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學形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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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學[1]，是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布與發(fā)展逐漸形成的。它一方面適應著佛教在中國傳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影響。通常人們只把它作為佛教史的一個分支，僅從佛教史、社會史等角度來審視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價值，卻很少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考察這些史籍的史學意義。其實，佛教史學應該屬于交叉學科。這里，從史學發(fā)展的角度來談一點關于佛教史學的發(fā)展源流。

佛教自漢代傳入，經(jīng)魏晉南北朝至唐，達到鼎盛。宋元時期，又有新的發(fā)展。隨著佛教在中土的長足發(fā)展，佛教史籍編纂逐漸呈現(xiàn)出三個階段：東晉至唐初出現(xiàn)記錄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圍不斷拓展，宋元時期佛教史籍體裁不斷完備。

一、最先記錄佛事的史籍

佛教自漢代傳入，經(jīng)魏晉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攜回大批梵文佛經(jīng)，譯經(jīng)水平不斷提高，逐漸運用儒學注經(jīng)的方式對佛經(jīng)進行注疏，同時編纂各種工具性的著錄。在這一過程中，自覺記述各個教派、眾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著不斷涌現(xiàn)，反映著佛教史學的形成。

東晉南北朝時期，最先推出的記錄佛事的史籍，大體有四種類型：一是有關佛教史的著述，二是關于闡揚佛理的史籍，三是記述佛教在中土傳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書的記載。

一、有關佛教史的著述，東晉、南朝時期主要有《佛國記》、《釋迦譜》。

《佛國記》1卷，沙門釋法顯撰。又名《高僧法顯傳》、《歷游天竺記》。法顯（約337－約422），俗姓龔，平陽武陽（今屬山西臨汾）人。“常慨經(jīng)律舛闕，誓志尋求”。東晉安帝隆安三年（399），與同學等，“發(fā)自長安，西渡流沙”，越蔥嶺、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過山險”，遍歷天竺及師子國。義熙八年（412）回到青州長廣郡牢山（今山東青島嶗山），第二年至京師建康（今江蘇南京）。《佛國記》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見所聞。“凡所經(jīng)歷三十余國”[2]，不僅是4世紀亞洲佛教史的重要著述，還是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交往史的重要著述，也是中國現(xiàn)存史書中有關陸海交通最早、最詳細的記錄。“敘述古雅”，為游記的杰出代表，深受中外學術界重視。

《釋迦譜》，僧祐撰。僧祐（445－518），本姓俞，其先彭城下邳（今江蘇邳州）人，父世居建業(yè)（今江蘇南京），《高僧傳》卷11有傳。“造立藏經(jīng)，搜校卷軸”，開佛寺收藏佛教文獻之先，撰有《出三藏記集》、《釋迦譜》、《弘明集》等。《釋迦譜》，是在當時譜系之風影響下出現(xiàn)的第一部記敘釋迦族世系傳說、釋迦一生事跡至阿育王時佛教傳布情況的專門著述，為中國撰著佛傳之始。據(jù)唐代《開元釋教錄》卷6著錄，此書有廣、略二本，廣本10卷，略本5卷。

二、關于闡揚佛理的史籍，主要有南朝時僧祐《弘明集》。

《弘明集》14卷，序云：“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選輯自東漢末至南朝梁闡揚佛理的論著，并保存有反對佛教的論著，如范縝《神滅論》等。入錄共百人，僧人19。從文學的角度講，頗類《文選》一類的總集；從史學的角度說，則近似于《尚書》記言體。

三、記述佛教在中土傳布的史籍，以僧尼傳為主，包括寺廟興廢。

1、僧尼傳，以慧皎《高僧傳》、寶唱《比丘尼傳》為代表。

高僧傳的出現(xiàn)，肇自晉代，真實記錄了佛教在中土傳播的實際。高僧傳，見于著錄的有虞孝敬《高僧傳》6卷，釋寶唱《名僧傳》30卷，釋慧皎《高僧傳》14卷，釋法進《江東名德傳》3卷，王巾《法師傳》10卷，裴子野《眾僧傳》20卷，釋僧祐《薩婆多部傳》5卷，釋寶唱《尼傳》2卷等。此外，還有名僧個人傳記，如《梁故草堂法師傳》1卷，《法顯傳》2卷，《法顯行傳》1卷等。其中，寶唱《名僧傳》30卷，著錄425位僧人，為最早的綜合性僧傳，但至宋代以后散佚，流傳日本者僅存1卷抄本。

寶唱之后，慧皎《高僧傳》14卷為現(xiàn)存高僧傳系列之首。慧皎（497－554），不詳姓氏，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續(xù)高僧傳》卷6有傳。其書卷14《序錄》對當時沙門或官員所撰“名僧傳”、“僧史”等有簡要介紹，較《隋書·經(jīng)籍志二》雜傳類著錄為多，足見其搜集之廣。自序其書體例如下：

開其德業(yè)，大為十例：一曰譯經(jīng)，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jīng)，八曰興福，九曰經(jīng)師，十曰唱導。

前八科均有論、有贊，“經(jīng)師”、“唱導”二科有論無贊。“論曰”概述本科主旨、沿流，評價成就突出的僧人，反映佛教傳入中土在這一方面的情況。卷14為《序錄》并各卷高僧正傳目錄，末附王曼穎與慧皎書札及慧皎筆答。關于其書命名，有這樣一段文字：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3]

僧人以有德之隱逸者為高，慧皎選擇入傳僧人的標準，不取“寡德適時”即僅有知名度而少德者。作為迄今所存最早、最完備的高僧傳，著錄東漢、三國魏、吳、晉、北魏、后秦、南朝宋、齊、梁九朝高僧正傳257人、附見274人。但因南北分隔，所記眾僧以江南為多，北魏高僧僅得數(shù)人。就南朝而言，所記梁僧亦為數(shù)不多。

統(tǒng)觀全書，以一篇篇高僧傳記，表現(xiàn)出東漢至南朝梁初佛教的風貌、思想演變以及對于當時社會的影響。傳中有關中印文化交流，中亞歷史、地理，乃至南北朝史的記述，均有重要學術價值、史料價值，可與“正統(tǒng)”史書相互參證，補其不足。

所謂“釋寶唱《尼傳》2卷”，即傳本《比丘尼傳》4卷。寶唱，俗姓岑，吳郡（今江蘇蘇州）人，《續(xù)高僧傳》卷1有傳。梁武帝天監(jiān)九年至十三年（510－514），撰《名僧傳》31卷，又撰《比丘尼傳》4卷。中國比丘尼始于西晉末凈檢，自后代有其人。寶唱《比丘尼傳》是第一部比丘尼專傳，而且為民國以前中國惟一一部比丘尼傳，著錄晉、南朝宋、齊、梁四代比丘尼65人，附見51人，依時代先后，不分科目。因南北隔絕，書中所記多為江浙地區(qū)比丘尼。其中，一些比丘尼與皇室、王公頗有交往，足見其在上層社會的活動與影響。“妙音尼為（殷仲）堪圖（荊）州”事[4]，可從《晉書》中得到印證，即是明顯一例。

寶唱、慧皎開了中國佛教史學傳寫名僧、高僧和比丘尼之先河，影響遠及唐、宋、元、明乃至民國，形成高僧系列史書。大凡此間問世的高僧傳，都有這樣三方面的價值：一，保存大量中西交通史的珍貴材料；二，可補史傳記載之不足；三，提供研究佛教史的基本史料。

2、記寺廟興廢，以《洛陽伽藍記》最為著名。

《洛陽伽藍記》5卷，北魏楊衒之撰。伽（qie）藍，梵語“僧伽藍摩”略稱，意為寺院。楊衒之，史無傳，楊或作陽，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年均無考。書首所署官銜“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書中自述“自永安中衒之時為奉朝請”，“武定五年，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僅此而已。《廣弘明集》卷6《敘列代王臣滯惑解》，首敘唐傅奕，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25人為《高識傳》，一帙十卷，有楊衒之小傳，謂其為北平（今河北滿城）人，元魏末為秘書監(jiān)，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魚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庶也。

據(jù)書序“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今日竂廓，鐘聲罕聞。恐后世無傳，故撰斯《記》”，則其書撰寫當在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丁卯，547）。

北魏洛陽的40年間，先是佛寺眾多、壯麗，如今殘破、凄涼；先前為王公、庶士揮霍無度的一大都會，眼下是農(nóng)夫、牧豎耕種歇息的一片廢墟。字面寫洛陽佛寺盛衰，文心為北魏政權興亡！不僅撰寫主題明確，而且編纂有致，書序?qū)懙溃?/p>

然寺數(shù)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nèi)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5]

根據(jù)這一編纂體例，人們可以準確地繪制出北魏京城洛陽圖，并按照城門方位、城內(nèi)外里坊遠近，標注出書中所記伽藍以及宮殿、官署、名勝的具體位置。

既以佛寺為主，重點突出，又用注釋或追溯的手法，記每寺歷史或故事，間或有相關神話、異聞。這決定其書具有兩大特點：一、通過佛教寺塔興廢，反映北魏洛陽40年間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的真實。二、所記神話、異聞，絕大多數(shù)獨立成篇，為志怪小說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庫館臣評論說：“其文秾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jīng)注》肩隨。其兼敘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與史傳參證。其他古跡藝文，及外國土風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6]其所采“外國土風道里”，則不僅僅“以廣異聞”，而是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卷5城北，僅記2寺1里。其記禪虛、凝圓2寺不足200字，而記聞義里則為全書最長的長篇。這樣開頭：“聞義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jīng)，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以下記其行程。篇末記道：“衒之按惠生《行紀》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云家紀》，故并載之，以備缺文。”惠生西域求經(jīng)，是法顯之后、玄奘之前中國佛教史、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紀》、惠生《行紀》、《道榮傳》等均已失傳，《洛陽伽藍記》“以備缺文”，成為惟一珍貴史料，深受海內(nèi)外學術界重視。

四、官修史書記載，一是《魏書·釋老志》，二是《隋書·經(jīng)籍志》。

《釋老志》1卷，為《魏書》獨創(chuàng)，集中反映了北魏的宗教政策以及佛、道二教的發(fā)展演變趨勢。志序從“佛道流通之漸也”開始，說明“浮屠正號曰佛陀”，簡要介紹其“經(jīng)旨”、服道者情況、佛祖世系、諸佛法身等基本知識。自東漢章帝始，歷述佛教傳入、經(jīng)卷翻譯等情況。佛教對北魏社會的影響，是其記述的重要內(nèi)容，是為一篇北魏佛教興衰史。指出：世祖太武帝毀佛，只看到佛教“至使王法廢而不行”的一面；高宗文成帝修復佛法，只看到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的一面。同時，記錄群臣以傳統(tǒng)觀念反佛、從國計民生出發(fā)反佛的不同上奏，反映當時興佛、反佛的種種爭執(zhí)。

篇中對有影響的高僧，如鳩摩羅什、法顯、曇曜、師賢等，均敘其事跡。各個時期“以義行知重”或“見知于當時”的沙門，均列其名。最后作以總結(jié)：

魏有天下，至于禪讓，佛經(jīng)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diào)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流弊不歸，一至于此，識者所以嘆息也。

《魏書·釋老志》，開了官修“正史”設專篇記載佛教史事的先河。明初官修《元史》，專立類傳《釋老傳》，顯然是受《魏書·釋老志》的影響。

佛教的傳入、佛家典籍的大量涌現(xiàn)，《隋書·經(jīng)籍志》給予了高度重視，這就是志四“凡四部經(jīng)傳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之后，著錄的道經(jīng)、佛經(jīng)，為《魏書·釋老志》后“正史”中又一關于道、佛二教的長篇，而且是以一統(tǒng)王朝的眼光進行闡述，兼具南北，較比《魏書·釋老志》更加系統(tǒng)。其著錄佛經(jīng)：“大乘經(jīng)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自“佛經(jīng)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wèi)國凈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以下，用了近2000字簡述佛教緣起、承傳，并從“推尋典籍”的角度追述佛教自漢至隋在中土的傳布。

這一批專記中國佛教史事的著述，大體展示出早期佛教在中國傳布的實際，也顯現(xiàn)了中國佛教史學最初的規(guī)模。

這里特別要提出，隋代史官王劭對佛教史學的作用。寶唱之后，以皇家史官身份為比丘尼作傳的第一人便是王劭。《續(xù)高僧傳·道密傳》有這樣一大段記述：

同州大興國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后魏大統(tǒng)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nèi)外驚禁，妳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yè)。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yǎng)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nèi)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后皇妣來抱，忽見化而為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兇，莫不符驗。初在寺，養(yǎng)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余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nèi)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后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后……乃命史官王劭為尼作傳。[7]

從這段文字知道王劭曾經(jīng)“為尼作傳”,《廣弘明集》所錄王劭《舍利感應記》也有相同內(nèi)容：“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按：指隋文帝）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現(xiàn)今所見，《續(xù)高僧傳·道密傳》記比丘尼智仙的文字最為完整，道宣取材無疑出自“王劭為尼作傳”，甚或就是“王劭為尼作傳”的轉(zhuǎn)錄。

《續(xù)高僧傳·道密傳》傳末還有這樣一段文字：仁壽之末，寺本高顯，素無泉水，須便下汲，“一夕之間，去塔五步，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王劭所紀。”王劭不僅記隋文帝降生的有關傳說，還記當時佛教傳播過程中的一些傳說，反映當時佛教與宮廷的某種關系。

隋文帝興佛，被唐初官修《隋書》說成“雅好符瑞”，王劭為文帝興佛助瀾，被唐初官修《隋書》說成“經(jīng)營符瑞”。從佛教傳播來審視，這兩句話說得再確切不過了！王劭的確是為隋文帝興佛助瀾的最佳人選。在當時的史官中，雖然不能考定王劭信佛，但至少可以說明王劭有近佛的另一面。

北周滅佛之后，經(jīng)隋文帝、煬帝重又興佛，至唐才使佛教得以在中國逐漸興盛。“專典國史”將20年的史官王劭，注意到正統(tǒng)史家未曾注重的佛教傳播，表現(xiàn)出皇家史官的另外一面，以其修史實踐推動著佛教史學！

二、佛教史籍門類的擴展

唐代是佛教傳布最興盛的時代，據(jù)《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統(tǒng)計，德宗時入藏的佛教文獻2447部、7399卷。其編錄者圓照統(tǒng)計，自高祖武德元年至德宗貞元十六年的183年間，譯經(jīng)者46人，翻譯佛經(jīng)（包括史傳）435部、2476卷。其中，流傳至今的佛教史籍，為數(shù)甚多。經(jīng)常為史學研究參考者，大致著于纂集部、傳記部和目錄部。

一、纂集部

這一類的史籍，主要有道宣《廣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論衡》，道世《法苑珠林》等。

《廣弘明集》30卷，釋道宣撰。道宣（596－667），俗姓錢，丹徒（今江蘇鎮(zhèn)江）人，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創(chuàng)始人，《宋高僧傳》卷14有傳。著述宏富，超過百卷。除律宗本派著述，有《廣弘明集》30卷、《續(xù)高僧傳》30卷、《集古今佛道論衡》4卷以及《大唐內(nèi)典錄》10卷、《釋迦氏譜》1卷、《釋迦方志》2卷等，可謂唐代一位佛教史學大家。

《廣弘明集》雖為南朝梁僧祐《弘明集》續(xù)篇，但體例又不相同，故不用“續(xù)”字，而稱“廣”。前面已敘，《弘明集》不分篇，只選古今文論，唯于卷末有“弘明論”一則，實際是一種選輯闡揚佛教文論的總集。《廣弘明集》則分全書為10篇，次第是：歸正、辨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濟、戒功、啟福、悔罪、統(tǒng)歸。每篇前各有序，敘述歷代佛法興廢、釋道之爭，辯論佛教義理。敘述、辯論、選輯，三者融于一書。所輯僧俗作者134人，南北朝106人，唐28人。其論佛文體，包括書啟、表狀、書序、論說、詔誥、詩賦、銘刻等，共433篇。卷3阮孝緒《七錄序》及其分類，是目錄學史上的重要材料。卷6《列代王臣滯惑解》所列興隆佛教14人、毀滅佛教11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史料。嚴可均《全漢魏南北朝文》，除唐28人及有專書行世的漢魏南北朝人外，幾乎將該書所輯全部收錄。《廣弘明集》的傳本有兩種：宋、元、高麗藏為30卷，明南北藏、清藏為40卷。通行本，吳惟明刻本（“四庫全書”用此本）及頻伽藏30卷，嘉興方冊藏及常州本（“四部備要”用此本）40卷。引用該書，應當交待版本。

《集古今佛道論衡》4卷，釋道宣撰。這是一部佛教傳入后至唐初有關佛、道二教論爭的資料匯編，故序文在“論衡”2字之后有“實錄”2字。自謂分上、中、下3卷，但各藏俱為4卷。甲、乙兩卷，載隋以前資料，包括東漢佛、道“角法”傳說，北魏、北周廢佛等，大都見于《廣弘明集》。丙、丁兩卷，載唐初佛、道之爭，包括高祖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奏廢佛法、僧法琳著《破邪論》反駁，高宗顯慶五年僧靜泰與道士李榮關于《老子化胡經(jīng)》的論爭等。

《法苑珠林》100卷，釋道世撰。道世，俗姓韓，其先為伊闕（今河南伊川）人，祖代因官為京兆（今陜西西安）人，字玄惲，為避太宗諱，以字行，《宋高僧傳》卷4有傳，始復稱道世。高宗總章元年（668），撰成《法苑珠林》100卷。這是一部佛教類書，分類編排佛家故實。全書每篇之下分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命題，總計640余目（小部），博引經(jīng)、律、論原典分隸其下。篇首為“述意部”，即序，用駢體文。篇末或部末為“感應緣”，廣引故事為證，凡證必注出典。引經(jīng)、論，必以書名在前，稱“依某經(jīng)某論曰”。引傳記，書名或在前或在后，在前者稱“某書曰”，在后者注“出某書”、“見某書”。耳聞目睹，亦必注明某人所說。全書引據(jù)典籍，除佛經(jīng)外，約有140余種。征引過百者，有王琰《冥祥記》、干寶《搜神記》；征引數(shù)十次者，有顏之推《冤魂志》、唐臨《冥報記》、郎余令《冥報拾遺》。他如《續(xù)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叔《異苑》、祖沖之《述異記》等，亦不下10余次。其中，絕大部分亡佚，可據(jù)此書為“搜討之用”、“校補之資”。因此，清代漢學家特重該書。四庫館臣評曰：

此書作于唐初，去古未遠。在彼法之中，猶為引經(jīng)據(jù)典。雖其間荒唐悠謬之說與儒理抵牾，而要不與儒相亂，存之可考釋氏之掌故。較后來侈談心性、彌近理、大亂真者，固尚有間矣。[8]

自“四庫全書”刊行之后，各圖書志逐漸著錄該書。但其所編錄者，均為嘉興藏本，與古本卷數(shù)不合。此書入藏，實自宋始。宋、元、明、清藏，皆為100卷，與書中《傳記篇》及《大唐內(nèi)典錄》著錄同。唯獨明萬歷間嘉興藏刻本改為120卷，“四庫全書”收錄、“四部叢刊”影印者均為嘉興藏本。清道光時，常熟蔣氏刻本復為100卷，常州天寧寺刻本、頻伽藏本亦為100卷。1936年上海影印磧砂藏本，為今之最古者。

二、傳記部

有關唐代高僧傳記的著述很多，見于著錄者不下30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道宣《續(xù)高僧傳》，法藏《華嚴經(jīng)傳記》，智炬《寶林傳》，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

《續(xù)高僧傳》30卷，釋道宣撰。因為是繼南朝梁慧皎《高僧傳》而作，故名《續(xù)高僧傳》。自序稱，“終唐貞觀十九年”（645），當是該書初成之序。書中記事，實止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為道宣卒前2年。就是說，自太宗貞觀十九年至高宗乾封元年（666）的21年間，道宣一直在進行增補。這是一部類傳，在體例上改《高僧傳》“神異”為“感通”、“忘身”為“遺身”、“誦經(jīng)”為“讀經(jīng)”，合“經(jīng)師”、“唱導”為“雜科”，新增“護法”，仍分10科為：譯經(jīng)，4卷。義解，11卷。習禪，5卷。明律，2卷。護法，2卷。感通，2卷。遺身，1卷。讀誦，1卷。興福，1卷。雜科，1卷。每科末尾，均有道宣論述。“正傳”記北魏、南朝梁以后至唐高宗麟德二年高僧485人，“附見”219人。慧皎《高僧傳》撰于南朝偏安之際，多敘吳、越而略魏、燕。該書成于一統(tǒng)之時，文獻齊備，搜羅既廣，自然優(yōu)于前者。特別是眾僧如何創(chuàng)建教派、傳布佛法、演進闡理、撰述著作，以推進佛教在唐代遍地開花、走向鼎盛，該書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籍。此書版本問題較為復雜，并涉及所傳人數(shù)多少不同。通行本有三種，一為30卷本，即高麗藏、頻伽藏本；二為31卷本，即宋藏、元藏及磧砂藏本；三為40卷本，即嘉興藏本、揚州本。據(jù)道宣自撰《大唐內(nèi)典錄》卷5著錄，《續(xù)高僧傳》30卷之外，另有《后集續(xù)高僧傳》10卷。今見諸本，已無“后集”之說，而所記人數(shù)、下限均與道宣原序不合，似應是道宣前、后集的合并本。道宣卒于高宗乾封二年，今見諸本所記高僧，則無卒于是年以后者，而止于此前2年，即麟德末，是知《后集》成于乾封元年（666）。高麗藏即開始合前、后集為一書，宋、元藏進一步增補遺缺，多高麗藏本71傳。前集30卷，至太宗末；后集增補至麟德末，10卷。宋代合二為一，起南朝梁，至唐麟德。宋、元藏卷數(shù)、人數(shù)的變動，正反映合前、后集的過程。至明，內(nèi)容全同而分為40卷，顯然是想恢復前、后集最初總卷數(shù)。引用該書，應當注意交待版本。

《華嚴經(jīng)傳記》5卷，釋法藏撰。法藏（643－712），俗姓康，字賢首，號“賢首大師”，世居康居（今中亞撒馬爾罕一帶），又號“康藏國師”，后遷入長安。華嚴宗實際創(chuàng)始人，被尊為三祖。《宋高僧傳》卷5有傳。圣歷二年（699），詔于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jīng)》，并召至長生殿為武則天講經(jīng)，使武則天“豁然領解”，睿宗從其受菩薩戒。書中所記，實為《華嚴經(jīng)》在唐代流傳情況以及華嚴宗一派形成經(jīng)過。書分10門：部類、隱顯、傳譯、支流、論釋、講解、諷誦、轉(zhuǎn)讀、書寫、雜述。大體以傳記為主，但并不全是人物傳記。“部類”，說《華嚴經(jīng)》有上、中、下3本。“傳譯”，介紹東晉至唐的譯經(jīng)者佛陀跋陀羅、唐地婆訶羅以及實叉難陀之傳略。“支流”，列該書的節(jié)選本或單品共37種。“論釋”，主要記載印度、中土論釋《華嚴經(jīng)》的論著。“講解”，為歷代宣講《華嚴經(jīng)》的僧徒立傳。結(jié)合法藏的另幾部“華嚴”撰著，可悟華嚴宗真諦。

《寶林傳》10卷，智炬撰。智炬，德宗前后沙門。“寶林”者，禪宗實際創(chuàng)立者慧能（“六祖”）所居韶州（今廣東韶關南）曹溪寶林寺。該書為研究禪宗史的最早史籍，也是唯一史籍。宋代《景德傳燈錄》、《傳法正宗記》，均取材于該書。南宋末，本覺撰《釋氏通鑒》，系此書于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下，稱“金陵沙門惠炬，天竺三藏勝持，編次諸祖?zhèn)鞣ㄙ首彛白趲煓C緣，為《寶林傳》”。元代已有散佚，《至元法寶勘同錄》著為9卷。元修《宋史》，《藝文志四》釋氏類著錄《寶林傳錄》1卷，注“不知作者”。明代，已不見著錄。1933年，在日本發(fā)現(xiàn)卷6寫本。1934年，在山西趙城廣勝寺發(fā)現(xiàn)金初民間刻本一部，僅6卷，為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八。第二年，收入“宋藏遺珍”，改為方冊本，影印刊行。這樣，全書僅缺3卷，即卷七、卷九、卷十。具體編排如下：卷一，釋迦牟尼及禪宗所奉一祖，前缺3紙，不足千字。卷二，西土二祖至八祖，所缺均取《圣胄集》補入，《圣胄集》今亦佚。卷三，九祖至十七祖。卷四，十八祖至二十二祖。卷五，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師子、弟子，前缺1紙。卷六，二十五、二十六祖，系以日本發(fā)現(xiàn)寫本補入。卷七，缺。卷八，西土二十八祖、東土二祖，即二十八祖至三十祖。卷九，缺。卷十，缺。該書雖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或錯誤差舛，殆不可按”，然其撰自中唐，傳世已古，足資考證，不可以其鄙俚而廢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10卷，慧立、彥悰撰。慧立，高宗時沙門，俗姓趙，為幽州（今北京）照仁寺住持，參預玄奘譯經(jīng)事達20年之久。玄奘逝后，因仰慕其師功業(yè)，遂“撰其事”，成書5卷。然“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秘不示人。及其臨終之際，方命門徒取出，以備公之于世。慧立卒后，門人悲不自勝，其書流離分散。幾經(jīng)搜購，基本得全。武則天垂拱四年（688），玄奘另一弟子彥悰重加整理，即所謂“錯綜本文，箋為十卷”，因署名“唐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9]彥悰，《宋高僧傳》卷4有傳。前5卷，記玄奘家世、早年情況以及西行印度的經(jīng)歷。后5卷，記玄奘回到長安后主持譯經(jīng)的成就及其對于佛學的貢獻。前5卷，無彥悰箋述夾于行文中。卷6、卷7中，各有“釋彥悰箋述曰”一則。卷10，有“釋慧立論曰”一則。全書末尾，又有“釋彥悰箋述曰”一則。據(jù)此可知，前5卷為慧立所撰、后5卷為彥悰所補的說法似乎不妥。全書敘事，層次分明，行文典雅，修辭亦多特色，當出一人之手，即本于慧立。彥悰的工作，誠如其序所云，“錯綜本文，箋為十卷”。由于該書的特色和成就，梁啟超曾贊譽說，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價值應推第一”[10]。流傳抄本、刻本很多。1923年，支那內(nèi)學院歐陽竟無等以日本“弘教正藏”本為底本，校以高麗藏本和宋、元、明藏本，并參校《大唐西域記》、可珙《音義》、慧琳《音義》等書，成一較精審的本子。后呂澂再加校訂，補入《奘師表啟補遺》為附錄。1932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麗藏本時，校以日本所見古本，寫出詳細的“考異”。1982年，中華書局以呂澂校支那內(nèi)學院本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本和南宋磧砂藏本，標點出版，為目前最完備的一個單行本。

三、目錄部

唐代佛教經(jīng)典目錄，見于著錄者近20種。今存者不到10種，即道宣《大唐內(nèi)典錄》、明佺《大周刊定眾經(jīng)目錄》、智升《開元釋教錄》、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靜泰《大敬愛寺眾經(jīng)目錄》、靖邁《古今譯經(jīng)圖記》等。其中，以道宣、智升的兩種撰錄影響為大。

《大唐內(nèi)典錄》10卷，釋道宣撰錄，成于高宗麟德元年（664），簡稱《內(nèi)典錄》。在費長房《開皇三寶記》“歷代譯經(jīng)錄”和“大小乘經(jīng)入藏目”兩大部分外，加詳加細了各種譯本的分析和著錄，即“歷代眾經(jīng)舉要轉(zhuǎn)讀錄”部分，介紹重要佛經(jīng)的優(yōu)秀譯本，并有評論。體例方面，也有創(chuàng)新。凡重譯佛經(jīng)，都標明一譯二譯。如《華嚴經(jīng)》，當時有14種譯本，該錄著重推薦的是佛陀跋陀羅譯60卷本。全錄著東漢至唐初譯經(jīng)者共220人，翻譯經(jīng)典2487部、8476卷。其“入藏錄”部分著大、小乘經(jīng)、律及“圣賢集傳”800部、3361卷。這是唐代第一部系統(tǒng)反映高宗以前佛教經(jīng)典在中土傳布盛況的著錄。

《開元釋教錄》20卷，釋智升撰錄。智升，《宋高僧傳》卷5有傳，唐代著名佛典目錄學家，著有《續(xù)大唐內(nèi)典錄》1卷、《開元釋教錄》20卷、《開元釋教錄略出》4卷、《續(xù)古今譯經(jīng)圖記》1卷等4種。《開元釋教錄》撰成于玄宗開元十八年（730），簡稱《開元錄》，是佛經(jīng)目錄體系中的杰出代表，流傳最廣，影響最深。全書分上、下錄。上錄10卷為“總括群經(jīng)錄”，以譯經(jīng)人為主，記東漢明帝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譯者176人，所出大小乘、三藏圣教、圣賢集傳，并失譯2278部，合7046卷。先列譯人名氏，次列所譯經(jīng)名、卷數(shù)，或存或佚，末為小傳。漢、魏1卷，吳、晉1卷，東晉、符秦1卷，姚秦、西涼、前涼、北涼1卷，宋1卷，南齊、梁、元魏、高齊1卷，周、陳、隋1卷，唐2卷。卷十為歷代佛經(jīng)目錄，古目錄25家，僅存其名；新目錄16家，具列其數(shù)。下錄10卷為“別分乘藏錄”，以經(jīng)為主。前8卷為“別錄”，分為7類：1.有譯有本錄，著菩薩藏（大乘教）、聲聞藏（小乘教）、圣賢傳記。2.有譯無本錄，著譯本亡佚而存其名者。3.支派別行錄，著譯經(jīng)中的單行本。4.刪略繁重錄，著同本異名、刪節(jié)改編而被芟除者。5.拾遺補闕錄，著舊目未收、新譯未載者。6.疑惑再詳錄，著有疑問而另加論述、訂正者。7.偽妄亂真錄，著各種偽經(jīng)，共分十三方面。這是《大唐內(nèi)典錄》中“歷代眾經(jīng)舉要轉(zhuǎn)讀錄”的擴大和發(fā)展。“有譯有本錄”中把大乘經(jīng)分為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磐五大部，并注明重譯、單譯情況。這一著錄方法，為后來的《大藏經(jīng)》編目所遵循不改。最后的兩卷，是“大乘入藏錄”、“小乘入藏錄”，總計為1076部、5048卷。從全書編錄來看，上錄的“總括群經(jīng)錄”是綱，下錄的“大、小乘入藏錄”是現(xiàn)存佛經(jīng)分類目錄，下錄的“別錄”七類是對佛經(jīng)譯本、別行、異名、闕題、疑惑、偽妄等問題的說明，三者相輔相成，構成佛經(jīng)目錄的完整體系。上錄增前涼一代，是此前諸錄所無，為稀有史料。陳垣譽此書集諸家之成，“可稱后來居上”[11]。由于智升注重翻譯，忽略中土高僧言論，以致著名高僧慧遠所出經(jīng)論14部、支道林所出7部、道安所出24部、僧肇所出4部、周亡名所出12部、隋靈裕所出8部，均未著錄。甚至連最有名的《法苑珠林》100卷，亦遭擯棄。忽略中土著述，舍棄“歷代道俗述作”門類，是其重大缺陷。然而，另有一個方面需要特別強調(diào)，這就是智升對于目錄學的認識。《開元釋教錄序》云：

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zhèn)危魇欠牵浫舜ㄊ溃┲沤瘢瑯司磬嗌伲斑z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

這不僅僅是論佛經(jīng)著錄，而是一段關于圖書目錄方法、功用和目的的定義，為眾多的目錄學家所首肯。歷代藏經(jīng)均有收錄，另有“四庫全書”本等。

《開元釋教錄略出》4卷，是智升將《開元釋教錄》中入藏目錄以千字文編號，另行編錄而成。目錄學家認為，這是我國現(xiàn)存最古的排架號和索書號，反映我國8世紀初圖書著錄已達到相當科學的程度，為北宋以后雕版印刷“大藏經(jīng)”所本。[12]

四、有關佛教史的著述

前面提到南朝梁僧祐的《釋氏譜》，在唐代由道宣進一步發(fā)展，撰成《釋迦氏譜》、《釋迦方志》。

《釋迦氏譜》1卷，釋道宣撰。書分五科：所依賢劫、氏族根源、所托方土、法王化相、圣凡后胤。敘述釋迦出世的時間（“賢劫”）、釋迦族譜傳說、釋迦創(chuàng)教的地域、傳教經(jīng)過和釋迦逝世后佛教的興廢等。

《釋迦方志》2卷，釋道宣撰。道宣因協(xié)助玄奘譯經(jīng)，接觸大量梵文資料，認為《大唐西域記》“文廣難尋，故略舉其要”，撰成此書。上卷4篇，為封疆、統(tǒng)攝、中邊、遺跡篇；下卷4篇，為游履、通局、時住、教相篇。其中，有節(jié)選自《大唐西域記》者，可借以校補其今本；也有不見于《大唐西域記》者，可補史籍之不足。敘述佛教產(chǎn)生和傳播的地域，佛教傳說的須彌山及四洲的相狀，以及中印佛教交流的路線、16位入印求法僧俗的傳略等，反映佛教傳入華夏及其以后的演變。值得注意的是，書中除了引用佛教經(jīng)傳外，還引用一般史書、道教經(jīng)書。其書向無單本，收入歷代“藏經(jīng)”，以南宋“磧砂藏經(jīng)”本最古，1935年上海曾影印發(fā)行。日本弘教書院“大藏經(jīng)”與“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本已作初步整理，附有校記，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過點校單行本。

從上述幾個方面的佛教史籍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史學取得重大進展。纂集部的《廣弘明集》、《法苑珠林》將佛教類書的編纂推進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產(chǎn)生了久遠的影響。傳記部的《續(xù)高僧傳》進一步完善了自魏晉以來的高僧、名僧傳記體例，使得此后歷代俱有此類僧傳相續(xù)，成為一部完整的高僧史傳系列。目錄部的《開元釋教錄》差不多與“開元四部書錄”同時編著完成，既受到開元編目的影響，又有《開元內(nèi)外經(jīng)錄》提供的編著經(jīng)驗，因此它本身在目錄學方法上也有自己的建樹。

三、佛教史書編纂日趨完備

經(jīng)過唐代的擴展，佛教史學在宋元時期又有新的發(fā)展。最明顯的表現(xiàn)是，佛教史籍編纂更加完備。

一、紀傳體佛史——《佛祖統(tǒng)紀》

《佛祖統(tǒng)紀》54卷，天臺宗沙門志磐撰，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成書。以南宋景遷《宗源錄》、宗鑒《釋門正統(tǒng)》二書為基礎，仿照紀傳體史書增編而成。本紀，敘釋迦牟尼和天臺宗所奉西土（古印度）二十四祖、東土十七祖（尊印度龍樹為高祖，其他有慧文、慧思、智豈頁……知禮）。世家，敘天臺宗諸祖旁出諸師。列傳，敘知禮法系諸師。表，為天臺宗傳教年表和世系表。志，分為六種：“山家教典志”錄天臺宗著作，“凈土立教志”為凈土宗僧俗傳，“諸宗立教志”記禪宗、華嚴、法相、密教、律宗等創(chuàng)教簡史，“法運通塞志”篇幅最大，編年記述歷代佛教史跡，“名文光教志”載贊頌天臺宗的志記碑文等，“歷代會要志”記歷代佛教興廢事。該書雖然奉天臺宗為正宗，但因采擇史料廣泛，編選較為精審，通常認為是研究中國佛教史較好的參考書。

二、編年體佛史——《釋氏通鑒》、《佛祖歷代統(tǒng)載》、《釋氏稽古略》等

這一系列佛教史籍的出現(xiàn)，明顯的是受到宋代史學主通明變思潮的影響。《釋氏通鑒》、《釋氏稽古略》，僅從書名就可以看出是直接受司馬光的影響。

《佛祖歷代統(tǒng)載》22卷，臨濟宗沙門念常撰。念常（1282－？），俗姓黃，元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補續(xù)高僧傳》18有傳。遍游南北之勝覽，博究群經(jīng)，主姑蘇萬壽法席。“乃取佛祖往世之本末傳授之源流，及夫時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將相之所護持，參異同，考訛正，運弘護之心，秉至公之筆，輯而成書，凡二十有二卷”，謂之《佛祖歷代統(tǒng)載》，為編年體佛教通史。自佛教傳說的過去七佛和中國的傳說時代起，至元惠宗元統(tǒng)元年（1333）止，以禪宗為佛教正宗，廣載佛教史事。按年記述歷代皇室臣僚興佛廢教的事跡及有關文獻，佛教與儒、道二教的關系，佛僧譯經(jīng)、撰述和傳教活動等。以干支紀年，并附注帝紀年號。前數(shù)卷關于二十八祖的內(nèi)容抄自宋道原《景德傳燈錄》，自東漢明帝至五代十國時期的十余卷，抄自南宋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該書詳于宋、元二代。記述較為繁冗，年代也有紕謬。

《釋氏稽古略》4卷，僧覺岸撰。覺岸，俗姓吳，元吳興（今浙江）人，又稱“寶洲”、“寶洲上人”，《補續(xù)高僧傳》卷18附念常傳后。以念常所述，“理明事實，出入經(jīng)典。考五宗傳，殊有補于名教”，于是“采摭內(nèi)外典籍成編，題曰《稽古錄》”，為佛教編年體通史。自三皇五帝至南宋末，按干支帝紀記載歷代沿革、佛教史跡，于歷代名僧和僧界通用典故，搜采略備。不少資料取自南宋咸淳（1265－1274）間僧本覺所撰《釋氏通鑒》，但所注出處有誤。傳稱：與念常“兩書并行于世，詳略各得其宜”。明代，又有《續(xù)集》3卷，為明僧幻輪撰。始元至元元年（1264），止明天啟七年（1627），圍繞430余僧的事跡歷述佛教史事，涉及佛教興替、宗教政策、佛道關系等。

三、續(xù)修高僧傳——《宋高僧傳》、《明高僧傳》、《續(xù)補高僧傳》等

高僧傳續(xù)修，如果說唐代僅僅是開端，則至宋便有形成系列的趨勢。

1、《宋高僧傳》30卷，釋贊寧撰。贊寧（919－1001），俗姓高，祖籍渤海，生吳興德清（今屬浙江）。在杭州祥符寺出家，精南山律，時稱“律虎”。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至開封，賜號“通慧大師”。歷任左街講經(jīng)首座、史館編修，并掌洛京宗教諸事。七年（982），奉詔撰《大宋僧史》、《大宋高僧傳》等。回杭州與弟子顯忠、智輪編纂，歷時7年，至端拱元年（988）成30卷書奏上，名為《大宋高僧傳》。

其端拱元年（988）序，追述了魏晉南北朝以來僧史、僧傳的纂修后，指出“爰自貞觀命章之后，西明絕筆已還，此作蔑聞，斯文將缺”的情況，強調(diào)“浮圖揭漢，梵夾翻華。將佛國之同風，與玉京而合制。慨茲釋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聞，實紀錄之彌曠”，“乃循十科之舊制，輯萬行之新名。或案誄銘，或征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研磨將經(jīng)論略同，校讎與史書懸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至道二年（996）重加修補，成為定本，又作“后序”表示：“俾將來君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以《僧傳》”。《宋高僧傳》30卷，是一部奉詔編纂的佛僧傳記。分科與篇末之論，與唐道宣《續(xù)高僧傳》體制全同。只是有些傳末附以“系曰”申明作者旨意，或自為問答，以釋疑難，則是前傳所無。所記為唐、后梁、后唐、后漢、后周、北宋前期高僧，并補有前傳所漏南朝宋、陳和北魏、隋的高僧。磧砂藏本正傳531人，附見126人；大藏本正傳532人，附見125人。“譯經(jīng)篇”記唐代新傳入的密宗各大師事跡及譯場的設官分職、譯經(jīng)的體例；“習禪篇”記禪宗五家七宗的成立、派別的分歧、南頓北漸的斗爭；“明律篇”記南山、相部、東塔三派的爭執(zhí)等，都是佛教史上極為重要的史事。由于作者明悉掌故、重視體例、剪裁融匯，因此敘事詳實、清新暢達。該書體例直接影響到《大明高僧傳》、《續(xù)補高僧傳》的編纂。

贊寧另有一部《大宋僧史略》3卷，亦為奉敕之作。書序云：“贊寧以太平興國初，疊奉詔旨，《高僧傳》外，別修《僧史》”，“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寶住持，諸務事始一皆隱括，約成三卷，號《僧史略》焉，蓋取裴子野《宋略》為目。”記東漢以來譯經(jīng)、講經(jīng)、出家以及僧尼禮儀、僧官制度、朝廷與佛教關系等。但其自謂“恨刪采不周，表明多昧，不可鴻碩寓目”。崇寧四年（1105）與《宋高僧傳》一同入藏，對研究佛教僧侶制度有一定參考價值。

2、《明高僧傳》8卷，釋如惺撰。如惺，浙江天臺慈云寺僧，自萬歷二十八年（1600）隨手記錄，至四十五年（1617），得北宋末至明末180余僧，以為此書。萬歷丁巳（1617）敘寫有這樣一段文字：

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史公作《史傳》天下不肖者恥。今吾釋氏而有是書，則使天下沙門非惟不作獅子身中虱，而甚有見賢思齊、默契乎言表，得兔亡罤者，詎可量哉！

其目的已經(jīng)不只是為記高僧與佛教史事，而是要與傳統(tǒng)史學名著——《春秋》、《史記》相提并論。雖有此愿望，但其書卻未能如愿，為未完之作，僅有譯經(jīng)、義解、習禪三科，著錄112人，附見68人，以南方為多，北方僅數(shù)人，不載遼僧，金僧只教亨、海慧2人，而且卷1、卷6重出“眉州中嚴寺沙門釋祖覺傳”。

3、《續(xù)補高僧傳》26卷，釋明河撰。明河（1588－1640），俗姓陳，南通州（今江蘇南通）人。為續(xù)《宋高僧傳》，往來于齊、魯、燕、趙、湘、贛、閩、浙，尋覓碑刻，并托同學讀徹于兩粵、云南代為搜集資料；又參閱曹能始之藏書，引用宋、元、明人文集。經(jīng)30余載，數(shù)易其稿，崇禎十三年（1640）臨終，囑其弟子道開續(xù)成之。經(jīng)道開續(xù)補編纂、史家周永年參與研討，至清順治四年（1647）方始告成。這已不再是單單由僧人作高僧傳，而是有學者、居士參預纂修的高僧傳了。因其所記唐至明萬歷末高僧事跡，“不分宗派”，可補、續(xù)《宋高僧傳》，故名《續(xù)補高僧傳》。分科與《宋高僧傳》同，只改“讀誦”為“贊誦”。正傳著錄549人，附見75人。體例方面，新增合傳，將事跡不多而行為近似的僧人合為一傳。“習禪篇”中，有的傳后有“系曰”，為對所傳人物的評論，這是經(jīng)過整理后的定稿。其他篇中，有的傳后有“明河曰”，則為明河底稿，道開整理時直接錄入。此外，尚有不署名的按語，則可能是道開所加。“習禪”篇幅過大，其余譯經(jīng)、明律、護法、贊誦、興福等科則顯得貧乏，遼金兩代高僧入傳者仍然不多。僧、尼傳的續(xù)修，一直延續(xù)到民國年間。[13]

四、佛教類書——《釋氏要覽》問世

《釋氏要覽》3卷，釋道誠輯。該書的編纂，無疑是在北宋前期編纂眾多大型類書的影響下出現(xiàn)的。這是一部關于佛教基本概念、寺院儀則、法規(guī)和僧官制度等的詞義匯編，以贊寧《大宋僧史略》為基礎編寫而成。書分27篇、679目。卷上9篇：姓氏、稱謂、居處、出家、師資、剃發(fā)、法衣、戒法、中食。卷中9篇：禮藪、道具、制聽、畏慎、勤懈、三寶、恩孝、界趣、習學。卷下9篇：說聽、躁靜、諍忍、入眾、擇友、住持、雜記、瞻病、送終。各篇子目不等。這些篇目，是依據(jù)《華嚴經(jīng)》所說菩薩有十“知”而擬定。十“知”為：一知諸安立，二知諸語言，三知諸談議，四知諸軌則，五知諸稱謂，六知諸制令，七知其假名，八知其無盡，九知其寂滅，十知一切空。該書引證廣博，保存了大量關于佛教制度、風俗等方面的史料，對研究佛教史有一定參考價值。

五、官修“正史”中的“釋老傳”

宋修國史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志釋老”者。明初官修《元史》，專立《釋老傳》，就是因為“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14]

其序云：“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shù)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時君所好惡。是故，佛于晉、宋、梁、陳，黃、老于漢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特別強調(diào)：

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

因而傳中依次敘帝師八思巴、亦憐真、膽巴等事，追述帝師在蒙元的發(fā)展：“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于內(nèi)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軍民通攝。于是帝師之命，與詔敕并行于西土。”同時，又注意揭露其“怙勢恣睢，日新月盈，氣焰熏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的另一面，認為“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故今備著焉。”

有意思的是，兩部有“釋老”的“正史”——《魏書》、《元史》，都是記少數(shù)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權的官修史書。

至于佛學受到儒學指導下史學的排斥，以及佛教思想與史學思想的相互滲透和影響，更是傳統(tǒng)史學與佛教史學共同研究的課題。

[1]“佛教史學”的提出，詳見拙作《佛教史學與唐代佛教史籍》，《法門寺文化研究》通訊總第10期――’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專號（1998年11月）。

[2]參見釋慧皎《高僧傳》卷3《法顯傳》。（磧砂藏本，下同。）

[3]釋慧皎《高僧傳》序、卷14《序錄》。

[4]沙門寶唱《比丘尼傳》卷1《妙音尼傳》。

[5]《洛陽伽藍記》序（如隱堂本，《四部叢刊》三編）。《漢魏叢書》本作“伽藍記序例”。

[6]《四庫全書總目》卷70《地理類三》。

[7]釋道宣《續(xù)高僧傳》卷28《道密傳》。

[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45《釋家類》。

[9]參見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10]梁啟超《支那內(nèi)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后》。

[11]《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1，科學出版社1955年。

[12]詳見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第129－130頁，中華書局1984年。

[13]民國時期續(xù)傳有二，一僧、一尼：1）僧傳為《新續(xù)高僧傳四集》65卷，喻謙撰。喻謙（？－1933），湖南衡陽人。1919年，應北京法源寺方丈道階聘，歷時5年，編成該書。這已不再是僧人傳高僧，而是學者的續(xù)修。引用佛教史籍燈錄、傳記、寺志與文集、遼宋金元諸史，據(jù)卷前《引用書目》統(tǒng)計，為64種，始自北宋，迄于清末。分科與《宋高僧傳》基本相同，僅以“感通”易為“靈感”、“讀誦”易為“凈讀”、“雜科”易為“雜識”。正傳著錄771人，附見617人。遼金元高僧均有記錄，以元代為多，《明高僧傳》亦全部錄入。著錄廣泛，文字暢達。2）尼傳為《續(xù)比丘尼傳》6卷，釋震華撰。震華（1909－1947），俗姓唐，江蘇興化人，上海玉佛寺主持。民國二十八年（1940）自序稱：“原夫法性平等，本無男女差別”，“高僧獨多，長史盡著簡篇。幸賴寶唱一呼，僅存六十五傳。何竟步塵無繼，寥落千百余年”，（震）“華才實愧于贊寧，志竊希于司馬”，“振襟而起”，“歷時歲及三年，集稿垂成數(shù)帙”，不意托之非人，竟遭遺亡。“故業(yè)重尋”，“有志竟成”，編成其書，上續(xù)寶唱《比丘尼傳》，著錄梁、陳、北齊、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比丘尼201人，附見47人。最末2篇，循《續(xù)高僧傳》例，為當時在世之人。

[14]《元史》卷202《釋老傳》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