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財政引起的制度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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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的實質是國家主導型的制度變遷

國家的主導作用未必就是說國家會按照長遠而詳盡的綱領和計劃領導改革，在我們看來，所謂國家的主導作用指的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統治之穩定性和連續性的前提下，由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作出的自我調整。從歷史經驗來看，這種調整主要表現在國家逐步放松對市場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動退出都是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理性決策的結果。國家的自我調整意味著對于治國者而言，維持統治的外部條件發生了較為持久而重大的變化。一般而言，影響國家政權穩定的外部條件主要包括：（1）人口壓力。人口的數量變化不僅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績效（Forgel,1994），誘發制度的變遷（諾斯，1981），還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家政權的興衰有著緊密的聯系；（2）外部競爭。在相對開放的條件下，一國的長治久安不僅取決于內部穩定，還取決于和其它國家之間的某種競爭，比如相對其它國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從長期來看，沒有任何一種良好的體制能夠一勞永逸地保證國家的經濟增長。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僵化癥”往往會阻礙經濟增長，甚至可能引發政權危機（奧爾森，1982）。

二、國家與各種組織的博弈決定改革的路徑

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最終成功可能取決于國家能否和新興組織達成合作和結盟。在已有的過渡經濟學文獻中，經濟學家們幾乎已經達成一種共識，即，在轉軌時期新興組織的尋利活動是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Krueger,1992）。此外，除了在經濟方面對改革的貢獻之外，新興組織的壯大還能給治國者提供新的義理性支持。當然，這種可能性的實現需要看國家和新興組織之間能否達成穩定的合作，具體地說，這種穩定合作的內容就是新興組織用穩定稅收換取國家提供的產權保護。

三、現有的過渡經濟學文獻主要采用兩種不同的模型

一種是決策模型，即強調國家行為在制度變遷中的主導作用。另一種是博弈模型，即假定制度變遷的結果是社會各種力量與國家博弈的均衡結果。我們在研究方法上試圖綜合這兩種不同的模型。在我們看來，向市場經濟過渡是一個由決策模型向博弈模型過渡的過程。傳統計劃體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因此適合用決策模型加以分析。但隨著國家在某些領域的主動退出，給各種社會力量的出現和成長創造了條件。最終，有效的產權制度是這些新興組織與國家長期博弈的結果。

我們感到，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制度變遷時，最需要，可能也是比較欠缺的就是一個分析國家行為的經濟學模型。我們希望能在本文中能對這個方面的研究作出一些補充和改進：首先，本文假定國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治國者）是在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并進而定義國家（治國者）的目標函數為追求義理性最大化。其次，我們認為，財政預算可能就是國家追求義理性最大化的約束條件。根據我們的上述假設，可以得出一個假說，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財政壓力是國家推動改革的直接原因。財政壓力猶如一個窗口，我們可以透過它望見人口壓力、外部競爭和制度僵化等影響國家義理性的更為寬廣的背景。我們所謂財政壓力，是指不斷增加的財政支出（或財政需求）和相對不足的財政收入（或財政供給）之間存在持續的緊張狀態。

在閱讀有關文獻的時候，我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對于國家財政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在主流經濟文獻中卻幾乎很少討論。但是，從熊彼特（Schum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對這一問題的先驅性研究中，我們受到了很大啟發。

熊彼特在1918年發表了《稅務國家的危機》一文。他指出，研究財政歷史使得人們能夠“洞悉社會存在和社會變化的規律，洞悉國家命運的推動力量”.熊彼特還有一段特別精彩的議論：“從國家財政入手的這種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會發展的轉折點時，效果尤為顯著，……在社會的轉折時期，現存的形式相繼殞滅，轉變為新的形式。社會的轉折總是包含著原有的財政政策的危機……”熊彼特認為，財政體制與現代國家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以致于可以把現代國家直接稱為稅務國家。他還指出，財政不僅有助于國家的誕生，還有助于其發展。這不僅是因為支持國家正常運轉的官僚體系就是隨著稅收體制的建立而建立起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國家借助財政可以日益擴大其管轄權，并把其意志逐漸滲透到市場經濟活動中。因此，熊彼特說，“一旦稅收成為事實，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會力量可以握住它，從而改變社會結構。”

希克斯1969年所寫的《經濟史理論》主要談的是，市場經濟的演化自始至終都離不開國家的介入。在向市場經濟緩慢演進的歷史過程中，只有在國家認同并出面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兩大基石（即法律和貨幣制度）之后，這種被哈耶克稱為“自發秩序”的擴展過程才可能持續不斷。而且，市場經濟在近代歐洲的形成，同時就是近代民族國家興起的歷史。民族國家借助市場經濟力量才能成型，并要依賴于市場經濟行使統治權，所以國家意識到必須保障市場經濟秩序，同時也加大了對市場經濟的控制。在這段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就是由于財政原因。近代國家起源于16世紀的西歐，這次歷史變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財政壓力，即君主們需要大筆金錢去支付戰爭費用。國家努力克服財政壓力，一方面不斷尋求向新財富征稅，這導致了現代稅收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日常征稅仍然滿足不了非常時期的軍費開支，所以借債就成為非常迫切的任務。信用是借債的關鍵。結果，西歐國家尋求借款的努力，促進了資本市場和整個金融體系的成熟。

我們把熊彼特和希克斯的思想概括為一個基本命題，即財政壓力是國家推動改革的直接原因。本文的討論，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說是對熊彼特-希克斯命題的補充和擴展。作為對熊彼特-希克斯命題的進一步解釋，我們想補充說明的是，財政壓力所解釋的是根本性的、在歷史上有著轉折意義的改革。作為對熊彼特-希克斯命題的擴展，我們認為，財政壓力不僅是改革的起因，還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改革的路徑，因此，一個更為完整的命題應該是：財政決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