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陜蘇區銀耳貿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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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陜蘇區時期通江銀耳貿易的背景及條件

（一）歷史背景。通江地處大巴山南麓，山高林密，物產豐富，盛產適宜銀耳生長的青杠林，加之通江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溫和濕潤，雨量充沛，這成為通江種植銀耳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優勢，所以通江地區長期以來就有種植銀耳的傳統。再者，銀耳具有極高的藥用和營養價值，《本草再新》《中藥雜志》《中藥大辭典》均確認銀耳有滋陰、潤肺、養胃、降火、補腦等多重功效。歷代中醫藥學家都認為銀耳與鹿茸人參同具聲譽。［3］所以歷來被視為珍饈，身價不菲，“當時黑木耳每斤五角，而銀耳每斤賤則值洋二十元，貴則六十元”。［4］特別是作為皇家貢品之后，其價格常年居高不下。“據采訪，清光緒年間，每斤銀耳最多可換60名丫環，在通江縣可買90畝水田或1000枚雞蛋”，［5］11在宣統元年（1909年）銀耳開始征稅，“銀耳稱息，每兩十文”。［6］122民國初期銀耳貿易所得便成為通江縣自治經費來源之一，“每年收洋四五百元”。［6］119地方軍閥更是千方百計掠奪銀耳作為籌措軍費重要手段之一。（二）現實背景。蘇區軍民通過艱苦奮斗建立了川陜革命根據地，堅持了兩年多，但根據地的生存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方面，川陜革命根據地經濟基礎非常薄弱。地處秦巴山區，山高帝遠，是全省的偏僻地方。而且，區域境內大山綿延，溝壑縱橫，交通不便，主要運輸工具是人力和畜力，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農業生產水平極其低下。土地革命前，“巴中、南江等地，糧食畝產僅100余斤，棉花畝產僅10多斤”，［7］當地盛行種植鴉片，煙田約占土地面積的30％一40％，［8］且大多數是好田好地。在工業上也是家庭手工業為主，采用小作坊進行生產。商業上僅限于土特產和日用品的供銷，以本地的小商販為主，從事販賣人們所需的生活用品，如油、鹽、酒等，較大宗的貿易多為外地商人把持。隨著紅軍的大量到來，這一地區已很難供應如此多物資消耗。另一方面，川陜地區的匪患、軍閥割據以及敵人的封鎖加劇了根據地的生存危機。川北一帶土匪多如牛毛，不少農民趕集回家都會遭遇搶劫。更嚴重的是軍閥與土匪勾結，無惡不作。川北曾有這樣的諺語：“匪如梳，兵如蓖，團練猶如刀刀剃。賣豬牛，賣田地，傾家蕩產還債利，捐捐捐，利利利，如今只剩一口氣”；［9］川陜地區實行防區制以來，田頌堯、劉存厚、楊森、劉湘等各路軍閥盤踞在此，橫征暴斂，竭澤而漁，當時，苛捐雜稅達70多種。時人曾貼出“自古未聞糞有稅，如今只剩屁無捐”的對聯進行諷刺。［10］此外，軍閥間連年混戰不僅影響了農業生產，造成嚴重糧荒，而且造成大量人員和物資消耗，嚴重破壞了蘇區人民的生產生活；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下，國民黨軍對紅軍實行“圍剿”并進行嚴密封鎖，根據地不斷“收緊陣地”，這就意味著供養戰爭的蘇區面積大大縮小，內線作戰帶來的供給困難內物資短缺、補給困難更加凸顯。這對于根據地經濟建設無疑是雪上加霜，這些進一步加劇了根據地的生存危機。實際上，在紅軍到來之際，通、南、巴地區滿目瘡痍，“縱目田疇，已成黑化”，很多地方“房屋沒人住，田地無人耕”。［11］據的回憶：“不論縣城或鄉村，我們見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體，面黃肌瘦，佝僂著身子，縮成一團。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沒有褲子穿，圍著塊棕片遮身。”［12］所以，川陜蘇區建立以后，蘇區經濟實際上幾近崩潰的邊緣。面對蘇區嚴峻的經濟形勢，蘇維埃政府將經濟工作作為當時蘇區革命的“最中心的工作”，在《目前形勢與川陜省蘇維埃的任務》中指出，“立即執行財政、經濟、糧食各項政策，充實革命戰爭的力量，這是目前蘇維埃最中心的工作”，甚至打出了“一切為著戰爭的勝利”的口號，在《財政經濟問題決議草案》中指出：“反革命的進攻不單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而且采取經濟封鎖的毒策，想來增加我們的困難，敵人時常說，‘蘇區物資缺乏不能持久作戰。’因此，解決物質困難，沖破敵人經濟封鎖，在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絕對保證工農紅軍的給養與供給，改善工農的生活，這是戰勝敵人的必要條件。……一切為著戰爭的勝利”。［13］為此，黨制定了蘇區經濟建設的方針：“盡一切可能，開展必須的經濟建設，以增強群眾的利益，保證蘇維埃和紅軍的勝利”；確立了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發展農業生產，開發蘇區特產與發展手工業，發展合作社運動，對外貿易與自由投資。加緊執行統一累進稅，節省經濟與增強生產，擁護銀行與調節物價，舉辦交通與水利事業等。”［14］蘇區政府發揮區位優勢，因地制宜，將通江銀耳作為對外貿易的“大宗”，以保證“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來維持根據地存在和發展。

二、川陜蘇維埃時期的通江銀耳貿易

為了應對革命斗爭，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根據地建設過程之中，蘇維埃政府始終重視蘇區銀耳生產與貿易的發展，并將其作為支援革命斗爭、便利群眾生活的重要手段。為此，川陜蘇維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措施發展根據地銀耳貿易，改善根據地落后的經濟現狀。（一）和劃分耳山。由于通、南、巴地區山高林密，交通極為不便，經濟落后，這些自然條件限制，加之在軍閥殘暴統治下，苛捐雜稅多如牛毛，面對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紅軍進入通江后，迅速進行了，1933年川陜省蘇維埃政府《關于的布告》宣布無條件地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田壩子、山林、房屋等等收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所有。在耳林資源分配上，要求立即召集工農群眾大會，大片林地由蘇維埃政府管理，小片和就近耳林分給貧苦農民管理使用。可知，在這一時期，通江林地分國有、私有兩部分。這樣在政策上明確銀耳種植的耳林資源權屬問題，銀耳貨源也就源于這兩部分。通江縣境內的涪陽、陳河、平溪等10個鄉鎮一帶因具有適宜銀耳生長所需地理氣候溫度耳林等天然優勢，所以這一地區仍然為主產區，面積“縱約兩百華里，橫約百余華里”。［15］（二）設專門組織機構。川陜蘇區建立以前，政府沒有專職管理銀耳的機構，只有一些民間自發組織的行會，最著名的是以明確地界、解決糾紛、共同護林、防火防盜為主要職責的耳山會。紅軍入川后，為保證銀耳生產與貿易，川陜蘇維埃政府成立了專門機構。1．建設局川陜省蘇維埃政府成立經濟委員會領導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下設建設局，負責經營耳山，開墾荒地，改造農業，培養森林，豢養牲畜，獎勵生產。2．合作社合作社負責解決經濟生產資料的供應問題，建立有向赤白區對外購買的制度。一方面收購、經銷群眾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如糧食種子、農具、食鹽、棉花、布匹、鍋、藥材等：另一方面組織茶葉、銀耳、白蠟、木材、皮毛等物品的出口，換取食鹽、鐵鍋、耕具等急需物品。1933年12月，川陜省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要求各地“發展合作社，建立對外貿易，發展蘇區經濟建設事業，來滿足群眾的需要”。3．經濟公社經濟公社實為國營商店，它是由蘇維埃政府經營管理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它代表蘇維埃執行具體的經濟政策。掌握蘇區重要生活物質如食鹽、布匹等的調配供應，組織收購土特產品，開展對外貿易，把蘇區的銀耳、大煙等運到白區換取食鹽、藥材、槍支等重要物質。作為銀耳主產區的涪陽，其經濟公社設有一個獨立的機關，即服務局，專門收購白耳和組織白耳的輸出。1933年11月召開的蘇維埃主席聯席會議，要求各級蘇維埃組織群眾“發展合作社或經濟公社的組織，獎勵群眾從白區運布匹棉花鹽鐵等到蘇區來賣，蘇區群眾運白耳鴉片煙等賣至白區”。4．秘密交通站蘇區政府開辟了紅色交通線，并在赤白區交界處設立交通站從事秘密對外交易，并有武裝保護。（三）制定政策保護銀耳貿易。1．保護耳林資源為了多產銀耳以增加“出口”換取根據地緊缺物資，蘇維埃政府十分重視對耳林的管理。時任經濟委員會主席的趙炳潤在《百倍努力，加緊生產運動》中說到：“要宣傳群眾多培養森林，尤其是白耳山，更要努力經營。特別是赤北縣鋼溪河一帶，紅江縣陳家河一帶，青峪口一帶……更應將未分與群眾的白耳山好好經營，如果分與群眾的則要督促縣蘇加緊經營，不得將白耳棒糟蹋一根，以增加對外貿易和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16］358蘇維埃政府在《各級經委會目前應做的幾點工作》一文中亦說：“群眾分得的耳山準備（興）白耳。小樹苗須加意興蓄與保護，蘇維埃的白耳山，也要早早備興白耳。凡是有材料的森林，都要大家興蓄與培養，嚴厲禁止隨便砍伐。”［13］2．保護和恢復商業，發展城鎮農村集市貿易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川陜蘇區黨和政府大力發展國營商業和合作商業，恢復私營商業，疏通城鄉物資交流渠道，活躍農村經濟，以戰勝敵人經濟封鎖帶來的種種困難。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頒發的《告商人書》指出：“商人們，在蘇維埃政權下面無論大小商人只要服從蘇維埃法令，繳納統一的累進稅，都可以自由營業。”城鄉商業很快恢復起來，涪陽、陳河還設有銀耳市，［20］如涪陽壩街上經營有上海貨的商店就有3個，還收購銀耳運往上海。《蘇區營業條例》重申“蘇維埃政府對于遵守蘇維埃法令的中小商人，均準其商業上的自由，并予以蘇維埃法律的保證”。另外通江城組織了工商協會，一方面宣傳蘇維埃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另一方面組織工商戶積極經營。［16］3333．發放貸款貸款由川陜省工農銀行負責。貸款的主要對象是經濟公社，經濟公社總社在各縣有分社近30個，聯系面寬，業務量大，所需用周轉資金多。在蘇區收購糧食、棉花、銀耳等以及到白區采買器材、藥品、布匹、食鹽等都由銀行供給資金。出口的茶葉、銀耳、藥材等土特產品收入的現金，也須到銀行存放。同時還對私營工商業者貸款，“為了恢復生產，活躍蘇區經濟，安定人民生活，銀行就對他們分別發放小額貸款。貸款數目，每筆大約100元上下，利率一般不超過1％”，［16］338經過貸款扶持，商販輸出的黑白木耳、桐油、火紙、茶葉，輸入的食鹽、布匹、棉花、西藥等得到很快發展。4．統一稅收川陜蘇維埃的稅收有農業稅和工商稅兩種。農業稅以公糧的形式繳納，工商稅收實行統一累進稅，取消了軍閥政府的一切苛捐雜稅。川陜省蘇維埃政府設稅務總局，縣蘇維埃政府設稅務分局，各區及重要場口設稅務分所。其中銀耳產地稅務分所有5個：涪陽壩、河壩場、陳家壩、新場壩、草池壩。《川陜省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將銀耳同特貨（即鴉片）、屠宰一起列為特種稅稅收項目，規定銀耳“按每兩之價值，抽百分之二十（但因革命受傷不能生產、紅軍家屬、有特殊情形資金不滿三十元以上，經蘇維埃證明可免稅）。”［16］332相較于屠宰稅的百分之十和鴉片稅的百分之五明顯高出很多。每年在通江縣境可收銀耳稅達萬余元。同時，川陜蘇區厲行貿易保護，據《川陜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載，如對煙草、香水、酒等蘇區不急需的物品課以重稅限制進口，皆得從值百抽五起，以至百分之十為止。對于赤區急需的物品，如鹽、布匹、棉花、糧食、中西藥材、耕牛等，若入口皆得免稅，若出口皆得從值抽百分之二十起，以至抽百分之五十為止。必要時，蘇維埃政府可禁出境。對于赤區之特產，如茶葉、煤炭、黑白木耳、木料、鴉片煙等免其出口稅。這樣的稅收政策既促進了蘇區與白區的物質交流，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同時增加了財政收入，為川陜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四）通江銀耳的收購和銷售。為減輕根據地經濟負擔，蘇區政府積極開展對外貿易，通江銀耳成為赤區向白區的重要“出口”物資。據川陜蘇區《財政經濟問題決議案：對外貿易與自由投資》載：“收集黑白木耳、桐油、白蠟、木材、豬毛、羊皮等赤區多余和不需要的東西輸出白區；大批購買棉花、布匹、西藥、食鹽等赤區需要的東西。各邊區建立對外貿易機關，獎勵蘇區農民發展對外貿易。”《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十八期的文中亦稱：“（紅軍）之獎勵銀耳生產，不是為的消費．而是為的輸出……”1933年12月27日巴中道蘇維埃主席聯席會議通過的《川陜第四次全省黨員代表大會總結》，鼓勵“赤區群眾運白耳鴉片等物賣到白區”去。可見，川陜蘇維埃政府對銀耳的出口極為重視。國營的經濟公社從耳農和國營林場收購大部分銀耳運到白區以換取食鹽、藥材等，主要是利用秘密交通線買賣運輸物品，其次是由地方和部隊派員到赤白交界區買賣貨物。也有利用商界有名望的人士進入白區城鎮從事貿易活動的。1933年6月，紅色交通線開辟之后，總經理部在紅江縣碑壩建立轉運站，赤區商業人員帶上仿制的袁大頭銀元、孫小頭銀元和川版銀元及大量的白木耳、白蠟、茶葉等特產進入陜南的漢中，以至遠到西安、成都、重慶、武漢；又將白區購回的食鹽、西藥、以及槍支彈藥運到碑壩，然后再分配蘇區各地。來往商品還受紅軍部隊武裝護送。［16］369經營銀耳貿易的私營工商業者有小秤桿子、大秤桿子、包袱客、坐莊。［5］107小秤桿子本錢小，流動零星收購，待到積成一定數量便賣給本錢大的商人。大秤桿子本錢也不很大，從耳農或小秤桿子手里收購銀耳再賣給包袱客或坐莊。包袱客的本錢雖大于秤桿子，但無力設莊立號，就地收購后轉售給坐商，有時也運到外地銷售。坐莊本錢大，設莊立號，收購銀耳后賣給外地客商如海客、漢陽幫等，有時也到外埠銷售。川陜蘇維埃時期，雖處在戰爭環境，蘇區商業受到極大破壞，但是通過川陜蘇維埃政府積極開拓“出口”渠道，使通江銀耳貿易能夠突破敵人的封鎖行銷于白區。通江銀耳多銷往上海，從通江陳家壩把銀耳運送到上海有三條路：一由湖北襄陽經漢口轉上海；一由巴中經南充、重慶轉上海；一由綏定經萬縣轉上海。第三條路經重慶到上海這條路線走得最多。每次運銀耳五六百斤或一千斤。價格在每斤100元（蘇區銀幣）左右。［6］1191932年9月15日《申報》第21352號載《益源公司大廉價》：“東新橋益源公司專售四川銀耳及參燕等補品，今因到有大批新產銀耳。特自十二日起，舉行大廉價二十五天，另備原貨銀耳三千袋，每袋僅售洋一元，其他各品，亦均削碼出售，連日顧客甚為擁擠。”1934年3月22日該報第21883號又載《市聲》：“川產銀耳之新商店，銀耳以川北之通江、太平、南江三縣出品為最佳……川北銀耳莊，營業甚為發達。”這些僅僅是見諸于報端的商店，那些不為多數人所知道的銷售情況更是不甚枚舉。

三、結語

在“一切為著戰爭勝利”的號召下，川陜蘇維埃政府充分利用山區資源，就地取材，來進行根據地經濟建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鞏固了根據地，支援了革命斗爭，同時也為日后進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而在連年軍閥混戰、土匪流竄、白區封鎖的困境中，通江銀耳貿易不免帶有戰時體制。［19］在后期，由于的“左”傾，有限的私營工商業遭到打擊。據統計，在川陜根據地建立前的1931年，通江縣毛浴鎮總共有五十九家私營商店。而1933年后，經過“左”傾政策的懲罰、沒收，私營商業只剩下7家，僅有的3家銀耳莊被全部關閉。且由于技術限制，難免有部分質低量微的缺陷。但是，通江銀耳在蘇區建設實踐中承擔起了應有的歷史使命，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通江銀耳的質量產量將會大有改觀，將成為革命老區建設的一大特色。

作者:向倩 單位:西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