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緒爾語言學社會心理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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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索緒爾作為現代語言學之父，核心貢獻在于區分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而非言語，研究方法是共時而非歷時，語言存在方式是系統而非原子，使得語言獲得獨立自治能力，但這并不與索緒爾的“語言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論斷相矛盾，相反，語言的社會心理性貫穿于以上三種區分中，還原語言的社會心理性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把握索緒爾對語言的認識，有利于對普通語言學的進一步研究。

關鍵詞:索緒爾；語言；社會心理性；共時；系統

索緒爾認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中“還沒有做到建成一門真正的語言科學”[1]7，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不清，因此在他看來，語言學的任務之一是給語言學劃出邊界。在劃定邊界，找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過程中，索緒爾對言語想象進行了擬像化的抽象，開啟了一個人文科學研究新的歷史進程，索緒爾將新進程稱為符號學，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在“規避個人或社會的意志”之后，這樣的“語言”符號是否還真實存在，或“存在”之后是否還有意義？[2]這種質疑反映了對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的普遍誤解：語言不具有社會心理性。語言的社會心理性受到質疑在于索緒爾明確反對“語言可以反映一個民族的心理特征”[1]318的觀點。但是，這不代表索緒爾否定語言的社會心理性，或認為語言的社會心理性不重要，而是反映了索緒爾語言第一性的社會心理觀。研究語言的社會心理性不是為社會學、心理學作腳注，而是致力于立足語言學自身學科領域情況下更好地揭示語言的本質屬性。誤解的另一來源在于索緒爾所說的“語言不是直接由說話者的心理支配的”[1]320。在此，索緒爾要否定的不是“心理”，而是“說話者”，語言不是由具體的、個別的說話者決定，語言是社會的產物，受社會集體心理的制約。索緒爾反對新語法學派強調的個人心理。新語法學派對個人心理的研究正如心理學家研究“個人腦海中符號的機構”，缺點是“跨不出個人執行的范圍，和符號沾不上邊，因為符號在本質上是社會的”[1]25。因此，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必然與社會心理相聯系，索緒爾認為語言學的上線學科是符號學，而符號學屬于社會心理學，語言首先是一個“社會心理系統”，即根植于某個集體對世界的體系化的認識。[3]由此可見，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具有社會心理性。迄今僅有王紅生在《正確理解語言的社會心理屬性》[4]中直接談論語言的社會心理性，趙蓉暉［5］、申小龍［6］、鮑貴［7］等人研究單方面社會性或心理性，且論文數量不多，故有關語言的社會心理性的研究空間較大，對語言社會心理性的研究有利于消除以上質疑和誤解，有益于對語言的本質屬性的理解。

一、語言社會心理性區分語言和言語

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的區分是索緒爾建立普通語言學理論遇到的第一個分叉路口。如果沒有這種語言和言語的區分，我們將面臨著一堆異質的、雜亂無章的東西而茫然不知所措。［8］索緒爾將言語活動（langage）分為語言和言語兩部分，主要區別在于：一是語言是社會的，言語是個人的；二是語言是純粹心理的，言語是心理和物理的。語言和言語的二元對立反映了索緒爾對語言社會心理性的初步認識。索緒爾用“社會”與“個人”這組二元對立區別“語言”與“言語”是受同時代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關于社會事實是一種集體意識的思想啟發。涂爾干認為社會事實是某個社會中“集體心智”（時間集合物或意識集合物）的心理產物（心理表征）。[9]44由此，索緒爾提出，語言是一種社會事實，是集體心理產物。[10]43一方面，語言是群體心智的產品。語言的符號性決定了它徹底的社會性，語言無法離開社會集體而存在。語言不是由個人塑造的，個人心智只在言語上發揮作用，語言是社會心理、群體心智規約的產物。索緒爾明確道語言以“每個人腦子里的印跡的形式存在于集體中”[1]28，與“存儲在人的意志之外”[1]28并不矛盾，因為后者中的“人”是指個人，其對立面為集體。圖1中語言和言語的公式清晰地說明了為何存在于個人腦海中的語言卻是群體心智的產品。圖1語言存儲在每個人的腦子里，雖然每個人掌握的語言印痕有差異，但每個人的潛在印痕都是同樣的，是整個語言系統，就像每個人被賦予同樣的詞典，可能每個人掌握的詞匯不同，但潛在的詞匯量是相同的，同理，每個個體腦子里的潛在語言印痕等同于集體的語言印痕，因此，所有個體的潛在印痕均用同樣的數字“1”表示，與集體的“1”完全相同。每個個體所擁有的語言系統就是集體的語言系統，語言在個體存在中體現了共同的社會集體心理，也正是因為個體擁有共同的心理印痕，語言才得以實現交際功能。另一方面，語言是一個社會事實。索緒爾借用涂爾干（E.Durkheim）的“社會事實”對新語法學派理論進行批判發展。新語法學派反對19世紀語言學家把語言看作一種“自我發展的有機體”，而是把語言看作“集團精神的產物”[1]11。可是，新語法學派的“集體”不同于索緒爾的社會集體，他們從個人主義者立場出發，認為沒有群體本身，只有所有個體集合構成的群體，這種觀點在新語法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保羅（H.Paul）對集體心理學的態度中可見一斑。保羅將赫爾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的個體心理學為唯一恰當的心理學，反對馮特（WilhelmWundt）的民族心理學觀念，認為只有個體才是科學觀察的主體［10］。新語法學派超越語言的生物有機體論認識到了語言的心理屬性，但局限于個人心理，索緒爾將語言的社會性和心理性融合，更加準確地認識到了語言的社會心理性。索緒爾將人類的言語活動一分為二，界限十分清晰，盡管有時索緒爾也將言語和言語活動混用，如索緒爾說，“語言是言語的產物。[1]28”在此，根據索緒爾對“言語活動”明確的二分法，“言語”一詞應指代“言語活動”，但索緒爾對于語言的準確定義從未動搖，它是社會心理的產物，凡是不具備社會心理性的是言語，不屬于索緒爾語言學研究的范圍。由于索緒爾對語言的社會心理性的準確判斷，才能將言語活動清晰地劃分為語言和言語，確定語言學的研究對象。

二、共時與歷時區分體現語言社會心理性

建立語言學理論的第二條分叉路口是區分共時和歷時。索緒爾對歷時與共時的劃分靈感來自于經濟學，“正如在政治經濟學里一樣，人們都面臨著價值這個概念”[1]111。對研究價值的科學，價值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共時和歷時的區分的必要性。索緒爾堅持共時語言學（synchroniclinguistics）“只能研究關系和價值”[1]126。就“價值”而言，索緒爾認為，要了解語言的價值，只需了解其中的兩個作用要素，“觀念”和“聲音”，并由此抽象出“能指”和“所指”兩個概念。能指并不完全等同于物質上存在的聲音，它具有一定的物理屬性，是在聲音基礎上的抽象。能指的價值不取決于聲音材質如音質甚至音高，而是在系統中聲音的差異性。如“hello”一詞，盡管男生與女生的聲音音質不同，音高不同，但我們依然能識別，因為它們在語言系統中存在音位差異，這種系統中的差異性使得聲音具有價值。也就是說，聲音的物質本質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語言系統中的差異能被人們區分。所以索緒爾說，“語言的能指在實質上不是聲音的，而是無形的”[1]160，無形的能指實際上是物質聲音在說話人和聽話人心中留下的“心理印痕”（soundimage）。從“心理印痕”一詞可以看出，能指是一種人們對聲音的主觀判斷，它由物質上的聲音引起，而后在人們心理中留下痕跡，印痕的本質便是差異性，而這種差異性不是由一個人的心理決定的，而是必須受到整個社會集體意識的認可，因此才可以在每個人聲音均不同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辨別能指，實現語言交際功能。聲音是一種“心理印痕”不是對語言學研究對象的“具體實體”的否定，而是突破了人們機械唯物主義思想的桎梏，強調“心理實體”同樣也是一種“現實的客體”［11］。所指與社會心理的聯系在索緒爾語言與思維一章中已得到詳細論證，故不再贅述。總之，正如索緒爾所說，能指和所指都是與心理相關的，并且通過聯想，二者緊密結合地存在于我們的大腦之中。[1]193能指和所指不僅是心理的，“我們”指稱的社會集體更是明確了索緒爾的語言社會心理性。另一方面，共時語言學，研究的是同一個集體意識感覺到的各項同時存在并構成系統的要素間的邏輯關系和心理關系。[1]136要素間的關系分為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是“同一個集體意識”所感覺到的存在，兩種關系都是人們心智活動的作用，“相當于我們的心理活動的兩種形式，二者都是語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1]165。語言要素以線性的形式依次排列，組合成句段關系，其中要素的價值根據要素間的對立關系而取得。索緒爾提出語言具有句段關系受德國新語法學派語言學家保羅影響。保羅在認為語言存在一種異類關系，即“句法聯系”（syntaktischeVerbindungen），比如在“sprichtKarl”（卡爾說）一句中，前一成分是動詞，后一成分是名詞。這種異類關系是從“外部被帶入心靈的”，即，它們并不或不必潛存于記憶之中，而是在言語過程中組建起來。[12]同理，句段關系作為一種在場的語言關系，是從外部的現實序列中的要素進入心靈。另一種心理活動體現在索緒爾所說的聯想關系。聯想關系中心理為孤立的要素賦予聯系，是集體心智活動的產物。兩種關系的作用使得語言具有生命，“構成了語言并控制著語言的運行”[13]，因而索緒爾將其確定為共時語言學的核心研究內容，同時，索緒爾已經認識到研究這兩種關系是根植于“同一集體”的共同意識。索緒爾對共時與歷時的劃分深刻反映了語言的社會心理性。

三、系統與原子區分印證語言社會心理性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心理學領域“格式塔思想”迅速發展，在格式塔心理學家看來，人是以整體知覺的方式感知現象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14］受其影響，索緒爾提出語言系統論以反對新語法學派語言原子論。索緒爾和洪堡特均強調語言的系統性，但是，不同于洪堡特重視語言系統中個體的要素（尤其是詞），索緒爾更加重視系統的整體性。索緒爾用下棋的狀態類比語言的狀態，棋子相當于語言系統中的要素，每個棋子的行動都要受到整個棋盤的制約。[15]棋盤規則有兩個特點：一是這種規則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二是它不是由當下的棋手決定，而是由社會集體意識決定，是歷史的產物。這兩個特點相互聯系，在語言系統中體現為，在社會集體意識的作用下，語言要素形成對立關系構成系統，語言以系統的狀態而非原子的狀態發揮作用，語言要素只是一種形式而非實質，例如，如果棋子“車”遺失，用另一枚材質形狀的棋子放在“車”的位置，賦予它與其他棋子的對立聯系后可以替代成“車”，因為重要的不是要素的實質，而是要素與其他要素之間的形式關系，形式關系構成了系統整體，個人運用語言時遵循的便是集體意識下系統整體性的規則。索緒爾對整體性的重視印證了他對語言形成的看法：是社會心理而非個人心理影響了語言系統的形成（如圖2）。另外，語言的系統性由語言的任意性決定。任意性使得語言具有對“不在場”的指涉、表現，或替代功能，并且消解了語言能指與事物的某種本質性、能指與物質的聲音之間的聯系，擺脫了對于客觀世界的依賴，語言成為一個自治的系統。[16]任意性的產生“需要一種心理作用”。房德里耶斯（J.Vendryes）認為，“使符號獲得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的價值，需要一種心理作用，而這就是人類語言的出發點。”[17]這種心理便是社會集體心理，社會心理使得言語要素離開事物獨立成具有任意性的語言要素，因而語言的任意性內含了語言的社會心理性。索緒爾從美國語言學家惠特尼（WilliamDwightWhitney）有關語言符號任意性論述中提煉出語言符號根植的兩個維度——“社會共同體和時間”［18］。索緒爾說，“因為符號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傳統的規律之外不知道有別的規律。”［1］104“傳統的規律”便是“社會共同體”和“時間”共同作用的產物。在社會集體心理的作用下，言語符號與客觀世界相分離成為語言符號，構成系統，具有獨立的價值，而社會心理的惰性在時間中將語言要素固定下來，系統具有穩定性，盡管隨著社會事實的更迭，有新的語言要素進入系統替代，但無論何時，言語要素要成為語言要素，都必須經過“社會心理”和“時間”的檢驗。盡管索緒爾明確了語言研究應是共時的，不考慮歷時變化，但是，這不是否認語言系統是“社會力量”和“時間力量”結合塑造的產物，相反，對語言的社會心理性的認識有助于我們對語言系統論的理解。其實，索緒爾在第二次講課時就曾說過：“建立符號系統是為了集體，正如建造航船是為了大海。”［19］語言符號的系統性與社會集體密不可分，社會心理是系統形成的決定要素之一，系統和原子的區分印證了語言的社會心理性。

綜上所述，語言的社會心理性貫穿于索緒爾有關語言和言語、共時和歷時、系統和原子的三個重要區分，語言具有社會心理性是索緒爾對語言的深刻認識，有力地反駁了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是虛無主義的誤解，我們只有認識到語言的社會心理性，才能更好地理解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從中汲取更多能量推動當代語言學的研究發展。

作者:祝藝菲 單位:湘潭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