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與我國革命史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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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與我國革命史研究論文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的由來

1926年“三一八”之后的3月底,帶領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旁邊的舊俄兵營內,繼續領導北方的革命斗爭??紤]到在的白色恐怖下,這里相對安全一些。根據《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軍警不得隨意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更不準攜帶武器入內的。

可是,從遷入東交民巷,為破壞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逮捕,進行了一系列陰謀活動。一是派遣特務監視行動。派特務偽裝人力車夫,天天在兵營門口窺視。對從兵營出來的人跟蹤盯梢,直至逮捕拷問,負責交通的閻振山和到市內買菜的工友張全印,就是這樣被捕的。二是派暗探打入內部。為弄清兵營內部的詳情,利用兵營內招用工友之機,派遣了4名暗探打入兵營。這4名暗探在舊俄兵營中“經過三月,所有黨中一舉一動,俱已調查明晰,并經繪圖報告。”(1927年5月1日北京《晨報》第二版)三是收買叛徒。沈維翰講,他當時任北洋反動政府的京師警察廳司法科長,它們以“多方勸導”,使曾在身邊工作、因散發傳單被捕的李渤海變節。李渤海“將隱匿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之情報及其他共黨分子名單供出”,“并引導警察廳人員攜帶消防隊設法將李等捕獲?!保ā对L問搜查俄使館法官沈維翰先生》,載《傳記文學》第32卷第6期)

此時,已將奉軍改稱安國軍,要其總部派人先找當時任公使團團長的荷蘭公使歐登科,接著與英、法等國公使交涉,得到簽訂《辛丑條約》八國公使默許安國軍可以進入東交民巷,搜捕等人。有了帝國主義的支持,安國軍和“京師警察廳”三百多名軍隊、警察、憲兵、偵探,全副武裝,身佩紅線作為標記,于1927年4月6日上午11時半進入東交民巷,頭目在荷蘭使館內坐鎮指揮。首先把住各個路口,隨后進入蘇聯大使館及舊俄兵營內進行搜捕。于是,和夫人趙紉蘭、子女一起被抓走,同時被捕的共有六十余人,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左派人士。當時被稱為“黨案”。(關于奉系軍閥勾結帝國主義者搜捕的情況,見《國聞周報》4卷15期《俄使館黨案始末》。亦見《東方雜志》24卷12號《時事日志》,1927年4月7日北平《晨報》報道:搜查蘇聯使館已獲荷蘭公使等諒解。)

既然定為“黨案”,就應履行司法程序,迫于強大輿論的壓力和社會各界的大力營救,不敢舉行公開審判,決定走個形式,由安國軍司令部、京畿衛戍司令部、京師高等審判庭和京師警察廳組成“會審”,4月28日上午11時開始,“會審”沒超過70分鐘,就宣判等二十人處以死刑。秘密地用六輛汽車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爱斎湛词厮R路斷絕交通,警戒極嚴”,“兩旁均有憲兵警戒?!庇脴O其野蠻的“三絞法”殺害了為國為民的革命者。首登絞刑架者為,神色不變,從容就義。(1927年4月29日北京《晨報》第二版)

面對中國人民的痛加譴責,蘇聯政府和人民的強烈抗議,必須對黨案有一個交代。連英國報紙上也發消息說,“應迅速發表黨案文件,過遲則恐引起俄人誤會?!庇擞X得這種軍警進入外國使館抓捕的行為實在太過分了,竟然還得到了外國使團的同意。對此,表示:“黨案文件尚在清理中”,“俟檢出文件翻譯完竣”,一定有個完滿的交代。這就是《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的由來。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編選經過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是1927年4月6日北京軍警搜查駐京的蘇俄大使館后得到的文件,搜查到這些文件時,有的已經燒毀,所以《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中有些文件是殘缺不全的?!岸眇^案中之證據文件,堆滿兩屋,清檢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譯,尤費手續,迭經警廳公布,多只目錄清單。”而其所公布的重點,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

《世界日報》在關于抓捕及審訊過程,先后發出的報道上百條,涉及到黨案文件目錄和編印《蘇聯陰謀文件匯編》一事的報道就有:

1927年4月16日的“當局對黨案仍未決定辦法警廳仍在積極整理搜獲文件中”;17日的“昨日公布之檢查黨案文卷事由目錄單共24卷”;18日的“警廳公布之黨案證據漢文部分文件共計38件”;19日的“警廳公布之黨案文件漢文部分續之四”;21日的“黨案重要文件日內檢查完畢其余文件擬設一編譯委員會清理”;22日起連續刊出的“警廳公布黨案文件:北京蘇聯大使館會計處致廣東軍事顧問加倫函”;“警廳公布黨案證據文件漢文部分續之六”;“警廳公布之黨案文件漢文部分續之七”;28日,還刊出專門邀請“各外使參觀黨案文件昨日下午偕赴警廳”。

1927年5月以后,因為等20人已被絞殺,社會輿論嘩然,更是加大了文件公布的數量,5月1日:“警廳續布黨案文件: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11日:“警廳續布之黨案文件:照譯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軍事會議案筆錄”;10日:“警廳續布之黨案文件:照譯蘇俄利用馮玉祥計劃文報告”;“警廳續布黨案文件:照譯1927年3月13日軍事會議案筆錄”;“警廳公布黨案文件:北京蘇聯大使館會計處致廣東軍事顧問加倫函(按此件足以證明加倫鮑羅庭等確系蘇聯政府所派”;“警廳公布黨案文件:國民第三軍訓練工作之計劃及訓練團之人員(續)”等等,一直到1925年12月25日還在刊出“警廳續布黨案文件:莫斯科致俄使館武隨員指令”。依據報刊上登載的文件,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對所謂的黨案文件發表談話:“依官方所發表觀之足證多為普通消息報告”(1925年5月8日《世界日報》)

1927年11月24日,《世界日報》刊出:“黨案文件出資兩萬元印書”。1928年3月3日刊出:“黨案文件業已出版張學良等并有序文”;3月19日刊出“黨案文件刊印成書將編送中外各機關”。

1927年4月中旬,把張國忱召來整理黨案文件。為什么要讓張國忱來編譯這些資料呢?張國忱,原是清朝東三省政權1911年時選送給中東路商務學校的生員,從小在俄國人家寄住,所授課程全是俄文課本,學制長達10年,不但要求學好俄語,就連生活習慣和世界觀也要學帝俄那一套。張國忱畢業后曾擔任白俄頭目霍爾瓦特的家庭教師,與“反赤”一派親密無間,被視為‘自己家的孩子’。1925年,張國忱成為奉天方面中俄會議成員,自稱“從奉蘇協定到一系列的中蘇交涉,()都對我委以重任。”由張國忱等編譯資料,以便向全世界宣傳等確實是“赤禍”(張國忱:《父子當權時對蘇關系和中東鐵路內幕》,載《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之二)。

張國忱到北京后,先成立起“搜查蘇聯陰謀文件編譯會”,分二個組,每組各五人,張任第一組組長。兩組人員日夜加班翻譯,卻沒能發現有組織暴動的計劃和蘇聯準備出兵的重要材料,大失所望。卻天天來催問,“搞出來什么沒有?”張國忱無奈,只好在夜晚陪吸鴉片煙時,對說,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很快搞完。總是要幾個月時間才行。最后在1928年的3月初,印出了四本《蘇聯陰謀文件匯編》。給送去的,則是特制的線裝本,用黃緞子做書面,書套也是黃緞子的。一看,很是高興(《烈士被捕被害經過》)。

后來,張國忱回東北任東三省交涉總署交際處長。1928年9月,張學良準備讓張國忱接手張煥相的哈爾濱行政長官職務。楊宇霆知道后說:“不行,青年人當長官還行!”不等張國忱到哈爾濱,楊宇霆就急忙發表張景惠為哈爾濱行政長官,張國忱只好到哈爾濱市當了教育廳長。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流傳情況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印制的版本有兩種: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普通精裝,十六開本,共四冊。1928年編印。書前有六篇序言,首篇為張學良所寫。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線裝本,張國忱等編譯,(兩函11冊),1928年出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線裝本第1冊。)

此外還有一種英文版: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英文版,上海英國別發書莊(1870年英商別發洋行創辦別發書莊,經理施露)。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所編選的內容,確實大多是主持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工作的文件,應該說有價值的文獻并不多,依據長女星華的回憶可以得知:

“在那些日子里,父親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來得很晚,早晨不知道幾時又離開了房間,有時候他也留在家里,埋頭整理一些書籍和文件。我們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個僻靜的小院子,父親和他的同志們在那里生起一個小火爐,一疊疊的文件被父親扔進熊熊的爐火中。我常常蹲在旁邊呆呆地看著。那些書籍和紙片扔進爐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濃煙,隨后‘忽’地一下燒著了,它們變成一些深灰色、淺灰色的蝴蝶飛了出來,在空中不住地飄舞盤旋。父親的臉上顯得十分嚴肅。我問父親:‘爹!為什么把它們燒掉呢?怪可惜的?!赣H沒有立刻回答我的問題,待了一會兒才說:‘不要它們了,就把它們燒掉。你小孩子家,不要管這些事。’”“當時共產黨同國民黨在組織上的界限十分清楚,兩個機關走一個大門,相隔不遠,但人員要嚴守紀律,彼此不能往來。早在工友閻振山被捕前,父親就把我黨的文件、名單都燒掉了,這是我親眼看到的?!保ɡ钚侨A:《回憶父親》)

可見,真正重要的文件早已銷毀了。當我們要引用這其中的文件時是應該十分慎重的,在有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和《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這樣的權威文件選輯之后,理所當然地不會再過于看重它。再者,《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它也不能算是一部公開出版的書籍,而是在特定目的要求下編選的陰謀文證、絞殺等革命烈士的罪證,對這樣一部書怎么可以用來作為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共關系史的信史資料?

這部書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但也只是能讀到此書的知名人士,就連當時的總理和外長顧維鈞也只是回憶:“1927年4月6日,我任總理和外交總長時,中國憲兵襲擊了蘇俄使館并沒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襲擊的命令是大帥下的,由安國軍憲兵在總司令部外事處的指揮下執行的?!倍鴽]有對《蘇聯陰謀文證匯編》說上一句言語。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中,關系到汪、蔣關系的資料,曾受到國民黨有關人士的關注。

鄒魯《回顧錄》中有:“后來,張學良在北京搜檢蘇聯大使館的時候,在文件中發現一個鮑羅廷的報告,其中有‘汪兆銘有野心,無宗旨,可利用?!伯a黨因此利用汪以除異己,來擴展勢力,而汪則借共產黨以滿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鮑膠漆相投了?!?/p>

陳立夫《成敗之鑒》中有:“那時俄國方面也不愿和蔣先生的關系惡化,后來在北平蘇俄大使館的文件中,發現當時俄顧問受莫斯科的責備,稱他們輕舉妄動。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北伐成功對俄國只有好處,雖然我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基礎,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社會主義,相當接近,對反對帝國主義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當時可以互相獲益?!?/p>

僅憑這幾句話,還無法確切地證實鄒魯、陳立夫真的讀過《蘇聯陰謀文證匯編》。

陳公博讀過《蘇聯陰謀文證匯編》,讀的是英文版。他在《苦笑錄》中有:“恰好那時在上海的英國別發書莊出版了一本英文書,那是在北京圍抄俄國大使館,沒收許多共產黨的秘密文件,翻譯成英文發刊,作為反對國民革命軍的一種宣傳。里頭對于三月二十日之變以前的陰謀,一點也沒有記載,獨至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國顧問團在東山開秘密會議時,那討論和決議倒清清楚楚的有記錄。當時黃埔軍校的俄國顧問斯板諾夫在會議上報告三月二十的經過,說事變之前,一點也不知,但他的意見以為為求國民革命完成起見,俄國仍應利用。就是俄國使館給莫斯科的報告,也有同樣的獻議。為了這事,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蔣先生。第一,說明我在武漢當時已面質過汪先生,汪先生極力否認此事,而且證以當日汪、蔣相依為命的情形,汪雖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說明別發書莊有這些俄國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國顧問有謀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跡也沒有,至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國顧問還主張要利用他。第三、我以為在汪、蔣合作時期,立夫先生不應在市黨部作這種挑撥離間,和混淆視聽的演說,致黨又發生破裂。末后我更請他買這一本英文小冊子一看,因為宋美齡夫人是懂英文的?!爆F在,這種英文版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更難找見。(以上資料引自謝泳教授的《關于中山艦事件研究中一件檔案的使用問題——從〈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的版本說起》一文,刊于《中國政法大學人文論壇》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史研究的源文獻

與《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內容相關的史料叢書,是后來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和《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國內先后有了中文版本。臺灣則有由沈云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第41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出版)。

如《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中的《斯切潘諾夫出席廣東蘇聯委員團共產部集會對于與俄共產黨間之分裂及利用計畫之報告(極要第十七卷第六六號)》和《斯切潘諾夫關于與俄人沖突后俄人在廣東現時情形之報告(極要第十七卷第六六號)》,這兩個報告在編入《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一書時,分別名為《關于“三二零”事件的報告》和《關于“三二零”事件后廣東情況的報告》。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是俄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內部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匯編,收錄80件共產國際重要檔案,有一部分與《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內列入的文件目錄相同。中文版有兩種版本: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另一是孫武霞、許俊基選編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謝泳教授在《關于中山艦事件研究中一件檔案的使用問題——從〈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的版本說起》一文中肯定地說:“就我所見到的材料判斷,國內最早使用《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的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一書??梢钥隙ǖ卣f,本書編者所使用的材料與我所見到的是同一版本。因為在前述的兩個斯切潘諾夫的報告中,《蘇聯陰謀文證匯編》有一處把‘李之龍’錯成了‘李成龍’。后來的編者特別用腳注形式加以說明,可見使用的是同一版本資料。如果不是同一版本,不可能錯處也完全相同?!?/p>

可如果正是謝教授所說的源文件就存在著這個錯誤,又怎么能斷定《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和《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不是同一版本,就不可能錯處也完全相同呢?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則是俄羅斯科學院、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合作編輯的大型系列文件集,已經出版1917-1920年卷、1920-1925年卷、1925-1927年卷,將出版1927-1931年卷等卷,這將是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一部信史。

1925-1927年卷中有一部分與《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5-1927)》相同,也就是與《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的文件目錄相同。中文版書名為《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上、下兩冊),是根據原書第二卷翻譯的,也列為《共產國際、聯共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三、四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黃修榮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1版,1998再版。)據編選者所言,選輯中共收錄文件268份,基本上都是首次發表,主要有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記錄;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談及中國革命問題的文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上海)遠東局會議記錄;布勃諾夫使團關于華南形勢和“三二○事件”的報告;蘇聯和共和函電,以及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同胡民、邵力子等國民黨人的談話記錄和往來書信等。

上冊的目錄為:

編者說明

一、鮑羅廷與國民黨二大

對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1926年1月6日)

鮑羅廷在華工作經過(1926年1月6日)

在國民政府歡迎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宴會上的演說詞(1926年1月1日)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歡宴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席上之演說詞(1926年1月19日)

鮑顧問與白崇禧之談話(1926年2月3日)

二、蘇聯共產國際與馮玉祥和國民軍

一個志愿兵的札記(摘錄)(1925年4月--7月)

關于騎兵的報告與普里馬科夫同志座談的速記記錄(1926年2月15日)

附:《馮玉祥與國民軍》前言(1967年)

馮玉祥莫斯科之行日記(1926年5月9日—8月16日)

劉伯堅同志自庫倫報告(1926年9月8日)

馮玉祥回國宣言(1926年9月18日)

蔡和森自莫斯科給守常同志信(1926年9月26日)

馮玉祥給仲甫同志信

馮玉祥回國后之國民軍

三、布勃諾夫使團與中山艦事件

中山艦李之龍事件經過詳情(1926年4月20日)

關于“三二○”事件的報告(1926年)

關于“三二○”事件后廣東情況的報告(1926年4月)

關于“整軍肅黨準期北伐”向國民黨中央的建議(1926年4月3日)

與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1926年5月14日—22日)

國民黨第二屆二中全會整理黨務案

附1:切列潘諾夫關于布勃諾夫使團的回憶(1976年)

附2: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關于中山艦事變的論述

附3:關于整理黨務案的回憶

附4:關于國民革命的分歧——中山艦事件和布勃諾夫使團(1977年)

四、加倫與北伐戰爭

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國民黨軍事規劃(1925年9月20日)

加倫對計劃的意見(1925年9月20日)

北伐前夕——康奇茨日記(節錄)(1926年3月20日—4月18日)

加倫關于國民革命軍北伐第三期作戰部署簡述(1926年12月16日)

附1:布勃諾夫聽取關于北伐問題的匯報(1976年)

附2: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節錄)(1976年)

附3:炮兵顧問的回憶(1974年)

五、北伐期間的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共青團

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宣傳部致中國共青團的信(1926年10月15日)

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1926年10月18日)

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反對武裝干涉中國的聲明(1927年2月6日)

在中國共青團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青年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1927年5月13日)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7年5月26日)

六、羅易來華與“四一二”政變

中國革命的意義(1927年2月22日)

一個警告(1927年2月27日)

注意領導人(1927年3月9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發動反革命政變告

全世界無產者和農民以及一切被壓迫民族書(1927年4月14日)

革命的基礎和社會力量(1927年4月13日—15日)

中共中央關于繼續北伐問題的決議(1927年4月16日)

第三國際代表團為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背叛宣言(1927年4月22日)

七、羅易與中共五大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

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1927年4月30日)

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1927年5月3日)

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性質(1927年5月4日)

國民革命和社會主義(1927年5月4日)

非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1927年5月5日)

布爾什維克的黨(1927年5月9日)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1927年5月12日)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1927年5月13日)

八、大革命緊急時期的共產國際及其代表

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系和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1927年5月24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5月)

反革命活動和共產黨人的策略:防御還是進攻?(1927年6月9日)

羅易給馮玉祥的公開信(1927年6月10日)

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1927年6月15日)

中國(國共兩黨)國民革命綱領草案(1927年6月15日)

國民革命綱領(1927年6月15日)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無產階級的任務(1927年6月20日)

書記處致上海區委的信(1927年6月23日)

反帝斗爭和階級斗爭(1927年6月28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摘錄)(1927年7月8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議(1927年7月14日)

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

附:馬日事變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資料(1963年)

九、附錄

負責中國方面工作的共產國際機構

大革命時期來華工作的蘇聯人員

下冊的目錄為:

編者說明

一、共產國際、聯共(布)中央關于中國問題的爭論(上)

關于中國革命的提綱(摘錄)(1927年4月14日)

中國革命問題(1927年4月19日)

中國革命問題(1927年4月21日)

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大綱(1927年5月7日)

二、共產國際、聯共(布)中央關于中國問題的爭論(中)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1927年5月18日—30日)

布哈林的報告討論

布哈林的結束語

中國問題委員會的報告

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1927年5月24日)

附:托洛茨基關于中國問題的第二次發言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的總結(節錄)(1927年5月)

三、共產國際、聯共(布)中央關于中國問題的爭論(下)

時事問題簡評(節錄)(1927年7月28日)

中國革命運動與反對派(1927年8月18日)

對反對派的批評意見(1927年9月27日)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報告(節錄)(1928年6月)

中國革命的回顧及其前途(1928年6月8日)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

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年12月15日)

四、附錄

反托洛茨基主義和中國機會主義(1929年9月)

關于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結論(1929年)

陳獨秀主義的歷史根源——蘇聯中國問題研究院1930年學術討論會記錄

關于中國共產黨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錯誤問題(1930年)

論陳獨秀主義(1931年9月10日)

托洛茨基給伊羅生的四封信(1936、1937年)

彭述之為《托洛茨基論中國》一書所寫的導言(1976年)

由此可知,《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中,盡管有的文件目錄和《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一書目錄所列相同,但是這些文件并不是使用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一書中的文字,當然,為了取得確鑿的證明,理應進行對照核實。只是目前還不易做到,因為《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實在難找。

謝泳教授說:“關于中山艦事件國內的研究概況,大體以楊天石的觀點為基本定論。楊奎松、羅志田等學者在他們的相關文章中多次強調過這一點。我注意到,對中山艦事件研究成果的評價中,有一件重要的檔案材料極少為人提起,這就是《蘇聯陰謀文證匯編》(本文稱為檔案,只是在一般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說法,嚴格說它也不是源文件)。對這一材料的忽視,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但不指出這一事實,對于學術研究的判斷來說是不恰當的。也反映了目前學術研究的規范、學術境界以及學術風格問題,而這一問題如果不是直接觸原始材料,有時候是很難發現的?!边@表明他是很看重“不是源文件”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的,還要進一步研討對其“忽視,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而且會帶來“對于學術研究的判斷”的“不恰當”。這實在是言過其實了。

據謝泳教授說,到目前為止,只有楊天石教授在1992年發表的《中山艦事件之后》、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其中有的引文在注釋中明確說明是引自《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墒?,這些引文都是可以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中找到的,只不過是《斯切潘諾夫出席廣東蘇聯委員團共產部集會對于與俄共產黨間之分裂及利用計畫之報告》和《斯切潘諾夫關于與俄人沖突后俄人在廣東現時情形之報告》,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中,題目改為《關于"三二零"事件的報告》和《關于"三二零"事件后廣東情況的報告》了,文字并沒有不同,為什么還一定要從《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中引用呢?

當然,楊天石教授在探討中山艦事件時,這些資料選輯尚未出版,退而求之《蘇聯陰謀文證匯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別加以注明正是負責任的態度。

如果僅就中山艦事件的研究而言,在當時沒有《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中提供的資料,如謝泳教授所說:“就沒有后來對中山艦事件的新認識,這也就是為什么幾乎所有關于中山艦事件及相關的研究中,斯切潘諾夫的報告是引用率最高的一個基本文獻??上н@套早已成型的資料匯編,很少有研究者對它來源及版本情況詳加說明。其實在前面提到過的那些回憶錄中,已有多處涉及這套資料。”

但是,當學者們審視了那些回憶錄的主人之后,還是要小心翼翼地向歷史文獻去取證的。這些在派系斗爭中求生存的政客,他們的話真的都是可信的嗎?因此,歷史文獻的提供確實是在共產國際與中共關系史研究中一個重要方面,對某些問題的深入研究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甚至有時會為此使學者感到很無奈。

但是,《蘇聯陰謀文證匯編》這部書的性質和編選經過,為我們所明晰以后,是不是在今后的共產國際與中共關系史研究中,這里強調地是“今后”,凡是能夠從《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等資料選輯中取得所需的引文時,就不必再去引用這樣一部既難以見到,也“不是源文件”,又是以敵對思想和觀點所編選的、冠之以“陰謀文證”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