中國蠶絲出口數量的兩倍。1915年,在世界蠶絲總產量中,日本占50.7%,而中國僅占三分之一左右。(8)日本在世界生絲市場上已成為中國的勁敵。
日本蠶絲業發展迅猛,其原因在于日本能不斷從國外引進先進的養蠶法,同時國內又有一批致力于蠶業研究的人才。19世紀末,蠶瘟(微粒子病)蔓延,日人學習法國技術,采用600倍顯微鏡逐一檢驗蠶種母體,淘汰帶病蠶種,有效地控制了蠶瘟。而在中國,蠶絲業則故步自封,蠶病蔓延,所產絲繭,每況愈下,出口日減,蠶利被日本所奪。在期間,中國蠶絲出口問題引起了某些關注。甲午戰敗之后,愛國人士認識到了加速改革以達到日本、意大利、法國的技術水平以及奪回世界市場的需要,紛紛主張振興實業,謀求引進先進養蠶技術、培養技術人才的呼聲也與日俱增。
最早最成功的私人改革努力之一是杭州知府林啟創辦的"浙江蠶學館",是我國最早的蠶絲教育機構。林啟(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關(今福州市)人。林啟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調任杭州知府以來,積極推行新政,主張創辦各類新式學堂,并認為振興浙江實業,應以蠶業為要。于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九月初一日,蠶學館開始在杭州西湖金沙港關帝祠舊址動工興建館舍,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蠶學館正式招生開學。對此,《農學報》有以《蠶館開學》為名的詳細報道:"杭州蠶學館已于上月十三日開學,學生二十人,備取學生二十人,額外二十人,留學日本二人,日本蠶師轟長木,為其國宮城縣農學校講業管主。"(9)蠶學館每年招收學生30名,學制三年,入學后供給膳宿,不收學費,每月還發零用錢2元。所設課程包括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氣象學、土壤學、桑樹栽培學、蠶體生理學、蠶體解剖學、養蠶學、顯微鏡操作、制種、蠶繭檢驗、生絲檢驗等。
蠶學館的辦學宗旨是:"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種,精術飼育,改良土絲,傳授學生,推廣民間。"蠶學館遵照辦學宗旨,制定《蠶學館試辦章程》,提出了蠶學館的四大任務:首先,引進國外的先進養蠶技術,編譯了《微粒子肉眼鑒定法》、《蠶外紀》、《喝茫蠶書》、《飼蠶新法》以及《屑繭繅絲》等著作和科技資料,普及蠶桑科學知識。
其次,培養了一批蠶絲專業人員,推廣養蠶技術,對蠶絲業和經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1900年,蠶學館的第一屆畢業生分赴杭、嘉、湖、寧、紹五府勸設養蠶公會,推廣飼養新法。羅振玉在上海創辦的《農學報》對這一事件作了報道:"光緒庚子,杭州蠶學館諸生既卒業,得文憑者十有六人,中丞湖陽惲公,謀有以推廣之,爰飭杭嘉湖寧紹五府創設養蠶會,而令卒業諸生充教習。派往海寧者一人,曰陳之藩;余杭者一人,曰朱敏;嘉興者三人,曰駱纘郊,曰呂汝本,曰黃燮;湖州者四人,曰宣布澤,曰陳翰,曰陸寶泰,曰郭廷輝;寧波者二人,曰周式轂,曰沈鴻逵;紹興者三人,曰陳拜庚,曰俞鴻荃,曰吳錫璋。復遴其尤者二人,曰丁祖訓,曰傅調梅,留蠶學館為幫教習。"(10)在蠶學館的影響下,各地陸續興辦了一批蠶桑絲綢教育機構。蠶學館的畢業生不僅在浙江推廣養蠶新法,而且在清末民初,全國蠶桑生產和蠶桑教育方興未艾之際,還支援兄弟省蠶桑事業的發展。
蠶學館在浙江蠶絲業乃至中國蠶絲業改良史上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在生產無毒改良蠶種的同時深入民間,為農民檢查土蠶種病毒,指導他們使用改良蠶種。
我國的蠶種,數千年來,均系土法生產,不知應用科學檢查蠶種病毒,致使品質不能隨時代進步。制作優良的改良蠶種,是蠶絲業改良的第一步和關鍵所在。對此,當時蠶絲界人士已有所認識,所謂"蠶種之優劣,足以左右養蠶成績與繅絲成績甚巨,實為決定整個蠶絲事業之基本因素。"(11)林啟在《請籌款創設養蠶學堂稟》中,花費不少筆墨,從中西比較的角度,著力論證了蠶種優劣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蠶子亦有瘟病,以致出絲不旺,稅厘既未能減,蠶業遂以中衰",而"西人養蠶之法至備,即配種一節,亦有神效。"蠶學館章程中就有兩條專門關于蠶種制造的,一是"廣購外國蠶子紙,考驗選種配種之法";一是"頒給諭帖,準學生造買蠶子紙。"(12)因此,蠶學館從一開始就十分注意優良蠶種的培育制作,并分送農民飼養。蠶學館通過揀選、培育、雜交,先后試制出一批新的無毒蠶種。浙江蠶學館在開學的那一年,即制成無病蠶種500張,分送附近蠶農飼育。
蠶學館開創了推廣改良種之先河,在它的倡導下,浙江各地區陸續有人集資創辦了一些蠶業學堂、蠶種制造場:
——制種場所地址每年制種數(張)創立年代辦理年數
蠶學館杭州西湖500-1000189711
桐鄉蠶場桐鄉300-50019003
烏鎮蠶場烏鎮100-50019005
崇德蠶場崇德石門300-50019003
——杭州武林門500-1000190615
——杭州湖墅1000190710
蠶桑女學堂——500-70019074
錢塘縣蠶場初級師范杭州三墩500-70019082
蠶桑學堂杭州西湖1000-200019095
錢塘縣蠶種制造場杭州三墩700-1000191111
資料來源:吳峻《近代杭嘉湖地區的農業專業化生產》,《中國農史》,1998、1由上表可知,當時建立了一些制種場,對改良種的生產起了推動作用,但它們所制的改良種的數量還相當有限,作一項簡單的比較,差距顯而易見:余杭是當時浙江主要制種中心,該地約有3000-4000戶,或者說約70%的人口從事這一行業,每年約出產300000-500000張蠶種。(13)而且,除了蠶學館等少數幾個制種場維持較長時間外,大多數的制種場辦理年限極其短暫。以致改良種在最初推廣中,由于種場所制的蠶種數量有限,質量不高,尚未取得蠶農的信任,另外又受到土種商的抵制,發展迂緩。
就浙江改良種而言,當時蠶種改良的提倡,僅僅只是蠶業學校和有識之士的提倡,而缺乏有規模有組織的種場。不僅如此,另一方面,雖然,改良蠶種開始在蠶桑學堂和制種場生產出來,但浙江大部分地區的農民育蠶仍然是以陳舊的簡陋方法從事此業。就以臨安而言,其"蠶桑一項向稱茂盛,近更發達。蠶種多購自余杭,自制者少,人民對于新法養蠶,均以為不便,蓋編氓之家,屋宇小而資本微,故憚于效學。"(14)即使有一些比較進步的農民采用蠶桑學校和蠶種制造場培育的改良蠶種,但仍然是用老方法飼養。連一個日本人考察了中國農村的養蠶法后也寫道:"自上海到蘇州……家家育蠶,不問男女皆從此業。一家所飼不過三斗左右。其方法頗粗,頗像我邦三、四十年前飼蠶情形也。中國飼蠶,多未盡善,其始失于太多,觀其撒布桑葉,殆三倍于日本,故桑葉不能繼續,及將上簇之前,反不得飽食,以致結繭太薄。又造簇之法,亦未盡美,蓋失于窘束。故多為玉繭。余勸中人仿日本簇式,渠云:中國用久,未易改也。蓋中國農桑墨守古來之習,不好改變。"(15)這樣飼養改良蠶種,就會因為飼養方法不合要求,以致其改良種性不能顯現出來。因此,推廣改良種必須指導農民改進育蠶方法。在20世紀最初一二十年中,這方面的工作未受到重視,致使推廣的改良種未能顯示其優良種性,當時推廣改良種不能取得農民的信任,與此有關。據上海萬國生絲檢驗所考察,"一般農民甚至不愿白拿那些他心存疑慮的或者他過去已經試驗過而發現不好的蠶種"。(16)由此可見,在傳統的養蠶區,傳統的習慣勢力還相當頑固,它對作為"蠶絲之源"的蠶種改良和其他改革措施,形成一種巨大"惰性"的阻力,使一切改革嘗試,常常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三、近代機器繅絲工業的出現
在蠶絲業向現代化邁進的方向上,蠶種疾病的控制,改良種的推廣是極其重要的一步,而機械化繅絲是蠶絲業標準化的第二個關鍵問題。
法國于1828年發明利用蒸汽為動力的繅絲車,意大利對這種繅絲車進行了改進,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大為提高。從而資本主義繅絲業在西方許多國家迅速發展起來。在浙江,五口通商后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是名甲天下的湖絲生產極盛時期,但當時我國繅絲業還停留在手工繅絲階段,所產生絲質量遜于廠絲。土絲與廠絲相比,則土絲有條份粗細不勻,斷頭、硬絞、廢絲等夾雜較多、絲片紊亂和絲片長短、闊狹、輕重大小不一等缺點,因而土絲的銷路不及廠絲。據海關統計,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年的十五年中,廠絲增長1.36倍,而土絲包括干經在內已減少了30%左右,特別是白土絲已減少74%以上,只剩下四分之一了。(17)一位外國觀察家申述道:"只要他們擁有最簡單的繅絲廠,或者甚至只要他們采用烘繭系統以便能把蠶絲繅得慢些、仔細些,他們就能提高產值的30%左右。"(18)當廠絲出現,土絲處境愈加不利的時候,浙江制絲業走上了改良土絲的道路,首先是采用"做經"的方式,就是將土絲,按絲的粗細、色澤、均勻等情況,分成各種等級,加以復搖整理,摘糙接頭,粗細分片,盡可能避免同片的忽糙忽細。整理和包裝的方式大致與廠絲相仿。從質量上來說,干經是由品質較優的細土絲所分檔復搖而成,但因土絲生產技術落后,它本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點,僅靠再搖一次,只能說比較好些,當然仍不能與廠絲相匹敵。所起作用,并不很大。手工繅絲工場對土絲的改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即將舊式繅絲車加以改良,甚至把分散于農家的土絲車適當加以集中,以工場的形式來進行繅絲。從工業化的角度而言,手工繅絲工場的發展,較之它的前期,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這種發展,是在國外已經有了先進的工業技術,其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條件下,開始在手工勞動的基礎上仿制外國廠絲,如果沒有適當的保護,它就幾乎不可能在與廠絲的競爭中幸存下來。
中國小農生絲的生產以及生絲市場交易與經營上的落后性與國外市場要求提高生絲品質的矛盾不斷突出起來,盡管已有改良的土經絲出口,而仍不能適應客觀要求,這就促使了中國近代繅絲工業的出現和興起。
浙江雖盛產蠶繭,但因與上海靠近,蠶繭供應上海,同時浙江民間繅制土絲,不肯輕易放棄,開辦機械繅絲廠反而遲于上海、江蘇等地。據《申報》記載,梅小嚴(啟照)任浙江巡撫時(1877-1879),"曾究心洋務,講究西法",購得繅絲機器若干具,想開辦絲廠,后來奉調"交卸入都",遂中止。"其所購機器,卒為上海公平絲廠僅以七千元廉價購去,論者惜之,然惜之者皆他處人,而杭之人未之惜也。"浙江省有些買辦紳商甘愿仰洋人之鼻息,不在蠶區就地辦廠,而設廠于滬。如1881年上海民族資本首創得公和永絲廠(亦陳昌記絲廠)的創辦者就是浙江歸安人。據周慶云《南潯志》記載,南潯在太平天國后就"有繅絲廠,收繭作絲"。但這種絲廠僅是集合一些舊有的繅絲車,雇傭工人的繅絲工場,尚未利用蒸汽和機械動力。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1895年杭州開埠后,一些官吏、紳商在蠶繭大量外銷而原來聞名中外的輯里絲則銷路停滯的情況下,為了振興繅絲業,獲取厚利,就興辦機械繅絲廠。
據記載:1895年,湖州富商龐元濟(萊臣)和杭州富紳丁丙(松生)合資籌辦世經絲廠于拱宸橋;次年七月,建成開工,牌號為"西泠橋"。同年嵊縣富商樓景暉和蕭山官紳合資籌辦合義和絲廠于蕭山轉壩頭,辛亥革命后改為慶云絲廠。當年還有寧波商人合伙,在當地政府撥款倡導下,于離會稽縣曹娥鎮十五里的百米堰籌設了開永源絲廠。另外還有嘉興、湖州、塘棲等地也先后建立了一些絲廠。可以看出,一時之間,各地相繼創辦了不少絲廠,成為一種風氣。但其中有些只是創議而未辦成,如嘉興石蘊真、嘉善虞頌南、石門姚元梅、海鹽姚文楠等也曾謀劃在嘉屬各縣創辦絲廠,終因缺乏機器設備和技術力量而未實現;有的只是利用舊式絲車合并加以改良的"繅絲工場",有的為時不久就告停業,如世經絲廠后以排場闊綽,不善經營,虧損過大,于1898年閉歇,將廠房機器低價盤賣給日商,被拆遷至上海;開永源絲廠后以股東糾紛,政府提款,到1901年無法繼續營業而停閉出盤;海寧硤石鎮、余杭盤竹弄、富陽等地創辦的絲廠或工場,經營不久都告停閉。還有的是為了設灶收繭圖利,掛上了絲廠招牌。到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省機械繅絲廠,僅大綸、合義和、公益等幾家。
1905年,杭州口輸出廠絲386擔,1907-1909年廠絲輸出量均超過600擔,到1911年又下降為344擔;外銷廠絲在當年輸出總量中的比例,1905年為35%,到1911年則下降為12.9%。(19)當時杭州是浙江的重要商埠,除上海外,杭州也是蠶繭生絲的主要集散地。從杭州口輸出廠絲的統計數字,可以想見清代末年浙江機械繅絲業多么嬴弱,它的發展是多么艱難。
清末浙江力圖改良蠶絲業的艱難嘗試,由于政府無絕大之決心,蠶絲業的改良也只是留待某些個人和教育機構去進行,致使推廣事業未能貫徹落實,這一時期改良的成效未能凸顯。自蠶學館提倡開始,到民國成立,中間十余年,終因習慣勢力重重阻撓、抵制而得不到推廣,人民墨守舊法,執迷不悟,寧知有土種,而不知有改良種,改良蠶業的新風難以吹進各個養蠶區。
注釋:
(1)朱新予:《浙江絲綢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頁。
(2)沈云龍主編、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卷三十五戶政十四養民下
(3)光緒《嘉興府志》卷三十三物產
(4)光緒《桐鄉縣志》卷七《食貨志下·農桑》。
(5)王韜:《漫游隨筆》,見《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卷,第428頁。
(6)劉大鈞:《吳興農村經濟》,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1939年,第11頁。
(7)國民黨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編:《中國實業志·浙江省》,第四編,第八章,1933年,第164頁。
(8)[美]李明珠著:《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1842-1937),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97頁。
(9)《農學報》29冊,1897年。
(10)《農學報》第134冊,第1頁。
(11)徐淡人:《三十六年蠶種供需紀要》《浙江經濟》第2卷第5期。
(12)《農學報》120冊,1900年10月。
(13)周德華:《華中蠶絲業調查》,《絲綢》2000年第2期。
(14)魏頌唐:《浙江經濟紀略》,臨安縣,頁3。
(15)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年,第579-580頁。
(16)【美】李明珠著:《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1842-1937),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203頁。
(17)《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24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頁。
(18)【美】李明珠著:《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1842-1937),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181頁。
(19)朱新予:《浙江絲綢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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