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貿合作路徑優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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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東歐是我國優化對外經貿合作布局的關鍵地帶，在促進我國內外循環高效聯動中發揮著重要的支點作用。雖然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在經貿領域已經取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地緣博弈的加劇以及社會文化的差異等因素仍給雙方合作的深化帶來了挑戰。我們應針對現實“堵點”，著力打通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產業鏈梗阻、統籌各方關系、創新合作形式、夯實人文根基，從而為提升“雙循環”內外對接效率提供新動能。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經貿合作

一、引言

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總體放緩，伴隨著逆全球化思潮的興起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升級，經濟全球化已步入深度調整與轉型的新階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形勢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在這一背景下，我國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的提出為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推動以促進內需發展、提高開放質量為目標的經濟轉型升級拓寬了回旋空間、指明了實踐方向。作為連接歐亞大陸的門戶，中東歐是我國優化對外經貿合作布局的重要板塊與關鍵方向。自2012年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建立以來，雙方政治互信水平得到了有效強化，在積極的政策引領下，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合作格局，不僅為雙方擴大經貿規模、提升務實合作質量注入了強勁動力，而且也為中國進一步拓展歐洲市場、加快準入對接提供了緩沖平臺，為了中國在更大范圍內實現互利共贏提供了區位支撐。雖然較高的經貿契合度與共謀發展的合作意愿使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合作取得了大量實質性成果，但面對多變的國際環境與乏力的經濟增長形勢，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合作面臨的挑戰也日漸凸顯。構建新發展格局給中國對外開放帶來了新的機遇，也賦予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新的潛力。準確把握中東歐優越地理位置，系統梳理阻礙中國—中東歐經貿合作深化的問題根源，將為新發展格局下打通雙方對接“堵點”提供依據，從而以更加優化的合作路徑為加快“雙循環”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提供有力支撐。

二、中東歐對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意義重大

中東歐是當前歐洲乃至全球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背靠歐盟大市場，東聯西通優勢明顯，為中國對外經貿合作的“向西延伸”開辟了通道，能夠推動國際循環規模與質量的雙提升。因此，中東歐對于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意義重大，是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高效聯動的關鍵支點。

（一）地理位置優越，通道作用明顯

雖然中東歐國家國土總面積僅有14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不過1.3億人，但作為歐亞非銜接的過渡地帶，中東歐歷史上就是全球經貿的重要樞紐。當前中東歐的區位重要性依舊突出，在影響著世界經貿格局的同時，也為我國西進歐洲市場開辟了通道。一方面，中東歐東鄰俄羅斯、烏克蘭，西接西歐，連通著黑海、亞得里亞海、地中海等，是貫通海陸、連接中歐兩大市場的重要物流通道，多元且便捷的運輸方式選擇為中國在更大范圍內提升經貿合作效率提供了基礎保障。另一方面，中東歐國家大部分是歐盟成員，市場的一體化發展賦予了中東歐同西歐開展經貿往來有利的先決條件。借助中東歐市場的中轉優勢，中國可以更低的成本開拓歐盟市場，從而為中歐經貿關系發展開辟窗口、拓寬渠道。

（二）產業互補性強，經貿契合度高

隨著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不斷深入以及雙方市場開放進程的持續加速，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對各自資源稟賦、產業特征、市場政策等方面都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這不僅為雙方提升經貿對接效率、擴大經貿合作規模指明了著力方向，而且推動了雙方產業的互補性發展，促進了雙方經貿合作潛力的進一步釋放。在貿易方面，從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產業貿易互補指數來看，根據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4的一位數商品劃分，2012—2018年，中國對中東歐國家出口的10類商品貿易互補指數均值中，7類商品實現了增長，在進口商品中也有6類商品的指數均值得到了提升。對于綜合貿易互補指數來說，2018年，中國從中東歐各國進口指數均值大于1，總體呈現出較強的產品互補性，而出口指數均值也達到了0.992，同樣表現出較高的契合度。2020年，中國與中東歐17國貿易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034.5億美元，同比增長8.4%。在投資方面，截至2021年5月，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雙向投資規模已接近200億美元，涉及汽車零部件、化工、家電、物流、礦產、商務合作等多個領域，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可見，近年來的相互協作與優勢互補使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產業結構更為融合，這將激發更大的產業關聯效應，為提高“雙循環”良性互動水平注入經貿合作新勢能。

（三）中東歐國家發展意愿強烈，合作訴求突出

與西歐發達國家相比，中東歐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滯后，雖然近年來其地區政局的趨穩以及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使中東歐經濟增長活力增強，但客觀存在的發展差距并沒有改變其在歐盟內的“邊緣”地位。強烈的地緣政治焦慮與經濟發展訴求促使中東歐國家急需尋求更多合作機會，為其擴大在歐盟內的戰略影響力和提高自身戰略自主性“加碼”。中國4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不僅使中國企業形成了強大的產業發展能力，而且積累了豐富的對外合作經驗，這些正是中東歐國家現階段所急需的關鍵要素。深化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合作，不僅為我國優質產能的輸出提供了需求市場，還能有效地彌補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的要素缺口，為“雙循環”營造了互利共贏的良好氛圍。

（四）政策成果豐富，機制平臺多元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傳統友誼深厚，2012年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的建立更加深了雙方協同發展的意愿，為提升經貿合作效益夯實了政策基礎。目前，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已形成了多層級的政策對接框架。例如，在區域層面，雙方定期發布綱要或規劃，通過一致化目標路徑，引領區域合作實踐方向的統一；在國家層面，中東歐國家與我國全面完成了“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的簽署，以雙邊關系發展助力多邊合作共贏；在地方層面，中國多個省份立足本地特色同中東歐國家開展友好往來，通過釋放央地協同效應，進一步促進了雙方的深度融合。此外，依托多元且高效的聯動網絡平臺，雙方經貿合作韌性加固，為“雙循環”提供了一條可靠的通道保障。

三、新發展格局下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加強經貿合作面臨的挑戰

雖然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開展經貿合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穩定的國際形勢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等仍給雙方合作的深化帶來了挑戰。

（一）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中國與中東歐產業鏈不確定性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深刻影響著國際社會經濟的運行秩序，不僅使全球化進程遭遇逆流，而且給全球產業鏈帶來了負面沖擊。在全球產業依賴度不斷提升的背景下，歐洲依舊嚴峻的疫情形勢，使中國企業在中東歐的產業鏈重構風險驟增。中東歐多數國家已加入歐盟，政治、輿論的干擾加劇了其對于自身供應鏈安全性的擔憂，而地區疫情的反復客觀地提高了中東歐與中國經貿合作的壁壘。從短期來看，中國與中東歐經貿聯系并未出現顯著減弱，但從長期來說，產業鏈結構的變革很可能引發中國與中東歐經貿供需的外移，從而使“雙循環”動力受限。

（二）地緣博弈加劇，合作空間受到擠壓

中東歐國家長期處于大國博弈的夾縫之中，地緣范圍的敏感性和多方利益交匯的復雜性，使該地區國家政策極易受到區域外大國的影響與控制，中東歐地區有限的戰略自主給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經貿合作帶來了挑戰。在美國方面，無論是特朗普時期提出的“清潔網絡”“藍點網絡”計劃，還是拜登政府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均有通過拉攏、脅迫中東歐國家“選邊站隊”，對中國形成排擠之意；在歐盟方面，傳統西歐大國一直將中東歐視為其“后院”，不僅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存在警惕，而且通過規則、輿論等途徑，阻礙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合作進程。大國的博弈加劇給中東歐國家帶來了顯著的政治壓力，部分國家為了尋求地緣利益的平衡，開始對中國項目“設卡”，在擠壓了雙方合作空間的同時，也使國際循環的系統性風險影響上升。

（三）社會差異明顯，“軟聯通”基礎不牢

中國與中東歐地理相距甚遠且歷史發展差異明顯，雙方有著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傳統，從而造就了迥異的市場軟環境，給雙方經貿活動的暢通對接帶來了不利影響。一方面，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文化背景差異甚大，語言、宗教、風俗等鮮明差異不僅造成了雙方市場主體的交流與溝通障礙，而且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也極易引發經營中的矛盾與沖突，直接影響雙方開展經貿合作的效率與效益。另一方面，規則兼容度是阻礙中國與中東歐經貿互通的又一重要因素。例如，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在海關檢驗檢疫標準上具有明顯差異，雖然雙方在準入管理機制的對接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與協調，但仍無法滿足日益高漲的貿易需求，阻礙了雙方貿易潛力的充分釋放。“軟聯通”是互聯互通不可分割的關鍵要素，對于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合作影響同樣不可小覷。夯實“軟聯通”基礎，以中國與中東歐各國務實需求為導向，增強社會共識與規則融通應成為促進雙方經貿合作的重要著力點。

四、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經貿合作引領新發展格局的實踐路徑

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與連接歐亞市場的關鍵紐帶，中東歐對于促進協調“雙循環”高效聯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的助力下，中國與中東歐經貿合作成果豐碩，得到了相關國家的普遍認可，但客觀存在的不利因素仍影響著中東歐在新發展格局下經貿聯動功能的充分發揮。我們需針對現實“堵點”，著力優化中國與中東歐經貿合作實踐路徑，為進一步鞏固“雙循環”海外支點，全面提升“雙循環”內外對接效率提供支撐。

（一）打通產業鏈梗阻，促進要素自由流通

新冠肺炎疫情削弱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要素流動的通達性，使產業鏈對接成本大幅上升，也極大影響了要素供給的時效性，給雙方產業鏈的穩定協同發展帶來了負面沖擊。為了強化中國與中東歐的產業鏈韌性，減少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干擾，一方面，需著力恢復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運力供給能力，在充分發揮好中歐班列通道作用的基礎上，加快海運、空運渠道的疏通與開拓。通過提升已有運輸線路運行效率、優化“運貨對接”機制、完善區域節點基建布局等方式，打通運輸網絡梗阻，以更加暢通的要素流動渠道激發中國與中東歐經貿合作的潛在需求；另一方面，需繼續加強雙方抗疫合作，在做好對中東歐關鍵應急物資供應的同時，積極開展多層級、多形式的防疫交流工作，不斷釋放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共戰疫情的積極信號，為進一步提升雙方產業鏈強度贏得更大的社會支持與認同。

（二）統籌各方關系，樹立區域合作新形象

隨著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經貿往來的日益密切，域外大國對中國的打壓力度也在逐步加強，這影響了部分中東歐國家的對華態度。為了有效改善當前不利的外部環境，一方面，要堅決維護好自身主權立場，必要時回擊、批駁不實言論，以消除部分中東歐國家的疑慮；另一方面，面對大國間的博弈，中國需針對性做好雙邊經貿合作工作，深入挖掘各方合作的“最大公約數”，全面探索合作契合點，開展標志性的合作項目，以提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預期，為進一步發揮中東歐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支點作用筑牢互信之基。

（三）創新合作形式，培育產業競爭新優勢

長期以來，國際大循環在中國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但隨著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外部需求的下滑，僅依靠出口與投資驅動國內經濟增長顯然已遇到瓶頸，只有主動拓寬對外渠道，著力提升產業發展能級，才能創造出有效的國際市場需求，為暢通國際循環注入內生發展動力。為進一步激發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合作潛力，首先，中國可發揮數字經濟大國優勢，借助數字技術拓展與中東歐的經貿合作空間，以數字化思維創新合作模式，在數字化變革中創造雙方經貿對接新需求；其次，中東歐是中、美、歐產業鏈的覆蓋重疊區，隨著美歐經貿合作壁壘的不斷升高，中東歐將成為中國企業“跨越”壁壘限制的理想區域。中國企業需充分借助中東歐市場，不斷強化在中東歐與美歐企業的產業聯系，以多元化產業鏈對接布局、對沖“脫鉤”風險；最后，中國需繼續優化自身營商環境，并利用好市場、制度與創新成本等優勢，不斷吸引中東歐資本投資，在促進雙方貿易平衡發展的同時，倒逼國內企業加快創新升級，以外源動力為驅動，促進“雙循環”內源動力不斷釋放。

（四）夯實人文根基，加碼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軟聯通”

為有效夯實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人文基礎，全面激發經貿合作意愿與熱情，首先，中國企業應堅持將文化交流互鑒、促進民心相通作為開展與中東歐國家業務往來的重要任務之一，重視對員工的外事培訓，使之對合作國的宗教信仰、語言文化以及法律規則有所了解，避免因溝通不暢或思維沖突影響合作進展與效率。其次，中國應在充分考慮各國發展實際的基礎上，依托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這一多邊機制，以平等協商為原則，不斷推進區域規則和標準的融通，從而構建起更加自由暢通的跨區域市場環境。最后，我國需著力加強軟實力建設，在積極推進各領域、各層級的人文交流的同時，加大中東歐研究智庫建設力度，以服務決策為宗旨，不斷夯實戰略思想支撐，為提升中國與中東歐經貿合作水平提供更具前瞻性與科學性的方向指引，為進一步發揮中東歐在“雙循環”中的功能注入智力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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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