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經書院與蜀學興起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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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經書院與蜀學興起研究論文

[摘要]四川尊經書院是近代蜀學興起的一個重要前提,它在科舉制度病入膏肓之時,以通經學古課蜀士,肩負起“紹先哲,起蜀學”的學術使命,經過張之洞、王闿運的精心規劃和整飭,培育出一大批優秀的蜀學人才,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尊經書院為中心,是準確把握近代蜀學特質的基本途徑,必須由此出發,許多問題才可能獲得滿意的解釋。

[關鍵詞]尊經書院;近代蜀學;張之洞;王闿運

四川尊經書院的創建是近代蜀學興起的一個重要前提。過去對近代蜀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楊銳、廖平、宋育仁等少數知名人物的生平、學說上,而忽略了造就這些人物的一個特殊機緣——尊經書院。尊經書院這一前提的缺失,往往使近代蜀學的研究變成了對某氏之學的分析和解讀。雖然,這樣的研究并非毫無價值,但是,如果要試圖把握近代蜀學的特質,這種過分偏重于某氏之學的研究進路,很可能在出發點上就已經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對蜀學兩大學術傳統的混淆不清。這兩大傳統,一個是官學傳統,一個是家學傳統。某氏蜀學的語境最初是在家學傳統中產生的,例如,《宋元學案》列有《蘇氏蜀學略》,此后,明代的楊氏、清代的費氏、民國的劉氏等等,都是以家學的面貌出現在蜀學史上。但是,必須指出的是,近代蜀學并不是在這種家學傳統中孕育產生的,它承繼的是一個比宋代以來的家學傳統更為悠久的傳統——漢代的官學傳統,相傳這一傳統才是蜀學誕生的歷史本源。以尊經書院為代表的近代蜀學,在學統上認同的是官學,而非家學,這一點體現在諸多方面。例如,尊經書院初名“受經書院”,取自《華陽國志》文翁“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這句話,后因“有人議及受經須在京師,外省不可用受經字樣”,始改為“尊經書院”。又如,尊經書院大門匾額所書“石室重開”,都直接反映出其上承文翁遺教、振興西京之學的辦學宗旨。此外,尊經書院刊刻的《蜀學編》(又名《蜀賢事略》)在建構蜀學學統的譜系時,也將西漢蜀守文翁派往長安受七經的張叔文(張寬)列于第一,奉為蜀學不祧之宗。這表面上是尊崇張寬,而實質上卻是表彰文翁興學,而文翁所興之“學”就是傳授儒家經典的學校。今天,我們把近代蜀學的學脈和統緒歸入官學傳統,既是對過去脫離尊經書院談蜀學的錯誤視角的糾正,同時,也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近代蜀學的基本特質,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從尊經書院出發,近代蜀學興起的許多問題才有可能得到滿意的解釋。而本文撰寫的緣起和旨趣也正在于此。

一尊經書院的創建

四川尊經書院始創于同治十三年(1874)。這一年,歷時近十五年、波及十八省的太平天國戰亂已結束整整十年。按照儒家傳統的治國方略,“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所以,大亂之后的大治,興辦教育是當務之急。另外,這一時期,以衛道自任的湘軍集團在軍事上的全面勝利,起到了保護和鞏固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為接下來的學術繁榮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從宏觀的角度說,尊經書院就是創建于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之下的,關于這個時代的研究資料汗牛充棟、層出不窮,無須本文贅述。這里只著重探討尊經書院創建的直接原因,以及張之洞在其中的重要貢獻。

《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指出:“清代中后期,省級書院又有新的發展,除原來省會書院之外,在很多省會城市又增設了一些在全省或兩省范圍之內招生的省級書院。……這批新興的省級書院和雍、乾時期的會城書院相比,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們的主流或如詁經精舍、味經書院,其創建的目的是以經史實學去救書院墮落為科舉附庸的流弊,意在返回傳統,推古求新,重振書院事業。”尊經書院即屬于這類新興的省級書院。蜀督丁寶楨在論尊經書院創建緣起時說:“尊經書院之設,蓋有見于當時之讀書者自初入塾時,率皆人執一經,至老而卒,無只字之獲解,有志者憫焉。因特立一院,以為攻經之地。”

在此之前,四川僅有一座省級書院——錦江書院。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教育內容落伍,與當時的學術潮流嚴重脫節。錦江書院院長伍肇齡曾說過:“國朝初建錦江書院,大抵惟科舉是務,雖曰習經,涉獵而已,未有專業教者,即欲以古學倡,其如規模之未具何?”因此,重新創建一所“以通經學古課蜀士”的省級書院就勢在必行。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張之洞奉旨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同年十月,奉旨簡放四川學政。次年四月,“興文薛侍郎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于總督、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另據《張文襄公年譜》記載:“省城舊有錦江書院,造就不廣,與督部吳勤惠公(棠)商建尊經書院,刻期興工。”所謂“造就不廣”,即指錦江書院沒有培養出多少有成就的人才。這應該視為當時創辦尊經書院的一個初衷,而且是在張之洞入川以前,就在川內人士間形成的一個共識。但為什么會遲至張之洞入川以后,才得以實施呢?從現存的一些史料來看,吳棠對書院的政策主要是經濟上扶持,但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學內容落伍、人才造就不廣的問題,一切的關鍵還在于究竟該辦一座什么樣的書院才能實現“紹先哲,起蜀學”的目的。

這個關鍵問題最終是由張之洞來解決的。川督趙爾巽《已故大學士興學育材成效卓著,請宣付史館折》引用川籍紳士伍肇齡等人的話,這樣評價張之洞的成績:

自同治初年(按:“初”應作“末”),該大學士(張之洞)典試西來,始拔取績學能文之士,……士風始為一變。旋奉命提督四川學政,則會商前督臣吳棠,奏設尊經書院,擇郡縣高材生肆(按:“肆”為“肄”之誤)業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講授。院內章程及讀書治經之法,皆該大學士手訂,條教精密,略如詁經精舍、學海堂規模。復以邊省購書不易,捐置四部書數千卷,起尊經閣庋藏之,藉供生徒瀏覽。并開書局,刊行小學經史諸書流布坊間,以備士人誦習之資。自是比戶橫經,遠近景慕,蜀中乃彬彬多文學矣。

這段話精要概括了張之洞為尊經書院作出的五大貢獻:會商總督、延聘名儒、手訂章程、擴大庋藏、開設書局。下面分而論之:

1.會商總督

清代省級書院一般置于總督或巡撫直接控制之下,要創辦一所新的省級書院也不可能破例。所以,尊經書院的創建必須先與川督吳棠協商,再由吳棠直接奏請朝廷批準。張之洞在這方面顯然具有前幾任學政所沒有的豐富經驗。早在同治八年(1869),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就已經遇到過類似的事情。據《張文襄公年譜》:“湖北原有江漢書院,因舊制不足以容多士,早時李文忠公鴻章,以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因商之文忠,別建精舍,名曰經心書院。”從某種意義上說,錦江書院和尊經書院不過是湖北江漢書院和經心書院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地點由湖北武昌變成了四川成都,會商的總督由李鴻章變成了吳棠。此事如果別人遇上或許會不知所措,但對于張之洞來說,卻是有跡可循、駕輕就熟。

2.延聘名儒

何一民先生曾撰文談及選聘山長對于尊經書院的重要性:“書院的山長于書院的聲望和發展關系極大,故選聘山長十分重要。尊經書院之所以能聲名大噪,與歷任山長有很大關系。”其實山長的人選不僅關系到尊經書院的聲譽,更重要的是還會決定將來蜀學發展的基本風格和走向,所以事關重大。按照清制,省級書院的山長由督撫親自出面聘請,但在背后擬定人選名單的實際上是張之洞。據考,尊經書院創建之初,曾向俞樾、張文虎、李慈銘、王闿運等學術巨擘和文化名流發出過邀請,真可謂集一時之選。雖然,這些學者最后因為各種原因,都沒有受聘。但是,張之洞為尊經書院多方羅致名師的功勞不可埋沒。最典型的一個事例是延聘張文虎,張文虎的《舒藝室詩存》記載了這件事,詩題為《蜀省新建尊經書院,制軍吳公(棠)奏開書局,以張香濤學使(之洞)言,介李制軍(宗羲)書來欲屬予此席,辭之而副以詩》。此外,李慈銘、王闿運皆為同治十年(1871)張之洞寓京時詩酒唱和的老朋友,延聘他們也極有可能與張之洞有關。而王闿運后來受聘入川,開創了近代蜀學的一番新局面、新氣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張之洞當初推薦所埋下的伏筆。

3.手訂章程

張之洞手訂的章程,至今尚未發現。后人有將《創建尊經書院記》所列的十八條學規說成章程的,實乃似是而非。按《創建尊經書院記》:“督部盱眙吳公與薛侍郎使之洞議其章程。事屬草創,未能畫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將受代,始草具其稿,商榷定議。諸生屢以記為請,曰:礱石三年矣。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奚以記為哉?諸薦紳之公牒、吳公之奏牘緣起備具,是即記矣,不勞復出也。若夫建置書院之本義與學術教條之大端,愿得與諸生說之。”這段話已明確指出了是張之洞受吳棠、薛煥之托草擬章程,章程擬好后,尊經書院諸生請張在章程前面再寫一篇記。這是模仿阮元制訂詁經精舍章程的體例,前面所引趙爾巽《請宣付史館折》“院內章程及讀書治經之法,皆該大學士手訂,條教精密,略如詁經精舍、學海堂規模”可以為證。還有,張之洞《致譚叔裕》稱:“章程有稿存案,《書院記》即學規。”也是一個明證。總之,《創建尊經書院記》不是尊經書院章程,是寫在章程前面的一篇長記,而張之洞手訂章程時曾參考過詁經精舍和學海堂的規制,雖然尊經書院章程今已不存,但從《學海堂志》、《詁經精舍志初稿》中可以略窺端倪。

4.擴大庋藏

《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曾臚列清代各地藏書確有數目可考的書院,于“尊經書院”條稱:“四川成都尊經書院,光緒年間,學政張之洞購置圖書數千卷。”此處有兩點需要補充:第一,張之洞捐俸購置的書是二百余部。《創建尊經書院記》明確記載:“除官發外,使者捐置二百余部。”應以此為準。第二,尊經書院的藏書遠不止“二百余部”或“數千卷”。目前所知的尊經書院初期的藏書主要有兩大來源:一是官府置備,一是個人捐贈。官府置備的書稱“官發書”,具體數目不詳,據說有數萬卷之多。除了捐置書籍,張之洞還為尊經書院擬定了進一步的藏書計劃:“凡切要同看之書,院中須各置十許部,若注疏、經解、正史、《通鑒》《提要》《說文》《玉篇》《廣韻》及考據家最著之書,周秦諸子、大家文集之屬,雖費數千金,其效甚鉅,不足靳也。”除此之外,尊經閣的借書制度也是張之洞制一手訂立的。

5.開設書局

尊經書院開辦后,由于教學的需要,對書籍的需求量相當大。例如,按照蜀督吳棠的提議,“入院者人給《五經》一、《釋文》一、《史記》一、《文選》一、《史記合評》一。”這個類似于教材性質的書單包括:《五經》(《相臺五經》)九十三卷、《釋文》(《經典釋文》)三十一卷、《史記》一百三十卷、《文選》六十卷,《史記合評》六卷,合計320卷。尊經書院首批招生一百名,則需購書三萬兩千卷。這些書中,除了《史記合評》(即《歸方評點史記合筆》)是用吳棠所刻望三益齋本之外,余下四種均由尊經書院刻印。張之洞對刻書十分重視,在《書目答問》中附有《勸刻書說》,認為刻書是“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但是,由于書院草創,經費不足,張之洞時期的尊經書院“主要刊印一些經史小學類重要書籍,除《書目答問》《輶軒語》外,幾乎都是重刻本,其中《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是借用成都書局覆刊內府本刷印的。”尊經書局刻書事業的真正輝煌,則要到王闿運掌教之后了,但是,張之洞的草創之功是不應該被忽視的。

除了上述功績之外,張之洞還為四川的學子們編寫了兩本重要的學術參考書:《輶軒語》和《書目答問》。《輶軒語》分“語行”、“語學”、“語文”三篇,著重講治學的方法。《書目答問》是一本目錄學著作,它開列了初學者宜讀四部要籍書目及最好的版本,為學生指點治學的門徑。這兩本書后來曾風行一時,令四川的學術風氣為之一變,蜀地的學子們始知八股試帖之外,尚有樸學。

張之洞離任后,在致繼任學使譚宗浚的信中說:“身雖去蜀,獨一尊經書院倦倦不忘。”可見他對尊經書院寄予了很深的感情,后來官居要職之時,仍對尊經書院的學生偏愛有加,屢屢提攜。同樣,尊經書院的學生也對他尊崇備至。例如,楊銳稱頌張之洞是“舉巴蜀而齊魯之者”,這句話用的是《華陽國志》“文翁興學”的典故:“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楊銳實際上是把張之洞視為文翁再世。

二尊經書院學風的形成

按照張之洞等人對尊經書院的設計,大約是想模仿詁經精舍和學海堂的學制,為四川培養出一些通經致用的人才,在學術傾向上是偏重樸學的。這種傾向從尊經書院最初邀請的俞樾、張文虎、李慈銘等人皆為江浙一帶的樸學大師,就可以看出來。雖然,這些大師都沒有接受邀請,最后只好選擇薛煥為山長。按照清代的慣例,“督撫聘請名師為山長,其資格為大儒或本省還籍一二三品之巨官。”薛煥是個在籍侍郎,而非大儒,他是以正二品巨官的身份出任山長的,在學術上并無建樹。真正影響書院學風的是兩位主講:錢保塘、錢保宣。二錢都是浙江人,據說,光緒四年(1878)冬,“學政譚宗浚集尊經諸生三年以來課藝及下車觀風超等卷,刊為《蜀秀集》八卷。所刊皆二錢之教,識者稱為江浙派。”可見,在尊經書院初期,江浙派學風占主導地位。這種情況一直要到王闿運掌教以后,才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學術上從江浙派一變而為湖湘派,這是尊經書院學風的一次重要轉向。過去,研究者大都將其簡單歸因于受王闿運的影響,而忽視了背后更深層的政治原因。試問,《蜀秀集》刊成,為何會有“識者稱為江浙派”?如果了解一下當時那段歷史,就會發現,這句話是有弦外之音的。此處的“江浙派”,表面上固然可以理解為學術上的江浙派,但其深意恐怕是暗指政治上的江浙派。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轟動朝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案發,到了光緒二年(1876),這個案子已經發展演變為朝中一場重大的政治斗爭。這場斗爭牽涉甚廣,“其中有科名門地之爭,官民之爭,省籍成見之爭,內外官之爭,尤大者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問題”,而四川總督丁寶楨恰好就是這場斗爭中的風云人物,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成為兩湖籍官員的首領,同以大學士翁同龢為首的江浙派勢力抗衡。在這種形勢下,浙江籍的二錢在四川被指為“江浙派”,指認的人顯然是別有用心的。此后,二錢在四川官場和學界遭到排擠,而尊經書院的學風也隨著政治斗爭的變化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實施這一轉變的關鍵人物就是湖南人王闿運。

王闿運掌教尊經書院受到總督丁寶楨極高的禮遇,入院后,“樨公來,設拜執禮甚謙,近今大吏所難也。”王闿運感于丁寶楨的殷情和蜀中士習的馴善,于是舍己蕓人,以成蜀學,前后凡七年。在這七年中,王闿運的貢獻可以歸納為兩大方面:

1)整飭書院規制。雖然張之洞為尊經書院制訂了一套完整的章程,但由于書院草創,并未嚴格執行,等到張之洞離任后,尊經書院的規章制度一度廢弛敗壞。當王闿運接手掌教之位時,創建不到五年的書院已經出現了諸多積弊。例如,前面提到張之洞捐俸購書二百余部,起尊經閣藏之,并一手訂立了借書制度。但是,王闿運入院后,卻發現“院生掌書者全不經理,凌雜無章,可為嘆息。”于是,作教示一篇,征院中殘失書。又如,王闿運初至尊經書院時,學生中流行吸食鴉片,“館生三百人,吸煙者至二百七十余人,吾皆汰之,推舉不吸煙者,得七十余人,自是館生無嗜煙者。”

他還重新制定了書院條規章程,制定這些條規章程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提高院課的地位,二是削弱主講的權力。他出任院長后即與丁寶楨商量,《湘綺樓日記》記載:“至樨公處久談,略言書院規制變通,使官課不得奪主講之權,主講亦不宜久設,仍當改成學長,學長亦隨課絀取,庶免爭競也。”這樣做,一方面減少了官府對書院教學的干預,爭取一個寬松的學術氛圍,另一方面把權力收歸院長,為打擊和削弱了二錢的江浙派做好了準備。結果這兩項改革引起了軒然大波。光緒五年三月廿四日,“程藩使以諸生課卷不齊,縣牌來責。人言紛紛,有云鹽道怒我而挑之者;有云錢寶宣怨望而激之者;有云司道合謀振興文教,講習經策,慍我以應試為教,而專相齮龁者。言皆有因,而皆無如何。”至于二錢中的錢保塘,已于一個月前被派往清溪赴任去了,院中只剩下錢保宣(字徐山)一人。五月二日,王闿運在《日記》中說“錢(錢保宣)前閱書院二課卷,人亦俗雅,浙派之潦倒者。”第二天,“張生祥齡來,多為錢徐山言,似疑我不能容之。”表明院長與主講之間的矛盾已經公開化。不過,應該指出的是,王闿運的這些做法不能簡單視為文人相輕或門戶之見,他這樣做在很大程度是要為推行他自己的學術主張掃除障礙。

2)開啟蜀學宗風。王闿運掌教后對尊經書院的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不惜得罪布政使和書院主講二錢,其最終目的是要貫徹自己的學術主張。那么,他的學術主張是什么呢?王闿運人蜀后,見丁寶楨第一面就指出:“凡國無教則不立,蜀中教始文翁遣諸生詣京師,意在進取,故蜀人多務于名。”半年以后,他又一次向丁寶楨提出這個觀點:“文翁教澤未善,務于顯明其門生,遂有題橋之陋,不若貴州尹珍、王守仁之正,故黔習猶勝蜀也。”后來,王代功在編《湘綺府君年譜》時,把這兩段話的意思雜糅起來,列為王闿運入蜀所議第一事可見大有開宗明義的意思。在王闿運看來,書院教育不僅僅是科舉制度的承擔者,更是科舉制度的矯正者,蜀學不振的根源在于“文翁興學”這一傳統中所暗含的教人以學術為手段、功名為目的的錯誤教育觀念,造成了蜀士對功名利祿趨之若鶩、不能潛心研究學問的惡劣后果。所謂“題橋之陋”,典出《華陽國志·蜀志》:“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比喻對功名的貪圖和迷戀。但需要指出的是,王闿運在這里把文翁興學和題橋之陋聯系在一起,是依據《三國志》秦宓的話:“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這種說法可能并非史實,王闿運這樣說大約也不過是借題發揮,其真正意圖是要針砭蜀士貪位慕祿的陋習。

費行簡認為王闿運的議論是直接針對劉沅及其追隨者而發的:“清世蜀學晦塞,有劉沅者,自謂通三教,取俗所傳《文昌陰騭文》教士,號文昌教。其子適官翰林,蜀人靡然從之,幾無通士。聞先生(王闿運)說,乃幡然改習注疏諸史文選之屬。”此處提到的劉沅之子是其四子劉桂文,曾為川籍京官的領袖,但他是光緒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中的進士,這時王闿運早已離川返湘,不可能針對劉桂文官翰林一事來發議論。雖然所舉的事情不合史實,但費行簡卻敏感覺察到了王闿運的學術思想與蜀中固有學派之間存在沖突。按理說,四川和湖南都地處偏遠,乾嘉樸學盛行于吳、皖之時,蜀學、湘學皆寂寂無聞,兩省學者的學術處境是比較一致的,但兩派的學術進路卻貌合神離。所謂貌合,是指蜀學和湘學都走的是博雜的路子,既不依傍乾嘉考據之學,又不屑與常州派今文經學為伍,而是獨樹一幟。所謂神離,是指蜀學之博雜,是雜采三教,湘學之博雜,是雜采古今。章太炎說:王闿運“從詞章入經學”,“不專取《公羊》,亦雜采古今文”。可謂得之。費行簡稱蜀人聞王闿運之說,幡然改習注疏、諸史、《文選》之屬,正是有感于蜀中舊學乃三教九流之學,不登大雅之堂,經王闿運一番教化,風氣始變。

但這一變,并沒有按照張之洞等人當初的設想,培養出一批精通江浙樸學的人才,而是讓蜀學走上了湖湘派古今文兼采的路子。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蜀學和湘學在清代的學術處境相似,更能互相接納。王闿運初到成都,就對尊經書院的學生說:“治經以識字為貴,非識《說文解字》之文字為貴。”此話后來被廖平等弟子奉為圭臬。1912年,劉師培在四川國學學校任教時,主張墨守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許書上合古籀,信而有證,旁逮俗文,莫不畢載。信夫!范圍不過,曲成不遺者矣。”這兩種對《說文》的態度,背后恰好反映出蜀學、湘學與江浙一帶樸學的根本分歧。乾嘉樸學主張以字解經,而蜀學、湘學重以師說、家法、條例解經。當時,廖平弟子蒙文通受劉師培的影響,喜讀《說文》,廖平立即責備他:“郝、邵、桂、王之書,枉汝一生有余,何曾解得秦漢人一二句,讀《說文》三月,粗足用可也。”此后,蒙文通遂“循廖氏之旨以治經,惟家法條例之求,而不屑屑于訓詁名物矣”。

如果說王闿運的經學有什么特點的話,最突出的一個就是注重《儀禮》。他在出任掌教之日,即進諸生而告曰:“治經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于《書》,必先斷句讀。于《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后治《春秋》。”《世載堂雜憶》記載:“王壬秋最精《儀禮》之學,平生不談《儀禮》,人有以《儀禮》問者,王曰:‘未嘗學問也。’黃季剛曰:‘王壬老善匿其所長,如拳棒教師,留下最后一手。’”王闿運精于《儀禮》是對的,但黃侃說的匿其所長卻大錯特錯了。《湘綺樓日記》中就有王闿運與尊經書院學生一起鉆研《儀禮》的記錄:光緒五年五月十八日,“廖生問鄭注殤服中從上下之異。余初未尋檢,夜列表未盡。廖云程易疇言不功殤中下無服,鄭說不可通,似亦有理。屬廖總列殤例觀之。自此又將從事于《禮經》矣。”

《禮記·禮器》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充分說明了實踐禮儀的重要性。王闿運掌教之前的尊經書院,典禮儀式比較簡單,《張文襄公年譜》曾提到“院中為饗堂,祀蜀中先賢經師”,并沒有說明祭祀的具體細節,但從后面王闿運對院生們習禮的描述來看,尊經書院初期沒有對學生進行過這方面的訓練。王闿運出任山長后,一反以往的教學方式,不僅教書院學生研究《儀禮》,還特別注重讓學生實踐《儀禮》。從《日記》中,我們可以略窺當年書院師生們習禮的過程。例如,“光緒六年八月九日,夜刪定《鄉飲酒》禮,似尚可行。十日,與諸生演釋奠禮及飲酒禮,凡二次,手腳生疏。……薄暮復演,稍已成章。十一日,寅起,俟明行釋奠禮,辰正觀祠,吳、張、薛監院行禮。午后再演鄉飲酒禮。十二日,雨。日中行鄉飲酒禮,諸生至者四十余人,齊之以禮,甚為整肅。請松翁為饌者,升坐,無算爵。”這一天由于沒有限定飲酒爵數的飲酒禮,大家至醉而止,發生了張孝楷、楊炳烈兩個院生酒狂罵坐之事,“一堂愕眙,牌示責之”。第二天,王闿運還為此事鄭重了一篇教示。緊接著,這一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又舉行了一次釋奠:“與監院諸生釋奠,朝食后于講堂行燕禮,未正乃罷,筋力已覺不支,幸饌羞未備,得少息耳。……已,復集堂上會食,禮成,頗有整肅之觀。”踐禮的效果很快就表現出來了,《日記》記載:光緒七年二月十五日,“釋奠時班甚整肅,禮畢后以羊豕祠三君,監院行禮,待口人,至辰正方至。祠已,出堂點名,諸生威儀濟濟,殊徵為學之效,余心甚喜。……張生祥齡與楊生銳不和者四年,似是不解之怨,今日置酒修好,尤為大喜。”《日記》里沒有說明張、楊修好的原因,但《年譜》里直接指出二人是因為在一起習禮后,關系才發生好轉的:“二月十日,大昕,行視學禮,張祥齡子紱與楊銳叔喬不和者四年,同學皆以為不解之怨,釋奠后,張、楊置酒修好,府君欣賞,以為足徵為學之效也。”

《鄉飲酒禮》和《燕禮》都出自《儀禮》,王闿運以之教蜀士,不僅達到了勸戒感化的作用,而且預示了后來蜀學發展的某些主要特征,例如,宋育仁提出的“復古改制”說;廖平摒棄以文字分今古文的舊說,創立以禮制平分今古文的學說;吳之英窮三十之力,作《儀禮奭固》《儀禮夷固禮事圖》《儀禮奭固禮器圖》等,可能早已在書院生活里那一次次威儀濟濟、整肅莊嚴的習禮中就開始萌芽了。所以,后來費行簡概括評價王闿運在尊經書院的成就和影響時說:“院生日有記,月有課,暇則習禮,若鄉飲、投壺之類,三年而彬彬進乎禮樂。其后廖平治《公羊》《榖梁春秋》《小戴記》,戴光治《書》,胡從簡治《禮》,劉子雄、岳森通諸經,皆有家法,未嘗封于阮氏《經解》,視詁經、南菁、學海之徒曰:‘經解者,蓋不可同日語。’蜀學成,還主長沙校經書院。”

三近代蜀學的興起

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81年1月22日),王闿運為四川尊經書院撰了一副春聯:“考四海而為雋;緯群龍之所經。”這是一副集句聯,上聯出自左思《蜀都賦》,下聯出自班固《幽通賦》,兩句合起來的意思是說,尊經書院這群學生堪稱四海之內最卓越的人才,我要用儒家的經典培養和造就他們。王闿運認為這副對聯“頗與此書院相稱。”由此看來,人才濟濟,特別是經學人才薈萃是尊經書院的一大特色。前面曾提到,創建尊經書院的一個重要起因就是原有的錦江書院人才造就不廣,所以尊經書院建立以后,歷任學政都十分注意從中選拔優秀人才。本來“蜀士三萬,院額百名”,能進入尊經書院肄業的學生就已經算是蜀士中的佼佼者了,但學政仍然將他們進行篩選排序,挑出其中最出類拔萃的幾個學生,重點栽培。這樣一來,將會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深遠影響的幾個人物紛紛脫穎而出。

光緒二年三月,張之洞按試眉州(今四川眉山市),正逢蘇祠竣工,作《登眉州三蘇祠云嶼樓》一首,詩中有句云:“共我登樓有眾賓,毛生楊生詩清新。范生書畫有蘇意,蜀才皆是同鄉人。”自注:“仁壽學生毛席豐、綿竹學生楊銳、華陽學生范溶,皆高材生,召之從行讀書,親與講論,使揅經學。”張之洞提到的這三個人都是尊經書院的首批學生,其中“毛席豐”應為“毛瀚豐”之誤。楊銳,字叔嶠,戊戌六君子之一。范溶,字玉賓,光緒二十年進士,擅長書法繪畫,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的楷書碑文就出自其手。張之洞的這首詩是后來有名的“尊經五少年”的雛形。“尊經五少年”的提法始見于光緒三年正月初六日張之洞致繼任學政譚宗浚的信:“蜀才甚盛,一經衡鑒,定入網羅。茲姑就素所欣賞者,略舉一隅。”他所舉的五少年是楊銳、廖登廷、張祥齡、彭毓嵩、毛瀚豐。其中的廖登廷就是后來被稱為“經學最后之壁壘”的廖平。譚宗浚上任后,又將“尊經五少年”的名目擴而廣之,寫成《尊經書院十六少年歌》,除前面的五少年外,又加入華陽范溶、華陽傅世洵、宜賓邱晉成、樂山張肇文、忠州任國銓、成都周道洽、富順宋育仁、成都曾培、犍為吳昌基、成都顧印愚、江津戴孟恂等十一人,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構成了二十年后蜀學興起的中堅力量。

光緒二十四年(1898),宋育仁出任尊經書院山長,此時正值維新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尊經書院成為四川維新派的一個重要基地。宋育仁、廖平、吳之英等人依托尊經書院,創辦蜀學會、蜀學報,以學、會、報一體的方式宣傳維新變法思想,與在京的四川籍官員楊銳、駱成驤等遙相呼應,一時間蜀學聲勢大振。這一時期通常被視為近代蜀學崛起的標志,既然如此,那么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從張之洞、王闿運在尊經書院所施行的經學教育來看,里面沒有任何涉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內容,而變法需要了解西學,這是一個起碼的前提。尊經書院學生了解西學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一是當時的時務書籍與報紙,一是傳教士贈閱的基督教書籍。這種知識結構決定了經學與西學在他們心目中的主次關系和優劣地位。從近代蜀學興起之始,在如何對待西學的問題上,許多代表人物,例如,楊銳、廖平、宋育仁、駱成驤、吳之英等,始終陷于這樣一種悖論當中:一方面他們都贊成變法、主張維新,另一方面他們又都不推崇西學。這是近代蜀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可以看出受張之洞“中體西用”說的影響非常大。例如,吳之英在《蜀學會報初開述義》中說:

然則會何以購西書報,何以采西說?曰:此所以尊周孔也。窺鳩巢者,非欲化鳩,怒其奪他巢而據之也。探虎穴者,非欲化虎,將欲得其子而縛之歸也。句踐不履吳王之庭,不能老之甬東;康成不入何君之室,不能操其戈以伐之也。英與宋君、廖君之紀綱斯會者,此意也。不惟英與宋君廖君之意,會中人意也。會中人意即蜀中人意也。亦即中國人士積久欲發之意也。

這段話表明,近代蜀學的一些代表人物完全是站在尊經尊孔的基本框架下追求維新的,主張向西方學習只是迫于危亡之際的權宜之計。在尊經與救亡的張力之下,產生了近代蜀學特殊的話語方式。例如,宋育仁《復古即維新論》曰:“今天下競言變法,不必言變法也,修政而已;天下競言學西,不必言學西也,論治而已;天下競言維新,不必言維新也,復古而已。”又如,廖平《改文從質說》認為今之泰西諸國“考其政治法令,其得者頗有合于古之圣人,至其禮教風俗,則與中國如水火黑白之相反”,這正是“極古今中外之變而求一與文(中學)相對相反之質”。

從經學的角度理解西學,可以說是以尊經書院為代表的近代蜀學的一大特色。光緒二十年(1894),宋育仁以參贊名義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寫成《泰西采風記》四卷,鼓吹“西國之政,多近《周禮》”,這一說法幾乎得到當時蜀學內部許多人的認可。他還認為:“《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實萬國之公法,即萬世之公法。如會盟、朝聘、侵伐、平亂、行成、存亡、繼絕、國等、使臣爵等、會盟班次,無事不備,無義不精,此類皆西書公法所斤斤聚訟,訖無定論者。”如果不讀這段話,我們根本無法理解宋育仁在《渝報》上長篇累牘連載《公法總論》的真實意圖。與宋育仁一起創辦《渝報》的退職官吏,巴縣人潘清蔭在《經史之學與西學相為貫通說》一文中甚至認為:“茍明中土之舊規,即可無詫歐洲之殊俗,又況失官而學在四夷,且可參彼之有馀,以佐吾之不逮乎?”

過去的學者在研究維新變法時期的蜀學人物時,往往只強調他們興實業、辦洋務的種種事跡,而忽視了他們根深蒂固的經學本位思想。事實上,維新變法時期,蜀學會舉行會講,對西學、時務只字不提,盡管《蜀學會章程》提出:“統古今中外語言文字、天、地、輿、化、重、光、聲、電、氣、力、水、火、汽、地質、全體動植、算醫、測量、牧畜、機器制造、營建、礦學,皆聽人自占,與眾講習,如有新得之學,新得之理,登報表揚。”但又強調“會學原為發揚圣道,講求實學,圣門分科聽性之所,近今為分門別類,皆以孔子經訓為本,約分倫理、政事、格致為三大門。”從《蜀學報》每一期連載的《學會講義》中可以看出,會講的內容根本沒有涉及政事、格致兩門,全部在談倫理一門,而且只講《孝經》。正如宋育仁對會講所作的總結:“興蜀學以倫理為主,故每屆專講《孝經》。蜀學報論撰,首冠《人倫說》,即是蜀學宗旨所標。政事一門,亦專主稽求經術,明周、孔經世,《論》、《孟》言治,皆主封建、井田之世,立法與郡縣且有不同,更無論外國民權、民主諸野說,故論井田、封建,是探古制起點所在,不得牽合漢唐,附會時務。”宋育仁所提到的“蜀學宗旨所標”的《人倫說》,由名山吳之英撰寫,文章開篇就說:“人道以彝倫為重,而西學謂人受天地之氣以生,父母特托始焉,故立敬天之說,據公法以割私情,其議熾若將燎焉,學會開講以此發端,因撰是篇,原其所自。”此外,蜀學會首次會講時,廖平也提出:“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是內圣,《春秋》是外王,內圣可以統外王,故孝經可以統萬事。倘于孝字之外別求一道、別定一名,萬不能統也。”

從上述這些關于蜀學宗旨的言論和主張中,我們看不到維新變法的理論,也看不到改良主義的見解,相反,卻仿佛看到了1874年張之洞等人創建尊經書院時的設想,看到了文翁遣蜀士入長安受經的初衷,看到了王闿運耗盡心力教諸生演習《儀禮》所要恢復的倫常。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這原本就是西京之學的教義,尊經書院及其所開啟的近代蜀學一直試圖秉承這一傳統,因而在風云變化的近代歷史上獨樹一幟。盡管生活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盡管從、保路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一路走來,近現代歷史上每一個重要的關口,都會出現尊經書院學生的身影,但尊經書院為他們鍍上的這層底色卻始終不曾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