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學術派別劃分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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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钘的生活年代

在先秦文獻中，宋钘又被稱作宋子、宋脛、宋榮等，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其生卒年代，其生活背景和思想只散見于諸子書中。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尹文與惠施、公孫龍并論為名家，將宋钘列為小說家，并說尹文“說齊宣王”，同時引劉向《別錄》：“與宋钘俱游稷下”。因此一般認為宋钘和尹文是同時代的人，宋钘長于尹文，且是尹文的老師。錢穆考證：“《孟子》書中有秦楚將權兵，孟子遇宋脛于石丘一節。張宗泰《孟子諸國年表》記曰：‘當孟子時，齊秦所爭惟魏。楚雖近秦，時方漸強盛，秦尚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孟子是年因燕叛去齊。’《孟子》疏：‘石丘宋地’，則孟子去齊之宋而遇脛也。閻若璩云‘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稷下學士復盛，孟子當與宋脛有雅，故邂逅石丘，呼以先生。’焦氏《正義》則謂：‘脛蓋年長于孟子，固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郭沫若也認為“宋钘、尹文都是齊國稷下學士，以年輩而言，宋钘在先，宋钘在《孟子》書中作宋脛，孟子稱之為‘先生’而自稱本名為‘軻’，足見宋長于孟，至少亦必上下年紀……大率宋、尹是師弟關系。宋在齊當在威王與宣王時代，尹則當在宣王與滑王時代。”郭沫若根據孟子稱宋脛為“先生”而認定宋脛長于孟子，其實不然。“先生自是稷下學士先輩之統稱，孟子亦謙敬其人，故自稱名為謙耳。”根據先秦文獻的記載，《荀子》《莊子》諸書中都提到過宋钘，我們只能姑且認定其生活年代當在齊威王與宣王之時，至于與尹文是什么關系，由于諸子書經常只提宋钘而少有尹文，筆者認為，宋钘的思想與尹文并沒有什么師承關系，只是在班固對他們劃分派別后，學者們便陷于班固的圈子而不能自拔。下面我們便從其思想特征人手進行分析。

二、宋钘的思想特征

宋钘是稷下學宮的學士，齊國威王和宣王二世，為振興齊國，招攬天下人才，設立稷下學宮，一時間，齊國成為列國人才聚集的地方。稷下學宮成立之初，齊國便為居于學宮的學者們“設大夫之號”，即雖然沒有大夫的正式職務，沒有通常的政治權力，卻給與他們相應的稱號和地位，在經濟上享有同等的優待。在這個學術的天堂，來自各地的學者可以自由著書立說，不同的學術觀點可以反復爭辯，出現了“各著書盲治亂”的氛圍。各派學者之間，同一學派之內，先生與先生之間，先生與學生之間，都在不斷進行論爭，其結果便如《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所說“勝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正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誕生了宋{開的融合各家的學術思想。

宋研的思想與尹文稱為“宋尹學派”，散見于《韓非子》、《荀子》、《莊子》、《呂氏春秋》當中。劃分他們所屬的學派，歷來受到學者們的爭論，基本上有三種看法：其一，名家和小說家。班固首開先河，在班固那里，名家和小說家的評議較為接近。《漢書·藝文志》稱小說家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名家為“名家者流，大率取譬相喻，務在眾曉”。真正涉及名家的觀點，由于其所存“宋子十七篇”皆散軼，學者對這種看法評論較少；其二，墨家說。《荀子》以墨翟宋钘并稱，陶潛《圣賢群輔助錄》認為宋釬尹文為“三墨”之一，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钘為墨徒；其三，道家說。班固《漢書·藝文志》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學者大多持此觀點。

歷代學者根據先秦諸子書，把宋钘的思想劃分為不同的學派，雖各有所本，但考察了相關的文獻之后，我們發現，由于當時百家爭鳴的局面，使得很多的思想家都兼具幾種思想。作為當時重要的一支，宋钘的思想和著作在歷史長河中漸漸消亡了。目前了解宋钘的思想只能從《韓非子》、《莊子》、《荀子》及中國古代的其他文本中得知。宋钘的思想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吸收和發揮了墨家的思想。《荀子》將墨翟與宋钘并稱。《莊子·天下》篇說：“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茍余人，不歧于眾，愿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宋钘認為，只有破除“見侮不辱”，以情為欲的偏見，才能認識事務的真相，并提出了“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的保持社會安定和提高內心修養的原則。“他們力圖從主觀上清楚榮辱、美惠的界線，要求做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雖然被辱，但不以為恥辱，這樣就不會互相爭斗，能夠‘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分了。宋尹學派‘以情欲寡為內’，當受到儒家安貧樂道和墨家功利刻苦精神的影響，而其‘以禁攻寢兵為外’則是明顯對墨家‘非攻’的繼承。”宋钘的這種反對戰爭的思想符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春秋戰國時代，戰爭頻仍，人們的生活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這種狀況引起思想家們的反思，各家提出各種政治主張時，都不忘把這個最需解決的問題放在首位。宋钘反對戰爭，不止一次提到。《孟子·告子下》載：宋脛將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將之何?”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愿聞所指。說之將如何?”曰：“我將言其不利也。”在這里，我們看到，宋钘的思想包含了墨家的反對戰爭，以天下為大利的思想，美國學者史華茲評論到“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墨家的思想，暗示了新型的激進行動主義的模式，連在《墨子》中也沒有發現這種模式。宋釬準備繞過政治機構而直接訴諸‘心靈中擁有這些目標的人民，他們走遍了整個世界，試圖說服那些處于上位的人，教育那些處于下位的人；并且，盡管這個世界拒絕傾聽他們，他們也不會放棄行動，仍然強迫其他的人接近他們’(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摘要：關于先秦諸子所屬派別的劃分，自古以來就存在分歧。宋钘是春秋戰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威王或齊宣王時代，通過對文獻資料的考證和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宋钘既吸收和發揮了墨家的思想，又接納了道家的學說，這體現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家思想博采眾說的特征。

關鍵詞：宋钘學術派別派別劃分墨家思想道家學說

先秦諸子研究一直是古今中外學者感到非常棘手的問題，特別是對諸子生卒年代、思想和派別劃分的探討。先秦諸子派別的劃分首推劉歆《七略》中的《諸子略》，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的《六藝略》。自此以后，學者思想的派別劃分成為官修史書的慣例。這種做法有助于后人了解各個時期的不同思想體系和某一時期社會的主流思想，但是思想派別的劃分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春秋戰國時期宋钘及其思想的研究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一、宋钘的生活年代

在先秦文獻中，宋钘又被稱作宋子、宋脛、宋榮等，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其生卒年代，其生活背景和思想只散見于諸子書中。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尹文與惠施、公孫龍并論為名家，將宋钘列為小說家，并說尹文“說齊宣王”，同時引劉向《別錄》：“與宋钘俱游稷下”。因此一般認為宋钘和尹文是同時代的人，宋钘長于尹文，且是尹文的老師。錢穆考證：“《孟子》書中有秦楚將權兵，孟子遇宋脛于石丘一節。張宗泰《孟子諸國年表》記曰：‘當孟子時，齊秦所爭惟魏。楚雖近秦，時方漸強盛，秦尚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孟子是年因燕叛去齊。’《孟子》疏：‘石丘宋地’，則孟子去齊之宋而遇脛也。閻若璩云‘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稷下學士復盛，孟子當與宋脛有雅，故邂逅石丘，呼以先生。’焦氏《正義》則謂：‘脛蓋年長于孟子，固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郭沫若也認為“宋钘、尹文都是齊國稷下學士，以年輩而言，宋钘在先，宋钘在《孟子》書中作宋脛，孟子稱之為‘先生’而自稱本名為‘軻’，足見宋長于孟，至少亦必上下年紀……大率宋、尹是師弟關系。宋在齊當在威王與宣王時代，尹則當在宣王與滑王時代。”郭沫若根據孟子稱宋脛為“先生”而認定宋脛長于孟子，其實不然。“先生自是稷下學士先輩之統稱，孟子亦謙敬其人，故自稱名為謙耳。”根據先秦文獻的記載，《荀子》《莊子》諸書中都提到過宋钘，我們只能姑且認定其生活年代當在齊威王與宣王之時，至于與尹文是什么關系，由于諸子書經常只提宋钘而少有尹文，筆者認為，宋钘的思想與尹文并沒有什么師承關系，只是在班固對他們劃分派別后，學者們便陷于班固的圈子而不能自拔。下面我們便從其思想特征人手進行分析。

二、宋钘的思想特征

宋钘是稷下學宮的學士，齊國威王和宣王二世，為振興齊國，招攬天下人才，設立稷下學宮，一時間，齊國成為列國人才聚集的地方。稷下學宮成立之初，齊國便為居于學宮的學者們“設大夫之號”，即雖然沒有大夫的正式職務，沒有通常的政治權力，卻給與他們相應的稱號和地位，在經濟上享有同等的優待。在這個學術的天堂，來自各地的學者可以自由著書立說，不同的學術觀點可以反復爭辯，出現了“各著書盲治亂”的氛圍。各派學者之間，同一學派之內，先生與先生之間，先生與學生之間，都在不斷進行論爭，其結果便如《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所說“勝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正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誕生了宋{開的融合各家的學術思想。

宋研的思想與尹文稱為“宋尹學派”，散見于《韓非子》、《荀子》、《莊子》、《呂氏春秋》當中。劃分他們所屬的學派，歷來受到學者們的爭論，基本上有三種看法：其一，名家和小說家。班固首開先河，在班固那里，名家和小說家的評議較為接近。《漢書·藝文志》稱小說家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名家為“名家者流，大率取譬相喻，務在眾曉”。真正涉及名家的觀點，由于其所存“宋子十七篇”皆散軼，學者對這種看法評論較少；其二，墨家說。《荀子》以墨翟宋钘并稱，陶潛《圣賢群輔助錄》認為宋釬尹文為“三墨”之一，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钘為墨徒；其三，道家說。班固《漢書·藝文志》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學者大多持此觀點。

歷代學者根據先秦諸子書，把宋钘的思想劃分為不同的學派，雖各有所本，但考察了相關的文獻之后，我們發現，由于當時百家爭鳴的局面，使得很多的思想家都兼具幾種思想。作為當時重要的一支，宋钘的思想和著作在歷史長河中漸漸消亡了。目前了解宋钘的思想只能從《韓非子》、《莊子》、《荀子》及中國古代的其他文本中得知。宋钘的思想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吸收和發揮了墨家的思想。《荀子》將墨翟與宋钘并稱。《莊子·天下》篇說：“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茍余人，不歧于眾，愿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宋钘認為，只有破除“見侮不辱”，以情為欲的偏見，才能認識事務的真相，并提出了“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的保持社會安定和提高內心修養的原則。“他們力圖從主觀上清楚榮辱、美惠的界線，要求做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雖然被辱，但不以為恥辱，這樣就不會互相爭斗，能夠‘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分了。宋尹學派‘以情欲寡為內’，當受到儒家安貧樂道和墨家功利刻苦精神的影響，而其‘以禁攻寢兵為外’則是明顯對墨家‘非攻’的繼承。”宋钘的這種反對戰爭的思想符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春秋戰國時代，戰爭頻仍，人們的生活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這種狀況引起思想家們的反思，各家提出各種政治主張時，都不忘把這個最需解決的問題放在首位。宋钘反對戰爭，不止一次提到。《孟子·告子下》載：宋脛將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將之何?”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愿聞所指。說之將如何?”曰：“我將言其不利也。”在這里，我們看到，宋钘的思想包含了墨家的反對戰爭，以天下為大利的思想，美國學者史華茲評論到“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墨家的思想，暗示了新型的激進行動主義的模式，連在《墨子》中也沒有發現這種模式。宋釬準備繞過政治機構而直接訴諸‘心靈中擁有這些目標的人民，他們走遍了整個世界，試圖說服那些處于上位的人，教育那些處于下位的人；并且，盡管這個世界拒絕傾聽他們，他們也不會放棄行動，仍然強迫其他的人接近他們’(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第二，接納了道家的學說。《荀子》諸篇中載：“子宋子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子宋子曰：明見侮不辱，使人不斗”，“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在《韓非子·顯學篇》中韓非子說：“宋榮子之議設不斗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囫，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另外在《莊子·天下》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各篇中論及的宋钘的思想與道家《老子》中的“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小則得，多則損”、“為道日損”等思想接近。宋钘主張以“寬”“恕”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總原則，“設不爭斗，取不隨仇”。為了達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內心修養方面，他提倡“以情欲寡淺為內”，認為人類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五升之飯足矣”。《荀子》批評他是“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并說“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即知道人應該少私寡欲，但不知滿足人的合理欲求。《荀子》中提到的關于宋钘的一些言論，一直是學者們研究宋钘的重要文本，我們可以看出，宋钘思想中諸多的道家思想成分。本杰明·史華茲評論到：“他們包含著這個世界強加給他們的一切侮辱和謾罵，因為他們心里知道，這些侮辱并不能玷污他們真正的尊嚴，儒家式的君子就不能獲得這種程度的寧靜，因為他們必須為他的人格尊嚴所受到的冒犯而焦慮，這是由于‘禮’的整個結構取決于對君子人格的保持。孔子也許會對人們并不理解他這一事實保持滿不在乎的態度。然而，作為一位君子，他不能對他的人格受到侮辱無動于衷。然而，宋钘卻能避免一切憤怒與好戰之心。因而，在他內在的對于世界的冷漠無情中，他的確和老子及莊子一樣具有深刻的精神獨立性。”

綜合《荀子》、《莊子》、《韓非子》諸書，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宋钘言論的評論和引用，既包含了墨家的思想，又包含了道家的思想甚至還有儒家的思想，這給后人透露了一個信息，在“百家爭鳴”時代，各種思想之間是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錢穆在《宋钘考》一文中曾說：“余嘗謂黃老起于晚周，興于齊，又謂道源于墨。若宋子，宗墨氏之風，設教稷下，其殆黃老道德之開先耶?”另外，郭沫若把《管子》中的《心術》、《內業》、《白心》和《樞言》歸于宋钘和尹文的遺著，并說明其中包含的道家思想。我們知道，《管子》一書是雜糅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家的思想，在這本兼收并蓄的書中，“我感覺著我是把先秦諸子中的一個重要的學派發現了，有了這一發現，就如像重新找到了一節脫了節的連環扣一樣，道家本身的發展，以及它和儒墨兩間的相互關系，才容易求得出他們的條貫，宋钘這一派，無疑是戰國時代得道家學派的前驅，而它的主要動向是調和儒墨。”

三、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確認了宋钘生活的大約年代，從他的思想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啟示，即在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發展的軌跡和某些變化特征。第一，對諸子各學派思想劃分的反思。宋钘的思想既包含了墨家的“非攻”“利天下”的反對戰爭、救民于水火的思想，又包含了道家“少私寡欲”、注重內心修養的思想模式，甚至調和儒墨兩家。因此，簡單的把他和尹文劃分為一個學派是有失偏頗的，我們在探討先秦諸子思想時，只能就事論事，就人論人。根據時代背景對他們的言行和思想進行全盤的考慮。第二，先秦諸子思想是相互吸收，相互影響的。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提出了“軸心時代”(AxialPeriod)的理論，他認為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過程中，“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學術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正處于這個時代，這一時期，文化從“一元”走向“多元”，他總結“軸心時代”的特征之一便是“相互交流”，“孔子、墨子和其它的中國哲學家們，游歷中原到處贏得促進精神生活的佳譽，并奠立了漢學家所說的學派……人類的存在作為歷史而成為反思的對象，人們感知到某種非凡之舉已經在自己的現存開始……人們明白自己面臨災難，并感到要以改革、教育和洞察力來進行挽救。他們制定計劃，努力控制事件和過程，并第一次要恢復或創建良好的環境。”美國學者本杰明-史華茲指出：“不知什么原因，人類歷史到達了一個關鍵的時刻，這時，某些個人能夠突然利用其心態能力獲得真理或者至少獲得了‘保票’(warrantedascertability)，而這種心態能力在過去只能簡單的反映思想家所處的有限的社會文化環境或時代特征(temporallocus)。”齊國稷下學宮的設立，主觀上是為壯大齊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實力并稱霸群雄而招賢納士，但客觀上卻促進了學術思想的傳播和思想的“多元化”進程，把“百家爭鳴”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春秋戰國時期列國之間的戰爭，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痛苦，也給社會的穩定帶來了災難。但是，正如秦彥士指出的，它引發了兩個相應的學術成果：“一方面，隨著人們戰爭實踐的思考，原來零散的個別的認識上升到理論的科學的高度，因而形成古代博大精深的軍事學；另一方面，戰爭給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的巨大的災難，又引發了學術界普遍的反戰思潮，最后便產生了儒、道、墨諸家的和平主義。”戰爭給當時的學者帶來了深入思考的社會問題；同時，當時的學術脫離政治，提供了較為自由的學術氛圍，學者們可以不依附于政治而各抒己見，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充分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為理想的社會設計藍圖，為社會秩序和人的行為制定準則。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宋钘思想的復雜性和博采眾說也就不足為怪了。摘要：關于先秦諸子所屬派別的劃分，自古以來就存在分歧。宋钘是春秋戰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威王或齊宣王時代，通過對文獻資料的考證和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宋钘既吸收和發揮了墨家的思想，又接納了道家的學說，這體現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家思想博采眾說的特征。

關鍵詞：宋钘學術派別派別劃分墨家思想道家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