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擴招下高職教育精準扶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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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準扶貧理念已細化到高職教育。就扶貧對象而言，其具備解決生存性需求和發展性需求雙重屬性;就定位而言，職業教育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撐，高職擴招切合國家精準扶貧戰略，體現出了高職教育助推脫貧攻堅的主力軍作用。職業教育在教育扶貧的實踐中已取得顯著成績，但也顯露出高職人才培養模式與高職扶貧對象間、高職扶貧聯動性要求與參與主體擔責程度、人才脫貧和地區脫貧之間的矛盾。因此必須聯合多層面、多主體參與合作、共擔責任、聚集資源，并將終身教育的理念注入到高職教育精準扶貧的工作中。

關鍵詞:百萬擴招;高職教育;質量擴招;精準扶貧;技能培養

扶貧脫貧工作是黨和國家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其中教育脫貧是“五個一批”脫貧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扶貧重在扶智，扶智重在教育，而職業教育作為教育扶貧的重要方式，其助力脫貧使命重大，任務艱巨。2020年是我國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之年，同時也是高職院校落實百萬擴招政策的第二年。在這決戰決勝的關鍵時期，肩負著百萬擴招、培養技能型人才、保障社會就業使命的高職教育如何發揮教育脫貧、職教脫貧的關鍵作用，如何落實擴招、鞏固脫貧成果，政府部門如何強化責任、統一部署，高職院校如何凝聚共識、落實保障，市場、社會如何協同發力、互為補充，是打贏這場攻堅戰的必要之舉和有力保障。

一、百萬擴招背景下高職教育精準扶貧的內涵釋義和現實價值

(一)高職教育精準扶貧的內涵釋義。2015年10月，在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提出了“五個一批”的脫貧措施，即“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明確了脫貧攻堅的方向和策略，將教育作為脫貧的重要措施。2016年12月，教育部出臺了《教育脫貧攻堅“十三五”規劃》，提到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加快推進高職院校分類考試招生、資金向職業教育傾斜等舉措。由此可見，精準化理念已經注入到教育扶貧之中，細化到職業教育領域。首先要明確高職教育精準扶貧的對象。就國家扶貧攻堅項目而言，精準扶貧的主要對象是建檔立卡的社會貧困人口，識別標準為我國根據實際情況制訂的貧困標準線，指標為人均年收入。經過多次提升，2019年中國現行貧困標準線為人均年收入3747元。其特點為經濟貧困者，解決的主要是生存性需求。而高職教育的扶貧對象則具備雙重屬性:既是貧困戶，又是受教育者，既要解決生存性需求，還要解決發展性需求。例如貧困地區初、高中畢業后的輟學者，這部分對象若得不到有效的教育和技能培訓，很可能面臨就業困難，繼續成為貧困人口。調查研究顯示，高職院校學生中來自農村家庭和城市經濟貧困家庭的占了很大比例，在校貧困生比例要高于本科院校。因此，高職教育對象與精準扶貧對象的契合度很高，它不是兜底式的扶貧，是在貧困對象精準識別、幫扶方式精準落實的理念下，對因能力尤其是技能不足造成貧困的受教育者進行幫扶的扶貧方式。其次要認清高職教育在教育扶貧中的定位。《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對整個職業教育進行了宏觀謀劃，“職業教育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撐，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和社會吸引力不斷增強”“把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作為優化高等教育結構和培養大國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方式”，這表明我國的高職教育已具備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良好工作基礎，同時也確定了職業教育在教育扶貧實踐進程中的戰略地位。3月，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穩定和擴大就業”部分再次提到高職教育，并提出百萬擴招任務。百萬擴招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生源結構發生了變化，擴招主體為中職畢業生、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進城務工人員、新型職業農民這幾種非傳統應屆生源，簡稱為“一主三輔”。這部分群體中家庭經濟困難的占相當大比重，讓這些人接受高職教育，接受職業技能再培訓，進而培養成為高素質技能型人才，順利實現就業，在一定程度上能改變個人命運，實現家庭脫貧。因此，高職擴招切合國家精準扶貧戰略，體現出了高職教育助推脫貧攻堅的主力軍作用。(二)高職教育精準扶貧的現實價值。一是高職教育作為一種類型教育，是提高扶貧質量、擺脫代際傳遞、實現精準扶貧的有效方式。高職教育是基于高等性和職業性的類型教育，是最貼合社會發展、與產業經濟聯系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實現脫貧任務有其自身優勢。我國的高職院校辦學是以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為培養目標，以有效提升就業能力為導向，用產學結合、校企合作的方式開展教學實訓，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通過三年的學習，能掌握一門或以上能適應當前社會經濟和產業需求的實用專業技能，快速上崗，收入尚可，“職教一人，脫貧一家”，因此是“扶貧先扶智”的典范。此外，高職院校在為受教育者提供學歷教育的同時，也承擔為社會勞動力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的職責。據有關統計，全國職業院校每年要開展各類職業技術培訓上億人次，貧困人群是其主要對象［1］。因此，高職教育作為教育脫貧的主抓手，通過造血式幫扶，可以提升受教育者的就業能力，增強社會競爭力，從而提高扶貧質量，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實現精準扶貧。二是進行有質量的擴招是改善當前因技能缺失或不匹配市場需求而造成就業難等貧困現狀的有利舉措。根據調查，在我國現有貧困人口中，絕大多數人的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下，普遍缺乏科技務農或進城就業的勞動技能。因此，讓這部分群體重返校園，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和學習，能夠改變他們貧困的現狀。高職擴招的出發點是國家宏觀大局，目的是服務產業、助力行業、促進就業。高職擴招不以犧牲質量為代價，招生布局向發展急需、民生緊缺、貧困地區以及下崗工人、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傾斜，量身打造人才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實行工學交替、彈性學制等多元模式。考慮到群體的特殊性，政府還不斷加大資助力度，擴大獎助學金收益面，提高了高職擴招人才培養的針對性、適應性和實效性，極大地緩解了能力貧困群體因經濟貧困而無法提升能力造成的貧困復制和流動固化，有效地平衡了產業需求和高素質勞動力供給的不均衡問題。三是高職教育精準扶貧彰顯出教育公平、社會公正的價值追求。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教育公平的底色就是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現實情況是貧困人群作為社會弱勢群體，在經濟、教育、醫療、交通、住房等方面的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體現在教育領域就是人們對公平優質的教育資源的需求和不均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貧困地區的教育機會、教育資源和教育質量都遠低于發達地區，因此在天然弱勢條件下，追求機會公平、權利公平、結果公平是教育改革發展的方向和目標。我國的高等教育正在由大眾化階段大步邁向普及化階段，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化”和“適需性”［2］。高職教育使得高等教育面向的生源群體更為多元，更能適應當前產業升級人力資源短缺的需求，再加上長期以來我國社會對職業教育高等性的錯誤解讀以及高職院校自身定位的搖擺不定所造成的高職教育邊緣化的特質，將高職教育與精準扶貧聚焦結合在一起，能使更多農民、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女獲得教育公平的機會，從而體現教育公平對社會公正的追求。

二、高職教育精準扶貧的成果回顧和當前反思

(一)高職精準扶貧的成果回顧。職業教育參與扶貧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60年代，職業教育減貧就被作為世界銀行減貧行動的項目之一提出。到了21世紀，職業教育扶貧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于技術和職業教育的建議書(修訂)》中明確提出“應將技術和職業教育視為有助于減輕貧困的一種方法”［3］。這意味著職業教育扶貧減貧在國際范疇內取得實效、獲得認可。同時，從職業教育發展進程看，助貧、助學也為職業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功能得到了衍生和擴展。在我國教育扶貧的實踐中，高職教育精準扶貧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取得了顯著成效。第一，政策規劃是高職扶貧的使命任務。《教育脫貧攻堅“十三五”規劃》中提出要實現“人人有學上、個個有技能、家家有希望、縣縣有幫扶”的脫貧攻堅目標，提出“促進教育強民、技能富民、就業安民，堅決打贏教育脫貧攻堅戰”的總要求。對此，全國高職院校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刻領悟和落實教育扶貧思想，提高站位，勇于擔責，積極作為，主動服務，努力在脫貧攻堅戰中貢獻力量。2018年7月，“全國職業院校精準扶貧協作聯盟”由湖南工藝美術職業學院牽頭、與其他64所職業院校共同發起成立，通過搭建這個新的平臺，為職業教育精準扶貧凝聚合力，同時也把這項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第二，精準招生是高職扶貧的邏輯起點。《教育脫貧攻堅“十三五”規劃》要求高校實施招生傾斜政策，向貧困地區和建檔立卡家庭傾斜，增加貧困子女接受高職教育的機會。在招生實踐過程中，高職院校面向貧困地區招生時，認真科學地遴選合適的招生專業，統籌合理地投放招生計劃，做好招生政策的宣傳，不少省份還開展了高職精準扶貧專項計劃。例如湖北省教育廳遴選部分優質省屬高職院校，單列招生計劃、單獨錄取，專門招收省扶貧辦建檔立卡的貧困戶考生(包括普通高中生和中職畢業生)，提供優質的升學機會;甘肅省則在本科二批其他類L段后單獨設置高職專科批特殊類P段，用于精準扶貧專項專科招生。據統計，近五年來，高職院校共面向貧困地區招生286.5萬人，為1100萬個家庭培養了第一代大學生［4］。第三，資助政策是高職扶貧的強大援助。高職院校的學費相比本科院校較低，同時還建有完善的“獎、助、貸、勤、補、免”六位一體的資助政策。學生可享有國家獎學金、國家助學金、各級校院獎助學金、生源地助學貸款、勤工助學崗、按規定減免學費、綠色通道等一系列政策，不讓學生因貧困而輟學。另一方面，對于各類專項計劃，政府和院校都積極落實了配套的資助政策。例如通過高職精準扶貧專項計劃錄取的考生在享受國家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等政策的基礎上，還可直接享受專項助學金;高職面向社會擴招的考生享受比普通高考學生更高的獎助待遇，獎助面不低于50%，退役軍人按規定實行學費減免，失業人員和進城務工人員學費依據相關規定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支出，在職職工學費按規定從企業職工教育經費中支出等。與此同時，國家還不斷擴大高職院校獎助學金覆蓋面、提高補助標準。2019年7月，財政部、教育部出臺政策，調整職業院校獎助學金，增加了1萬名高職院校國家獎學金名額，將高職學生國家勵志獎學金覆蓋面提高10%(即提高到3.3%)，同時還將高職學生國家助學金覆蓋面提高10%(即3300元/年/生)。第四，精準就業是高職扶貧的內生動力。職業教育直面就業，不少院校針對建檔立卡貧困家庭的學生開展了有針對性的職業指導和“一對一”的就業服務，除了開設創業的相關課程外，還在就業信息的提供、招聘企業的遴選和就業方向的選擇上給予了具體的指導分析，做到了不就業不撒手，切實保障了高職扶貧、高質量脫貧目標的實現。(二)高職精準扶貧的當前反思。1．高職人才培養模式與高職扶貧對象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高質量就業是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目標，是高職脫貧的直接反映，同時也是高職脫貧最直接的訴求。高職院校通過對學生三年的培養，教授學生技能和知識，提供實習崗位，幫助學生走上就業崗位，從而達到扶貧、脫貧的效果。但事實上，高職人才培養模式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性，前者重知識、重理論、重課堂，后者重技能、重實踐、重操作，這種不匹配性容易造成高職扶貧對象的就業續航力不強、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不少院校把精準扶貧的終點止于校園，把就業率、畢業薪水作為衡量脫貧與否的唯一指標，忽視了扶貧效果的系統性評估。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會隨著產業轉型升級而發生變化，高職院校培養的學生應當具備良好的思想、文化、技能等綜合素養，如以不變應萬變，就會被激烈的社會競爭所淘汰，重返貧困隊列。2．高職扶貧聯動性要求與參與主體擔責程度不足的矛盾。目前，高職教育精準扶貧主體參與部門是高職院校，地方政府、行業企業、社會機構、媒體等主體參與的力度還不夠。高職扶貧是一項系統性的工作，扶貧工作涉及到多環節，專項方案需要政府制定，資金投入需要財政支持，頂崗實習、訂單培養需要企業參與，相關政策措施的推廣需要多渠道宣傳和政、校、企的多方聯動。但在執行過程中往往面臨諸多問題:首先，對高職教育存在認知性偏差。長期以來，高職教育被當成是層次教育，認為其低于高等教育，加上貧困地區、貧困人口信息化程度差，認知偏頗更加嚴重，往往會讓子女在讀完高中甚至是初中后，就急忙走向社會打工賺錢，因為他們認為越早進入勞動力市場賺取工資，就越早減輕家庭經濟困難。事實上，對于教育扶貧、對于國家資助政策的宣傳力度遠遠不夠。有學者對福建省高職院校貧困生作了相關調研，結果顯示，69.4%的貧困生對國家資助優惠政策為一般了解，43.2%貧困學生是在入學后才了解學校的資助政策，而76.2%的貧困生是通過學校途徑了解資助政策。［5］由此可見，高職扶貧應當先行的宣傳工作還存在著置后、覆蓋面不廣、渠道單一等問題。其次，企業參與度不夠，鮮少有針對貧困生的訂單培養和頂崗實習，校外實訓崗位數量少，技能單一，報酬低廉，有些企業甚至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動力，就業環境差，流失率高，實則以頂崗實習的名義解決用工荒的問題。如此的企業參與幫扶達不到預期的效果，不利于學生技能經驗的積累和收入薪金的增加。3．高職扶貧還存在人才脫貧和地區脫貧之間的矛盾。高職教育的重要職能之一是培養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因此，高職脫貧的意義既在于貧困人口的脫貧，還在于地區脫貧，即通過高職培育的人才返鄉、服務和帶動貧困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但是從目前的調查結果看，高職扶貧的人才脫貧效果優于地區脫貧。貧困學生接受完高職教育后，大多選擇留在機會較多的發達城市，只有小部分人選擇回到貧困家鄉，致力于家鄉的建設和發展，高職脫貧呈現出不回血的特點，沒有真正起到“脫貧一人、脫貧一戶、脫貧一區”的作用，高職教育助力貧困地區發展的能力有待提高。而從結果反饋的角度來說，高職扶貧評估重短期、重局部，缺乏長遠、全局的評估機制和指標。

三、推動高職教育精準扶貧的積極思考

扶貧是一項長期、系統性的項目，高職教育參與精準扶貧亦是如此，反貧困政策的設計需要前瞻性、實施需要系統性、評估需要長效性。因此，若要積極推進高職教育反貧困工作的進展，利用高職擴招政策鞏固并擴大當前階段的扶貧實效，應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積極思考。(一)以高職百萬擴招政策推動精準助貧扶智對象的參與度。2019年起，高職院校開啟了百萬擴招計劃，即“面向社會人員開展全日制學歷教育”。2019年上半年，各省教育廳紛紛印發了擴招試行辦法，遴選、確定了試點學校組織開展首批招生工作，隨即下半年啟動了第二批擴招，參與學校更多，擴招規模更大。通過一年的努力和實踐，高職百萬擴招取得了一定的實效，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在此基礎上，2020年國家再次啟動了“今明兩年擴招200萬”計劃。面向社會的高職擴招意味著有越來越多的非傳統應屆生源進入高職院校學習，生源主力軍為中職畢業生、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和進城務工人員等。可見，百萬擴招的對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精準助貧扶智的對象。落實好百萬擴招政策，培養好擴招群體，是高職院校鞏固扶貧成果的有力措施。因此，要研究把握這部分群體的學情和特點，因材施教，改革人才培養方案，積極探索，彈性教學，注重職業素養的提升和職業技能的培訓。(二)以終身學習理念關注高職教育扶貧對象的自我持續發展能力。終身學習理念是21世紀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共同趨勢，也是構建高職教育體系的重要方向，要將這一理念貫穿落實于高職教育精準扶貧，可以幫助我們克服扶貧過程中持續性有限的問題，做好扶貧工作的系統性評估。貧困學生職業技能的掌握、就業能力的增長以及持續發展能力的培育是高職教育精準扶貧成果的檢驗標準，院校要授漁造血，既要顧及對象的當下需求，也要考量到長遠發展之需。從專業建設著手，與地方產業和經濟發展精準對接，產教融合，為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培養所需的高技能型人才，同時以高技能型人才帶動地區產業的革新，促進經濟的發展。要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性，加強職業生涯規劃指導，要讓學生既掌握職業技能快速上崗的就業競爭力，還具備適應未來產業革新和工作環境變化的終身學習能力。另一方面，除了職前學歷教育外，高職院校還要做好職后教育培訓工作，重視并大力開展繼續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考證工作，合理利用學校人力資源和教學資源，統籌規劃，優化內容，創新模式，通過校企合作將培訓和就業服務有機銜接起來，發揮高職教育在貧困人口職業轉換、就業提升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助其脫貧，防其返貧。(三)以多方參與的治理理念構建高職教育治貧體系。高職院校是教育和培訓的實施者，但在組織動員、招生錄取、就業服務、資助保障等關鍵環節，還需要相關職能部門、市場乃至行業企業的共同參與，以多方參與的治理理念來構建扶貧體系，形成高職扶貧的合力。首先，加強宣傳力度，通過各種媒體平臺，對優秀典型的脫貧案例做好宣傳報道、經驗總結和推廣，加強高職教育扶貧的影響力、吸引力、認同感，改變貧困家庭優先考慮讓子女外出打工而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想法，形成全社會共同關注高職扶貧、知曉高職扶貧、參與高職扶貧的良好氛圍。其次，完善激勵政策，吸引更多的企業參與其中，提供崗位，提高頂崗實習專業對口率，增加輪崗學習的機會，在實訓期間，安排企業高級技能人才擔任企業導師，給學生提供技術技能輔導，幫助他們熟練技能操作，積累工作經驗，同時保障學生在實習期間的合法權益，按時按規發放實習津貼。有需求、有條件的企業可以通過訂單班的方式，將就業前置，參與到精準扶貧的招生工作中來，如可以設立專門的企業獎助學金，吸引更多優秀的貧困生，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四)以科學、多元、長效的方式評估高職教育精準扶貧。高職教育扶貧要更新思想和理念，同時兼顧貧困人才培養和貧困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從培養過程上看，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目標的設置上要同鄉村振興戰略相對接，貼近地方需求;在才培養方案的制定上，要把返鄉創業與擇業就業相結合，對畢業生投身家鄉基層脫貧工作給予技術上的指導和政策上的支持。從結果評估上看，科學評估是高職教育扶貧機制持續優化的有力保障，要結合扶貧目標和方式、教育回報長遠性、扶貧對象的主觀能動性等特征，兼顧政策資金人力物力的投入產出、高職教育辦學質量的提升、脫貧實際貢獻、對貧困地區區域經濟的影響等因素，科學合理構建評估體系，同時應當注意評估指標的可操作性和橫向比較性，具體評估工作可由第三方機構承擔，以增強剛性約束和監管。

總而言之，高職教育精準扶貧是我國精準扶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脫貧攻堅戰的推進，高職院校要加強內涵式建設的力度，將精準扶貧與辦學特色結合起來，創新發展，進一步做好做實高職教育面向社會的擴招工作，提高貧困群體的參與度，擴大高職扶貧的覆蓋面，為貧困群體繼續學習提供便利，才能更有效發揮高職扶貧的作用，實現高職教育精準扶貧、高質量脫貧的價值追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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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瞻遠 王超 單位:南京城市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