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歷史文化小說鄉土敘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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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李春平的第一部歷史文化小說《鹽道》一經推出，倍受好評:雷達贊許這是一部具有純正精神指向和歷史文化內蘊的佳作;賈平凹稱其為一部立足文化之根的好小說。四年之后，2018年1月，李春平的第二部歷史文化小說《鹽味》問世。在后記中，作者將《鹽味》定位為《鹽道》的姊妹篇，認為前者是關于“道”的，大道至簡；后者是關于“味”的，味在鹽中。本文將《鹽道》和《鹽味》并論，探討李春平歷史文化小說的鄉土敘事。在《中國小說的審美》一文中，周明全把中國小說的審美分為兩條路徑：“一條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路徑；另一條是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路徑。”a儒道思想是中國哲學的精神主體，博大精深、積厚流光，千百年來，不僅影響著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而且對文學寫作具有著指導性意義。道家崇尚自然、無為而治的思想，形成了虛靜純真的審美追求。儒家則強調“文以載道”，尊崇現實入世、仁義道德的中庸之學，形成其溫柔敦厚的美學品質。《禮記•經解》中有言：“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孔老先生最早將“溫柔敦厚”作為詩教原則得以提出，后來逐漸演變成了文學的創作原則和審美追求。在《鹽道》和《鹽味》中，儒家思想的痕跡無處不在。李春平的父親曾經讀過三年的私塾，受父親的教化，作者小時候就背誦《論語》《大學》等儒家經典，其傳統文化思想影響早已深入骨髓，貫穿于他的全部創作中。《鹽味》中取名《論語》開篇中兩個字的張亦樂，學齡前即熟讀儒家經典。在張亦樂的身上應該留有作家童年的影子，或者可以說張亦樂就是李春平理想中的兒童形象。受儒家提倡仁義、尊崇謙和的理念影響，李春平在歷史文化小說的創作中，既不追求欲望化、審丑化的極端寫作，也不玩弄新奇的敘事花樣，而是堅守著對傳統的繼承和延續。這最終使他的小說具有一種溫柔敦厚的美學質地，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敘事對象看：傾注于群體的日常生活

李春平的歷史文化小說在空間維度上，描述的地域是陜、渝、鄂三省市交界處的鎮坪縣。這里是古代巴人的主要棲居地，巴國與古蜀國相鄰，后被秦所滅，同時進入華夏文明。小說中所寫的巴山就是這樣一個特定的區域，作者生于斯，長于斯，其藝術世界和審美經驗的建立也依賴于斯。從《鹽道》到《鹽味》，他正是從巴山這一地理概念出發，透過歷史文化的深邃眼光，用文學的筆觸去關注巴山的生存群體。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先鋒派文學受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影響，與現實主義相背離，他們主張反對傳統，過分強調想象和虛構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甚至肯定文學對現實生活的顛覆和消解，并且熱衷于運用新奇陌生的敘事策略來表現生活的異化和荒誕。在李春平歷史文化小說的創作中，他與這種先鋒不動聲色地保持著距離，更多地繼承和沿襲了現實主義文學主流，他善于從巴山生存群體的日常生活去涉筆，書寫惡劣的生存條件下的百姓生活樣態。《鹽道》中的崔無疾、崔二嶺、崔小嶺，《鹽味》中的張迎風、林萬春等都是大巴山的普通群體。他們出身貧寒、家境困難、勤勞誠樸、待人謙和，為了養家糊口，解決生活困難，從事著巴山最為尋常也最為辛苦的職業：背鹽。在陜西鎮坪、平利縣，以及湖北的竹溪、重慶的巫溪等地，大多數成年男人都有過背鹽的經歷，李春平小時候就見過無數的背老二，他們在背東西的時候，手里拿著一個打杵，一個墊肩，一塊黑色的毛巾，沉重的負荷壓在身上，氣喘吁吁，滿頭大汗無窮無盡地流淌。這個龐大的群體及其生存方式，就順理成章地進入了作者的寫作視域。日常生活是人文風情和思想情感的外化表現，它往往最能體現現實的本真。李春平在演繹巴山群體生活時，聚焦于生老病死、柴米油鹽、飲食起居的瑣碎俗世。他相信文學應該在人間煙火氣中顯露豐厚的藝術質地和深奧的生存哲學，大抵是所謂的“文不能通而俗可通。”錢穆先生說：“世俗即是道義，道義即是世俗，這是中國文化的最特殊處。”b的確，在中國文學中，許多偉大的作品都是以世俗來完成對人生道義的傳承。《紅樓夢》被認為是清代人情小說的巔峰之作，而它的人情之美就在于世俗之美。《鹽道》中穿著大襠褲的鹽背子們低著腦袋，歪著負重的身體行走在崎嶇的鹽道上，挑逗幺妹，唱山歌，說酸話，講奇聞趣事，打土匪，斗野獸；崔張氏喂雞數蛋，做飯縫衣，與老頭拌嘴；兒子兒媳們相互恩愛，孝順父母等；《鹽味》中日常生活更是豐富飽滿、色彩斑斕，張迎風背鹽“失蹤”，發小林萬春將自己“賠”給張家，代替張迎風行孝道、親家人、做家務、干農活，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條。“賠人”情節的設置精妙罕見，作者涉筆險峻，卻又處理得自然合理，有著民間規約與責任道義的雙重蘊藉，與儒家文化息息相通。在迎風意外“復活”后，萬春又重返鹽道，當上門女婿，照顧鄂家母女，打理鹽店，籌辦女學……這些日常都涵蓋著豐沛的地域文化和人文風情的元素，將仁愛、道義、寬宥、隱忍等傳統文化思想蘊藏其中，使敘事的生動性和思想的多義性相得益彰，不露痕跡地表現出來。這種對居家生活細致入微的描繪，體現了李春平健康的文學心態和精湛的文學技藝：他不憑借異化內容和玩弄手法去迎合世俗審美，堅持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發掘藝術的永恒魅力，在復述生活的同時創造生活的可能性，實現敘事倫理的終極旨歸。所以，《鹽道》中的火燒圓明園、辛亥革命及《鹽味》中的國共對峙等歷史事件都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米蘭•昆德拉說：“所有的歷史背景都以最大限度的簡約來處理……在歷史背景中，我只采用那些為我的人物營造出一個能顯示出他們的存在處境的背景。”c可見，小說家在處理題材時，有很多相似之處。

二、從敘事手法看：致力于溫情地講述苦難

返觀中外文學史，用文學去表現生活的痛苦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法國史學家丹納強調：“在一切理由中最有力的一個理由，是藝術家傾向于陰暗的題材，作品一朝陳列在群眾面前，只有在表現哀傷的時候才得到賞識。”d所以，一直以來對底層苦難生活的傾力關注成為文學的光榮使命和作家的神圣職責。越來越多的作家將寫作視角下沉，鎖定在艱難的勞苦大眾上，如莫言、余華、賈平凹、殘雪……他們用文學為底層發聲，向苦難吶喊。在他們筆下，人性慘淡，生活絕望，苦難者的愚昧、無知、麻木、貪婪和卑微被無限放大，生存置于永無止境的悲苦凄涼和無奈之中。確實，這樣的作品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性和刺痛的審美質感，它直逼人性的崩落和幽暗，高度地貼近黑暗的社會現實，甚至帶有某種宿命意味。但坦白地說，讀這類作品，常常感到自己像在一間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到沒有一絲縫隙的房子里，感到異常絕望、壓抑、無助和冰冷。文學反映現實的黑暗是毋庸置疑的使命，但文學不應該僅僅是揭露，是控訴，是發泄，它還要有人文精神的自覺彰顯。朱光潛說過，文學世界一方面是現實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現實人生的超脫。所以，優秀的文學要有一種超越苦難的氣象，而不是放縱對困難的鋪張敷陳，即洪治綱所謂的“苦難焦慮癥”。針對這一時弊，陳曉明提倡小說藝術創作中的“人民性”和“美學脫身術”，鼓勵作家超越生存表象的關注，力圖創作出具有豐厚精神意蘊和良好審美質感的佳作。在李春平的歷史文化小說中，作者致力于溫情地講述苦難，突出人物在困難面前彰顯出的高貴品質和頑強意志，有著“窮且益堅”“窮則思變”的民族精神，淡化了苦難帶來的悲涼氛圍，讓溫情和暖意在小說中彌漫開來。小說的溫情和暖意，首先來自于李春平對美好人性的深層眷注和書寫。他總是懷著一顆理解包容和寬宥的情懷探尋生活、審度人性，所以在《鹽道》和《鹽味》中，故事中的人物多是“暖男”“暖女”，在他們的身上具備了儒家傳統文化中所有的高尚品格：正義凌然、淳樸善良、高情厚誼、寬宥仁愛等。如《鹽道》中勤勞誠樸、見義勇為、樂善好施的崔無疾，他憎恨土匪，卻幫助尸骨未寒的山大王收尸；鹽商王國江請人做法術懲治給自家鹵水中塞石子的壞人，卻只是想讓他明白干壞事不對，以后擇善而行；就連最殘忍的土匪，在抓到有人偷東西時，也說了句：“算了，我不殺你，你有父母在，等你父母去世后，我再遇到你偷東西，我再殺你”e；《鹽味》中的林萬春對朋友張迎風親人的關心和照顧更是感人至深，他為了讓張迎風的孩子有奶吃，跪謝陳洪鼎的賞魚之恩；小說中的女性人物，更是聰明伶俐、清新可愛、氣質饒人。其次，小說的溫情和暖意還來自于李春平對巴山人民堅韌不撥的樂生觀的肯定和頌揚。“大巴山縱橫綿延1000多公里，很少見到一塊像樣的平地。”f巴山自古山川形勝、茂林深篁、自然生存環境異常艱險，先民們為了生存所開鑿的鹽道，都是在崇山峻嶺之間，沿途全是在懸崖絕壁上打孔造路，高一腳低一腳，稍不留神，則命斷黃泉，而且經常有土匪出沒，盜賊眾多，所以當地把“到四川背鹽去了”當作罵人的狠話。鹽背子的生活也很樸素，衣衫襤褸、飲食簡單，他們吃的是用苞谷面蒸熟后又炒干的面面飯，當地稱鹽背子飯。沒菜的日子里，油炒石頭也算是一道家常菜。生活的清貧和艱難絲毫沒有削弱巴山人的生存意志和信念，以及他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鹽道》中說：“崔家人沒有一個人當神仙，可他們的快樂已經接近神仙了。”g一家人兄弟齊心，妯娌和睦，四個年輕人在家玩耍時拿孝順來打賭，爭搶著為父母洗腳；《鹽味》中張迎風和林萬春情同手足、互相幫襯，兩家人親密無間、溫暖和樂，在辛酸的日常中體味天倫之樂，這正是儒家綱常倫理對家族的基本要求。雄奇險峻的山巒錘煉了他們面對生存的堅強意志，出沒無常的匪徒促成了他們形成團結合作的集體力量，崎嶇漫長的古道激發了他們負重前行的生命活力。雖然生活對于他們充滿了艱辛與苦難，卻依然對未來滿懷希望。《鹽道》中“白鹿鹽泉”的民間傳說以及《鹽味》中“向日葵”美好隱喻，都反映了巴山人民努力擺脫貧困，向往美好生活的強烈追求和愿望。巴山的生存苦難迫使他們堅韌不撥、樂觀豁達，暫時忘記疼痛，以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去尋找生活的陽光。這體現了巴山人民頑強的生命力和積極樂觀、堅韌不拔的生存理念，同時，這種積極樂觀、豁達開朗苦中作樂的精神品格也是巴山人民的精神常態，甚至成為他們戰勝一切困難的法寶，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下散發出耀眼的人性之光。福克納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中說：“人的不朽,不只是因為他在萬物中是唯一具有永不衰竭聲音的生物,而是因為他有靈魂——有使人類能夠同情、能夠犧牲、能夠忍耐的靈魂。詩人和作家的責任,就在于寫出這能同情、能夠犧牲、能夠忍耐的靈魂。詩人和作家的榮耀，就在于振奮人心，鼓舞人的勇氣、榮譽、希望、尊嚴、同情、憐憫和犧牲的精神，這正是人類往昔的榮耀，也是人類永垂不朽的根源。”h在《鹽道》和《鹽味》中，對現實頹敗的拒絕，讓我們感受到了這份榮耀和光輝。李春平用“以輕擊重”的敘事手法為讀者構筑了一個充滿精神暖意和人性寬宥的藝術世界，把巴山人民的生存之痛沉淀為一種滄桑的力量之美和生活之美。

三、從敘事情感看：植根于故土的民胞物與

民胞物與是關學的重要思想，是一種對天地、對人、對萬物的敬畏與熱愛的生命觀，也是讀書人的一種境界。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生活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無可置疑地具有著形而上的品質。但文學又不同于其他藝術，尤其是小說，它終歸要通過生動形象地描繪具象世界的路徑來表達它的精神內蘊和情感深度。這個具象世界包括世態萬象、自然景觀、風土人情及民俗文化等，就如同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莫言筆下的高密、賈平凹筆下的商州……它既是作家埋藏記憶的圣地，也是作家創作的精神來源地。這個地方有個共同的名字叫故鄉，莫言把它叫“血地”。李春平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坦言：“我是一個有故鄉情結的人，我在上海或外出旅游療養，看見外面的山水就會想到家鄉。在我的心目中，家鄉的山水是最美的。雖說比不上那些名山大川，但跟我個人的感情最近。這里掩埋著我的父母，我回來守護在他們身邊，這是一種盡孝。如果能為故土的建設出力，也是一種盡孝。”i儒家文化強調家國情懷，一方面它堅固了中國人對家庭的深厚倫理情感，以至于“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另一方面它又鼓勵“達則兼濟天下”“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而家和國常常存在著地理上的距離，所以懷鄉戀土便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一種深入到中華民族骨髓深處的精神遺傳。當年已在上海文壇聲名鵲起的李春平決然回到安康，回到巴山故土，很大原因就是這種情感的召喚。中國人向來看重桑梓之情，對生養之地有著無法釋懷的情愫和眷戀，以至于在作家創作的時候，也總是在努力尋找屬于自己創作的精神根據地。“但凡好的寫作，它總有一個精神扎根的地方，根一旦扎得深，開掘出的空間就會很大。j“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根，商州就是賈平凹的根。李春平的根在哪里？就在陜南，陜南就是他應該寫的地方。李春平的這部小說（《鹽道》），可以說是‘浪子回頭’，他找到了自己的根，正本清源。”k在《鹽味》中，作者繼續扎根秦巴山區，悉力于表現這一方水土的自然景觀和地域文化。因此，李春平歷史文化小說的創作是植根于土壤的民胞物與，這片土壤就是生養他的大巴山區。這是作者個人情感的生發地和聚集地，也是決定小說精神風度和審美品質的重要因素。從古希臘“模仿論”開始，自然就是文學表現的一個重要母題，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文學時代，描寫自然、謳歌自然成為了文學創作的宗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英國湖畔派詩人，他們醉心于湖光山色中，倡導文學應該回到大自然中去，表現自然，熱愛自然。在李春平的歷史文化小說中，作者用飽含詩意的情感描寫秦巴山區的自然景觀。大巴山在作者筆下是神奇深邃的，“整個大巴山就是這樣一個折疊的奇妙產物，所有的神奇和深邃都呈現出明顯的折疊之后又再度拉伸的自然效果。籠統看去開始漫無邊際的綠色，是空曠幽遠的蒼茫，這些綠色和蒼茫厚重而纏綿，舒展而蓬松。”l甚至大巴山的一年四季都是饒人可愛的，尤其是秋天“大巴山的秋天是分期分批進入的，通常是一半春色一半秋。在同一座山上，上半身還是碧綠，下半身就泛黃了。”m巴山成了一個鮮活的生命體，仿佛每一個器官都是靈動的，我們能夠看到巴山的色彩，聽到巴山的空幽，也能感受到巴山的厚重和蒼茫。此刻，巴山已遠遠超出自然客體的局限而具有豐盈的精神意蘊，它的美好被作者無限放大，置換成一個輝煌的文化鏡像，意味著希望和生機，甚至詩化為精神家園。“巴山的山民對每一個季節的到來都充滿敬畏……因為它寄托著永遠不會放棄的希望。這些希望看不見也摸不著，卻是他們生活的內在動力。”n山民們靠山吃山，愛山護山，山的存在關乎著他們的衣食住行，也是他們的思想依托和精神支柱。巴山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價值體系，使他們寧可苦中作樂，也不怨天尤人。在小說中，作者從個人經驗出發，以溫柔敦厚的美學質地表現出來。李春平根植于土壤的民胞物與思想，不僅僅停留在對自然景觀的精雕細刻上，還體現在對秦巴山區地域文化的自覺書寫中。周作人認為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更真實、更接“地氣”，“須得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他的脈搏，表現在文字上，這才是真實的思想和藝術。”而缺乏地方色彩的作品則是“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而空虛的理論里。”o因此，優秀的小說家都非常重視對地域文化的描寫，如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魯迅、沈從文等。當然，李春平也不例外，他對于地域文化的關注是多方面，既散見于作品中的民俗、民歌，又集中見于濃墨重彩的巫術描寫。俗話說：“民歌無假戲無真”，民歌是地域文化中最通俗、最真實的記錄方式。愛唱民歌是巴山人與生俱來的一種秉賦。“在大巴山，人人都會唱歌，不用教，也不用學，天生就會唱。”“在陜川鄂交界處的巴山一帶，只要會說話的人都會唱歌，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歌”p經筆者細數，在《鹽道》和《鹽味》中，民歌共出現10余處，從內容上劃分，主要有兩類：鹽背子歌和情歌（即酸歌）。鹽背子歌以記錄背鹽人苦難的生活為主，包括背鹽歷史、背鹽器具和飲食等：“四腳爬坡梯百步，打杵磨爛篾背簍。爹把兒子背成人，兒子把爹背進土。”“住的是山溝溝呦，吃的是洋芋坨呦，烤的轉轉火呦，睡的包谷殼呦。”q情歌以男女之間的打情罵俏為主，《鹽道》中劉竹兒送丈夫背鹽時，唱到“晚上摟著空枕頭，想到小郎心里酸”。《鹽味》中左木匠對著陳氏，哼到“妹子妹，跟我睡，睡一輩子不嫌累。你是鹽來我是菜，合在一起才有味。你出聲來我出汗，壓得床鋪掉眼淚。”r表述直白，用詞潑辣，巴山人爽朗、率真、奔放、樂觀的性格以及他們對于生活的狂熱躍然紙上。在艱苦的自然環境下，民歌既是巴山人枯燥生活的調節器，也是他們抱慰生存的精神武器。另外，巫術文化也是巴山深處一種典型的文化現象。“漢水流域，南接巴蜀，東連楚土，風俗畢近，文化一體，巫覡之風頗盛。”“群眾每遇病痛災疾，少請醫生診治，慣邀巫覡訴神。”s在故鄉，李春平小時候就見過很多端公行使法事，并且產生了極大的好奇與遐想。在《鹽道》和《鹽味》中，李春平都寫到巫術，平民百姓家庭在婚喪嫁娶、開工修屋時請巫師擇吉日，官府在修房建屋時也找巫師看個“好日子”，巴山人對于巫術的依賴和虔誠，真實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存狀貌和文化心理。面對艱險困苦的自然生態，淳樸善良的巴山人民只能無奈地將生活的憧憬與希望寄托在神秘而怪異的巫術中，以求得心靈的慰藉。這種將古老神秘的文化現象與精彩的自然描寫相結合，使小說籠罩了一種神秘之美和敦厚之美。近年來，一些文學批評家不斷發聲，呼吁中國作家不要刻意介入消費倫理的大眾敘事，而是要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求文學之根，重構文學審美。經過以上的梳理，我們發現李春平的文學觀和審美觀始終流淌著傳統的臍血，他懷著一顆對故鄉眷戀、對生民悲憫、對生命萬物的敬畏之心，在歷史文化小說中探索鄉土敘事的多種可能性，大大提升了鄉土文學的精神重量和美學品質。大巴山既是他創作的實驗田，也是他精神的棲居地，這里有他寬廣的文學高地和藝術空間，對于正值盛年的李春平來說，我們有理由對他的小說之旅懷著更大的期待。

作者:侯紅艷 單位:安康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