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宦幕僚特點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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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陳宦幕僚的成份復雜，新舊雜糅、進步勢力與落后勢力并存，具有異質性；陳宦的幕僚具有濃郁的地緣與業緣色彩。體現了其地城主義與任人唯索的用人特點。幕僚團隊的異質性導致陳宦內部四分五裂，內耗和不穩定，無法形成堅強的戰斗力；濃郁的地緣與業緣色彩及其用人的地城主義、任人唯索而不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導致四川失勢者對他恨之入骨，從而使陳宦在四川的權力基礎很不牢固，最終不得不敗退四川。

[關鍵詞]陳宦；幕僚；特點

春秋戰國以來，幕僚問題一直是中國的一種典型而有特殊意義的政治現象，尤其是天下大亂、軍閥割據之時。太平天國之后的近代中國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軍閥或者軍政集團，也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幕僚群體，目前學術界著重研究近代四大幕僚群體——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四人的幕僚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幕僚，如劉建強的《曾國藩幕府》，梁勤的《曾國藩幕府》，朱安東的《曾國藩幕府研究》，歐陽躍峰的《人才薈萃——李鴻章幕府》，牛秋實的《李鴻章幕府》，黎仁凱的《張之洞幕府》，張學繼的《袁世凱幕府》，閻團結的《試論馮玉祥幕僚的特點》。這些著述為研究陳宦的幕府提供了較為清晰的借鑒思路，也成為本文的寫作起點和基礎。本文針對陳宦主政四川期間的幕僚群體的兩個特點及其影響進行一些探討，以推進對陳宦和近代幕僚群體的研究。而值得指出的是，陳宦1915年2月20日被袁世凱內定為四川軍政負責人后，他就開始組織自己的幕僚團隊——建立會辦行營的五大處：參謀處、軍務處、秘書處、軍需處、副官處，其聚集的有名字記載的幕僚就有50人之多，到1916年7月他被各方政治勢力趕出四川之后，其近百人的幕僚團隊解體了，所以本文選取1915年2月－1916年7月這段時間來研究陳宦幕僚團隊的特點及其影響。

首先，陳宦幕僚的成份復雜，新舊雜糅、進步勢力與落后勢力并存，具有異質性。

從職業與出身看，陳宦的幕僚中既有從各種新式學堂畢業的人員，甚至留學歸國人員，又有取得一定科舉功名的人員。從各種新式學堂畢業的人員有：張聯菜(1880—1966)，字馥卿，山東淄博人，先后就讀于北洋武備學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陸軍大學第一期炮兵科(1906—1908)。胡鄂公(1884—1951)，字新三，湖北江陵人，先后就讀于郝穴預備中學堂(1906—1908)、北京江漢學堂(湖北旅京中學堂)(1908—1909)、保定高等農林學堂林業科(1909—1911)。鄧漢祥(1888—1979)，字鳴階，貴州盤縣人，先后就讀于昆明高等師范學堂(1905—1906)、貴州陸軍武備學堂(1906—1909)、湖北陸軍中學(1909—1911)。季自求(1887—1944)，字天復，江蘇南通人，曾經先后就讀于南通中學堂(1902—1903)、江南將備學堂(1903—1906)。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先后就讀于北洋保定武備學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陸軍大學第一期(1906—1908)。雷飆(1873－?)，字時若，湖南邵陽人，曾經就讀于湖北武備學堂(1903—1905.8)。劉郁芬(1880—1943)，字蘭江，河北清苑人，先后就讀于直隸省陸軍小學、保定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孔繁錦(1881—1951)，安徽合肥人，畢業于清末陸軍講武堂。其他如王彭年、張慶云、劉延杰、趙錫齡等人均接受過新式學堂教育。留學歸國人員有：劉一清(?一?)。字杏村，湖北武昌人，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四期步兵科(1906.7—1908.5)。熊祥生(1880—1942)，字吉安，湖北孝感人，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四期炮兵科(1906.7—1908.5)。王炳坤(1876—1926)，字壽乾，安徽肥東人，曾經在日本留學了五年(1904—1909)。劉虎臣，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1906—1908)。取得一定科舉功名的人有：駱成驤(1865—1926)，字公輔，四川資中人，1893年中舉、1895年中第一名進士(狀元)，陳宦的老師——他曾經擔任過陳宦母校京師大學堂第一提調。他還是陳宦在四川期間的幕后高級政治參謀，曾經在日本考察過兩年憲政(1906—1908)。何積祜，湖南道縣人，清末舉人。出身于書香門第，其曾祖父何凌漢為探花，其祖父何紹基為進士(1836)、翰林編修，書畫家，學者，其叔祖父何紹業、何紹祺、何紹京均為書畫篆刻家。鄧文瑗，藍天蔚岳父，舉人，河北著名書法家，尤其擅長于鐘鼎文。樓薔庵，浙江諸暨人，書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舉人，曾經擔任過廣西宜山縣、富川縣知事，廣東陽江廳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書長。張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鹽山縣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從政治立場看，陳宦的幕僚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大派：“帝制派”(舊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兩派圍繞支持袁世凱還是支持護國軍這個政治立場問題進行了劇烈的斗爭。“帝制派”(舊派、北派)以張聯菜為首，包括馮仲書、李炳之、熊祥生、劉虎臣、張慶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劉一清為首包括胡鄂公、鄧漢祥、雷飆、王彭年、馮玉祥等人，大部分有過反清革命歷史。曾任陳宦成武將軍公署軍務處參謀的張之江回憶說：“陳的左右分新舊兩派，舊系以參謀長張聯菜為首，是傾向擁袁世凱的；新系以總參議劉一清為首，是同情護國軍的。”曾任陳宦成武將軍公署軍需處參謀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憶道：“及籌安會起……凡籌安會傀儡場合，皆不令我參加。我等積極密謀，如何反袁，一時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兩大壁壘，暗斗頗劇。”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會于鄧漢祥宅，討論進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種措施推動陳宦宣布四川獨立反袁，如屢次向陳宦分析時局、以輕重利害向他進言，最終促成陳宦決策宣布四川獨立并和袁世凱斷絕關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四川獨立反袁統一戰線；擔任反袁聯絡官，東進南下秘密聯合其他反袁政治勢力，為四川獨立創設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以張聯菜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說陳宦擁護袁世凱之外，還狂熱地與護國軍激戰于瀘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與蔡鍔部激戰于瀘州，導致護國軍收復的瀘州得而復失，損失慘重。劉虎臣與戴勘激戰于綦江，曹錕說他“率領全團分赴合川、墊江防剿土匪，匝月以來，勤勞卓著”。熊祥生還在1916年3月27日致電袁世凱反對袁世凱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電，全體官兵同深憤懣……早殲巨憨，仰慰圣懷。我軍休養數日，銳氣全復，驟聞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無憑依，頗滋疑慮。乞諸公竭力聳動，勿輕聽人言，遽變大計。務懇收回成命，以給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陳宦在5月3日致電北京勸袁世凱退位的電文之后，馬上發表《擁護中央決不聽鼓(蠱)惑電》表示效忠袁世凱：“陸軍部段總長，參謀部王總長鈞鑒，借用唐次長定密。頃閱陳將軍通電，懇求主座(即袁世凱一引者)退位，殊深駭異。吾輩始終以擁護中央為心，斷不聽信鼓惑謠言，現職旅第一團駐扎在重慶，其第二團之兩營雖駐成都，軍心可靠，請勿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動……仍懇鈞座指示方針，俾資循率。毋任叩禱。李炳之叩。”盡管如此，“帝制派”還是沒有阻擋住四川獨立反袁的步伐。陳宦幕僚成份復雜，新舊雜糅、進步與落后并存，具有異質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民國初期的社會是一個處于新舊交替的轉型期社會，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但是政治層面與器物層面上出現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軍隊開始利用西洋、東洋的操典、器械。第二，這和陳宦的政治立場和態度有關，久經官場的陳宦為了減少政治風險、左右逢源、進退有據，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擁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鍔的“反帝制派”。正如劉一清所說：“其他調用人員，亦夾雜有不少民黨分子，如修承浩、雷飆等系蔡鍔所薦。陳處處含有兩套手法，能說他無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嗎?”第三，這和陳宦的經歷、背景、嗜好、情趣、價值取向有關。陳宦接受過幾十年的儒家經典教育，并且考取過秀才、廩生、撥貢，但他又曾經就讀于新式學堂，如湖北武備學堂、京師大學堂，而且追隨錫良推行新政達8年之久，1911年初曾經到德國考察軍事。可見，他本身就是一個新舊雜糅的人物。

其次，陳宦的幕僚具有濃郁的地緣與業緣色彩，體現了其地域主義與任人唯親的用人特點。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僚團隊具有濃郁的血緣、地緣、業緣色彩，陳宦的幕僚也具有濃郁的地緣、業緣色彩。

血緣關系在中國宗法社會中是一種最悠久、最親密和影響最深遠的人際關系，政治人物往往把血緣中的忠誠、團結帶人政治領域，用人首選和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員。但是血緣關系有限，況且因為地緣和血緣具有密切的聯系——正如費孝通指出：“在穩定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兩者是不可分離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與地緣的因素固定了。生，也就是血，決定了他的地。”所以政治精英選拔人才之時，也會考慮地緣關系。同省的人相對于他省的人更具有緊密的地緣關系，長期生活于同一環境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語言、風俗習慣，使彼此有一種熟悉感、親切感，他們的情感容易溝通，有較強的鄉土認同感。在中國的地緣關系中，省界觀念最為強烈。戴季陶指出：“某省者，某省人之某省也。此省界存在于國民心腦中，實一牢不可破之怪物也。中國之國民，其愛省之心實較愛國為切……然知中國人省界之深也。試以政治之分野觀察之，某省而忽出一顯吏，則其相援引者，必以半以上為同省之人。太平天國戰后，曾國藩執政。湘人掌權，于是國內湘人同時為督撫者十五人，其它之幕僚屬員無論矣。此一事也，湘人至今以為美談而自負焉，省界現象也。合肥李氏執政中樞，而皖人附驥登龍者復盛焉。即日之政界，其若干省有執權者居樞要，則若干省之人皆得簧緣以進，而其它省無執政者之若干省，則群嫉而忌之焉。此亦有省界之現象也。”

陳宦的幕僚團隊也有這種省界現象，其幕僚中兩湖同鄉很多，如劉一清、胡鄂公、熊祥生、王彭年、王薌臣、馬貺生、修承浩、雷飆、何積祜、王奎樓等人。

陳宦幕僚群體的業緣色彩也很濃。所謂業緣，“就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所形成的師生、上下級、同學、同事、結義兄弟、有共同興趣愛好者等一種較為廣泛的關系。這種業緣關系，雖然有親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關系，甚至可以與血緣、地緣關系相提并論”。陳宦幕府中很多人與他具有業緣關系：劉一清是他的老部下，陳宦為新軍第二十鎮的統制時，他是其正參謀，陳宦為黎元洪幕僚時，劉一清是其同事，陳宦為參謀本部次長時，劉一清為參謀本部的第一局局長。張聯桑、李炳之、季自求、伍祥禎、馮玉祥、劉郁芬、張之江、鄧漢祥、王彭年、孔繁錦均為其老部下。胡鄂公是其在黎元洪幕府中的同事。何積祜、樓薔庵、鄧文瑗是其詩文唱和之友。

陳宦幕僚的這兩個特點給他的政治命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幕僚團隊的異質性導致陳宦內部四分五裂，內耗、不穩定，無法形成堅強的戰斗力。濃郁的地緣與業緣色彩，體現了其用人的地域主義與任人唯親而非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導致四川失勢者對他懷有很深的怨恨，從而使陳宦在四川的權力基礎很不牢固，最終不得不敗離四川、淡出政壇。

總之，陳宦入川之后，其用人的地域主義、任人唯親色彩是很濃的。他曾經說：“用人一層，亟須分別汰補，實行振刷。”陳宦因此“把原來的廳道局官員撤換了一大半，在各方面安插自己帶入四川的文武閑職人員”。季自求勸說陳宦不要獨立時就說：“川人浮動成性，就安陸入川過程，川人失勢者方修怨于四方上下，今與中央脫離關系，斯川人動作有辭，紙虎戳穿，益難統治。”這些因素都是陳宦在護國運動結束之后，不得不敗離四川，從此淡出政壇的重要原因。與陳宦的失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時代的在護國運動結束后仍然牢牢地掌握奉天的政權，且用3年時間統一了東三省(1916—1919)，用7年時間殺人中原(1919—1926)，掌握了中央政權，這其中就和兩人的幕僚特點有很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