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謙的史學成就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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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先謙。晚清著名學者，在史學上成就顯著。撰述豐碩。涉及到古籍的校勘、箋注和考證：史地學與民族史的研究；史料的匯編和纂輯；外固史地的研究等。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謙具有求是、愛國、經世、變易、夷夏之辨的史學思想與觀念。

關鍵詞：王先謙；史學成就：思想與觀念

王先謙(1842～1918)，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晚清著名學者，與王夫之、王文清、王闿運合稱為“湖南四王”。

王先謙在史學方面成就卓著，撰述豐碩。所涉及的內容大致如下：對古籍的校勘、箋注和考證，如《漢書補注》、《后漢書集解》等。對舊史的補修，如《新修晉書》等。對史地學與民族史的研究，如《蒙古通鑒長綰》、《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等。史料的匯編和纂輯，如《十一朝東華錄》、《湖南全省掌故備考》等。對外國史地的研究，如《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等。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謙如下的史學思想。

其一，求是思想。實事求是是乾嘉學術的精髓和靈魂。王先謙治學循乾嘉遺規，也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其史籍校注和文獻整理等史學實踐中，如王先謙對《漢書》、《后漢書》等的校勘、箋注等。在此試舉例說明，如《漢書·成帝紀》“越崔山崩”，《補注》“先謙曰：官本‘嵩’作‘雋’”。“嵩”和“雋”形相近。但讀音和涵義均不同。在沒有其他文獻資料或更有力證據的情況下，王先謙只列出異同，不下定論。以俟博雅君子訂正。

王先謙在校勘《漢書》、《后漢書》等時，對于不可解者。只是客觀地集錄眾說，不輕易改動原文，不妄下斷語，這樣。不但給后人提供了解決問題的線索，而且給后人留出了繼續集恩廣益的空間，以便時機成熟時得出更精確的結論。這不但對《漢書》、《后漢書》等原本的訛誤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考訂。同時也避免出現新的訛誤。在校勘、箋注和考證古籍時，不輕易改動原文。不妄下定論，這正是實事求是思想在具體學術實踐中的反映和體現。

其二，愛國思想。愛國主義史學思潮是中國近代史學上的一個主旋律。王先謙出生于鴉片戰爭后，對清王朝遭受外敵入侵的多舛命運有切身體會，在政治上是愛國的。王先謙在位期間，不畏權貴，上疏盲事，為清朝統治者提供抵御外侮的良策。比如奏請籌東三省防務、主張聯手日本以防俄等。在辭官歸里后，王先謙又組織收回路權，主張籌款自辦等。這些都反映了王先謙愛國的思想，且王先謙的史學研究也同樣飽含愛國情結。

從王先謙史學研究的內容中，可看出王先謙具有反抗侵略的愛國思想。晚清時期，外敵入侵，清王朝的西北和東南等邊疆危機重重，備受學者關注。在此氛圍下，王先謙也表現出對邊疆史地的關注。如王先謙很早就意識到俄國在中國的北面對清王朝覬覦已久，主張聯日抗俄，因而他對處于俄國虎口之下的蒙古憂心忡忡，非常關注蒙古的命運，故對蒙古的歷史進行研究，撰著《蒙古通鑒長編》，以引起當世的注意。

又如，王先謙在《十一朝東華錄》中詳細記載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中俄恰克圖條約》等內容，而蔣良騏《東華錄》中卻沒有記載。《五洲地理志略》中也有一組圖標示了中國北部邊界的沿革及俄國對中國領土的侵占。當時的狀況是俄國不斷侵占我國北部的領土，因此他一再強調自古以來中俄邊界的沿革。提醒民眾注意俄國的野心，抵抗俄國的侵略，這些都說明王先謙的史學研究中具有反侵略的愛國思想。

其三，經世思想。王先謙具有強烈的經世意識，其門人曹典球曾說，“先生同重事功，講經濟，而如荀卿所謂有益人國之大儒也。匪惟義理考據詞章之有可紀焉”。王先謙在日常治學中也表現出對現實的關懷，他寫有《科舉論上、下》、《海軍論》、《工商論》、《學堂論上、下》等，所談論的都是關系國計民生以及國家發展、富強的事情。王先謙也關心河患及治理，其為《國史·河渠志》作序。歷述黃河的泛濫和治理等，這些都體現了王先謙經世關懷的史學思想。

再如，王先謙對當代史的關注。晚清時期，由于內憂外患，清政府陷入風雨飄搖之中。一些具有經世意識的史家將目光從故紙堆中轉向現實。開始研究現實社會問題以期能為千瘡百孔的清王朝籌治安之策。于是興起當代史研究的熱潮。在此氛圍下王先謙亦開始關注當代史。表現為對清朝掌故的研究，編纂出一部多達624卷的浩瀚巨制——《十一朝東華錄》。王先謙編纂《東華錄》有著明顯的經世意識，“刻既成，謹飚言簡端，用告后世治國聞者。於虜!讀是編者，敬念累朝高厚之施，必將感奮興起，吏修其職，民勤其業，庶對揚列祖休命。以仰答我皇上生成之恩”。可見。王先謙編纂《東華錄》即是追述清朝歷代皇帝的豐功偉業，以使當世“感奮興起”，達到“吏修其職，民勤其業”的目的，表現出王先謙現實關懷、經世的史學思想。

中國學者自古就有經世致用的思想，到晚清，由于社會危機、民族危機的加深。經世思潮空前高漲，成為社會的主題和學術潮流。如徐世昌說：“嘉慶以還。士人始昌言經濟之學，期于有裨實用。”旺先謙的經世思想正是這一時代潮流的反映。

其四，變易史觀。中國古代文化中蘊藏著豐富、優秀的思想，發晨變易觀是其中的一個。作為中華文化元典之一的《易經》的思想精髓就是發展變易，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晚清時期，由于社會環境的變化，清王朝已經到了非改革而不能自救的地步。因此當時的學者紛紛從《易經》中發掘變易的思想，以為清王朝的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如龔自珍、魏源等。王先謙也繼承了這一中國古代文化思想中的精華。有著發展變易的史觀。如論科舉制度。光緒元年(1875)王先謙典試江西時還認為“制藝取士，前古莫尚之良法也。圣賢之微言奧理。備于四子書。學者正心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舍是無由”。可見，其對“制藝取士”的科舉制度是非常贊同的。到了光緒丁酉、戊戌間(1897～1898)，王先謙連續作了《科舉論上》、《科舉論下》兩篇短文，雖然也回顧了科舉制度在歷代所發揮的作用，認為科舉制度是“果無外懼，百世不易可也”之良法。但由于當時清王朝逭受到外國列強的侵略，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故科舉制度逐漸暴露出弊端，與當時的形勢不相適應，“至于制藝，則豪俊有志之士，類不樂為。章句所困。而庸庸者因之束書不觀，人才消耗，半由于此”，甚至“深山困餓，把卷窮年。飲恨人地，不知幾千萬人，使生附志士之列，而死蒙鄙儒之稱，誰之咎也?”因此，王先謙的看法有所改變。說：“一統之天下之士，以制藝造之；列國之天下之士，不可以制藝造之。今之世論海內則一統，合環球為列國。然而設科校藝。使仍前政，用時文取士，而罔識變通，殆未抉其弊也。”認為科舉制度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方今時事多艱，墻才為急，將欲講求實用，不能專制藝試帖以為造就之資”，王先謙認識到由于“時事多艱”，亟需人才，故“不能專制藝試帖以為造就之資”，反映了王先謙的發展變易觀。對“制藝取士”的科舉制度。王先謙在二十多年的時間內由贊同到反對，并不是盲目跟隨潮流，也不是見風使舵，而是王先謙意識到時代的變化已經到了科舉制度不得不隨之而變的程度。如果科舉制度再不變化就會阻礙人才的選拔、社會的發展，因此科舉制度必須要變革。

由此可看出，王先謙認為，由于時代的變化，一些不適應時代的制度等皆應隨之而變，這樣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促進社會的發展。體現了王先謙發展變易的觀點。

其五，夷夏觀點。夷夏之辨的本質就是一個民族文化認同的問題，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夷夏之辨。早在夏商周時期，人們以地域來劃分華夏與蠻夷。認為中原是華夏，而四方皆為蠻夷之地。春秋戰國之后。隨著國家的逐漸統一，地域的界限被打破，人們開始以禮儀文化來區分華夏與夷狄。漢代，由于董仲舒、何休等學者的系統闡發，夷夏之辨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明末清初，明朝滅亡，滿族人關，建立了清王朝，并在其征服漢民族的過程中采取殘忍的民族壓迫手段和政策。比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發令等等，這些都激起了當時民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情緒。當時學者們認為滿族入關、明朝滅亡與以往朝代的滅亡有本質的不同。即是“亡天下”與“亡國”的區別。這時期的夷夏之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抗民族壓迫的合理因素。清代，隨著統治的穩定。社會的發展，滿族統治者逐漸被漢族文化所同化，特別是晚清時期，蠻夷不再是滿族統治者，而是人侵清王朝的列強。從總體上來看，隨著時代的變化，夷夏之辨的內涵也有所發展和變化。“夏”由最初的中原地帶逐漸變為整個中國，而“夷”初指中原地區四周的蠻荒之地。后來逐漸變為中國之外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對傳統文化中的夷夏之辨我們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不同歷史時期的夷夏之辨有著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并發揮著不同的歷史作用，對此。我們應歷史地、辯證地分析。

王先謙是一個封建社會的經世愛國史家。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其史學思想中也有以華夏為中心的夷夏之辨觀念。在其史學著作中，王先謙雖然承認西方國家比清王朝強盛。并且也積極地向國人介紹西方的史地等知識。即便如此，王先謙的著作中也透露出蔑視外國文化的意味，如王先謙說，“道、咸之際，知有海國矣，情事未灼也”，將外國稱為“海國”，略帶輕蔑的意味。他又說，“蓋西人為學，以象數為體，工商為用，軍旅為輔，其于文字、歷史近之矣。百家雜出，各以術鳴，而道之大原，或未之知也。見有君上也，俄焉非其君上也；見有子孫也，俄焉若無子孫也。倫紀之愛薄，故鄉土之念輕；仁讓之意微，故爭竟之情熾。非詩書不能和柔其血氣。非道德無以澡雪其性天，此蓋俟之千百年后者矣”、“夫工藝之學，形而下者也，與中學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務”等等。可見，王先謙雖然承認西方國家工藝的發達，但還是認為他們的“工藝之學”是“形而下”的。這是晚清傳統士大夫的主流觀點，他們大多都認為，應該以儒家道德文化為主體，吸收西方實用的科學技術，且不能改變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結構。

王先謙的史學著作中充滿了對中華文化的贊揚，同時也有著對西方文化的鄙薄，認為中華文化優于西方文化。這恰體現了王先謙具有夷夏之辨的觀念。夷夏之辨在當時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現象，比如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思想中也有夷夏之辨觀念，稱西方國家為“海國”，稱西人為“夷”等。中國士大夫所固有的夷夏之辨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所以這也阻滯了中國學習西學的步伐。但是，中國近代社會的夷夏之辨亦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近代的中國可謂是多災多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凌辱，面臨著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在此環境下，王先謙對中國文化的贊賞是值得肯定的。在中華民族面臨危機的關鍵時刻，王先謙力挺自己的文化，贊揚自己的民族，增強民族自信心，有著反抗外國侵略的深層內涵。

總之，就王先謙的史學來說，其在具體史學實踐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箋注、校勘、整理了一批古籍，為整理中國的文獻典籍作出了不朽的貢獻。關注當代史，體現了王先謙關注現實的經世意識。嘗試外國史地研究，雖然王先謙研究外國史地亦是采用文獻考據的方法，但就其研究的內容來說，已經擴展到國外，故在外國史地研究上亦占有一席之地。這些是王先謙在史學上的具體成就，從中亦反映出王先謙具有求是、愛國、經世、變易、夷夏之辨等的史學思想與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