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庭珪湘西詩作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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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詩人王庭珪貶謫湘西七年，寄情山水，盡賞樸野民風異俗，創作不少詩詞佳作，對湘西美麗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加以吟贊。王庭珪湘西詩作構思巧妙，語言精煉，雄剛渾大，將寫景、抒情、議論融為一體，取得卓越的藝術成就。

關鍵詞：王庭珪；湘西詩作；藝術成就

王庭珪（1080—1172），宋代詩人，字民瞻，號盧溪居士、盧溪真逸、盧溪逸叟。吉州安福（今江西安福）人。政和八年（1118）進士，授官衡州茶陵丞，因不滿衙門懶散無為作風，毅然辭官歸隱鄉里盧溪之上，筑草堂讀書授徒，放志于煙霞之外，不問塵事。宋金媾和，國運危在旦夕，朝廷諫官御史皆不敢直言時政，而身為編修官的胡銓慨然上書皇帝，乞斬秦檜、罷和議，胡銓因此被流放嶺南新州（今廣東新會），王庭珪作詩為這位剛直同鄉送行，中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1]，忤怒當朝權貴，進而獲罪，以編管身份被貶謫辰州（今屬湖南湘西自治州、懷化地區）。宋代置辰州盧溪郡，治沅陵，轄沅陵、盧溪、溆浦、辰溪四縣。清順治六年（1649）改盧溪縣為瀘溪縣，沿用至今。盧溪縣令在武口洲（今瀘溪五里州）建東洲書院，延請王庭珪教授生徒[2]。《瀘溪縣志》云王庭珪被謫湘西“達十年之久”[3]，其說欠準確。胡銓《盧溪文集序》：“竄辰州，時紹興己巳秋七月壬午也。”[4]詩人自敘：“辰州僻遠。乙亥十二月，聞秦太師病，忽蒙恩自便，始知其死，作詩悲之。”[5]王庭珪《跋程子山詩后》：“余與程子山侍講，俱為夜郎逐客，紹興丙子春同歸自酉陽。”[6]詩人《答張欽夫機宜書》：“曩者竄居夜郎七年。”[7]從以上序跋、書信可知，王庭珪流放湘西七年，于紹興十九年（1149）七月被謫辰陽，直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秦檜病死，皇上下詔盡放天下流人，許王庭珪自便。紹興二十六年（1156）春，王庭珪從辰陽乘扁舟，下桃源至武陵經長沙，東歸故里。

湘西流放七年，遠離故鄉親朋，王庭珪在窮愁絕境中潛心授徒講學，寄情山水，盡賞湘西奇風異俗，創作不少詩詞佳作。今據明代吳訥編《百家詞》、清代《四庫全書》、近人周泳先編《唐宋金元詞鉤沈》、今人編《全宋詩》及《全宋詞》，得王庭珪湘西詩詞作品數十首，述而論之。凡詩人流放辰州所詠湘西之詩或東歸后憶及湘西之作，均目為湘西詩作。王庭珪湘西詩作內容豐富，舉凡湘西山水人物、風情民俗、史實傳奇，詩人一一攬入詩中，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一

湘西歷來被認為是蠻荒之地、貶謫之所，詩人屈原、李白、王昌齡、岑參等都曾謫貶湘西，留下膾炙人口詩句，如“沅有茝兮澧有蘭”（屈原），“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李白），“莫道弦歌愁遠謫，青山明月不曾空”（王昌齡）。王庭珪在詩文中多次用不同字眼稱呼湘西，如“蠻域”、“荊蠻”、“夷落”、“九夷”。詩人未到湘西之前，對湘西充滿遙遠、陌生之感甚或偏見。

詩人踏上辰州，即為湘西美麗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所震懾，賦詩作文，倍加吟贊。《菩薩蠻》（武陵西上沅陵渡）詞序云：“時初至貶所，見人物風景之美，夜久方歸，恍然莫知為何所。”[8]“武陵西上沅陵渡。扁舟忘了來時路。花外有人煙。相逢疑是仙。”王庭珪以詞來熱情贊美湘西如花似仙的山水風光。“路入荒溪惡，波穿亂石跳。騎驢行木杪，避水轉山腰。倒掛猿當道，橫過竹渡橋。”[9]湘西山高溪險、猿猴當道、渡橋竹制，這類奇特景光，給來自江南的詩人心中烙下很深印跡。《夜坐聽沅江水聲》：“水急灘高欲傾到，來如萬鼓遶山鳴。奔流更借洞庭闊，飛浪朝宗壯此聲。”[10]沅江灘高水急，氣勢磅礴，盡現筆端。《送劉義夫宰祁陽》：“浯溪寒翠拖碧玉，石崖硉矹凌蒼霞……溪中古月溪上石，照公清德無纖瑕。溪流不盡石不老，佳名萬古磨不窊。”[11]以山水比德，景情交映。

數億年的地質變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形成湘西眾多溶洞；湘西多人物傳奇，孕育諸多悠遠故事。王庭珪對湘西的神奇山洞、歷史軼事至為關注，詩中多有表現。“君歸大酉峰前住，歲晚楓丹蕉葉黃。試訪酉陽巖石里，秦人逸興未應亡。”[12]《答劉喬卿書》：“自入桃源觀晉人捕魚，至落花流水處。又歷漢伏波將軍征蠻故道，湖頭石室宛然。所謂武陵五溪，盡屬境內，以至洞天、神仙、古跡不可勝數。”[13]所說武陵五溪，《水經注》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蠻夷所居。”東漢馬援征五溪蠻，即此[14]。《早行》：“楚妃臺邊曉云碧，伏波廟前秋草黃。騷人辛苦拾何物，沅有芷兮今已香。”[15]無論傳說中的桃源秦洞，還是現實中的洞穴，都讓詩人魂夢系之，欲一睹為快；無論虛無飄渺的奇情逸事，還是有案可據的歷史人物，皆讓詩人心向往之。詩人怡情山水，游覽陶氏筆下的世外桃源，追尋秦人足跡，體驗當年漢伏波將軍的獵獵雄風，感味歷代遷客騷人的雅韻情懷。

王庭珪詩詞充滿對湘西樸實民風異俗的禮贊。《辰溪上元》：“留滯沅湘浦，飄如云水僧。來為萬里客，又看一年燈。翠幰褰珠箔，高樓俯玉繩。鰲山今夜月，應上最高層。”[16]《江城子·辰川上元》：“夜郎江上看元宵。斗迴杓。雪初消。燈火銀花，何處是星橋。閧得滿城春不夜，三妓女，五溪徭。”[17]《虞美人·辰州上元》：“城東樓閣連云起。冠絕辰州市。蓮燈初發萬枝紅。也似江南風景、半天中。花衢柳陌年時靜。剗地今年盛。棚前簫鼓鬧如雷。添箇辰州女子、舞三臺。”[18]詩人對辰州元宵節極盡描寫，再現當時風情，同時透露出他鄉異客的復雜心情。《贈胡紹立》:“憶昔烏蠻絕塞亭，巴娘歌罷月三更。”[19]詩人流放湘西時，胡紹立冒險至沅陵探望他，后王庭珪作詩贈答，憶及異域風情。《臨江仙》：“誰知沅水上，卻似洛城游。”[20]展現了一幅絕妙的邊城市民風俗畫。

王庭珪在詩中描述了湘西年節風俗，如立春送春牛圖、吃生菜餅，寒食贈酒等。“東風來從幾萬里，雪擁江梅未放花。忽見土牛驚換歲，始知春色到天涯。”[21]詩寫立春送春習俗。詩人貶謫辰州，雪中數日杜門不出，州郡中有人忽送來“春牛”年畫，詩人恍然大悟，方知乃立春日。“始知春色到天涯”，景中見情，把一個被貶之人獨特心里感受，用生動形象詩句含蓄表達出來。《辰州立春清首座送生菜餅》：“聞道春風今日回，走尋消息傍寒梅。恨無纖手挑生菜，也有青絲滿饤來。”[22]詩寫湘西立春日送生菜餅習俗。《寒食日孟司理送酒》：“兩翁俱是江南客，寒食他鄉嘆滯留。燕舞鶯啼春未老，一罇分我洗窮愁。”[23]詩寫寒食節送酒。把遠離親人、身居他鄉的天涯滯客窮愁之感，通過寒食送酒細節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

王庭珪詩中寫到了湘西人的勤勞、淳樸、好客。《寄湖北總領彭子從郎中》：“六路藩臣供餽餉，五溪蠻子樂耕鋤。”[24]詩頌湘西人的勤勞。《初寒方葺火閣而會溪知城周子康惠竹簾火爐寧公瑞惠蒲團便足了一歲無事》：“細柳將軍來護塞，夜郎遷客正窮居。火爐恰恰簾垂地，足了三冬讀我書。”“戶外霜風入骨酸，誰褰紙閣問平安。正憂坐客寒無席，遺我新蒲入突藥。”[25]詩寫湘西人熱情。《答劉喬卿書》：“迨至貶所，未敢遽入城，而城中士大夫多出城見訪相勞苦，州民驚喜，如異人至其邦。”作者寫出湘西人對陌然而至的外人的驚奇喜悅之狀。

詩中還描寫了湘西邊城知州、守將及其他要員，如辰州知州朱致一[26]、盧溪馬太守[27]、辰州馬觀察使[28]，他們撫邊安民，建功立業。

“是知沅湘九疑之間，果有奇偉秀絕、幽深窮怪，造化之所，磅礴其氣，蒸為云霓，散為祥光五色。其產為楩柟巨材，丹砂玉石。古今幽人釋子、神仙得道之士，往往相望而出。”[29]王庭珪在《梁養源道德篇論序》中極贊湘西山水人物、物產傳奇，與其詩作相得益彰。

二

王庭珪湘西詩作構思巧妙，語言精煉，藝術成就很高。王庭珪貶辰州后，“思益苦，語益工，蓋如杜子美到夔府后詩，韓退之潮陽歸后文也。”[30]胡銓在《盧溪文集序》中，以類比方式高度評價王庭珪詩作的藝術成就。異域遐荒七載流離，無疑是詩人心中的痛，然從另一角度看，這一段不尋常經歷使詩人老而彌堅，更加坦然面對人生風雨。湘西美麗的山水、神奇的傳說、樸野的民情習俗，更激發了詩人創作靈感。“花外有人煙，相逢疑是仙。”（《菩薩蠻》）“浯溪寒翠拖碧玉，石崖硉矹凌蒼霞。”（《送劉義夫宰祁陽》）自然凝練的詩句，在王庭珪詩中隨處可見，顯出詩人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王庭珪認為作詩要詩法自然，“擬就江山覓佳句”（《清輝亭》）。王庭珪詩“皎如日星，鏗如金玉，芳如芝蘭，浩如江河，自然有一種奇趣。”[31]謝諤對王庭珪詩作藝術特點進行多方面生動描述。王庭珪詩渾然天成，獨抒胸中郁悶窮愁之情，窮而益工。朱弁在《風月堂詩話》談到蘇軾屢經貶謫，藝術成就非凡時云：“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此論用在王庭珪身上也有切合之處。“自昔名士，天必厄之，子厚至永而文始盛，魯直至涪而詩益工，況我無二子之才而又謫輕地，蓋虛有其名，豈非造物者見賜甚厚而獲蒙圣朝寬大之寵邪？”[32]誠可謂詩家不幸文學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是生活給詩人不幸人生的最好饋贈。

王庭珪詩作雄剛渾大。詩人素抱經濟之才，郁而未發，形諸詩中。其詩出自杜少陵、韓昌黎，矯然伉厲之氣，時流露于筆墨之間。其湘西詩作，在優美之中洋溢著一股浩然之氣、邊塞之風。“武陵節鉞控湘西”(《次韻常德府葛倅見寄》)[33]，將湘西常德府的重要地理位置揭露無遺。詩人在描寫樸實民風基礎上，也展示湘西人剽悍蠻勁的一面，如“諸洞帶刀迎馬首，嘆無征鼓動郵垂”（《朱致一來守辰州先致啟書余以病未及答而致一壓境以詩迎之》）[34]，詩人將湘西提到戰略高度，眼光識見非同一般。“行間峒窟煙霞靜，臥聽邊城鼓角聲”（《送同年趙季成知武岡軍》）[35]。湘西地形復雜，地勢險要，一旦發生戰爭，易守難攻。王庭珪建議當政應撫恤安邊，求得和諧。“某頃在辰陽，熟識洞溪利病，自蜀連荊湖至廣西，其壤地皆接連屬鼎，澧、辰、沅、靖者甚微弱，至武岡漸險遠荒闊而難治，昔年黃安俊叛，近時楊再興叛，皆倚武岡之險。國家若不治郡于此，則兩路皆失控扼。觀柳子厚集中《武岡銘》，則自唐以來以為襟帶，非特今日也。”（《答趙季成書》）[36]信中飽含一個愛國者的肺腑之言，分析剴切，情理俱現，全無落魄文人的憂愁離恨之態。王庭珪詩作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唐代邊塞詩的雄闊特點，關心邊事，境界闊大，詩人結合親身體驗，憂國愛民之情躍然紙上。“功名當柱五溪銅”（《和馬德儉韻》）[37]，“五溪銅”即溪州銅柱，今立湘西永順王村花果山上，屬國家級重點文物。詩人借歷史典故對湘西守邊人物加以謳贊。

寫景之詩也彰顯出雄直渾大特點，把湘西山奇水異的浩大氣勢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水急灘高欲傾到，來如萬鼓遶山鳴”，“路入荒溪惡，波穿亂石跳”，詩人用比喻、擬人手法，極力寫出湘西的奇險。“西風吹我夢魂驚，送子東歸無限情。好往沅湘探奇絕，遠看衡岳正崢嶸。”[38]將湘西置于湖湘奇美大背景下，境界闊大。“古錦林邊獅子吼，一聲驚到五溪蠻。”（《寄子老》）[39]詩人以奇特之筆，將湘西深山密林中的猛獸聲勢和盤寫出，給人不寒而栗之感。“山銜半江月，風撼九天秋”（《秋夜周子康登辰州城樓》）[40]，何其雄壯有氣勢，會令人想到孟浩然名詩：“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臨洞庭湖贈張丞相》）。

王庭珪詩作將寫景、抒情、議論融為一體，達到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沅陵春盡草萋萋，忽見扁舟系柳堤。誰寄愁心與明月，肯隨君到夜郎西。”（《江上》）[41]詩人將思鄉憂愁心緒寄托于自然景物之中，化用李白詩句，借月抒懷，表達復雜的內心世界。“急雨捎溪面，蘭橈轉渡頭。寒鴉棲古木，晚日射危樓。山帶黔巫遠，水還荊漢流。晴天思無限，細細數沙鷗。”（《沅江上晚晴用頔子韻》）[42]全詩寫景，描寫沅江晚晴景色，勾勒出一幅絕妙風景畫，然詩中表現詩人無限情思，景情交融。“細細數沙鷗”，帶有強烈主觀抒情色彩，詩人借“沙鷗”意象，表達深婉幽怨之情。杜甫《旅夜書懷》：“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此詩顯然受到杜詩影響，達到異曲同工之妙。王庭珪對陶潛筆下的桃花源情有獨鐘，多次在詩中詠及。“蓬萊萬里天無涯，驚風落葉卷黃沙。且過桃源訪秦洞，玉盤應饤棗如瓜。”（《沅陵遇公美忽談道術如有所得將之桃源作詩送之》）[43]仙境蓬萊迷茫難及，而桃源秦洞近在咫尺，似乎觸手可及，議論何其精妙。

“夜郎逐客東歸日，傾蓋江邊側帽時。霧豹隱山宜自養，弓蛇落盞莫生疑。古今得失棋千局，湖海飄零酒一卮。斯子嶄然出頭角，名場何患少人知。”（《次韻酬劉遂卿》）[44]如果說狀湘西山水景物之詩，側重描寫的話，那么此類詩更在議論，詩人將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坦然面對人生風雨得失的心態直觀表露出來。“謫墮西南海角邊，是中樂事亦天全。”（《次韻段季裕惠詩》）[45]詩人能在貶謫逆境中，尋找個中快樂。放浪山水，賦詩作詞，是詩人最好的消遣方式，“詩如錦繡更飄然”，也開拓了詩境。“偷得神仙不死方”，王庭珪用樂觀解嘲的口吻回答朋友驚詫其歷盡苦難“顏鬢未改”的疑問。“夜坐吟詩竄夜郎，君將何術考休祥。近來偷得西華法，不敢煩君算短長。”（《贈日者張谷》）[46]詩人不信命，將命運握在自己手中，從詩中歷歷可見，這對古人來說，洵為不可多得的樸素辯證法。在《答劉喬卿書》中，詩人對他人卜其尚有十六年壽，嘗答之云：“所謂十六年，亦非不多，但子之術所能知者，天年之壽耳。若十六年之外，在我而不在天，則非子之術可得而知。”[47]王庭珪詩有宋詩以議論為詩特點，將道理融入詩中。此為學理之詩，需要詩人不凡功力，方能輕松駕馭。

王庭珪湘西詩作藝術成就不凡，這與詩人終生勤奮好學有關。詩人隱居盧溪后，家藏墳籍不幸毀于兵火，詩人寄居江村欲借諸公藏書抄錄，先寄詩明志：“卜居江村翠嶺坳，喜君書室近橫茅。牙簽插架幾千冊，準擬從頭借一抄。”[48]正是由于不憚其煩，博覽群書，詩人才能寫出驚人之作。詩人推崇貶謫先賢，如屈原、蘇軾。不幸的人生遭際，更歷練了詩人心志，以致對社會人生有更深切的體驗。“轉益多師是吾師”，其詩深受李白、杜甫、蘇軾等詩家影響，甚得其中三昧。“再拜更問王老師，老師規模難摸索。”（珪粹中《送彭青老兼寄王民瞻》）[49]“規模難摸索”，蓋指王庭珪文學上所取得的獨特成就。作為一種極具地域特色的謫貶文學現象，王庭珪湘西詩作，可引起我們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重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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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湖南省瀘溪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瀘溪縣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393頁。

[4][6][7][13][29][30][31][32][36][47]（清）永瑢、紀昀等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98－99、333、231、230、267、98－99、98、230、234、230頁。

[8][17][18][20][27]唐圭璋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20、819、821、817、819頁。

[14]臧勵龢等編：《中華古今地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31年版，第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