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柯亭刻本《聊齋志異》出現的歷史條件和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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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松齡逝后，《聊齋志異》僅以抄本的形式低效傳播，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有了青柯亭刻本。青柯亭刻本出現的歷史條件主要有：乾隆初年，《聊齋志異》已在山東有了較高的知名度，傳抄的活躍度也超過以往，進而通過士紳官員傳播至省外；至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流布至刻書業重興的江浙一帶，引起強烈反響，并吸引了刻書家的注意。青柯亭刻本出現的動因則是官員趙起杲的個人努力和刻書家鮑廷博及同道中人的支持。

關鍵詞：《聊齋志異》；青柯亭刻本；歷史條件；動因

《聊齋志異》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史上文言小說之冠冕，三百余年來盛名不衰。但此書在蒲松齡逝世之后的五十余年時間里，僅以抄本的形式低效傳播，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出現了初刻的青柯亭刻本。本文就青柯亭刻本出現的歷史條件和動因作簡要論述。

一、《聊齋志異》初刻本出現的歷史條件

隨著清王朝統治的穩固，清政府在實施文化高壓政策的同時，也不放棄以懷柔政策籠絡文士，在國家層面推行“尊孔讀經，崇尚儒術”，提倡實學，同時由政府主持修纂總結性的各類大型叢書，如康熙朝修《古今圖書集成》《明史》，乾隆朝修《四庫全書》。這些大型叢書和史書的修纂，主觀上有昭示王朝正統、搜檢天下圖書、牢籠天下文人才士等目的，客觀上對傳統文化典籍進行了總結和梳理，促進了傳統學術的發展。在這種大背景下，私人刻書業，尤其是江南私人刻書業在一度被打擊之后，也獲得了再次發展的機會，私刻書坊大量出現。杭州鮑廷博、盧文昭、陳春，嘉興陸炬、馬俊良、蔣光煦，湖州陸心源等，都是比較著名的藏書家、刻書家。這為《聊齋志異》的初次付梓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同時期山東私人刻書卻仍以家著詩文及學術論著為主，書坊則是成績寥寥，從順治至乾隆，即便濟南府也是“坊刻卻無一種”[1]（P.254）。從這個角度看，《聊齋志異》初刻本刻于江南并非偶然。同一時期，《聊齋志異》抄本的傳播逐漸活躍。在蒲松齡生前僅聞名于淄川、濟南一帶的《聊齋志異》，通過士林文人的傳揚，漸漸地在整個山東名氣益大，有心一睹為快的文士官紳所在多有，至乾隆五年（1740）蒲立德作《〈聊齋志異〉跋》時，已“人競傳寫，遠邇借求”[2]（P.32）。趙起杲青柯亭刻本《弁言》則描述了乾隆十一年（1746）之后的一些情況：丙寅冬，吾友周子季和自濟南解館歸，以手錄淄川蒲先生《聊齋志異》二冊相貽。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鈔為憾。予讀而喜之。每藏之行笥中，欲訪其全，數年不可得。丁丑春，攜至都門，為王子閏軒攫去。后予官閩中，晤鄭荔薌先生令嗣，因憶先生昔年曾宦吾鄉，性喜儲書，或有藏本。果丐得之。命侍史錄正副二本，批閱之下，似與季和本稍異。后三年，再至都門，閏軒出原鈔本細加校對，又從吳君穎思假鈔本勘定，各有異同，始知荔薌當年得于其家者，實原稿也。癸未官武林，友人鮑以文屢慫恿予付梓，因循未果。后借鈔者眾，藏本不能遍應，遂勉成以公同好。……[2]（P.8）這篇《弁言》提供了許多《聊齋志異》抄本傳播的信息：1.據民國《萊陽縣志》卷三“人物”和“藝文”記載，周守一，字季和，號分岳，乾隆十年（1745）進士，曾任四川南郭知縣、濟南府教授[3]（P.837,PP.1492-1496）。《弁言》雖未指明周守一抄自何本，但不應似濟南朱氏這樣的世家大族，否則周守一和趙起杲自會明言。由此可推測至乾隆十一年（1746）時，《聊齋志異》在濟南一帶的傳抄已經比較廣泛了。2.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聊齋志異》通過鄭方坤傳至福建，且為距手稿較近的抄本。鄭方坤，字則厚，號荔薌，福建建安人，《清史稿》《清史列傳》、民國《建甌縣志》均有記載。袁世碩先生據楊士驤《山東通史》認為鄭方坤“從乾隆四年（1739）起，先后官山東登州、武定州、兗州四州知府，長達十六年”[4]。在這一時期內，鄭方坤有從淄川蒲家借抄《聊齋志異》手稿或副本的可能，但是應該在蒲立德作《〈聊齋志異〉跋》之后；在卸任兗州知府后，鄭方坤將《聊齋志異》抄本帶回福建。3.乾隆二十二年（1757），《聊齋志異》兩冊抄本通過趙起杲傳至北京。4.從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乾隆三十年（1765），趙起杲官杭州府武林縣和嚴州府期間，《聊齋志異》廣受江南讀者歡迎，“借鈔者眾”，這可與鮑廷博《刻〈聊齋志異〉紀事》“嚴陵距杭三百里，借書之伻嘗不絕于道”[2]（P.25）之言相印證，同時表明《聊齋志異》首次進入刻書家的視野。從傳播的角度，結合蒲立德《〈聊齋志異〉跋》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乾隆初年，《聊齋志異》已經在山東有了較高的知名度，傳抄的活躍度也超過以往，進而通過士紳官員傳播至省外；至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流布至南方的福建、浙江，引起強烈反響，并吸引了刻書家的注意。這為青柯亭刻本的出現準備了基本的條件。

二、青柯亭刻本出現的動因

歷史之鑄成，往往基于必然大背景下的一個偶然機遇。當年蒲立德翹首期待的傳昌黎文之歐陽修、揚徐文長之袁宏道，終于在乾隆十一年（1746）出現———即與蒲松齡同為山東人，有著同樣的愛好，同時有機會到江浙為官，又有經濟條件刻印《聊齋志異》的趙起杲。趙起杲（1715～1765），字清曜，號荷邨，山東萊陽人。民國《萊陽縣志》卷三“人物”云其“屢試棘闈不第，援例揀發閩省以知縣試用”，后來因長于所治逐漸得到重用，歷任福建連江、古田知縣，浙江杭州府總捕、同知，嚴州知府“；性甘淡薄，食嘗一豆，衣無重襲，服官十余年，囊橐蕭然，任古田時虧款萬金，鬻產始補。”[3]（PP.938-939）朱睦卿《書傳四海版刻嚴陵———趙起杲和青本〈聊齋〉》根據趙氏后裔所提供的《天水趙氏族譜》，了解到趙起杲出身萊陽官宦世家“，天性孝友，宅心渾厚，勇于為義，遇人一以信誠，而足以察理，故鄉黨宗族，咸推重焉”[5]。由是可知，趙起杲與蒲松齡在性格和志趣方面多有相合之處，因此在好友周守一從濟南抄錄了兩冊書稿送給他之后，他沒有像一般的官僚士紳那樣僅將《聊齋志異》作為消遣讀物，而是在深思細讀之后大有戚戚之感的同時，更對是書的社會價值和極高藝術水準有了深切的認識，這是他下決心刻印《聊齋志異》的根本原因。因此這個曾鬻產彌補虧空的趙起杲，從乾隆十一年（1746）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不惜代價，歷十七年著意收集全本，并加以初步的擇選和校對，完成了刻印青柯亭刻本先期的文本準備。除此之外，在江浙私人刻書業重興的背景下，青柯亭刻本能夠出現的一個必要條件是趙起杲的刻印努力得到了藏書家、刻書家鮑廷博的鼎力支持。據劉尚恒《鮑廷博年譜》“：鮑廷博（1728～1814），字以文，號淥飲，又號通介叟、得閑居士等。”[6]（P.2）祖籍徽州，生于杭州，出身于“賈而好儒”的商人家庭。初時勤學應舉，也喜刻書，早在乾隆十年（1745）十八歲時，即刻印好友鎖馮普《古今姓匯》兩卷。后接連兩次應舉失利，遂絕意仕進，在熟讀典籍的基礎上，專注于搜集、校訂和刻印圖書，且并不以營利為目的。一生刻書不下三百種，其最著名者就是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知不足齋”之名開始校勘并刻印的《知不足齋叢書》。而在正式幫助趙起杲刻印《聊齋志異》的乾隆三十年（1765）五月之前，他已經至少刻印和抄校了二十種圖書。關于鮑廷博“慫恿”趙起杲刻印《聊齋志異》事，趙起杲《弁言》和鮑廷博《刻〈聊齋志異〉紀事》均有描述。從《弁言》“出貲勷事者，鮑子以文”[2]（P.8）和《刻〈聊齋志異〉紀事》“清俸不足，典質以繼之”[2]（P.25）可知《聊齋志異》初刻時，二人通力合作，主要出資人為趙起杲，鮑廷博大概提供了刻印設備和其他相關條件。限于木刻印刷的技術水平，趙、鮑都付出了不菲的前期投入。乾隆五十六年（1791），紀昀請旨換寫《性理大全》，“以每冊二、三萬字計算，寫價已六、七兩，加以紙價裝潢，須八、九兩方換一冊”[7]（PP.2271-2272）。這是抄本之價，刻本則翻倍，當然私人刻書的工價會比官刻略低。如此推測，趙起杲刻一副五十余萬字的《聊齋志異》書版至少需三百兩銀子，再按當時書板印刷一次的承載能力大概是五十到一百部算，各種物料開支還需幾百兩，再加上工時、食宿等費用，總計不會少于一千兩。這還沒有將負責校讎的杭州著名文士余集（字蓉裳）、趙起杲胞弟趙起杭（字皋亭）、“郁佩先”和負責刻印事物的“陳載周”等人的酬勞計算在內。但是趙起杲在嚴州知府任上，一年的俸銀加上養廉銀大約不會超過兩千兩[8]（P.552），除了養家糊口外，又要支付師爺、青吏工資和日常辦公費用，即便再節儉，一年下來，恐怕也沒有什么結余。而從民國《萊陽縣志》云“衣無重襲，服官十余年，囊橐蕭然，任古田時虧款萬金，鬻產始補”看，趙起杲并無什么積蓄，反而曾因任上虧空致典賣家產。因此鮑廷博所謂“清俸不足，典質以繼之”和其在青柯亭刻本“文題”中所云“請傾敝篋質書畫，亟進良工命梨棗”[2]（P.37），并非虛言。不幸的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在公事繁忙和長期體弱多病的雙重困擾下，趙起杲在剛剛刻好十二卷之后不久，便因中暑熱而逝。其在逝前，曾囑托鮑廷博“取四卷重加審定，續而成之”[2]（P.25），與之同心的鮑廷博果然不負所托，于年底便將剩余的四冊全部刻成了。嗣后，鮑廷博、余集、王承祖紛紛題辭致意，既為奇書之刻成，也為傳揚趙起杲之功。趙起杲府衙后院的“青柯亭”，自然也就成了《聊齋志異》傳播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標記。總之，青柯亭刻本《聊齋志異》之所以能刻印成書，首先離不開前期抄本傳播的活躍和江浙私刻書坊的重興，其次與趙起杲的刻印決心和實際努力關系甚切，當然也少不了刻書家和同道中人的支持。要知這一時期，清王朝在文化政策上仍然采取嚴格控制的策略，趙起杲、鮑廷博等人仍是冒著一定風險的。青柯亭刻本是《聊齋志異》初刻本，是僅去除個別有礙時忌篇章的全本，稍后的其他刻本皆不能與之相提并論，如山東王金范所刻僅是選本，且品質蕪雜。因此，青柯亭刻本在《聊齋志異》的傳播和接受史上，是承前啟后的一個版本。趙起杲、鮑廷博是《聊齋志異》的優秀讀者，更是為力甚大的傳播者，他們開創了《聊齋志異》傳播和接受的新時代。

參考文獻：

［1］唐桂豔.清代山東刻書史［D］.濟南:山東大學,2011.

［2］各本序跋題辭［A］.蒲松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張友鶴,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62.

［3］梁秉焜,等修,王丕煦,等纂.民國萊陽縣志(卷3［)M］//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57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4］袁世碩.談《聊齋志異》黃炎熙抄本［J］.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3).

［5］轉引自:朱睦卿.書傳四海版刻嚴陵———趙起杲和青本《聊齋》［J］.蒲松齡研究,2005(4).

［6］劉尚恒.鮑廷博年譜［M］.合肥:黃山書社,2010.

［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黃惠賢,陳鋒.中國俸祿制度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作者:鄭煒華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