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編輯與萬國公報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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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萬國公報》是晚清時期一份頗具影響的刊物。它的出名，既與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密不可分，又與供職于其間的華人編輯息息相關。文章詳細論述了這一群體，并分析了這批華人編輯在供職《萬國公報》時期的活動和言論。

[關鍵詞]《萬國公報》；華人編輯；貢獻；基督教；思想轉變

《萬國公報》是美國監理會寓華傳教士林樂知創辦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內容多、時間長、影響大而彰名于晚清時期。近年來，隨著研究領域的拓展與深入，《萬國公報》在西學東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國近代化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愈益受到中外史學界的重視。不過，一般研究《萬國公報》的學者，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萬國公報》的創辦人與主持人林樂知身上，而很少關注甚至忽視了這份刊物不同時期“襄理筆政”的幾位華人知識分子。誠然，林樂知的名字是與《萬國公報》聯系在一起的，沒有林樂知也就沒有《萬國公報》。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林樂知藉《萬國公報》而獲得的赫赫聲譽，以及《萬國公報》在晚清時期產生的轟動效應，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一批華人知識分子的默默辛勞。因此，探討華人編輯與《萬國公報》的關系，分析并評論他們在襄辦《萬國公報》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對《萬國公報》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為如下幾個問題的考察提供有價值的借鑒：第一，西方社會福音派(或稱自由派)傳教士在華興辦文化事業時如何依靠華人知識分子；第二，華人知識分子在晚清西學東漸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第三，晚清時期，一批處于“邊際人”地位的華人知識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與沖突的過程中如何重塑他們的價值理念和信仰。

《萬國公報》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創刊于上海的《教會新報》。1874年9月5日，《教會新報》在出滿第300卷后，改名為《萬國公報》。1883年7月28日，因林樂知忙于監理會在華的教會事務及創建中西書院，《萬國公報》暫時休刊。1889年2月，《萬國公報》作為廣學會的喉舌和機關報得以復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萬國公報》刊行長達近三十年的時間里，一批華人知識分子曾先后應林樂知或廣學會之聘，襄理《萬國公報》的筆政，其中較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爾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壽康，號贅翁、匏隱氏、平江贅叟、古吳困學居士等，江蘇吳江人。他“少負才名，壯年走馬金臺，宦游滇省”。1859年為避戰亂，到了上海，起初以課授生徒、賣文賣字為生，曾在傳教士辦的英華書館任教，又曾助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艾約瑟等人翻譯西書。大約在1860年，結識了剛到中國不久的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樂知的“奉幣致聘”，出任林氏的“記室”，協助林樂知辦理《教會新報》，自此開始了充當華人編輯的生涯，直至1894年辭去《萬國公報》的“主筆”之職。在長達二十余年的編輯生涯中，沈毓桂協助林樂知、陸佩、慕維廉、李提摩太等西方傳教士共編輯《萬國公報》450卷又61冊，成為在《萬國公報》館任職時間最長、編輯《萬國公報》卷數最多的一名華人編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辦理《萬國公報》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名華人編輯，沈毓桂在《萬國公報》館中的地位前后有所變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會新報》更名為《萬國公報》至1878年3月林樂知返美的一段時間里，沈毓桂在《萬國公報》館僅是一名普通的華人編輯，其主要職責在于處理《萬國公報》的文字事務，并對林樂知的文章加以潤色和筆述。此即其所謂的“襄理報牘”時期。自1878年3月林樂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萬國公報》的暫時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編輯一變而成為《萬國公報》的“主筆”，開始全面負責《萬國公報》的組稿、選稿、編輯和主持評論等工作。此即其所謂的“主張《公報》”時期。1889年2月《萬國公報》復刊后，由于林樂知的主要職責在于“專司擬題乞文”及“收卷、編輯”工作，故而沈毓桂在《萬國公報》館中的“主筆”地位仍然沒有變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謂的“仍主報務”時期。也就是說，沈毓桂在《萬國公報》館充當一般華人編輯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萬國公報》的“主筆”則長達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見沈毓桂在襄辦《萬國公報》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爾康(1852－1922)，字紫紱、芝紱，號縷馨仙史、鑄鐵生、鑄鐵庵主等。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邃于經古詞章，打下了深厚的國學根基。然因鄉試屢敗，失望之余投身報界。1892年，蔡爾康經人推薦，出任廣學會總干事李提摩太的記室，佐理“譯書之役”。1893年底，經李提摩太的“推轂殷拳，貽書介紹”，蔡爾康在中西書院結識了剛由美返華的林樂知。由于此時負責《萬國公報》筆政的沈毓桂已屆九齡，極想辭去《萬國公報》的主筆之職，故而在林樂知面前極力“盛稱”蔡爾康。于是，自1894年2月開始，蔡爾康入主《萬國公報》館，接替沈毓桂出任《萬國公報》筆政，直至1901年底。在歷時八年之久的編輯生涯中，蔡爾康協助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編輯《萬國公報》95冊。期間，由他筆錄，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口述，合作譯撰了大量有關中西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傳保清朝、抵外侮、親英美、倡維新的主張，由此對19世紀90年代中國的維新運動產生過重大影響。

任廷旭，江蘇吳江人。早年“專攻舉業”，1878年“考授歲貢”，就職吏部，以訓導選用。1881年應唐景星之邀，赴滬襄辦輪船招商局事宜，“因得問字于特賞五品銜美國進士林君樂知”。1889年奉父命在滬創辦養正學堂，“課授中英兩學”。1892年因出使大臣崔國因的奏請，被“招致出洋”，但因授例請給川裝，“致忤憲意”，被遣回國，回國后，他“杜門養疴，著述自娛”，后在林樂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請下，佐理二人“譯書事宜”，并于1900年進入《萬國公報》館，“得隨蔡芝紱征君之后，結文字緣”。在出任《萬國公報》的華人編輯期間，他協助林樂知等人翻譯了《保華全書》、《俄國政俗通考》等書，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書皆出其一人之手。與此同時，他還協助林樂知等人合撰了一批“以學輔教”、“以政論教”的文章，極力宣揚“基督教為格致之源”、“基督教為國政之本”。

范棉，字子美，號麗誨，江蘇吳縣人。6歲就傅，13歲入學為生員，21歲在家擔任塾師，于經史、哲學及詩詞均有一定的修養。30歲后，他痛感國勢之日陵，又對儒學的治國功效產生懷疑，從而顯興趣于西學新知。1902年，他應林樂知之邀，承乏《萬國公報》的“華文記者”，“欲藉《公報》盡一己之義務”，直至1907年12月，成為林樂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萬國公報》的主要撰稿人。

除上述四人外，還有兩位華人知識分子曾出任過《萬國公報》的編輯，一為董明甫，一為袁康。

董明甫，字覺之，江蘇南京人，儒生。他于1874年開始協助林樂知辦理《萬國公報》，直至1880年4月23日病逝，前后達六年之久。在此期間，其主要職責是對林樂知發表在《萬國公報》上的文章加以潤色和筆述。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董明甫生病期間，林樂知連載于《萬國公報》的《環游地球略述》一文，中間有幾次延期登載。

至于袁康，具體情況不詳。從現有材料看，其名從復刊后《萬國公報》第1冊開始出現。照此加以推斷，袁康是在1889年2月進入《萬國公報》館充當華人編輯的。其主要職責在于與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人合作，譯述各西方國家的消息，間或為一些傳教士發表在《萬國公報》上的文章加以潤色。

上述六名華人編輯的國學根柢都較為深厚。沈毓桂“學究中西，覃精墳典”，被時人譽之為一代“耆儒”。蔡爾康“三歲而識字，十歲而讀群經，弦誦一堂”，及至“髻年人泮”后，又“歲科十試優等”，還曾“古學兩冠通群。學憲黃創立南菁書院，調考駢散體文，擬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賓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業。學憲王按試松江，獎以‘名士風流，此才誰與抗手’，許食廩餼。學師宣考以‘倜儻有為，學問淹博’舉報優行”。任廷旭也“幼習儒書”，專攻舉業，1872年，“學憲江夏彭公獎以‘古調獨彈’，拔置例首，補廩膳生”。范祎“幼而讀書，嗜詩古文辭之學。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為性理之學。二十以后，得漢唐人及近世諸先輩說經之所作而研究之，又為考據故訓之學”。總之，較為深厚的國學根基，使這批華人編輯對中國傳統的典籍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這種文化儲備，又為他們協助林樂知辦理《萬國公報》，出任《萬國公報》的華文筆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于長久浸淫在中國傳統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舉的道路上蹣跚十數年或數十年，這批華人編輯的文字功底也見稱于時。蔡爾康作詩則“搜羅典寶，如數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寫文則“多古體字，繼令人望而不識，不敢朗誦”。沈毓桂的文章，時人譽之為“秀茂溢于行間，和粹流于簡外；藉王、揚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韓、蘇”。任廷旭“為文規仿八家，詩亦不名一格，駢體寢饋六朝，詞曲尤得花間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為其“華英文理俱優”。正是他們的這種文字功底，從而使得《萬國公報》上登載一些傳教士署名的文章不僅明曉暢達，淺而易懂，而且尋章摘句，頗具文采。

上述數名華人編輯不僅國學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見稱于時，而且在出任《萬國公報》華文筆政之前對西學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還有過辦報的經驗。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協助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艾約瑟、慕維廉、偉烈亞力等人翻譯西書，從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的在華文化活動，歷50年而不改其志。協助西方傳教士翻譯西書，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風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與此同時，沈毓桂還在《申報》館做過一段時間的編輯工作。蔡爾康“屢讀《公報》，繼復讀《中西關系略論》，知先生(林樂知——引者)之代為吾華謀者至深且遠，未嘗不掩卷太息”。“二十歲后，出佐《申報》三年，繼主《滬報》八年，繼創《新聞報》五月”。任職《申報》期間，曾為傅蘭雅創辦的《格致匯編》寫過評論。任廷旭“長耽西學”，1892年隨使出洋，“得親睹美洲新國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諱30歲后，“激刺于國勢之日陵，悔儒術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數物理之書讀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協助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人譯述各西方國家的消息，也是因為其對西方國家的情況有著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進入《萬國公報》館前，曾于1868年從事《上海新報》的編輯工作。上述經歷和活動，尤其是對西學新知的接納和認同，使得這批華人編輯在原有的傳統知識之外，又具備了一定的西學素養，這種素養為他們介紹西學、西政，評議中國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變革奠定了基礎，同時也使他們顯示出了與傳統文人不同的特點。

在協助林樂知辦理《萬國公報》的過程中，華人編輯們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如下三種途徑而得以體現，即貫徹執行林樂知為《萬國公報》確定的編輯方針，為林樂知、李提摩太等西方傳教士發表在《萬國公報》上的文章加以潤色和筆述，最重要的則是自己在《萬國公報》上撰文、選用外稿及對《萬國公報》刊載的文章加以按語和評論。

作為一名寓華傳教士，林樂知對西方國家報刊的功能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他說：“泰西新報之設，由來久矣。凡天文、地理、國政、民情與夫格致、貿易、教會諸大端，莫不研精竭慮，切實發揮，非但有裨于當世，且可垂訓于來茲矣。”但他同時又意識到，報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誤人，這就取決于報刊主筆的常識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筆“學必足以斷事之虛實，識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報不為誣也”。而“若虛實混淆，是非顛倒，新報之貽羞也”。基于此，林樂知在改《教會新報》為《萬國公報》時，多次宣稱：“予作《萬國公報》，予非率爾操觚，且非為牟利起見，不過盡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報》何為而作哉?選西國之新聞，登中原之實事，不假修飾，務在率真，奚事鋪張，惟求核實，十八省中傳遍殆盡。”在給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強調說：“本館新報論文，措詞自有定見，雅不喜以華樣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報中間或有論及時事之處，質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譯各國西字新報，一字一句，皆從西字中脫胎而出，不敢增損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參以私意而妄騰口說也。”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林樂知對《萬國公報》的編輯作了明確的規定：(一)各處寄來的稿件，“悉照原稿原意”，但必須是“時新有益世道之件”。如果稿件多虛誕荒謬之詞、穢褻輕佻之事，而又用艷麗香奩體格，則“概不錄收”。也就是說，稿件的作者“惟實事求是，不叩虛無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二)稿件的作者應“謹慎小心，立言不朽”。與其筆墨招愆，“何如守金人之戒而緘其口耶?”換言之，“知乎國政者勿輕言而不知忌諱，關乎名節者勿妄論而有悮前程”。(三)節錄他報的文章，務須注明出處。因為“泰西報館定例，凡聞見未聞之處，可旁采他報以實篇幅，而必令注明所出自者，蓋以防掠美，杜奪利也”。“大凡各報新登各國公件，無論何報皆可登錄，惟須何報隨后錄登，應當注明此則于何報抄錄，亦循西報各新聞之成例也”。(四)在處理各處寄來稿件的過程中，“事之是者錄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無我之心，作大公無我之報，聽閱者之去取可也”。如此做的目的，“一免辜負作者之苦心，二則不致誤報之凡例”。

對于林樂知為《萬國公報》確定的上述編輯方針，華人知識分子不僅深有同感，而且堅決予以貫徹執行。沈毓桂認為，“泰西新報，厥類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見聞狹隘而不諳事理，不識學問，未免冥頑梗化，是亦貽國家之憂”。新報的廣為開設，“使諸色人等各隨所見以增其新聞，各就所聞以擴其所見，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賢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閡矣，見聞可以淵博矣”。基于這一認識，在編輯《萬國公報》期間，他“一以西報為準，不敢攻訐隱私，存厚道也，不敢顛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傾軋，以自標榜，則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繪寫冶情，搆樓閣于空虛，恣筆墨為游戲，暨乎放口風流之篇什，嬉笑怒罵之文章，俱列專條，同懸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絕之”。蔡爾康則“念月報之重于日報也，只字不敢茍下，片語不也妄發，惟是兢兢業業，孜孜砣砣。搜采瀛環一二日萬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數千百輩九腔十八調之委譚……費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虛而衷一實，具兩造而聽五辭”。范諱在承乏《萬國公報》的“華文記者”后，與林樂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樣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殫精竭慮”。

《萬國公報》的華人編輯們不僅有此言論，而行動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淺眼道人《中土日報雖漸增未若西國獲益論》一文要求刊登在《萬國公報》上，但華人編輯在審讀之后，認為此文因“有與別報辨駁之意”，不符<萬國公報》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載。同年9月17日，山東墨縣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萬國公報》，論及“英國與中國之事”，而沈毓桂則認為，“本報已得天津消息，英國為馬戈利被殺與中國議辦已成”，故“此論亦不必登報”。1896年9月，《萬國公報》館的華人編輯曾致信香港各日報館，對各日報館轉錄《萬國公報》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現象提出了批評，指出：“各貴館地處英藩，人多西籍，既刊報紙，宜設例文。乃敝報(《萬國公報》——引者)逐月行銷，多蒙俯賜甄錄，其為通行文件，敝報亦得自鈔，胥固未便有所陳說。若夫拙著之新論，選擇之新事，亦復不嫌庸俗，振筆直鈔。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適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館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館之文也?”

上述數例，遠非華人知識分子為貫徹執行林樂知確定的編輯方針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說明，林樂知確定的編輯方針，華人知識分子是做到了。他們既沒有“偶軼報例”，也沒有“稍負林君”。

由于華人編輯的身體力行，《萬國公報》在當時就獲得了較高的評價。有謂“《公報》立論不偏不倚，可為新報之法”。也有的說：“《萬國公報》……尤《春秋》之作。……觀其記事，凱切詳明，褒則可褒，貶則可貶，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過其實。”還有的說，《萬國公報》“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譯各國有關大局之新聞，事實有征，詞無泛沒。其考證則有典有則，殫見博聞；其策論則批隙導竅，發聵振聾，誠為當世不可無之報”。甚至還有人認為，《萬國公報》“論事不嫌其質，既不使氣而矜才；選詞只率其真，復不爭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確鑿”。

晚清寓華傳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啟超對此有過評論。他曾說：“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華言，至其能讀書者希焉，能以華文綴文著書者益希焉。”此可概見晚清寓華傳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檢閱《萬國公報》登載的由林樂知等西方傳教士署名的文章，卻可以發現，這些文章不僅明曉暢達、淺顯易懂，而且尋章摘句，頗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華人知識分子為之筆述、加工以及潤色。

由華人知識分子為傳教士的著作進行筆述和潤色早在明末利瑪竇時代即已開始。“利瑪竇及其耶穌會士教友和繼承人始終都與文化人保持著接觸，而這些文人對于傳教士們著作的最終修訂起過重要作用。”一般來說，對于那些出自傳教士們的著作，口譯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國文人們在對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潤色時起了關鍵作用。到了晚清時期，這種合作方式更為普遍。在《萬國公報》中也表現得尤為明顯。《萬國公報》登載的由林樂知等傳教士和華人知識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樂知等傳教士署樹義、述意、譯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譯以及口述等，而華人知識分子則署匯編、撰文、屬文、遣詞、作文、筆述、手志、手書、手錄以及記言等。這種合作方式在當時被人稱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

“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具體做法是：“將所欲譯者，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譯，乃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文，華士以筆述之；若有難言處，則與華人斟酌何法可明；若華人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后，華士將稿改正，令合于中國文法。……因華士詳慎郢斯，其訛則少，而文法甚精。”這一點，可從蔡爾康等人為李提摩太筆述的《諸女士獻經祝暇記》中得到說明，從中可以窺見華人知識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

對于華人知識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林樂知并不諱言。他對沈毓桂的編輯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余與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時為余臂助者，蓋難視舉。”“前編《萬國公報》，有條不紊，不為通人所詬病者，咸惟先生是賴。今重輯報章，又二載有半矣，體裁益為精審，一時幾于不脛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于是亦耗費盡矣。”又說，他與蔡爾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筆，將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氣，融華美以一冶。”兩人的合作就好比“蛩蜃相生，蟹蛄相倚”，誰也離不開誰。

當然，在中外合作的方式中，傳教士與《萬國公報》華人編輯的地位還是有主次之分的。傳教士一般居于主導地位，而華人編輯則處于從屬地位。但是，《萬國公報》的華人編輯除根據傳教士口述進行撰文以外，還以如下三種方式參與《萬國公報》的編輯工作。

第一，直接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為最多，共計近300篇，而蔡爾康、任廷旭、范棉、袁康等則相對要少得多，分別為56、15、10、2篇(未包括與傳教士合作的文章)，董明甫則沒有一篇。這些文章的內容大致不外乎三個方面，即倡言變革、介紹西學、宣傳基督教，從而與《萬國公報》的宣傳主旨及重點十分吻合。

第二，通過《萬國公報》為中國人發表文章。復刊后非《萬國公報》編輯人員的文章以王韜為最多，這些文章多從《搜園文錄外編》中選登。王韜與沈毓桂關系密切。沈毓桂曾說：“紫銓廣文，吳中耆宿也，與仆交最久，誼最深。”由此可以斷定，是沈毓桂把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中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萬國公報》上的。與此同時，由于沈毓桂曾參加過格致書院1889的秋季特課，其撰寫的《圣人有四府論》、《救荒備荒目前宜如何為盡善策》及《鑄銀幣得失說》獲超等第九名，故而在其編輯復刊后的《萬國公報》期間，自第26冊始，直至第60冊，先后登載了曾參加格致書院考課并獲名次的其他人的課卷，分別為王佐才的《中國創設鐵路利弊論》(第26冊至第28冊連載)、胡永吉的《物體凝流二質論》(第42冊)、蔣超的《輪船電報兩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論》(第50冊)、馮徵的《黑龍江通肯河一帶請開民屯議》(第56冊)、楊史彬的《論采煉鋼鐵紡紗織布》(第59冊至第60冊連載)。另外，沈毓桂還在《萬國公報》上刊載了其師張淵甫的(性說》一文。孫中山的《上李得相書》，也是因為王韜的關系，由沈毓桂推薦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書》得以發表于《萬國公報》，是因為他在1896年持此稿拜訪蔡爾康，蔡爾康認為該書“恣肆，極文章之能事”，且“陳義之高，命意之遠，尤鄙人所懷欲白之而未有路者”，故而將其登載在《萬國公報》第101冊上，“以質海內”。上述數例可以充分說明，《萬國公報》的華人編輯有一定的選用外稿之權。

第三，對發表在《萬國公報》上的文章進行潤色、注釋和評析。這在蔡爾康任職期間表現得尤為突出。《萬國公報》第84冊刊登了《強學會序》一文，蔡爾康所加的按語及評析有：“突厥雖式微，今猶自執政柄，割地、廢君似未可據為定論。”“黑人未知教化，似更非守舊比也。”“外視、歧視在所不免，或未至盡成仇視。”“妄增數字曰：桀黠之輩，道路以目；忠憤之徒，江湖滿地。”《萬國公報》第152冊登載了英國傳教士山雅谷譯的《英史關系論》第二篇——《十八周英國時局》。蔡爾康在“十八周”后加按語解釋道，“即耶穌降世后一千七百一年至(一千)八百年”，在“英國時局”后加的按語為“此書英文元本，義精識卓，誠為著作名家。上卷《公報》錄第一章名曰《興國關系》，似未醒目。今擬改此名，且不揣凡庸，特就譯文悉心刪潤，未知較第一章辭義優劣如何?愿質山公并諗閱者”。《萬國公報)第155冊登載了刑部主事李希圣撰寫的《政務處開辦條議明辨節本》。此文先列政務處開辦條議原文，然后是李希圣的辨析，再后是蔡爾康所加的按語。其中有一段條議云：“必先正中國之人心，乃可行西國之善法，正本清源，匪異人任矣。”李希圣辨析道：“條議之言，先后倒置，請易之曰：必先行西國之善法，乃可正中國之人心。”蔡爾康所加的按語則為：“請下一轉語曰：必先明西國之善教，乃可行西人之善法。”上述數例充分說明，華人編輯對《萬國公報》刊載的文章并非“錄而不作”，而是按自己的觀點進行解釋和評論的。

由于華人知識分子是以上述數種方式參與《萬國公報》的編輯工作的，故而他們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的文章有維護民族利益、體現時代呼聲的一面，但是，長期與傳教士相處，且又是受雇性質，處于從屬地位，他們的言論也就會出現如蔡爾康所說的“我本無所有……不過作一留聲機罷了”的情況。盡管如此，華人編輯對《萬國公報》的貢獻仍不可小視。《萬國公報》能夠刊行近三十年，并在晚清社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與華人編輯們的辛苦勞作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