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登死亡還不能改變全球經濟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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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追殺本·拉登十年，終于得手，已經在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場上引起了顯著的反響，美元匯率上升而商品價格有所下跌。但通觀全局，拉登之死還不足以深刻影響國際經濟全局。

之所以如此判斷，首先是因為拉登影響力較大的地區在全球經濟中所占份額較小，在實體經濟部門產出中所占份額更低。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的實際影響力集中于中東北非國家，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1年4月號《世界經濟展望》數據，這一地區在2010年全球實際GDP中所占份額不過50％，即使這一地區全部陷入全面混亂，直接影響的也不過是全世界5.0％的產出，更何況拉登及其基地組織還沒有這般神通呢!因此，拉登之死的經濟影響將主要是集中在金融市場、虛擬經濟部門，而不是實體經濟部門。

本·拉登之死若要真的對世界實體經濟部門基本面產生影響，唯一可行的途徑是美國統治集團能以此為由宣布十年反恐戰爭勝利結束，真正大幅度減少在海外過多過濫的軍事干預，避免美國國力過度耗竭。只有這樣，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才能更快更好地擺脫失衡，美國經濟和美元匯率才能獲得可持續的長久支持。問題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所引發的道德風險，加上多年來濫用軍力的實踐，已經在美國內外孳生起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力圖把美國繼續固定在目前這條濫用軍力的軌道上，卻全然不顧此舉是否會導致美國國力過度耗竭而最終不可持續。看看美國國內主張肆意干預外部事務的強硬勢力，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國家的所謂民主派、反對派把奪取政權的希望寄托在美國干預之上，看看他們為此在美國展開了何其強大的游說，我們就不難明白這個利益集團左右美國走向的勢力多么強大。在利比亞戰爭中，盡管美國高層起初堅持不作軍事卷入的立場，到頭來卻不得不步步后退，盡管對利比亞反對派心懷疑忌卻提供了數千萬美元軍事援助，未來完全有可能如同美國逐步陷進越南泥潭、蘇聯步步卷入阿富汗那樣重蹈覆轍。由此看來，即使美國領導層中的明智之輩有心收縮過度擴張的戰線，保養國力，其國內外利益集團也已經使其欲罷不能了。

即使在金融市場、虛擬經濟部門，單有拉登之死本身也不足以引爆大規模的市場逆轉，只有與美國貨幣財政政策根本逆轉結合在一起，才能成十倍百倍地放大其沖擊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美國實際利率意外上升約5個基點，相對于那些對美國沒有直接金融風險暴露的經濟體，有這種風險暴露的經濟體(平均暴露為16％)凈資本流動將在季度內下降GDP的0.5個百分點，且這種額外的負面效應不斷增大。凈資本流動對美國貨幣緊縮的敏感性隨對美國直接金融風險暴露水平提高而增加，并在全球融資環境(利率，風險偏好)寬松時更加強烈；擁有較深國內金融市場和強勁增長表現的受沖擊較小。這樣，如果此時美聯儲宣布結束寬松貨幣政策、開始加息，而且加息幅度可觀，那么我們可望看到拉登之死引起的商品市場波動演變成商品價格雪崩，美元則將一飛沖天；問題是美聯儲剛剛結束的會議決定其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將如期于6月份結束，目前貨幣政策保持穩定。這樣，等到美國貨幣政策真正開始逆轉的時候，本拉登之死效應恐怕已經消散得差不多了。所以，基于上述分析，盡管本拉登死訊傳出后美元匯率小幅上揚，但這種效果只能是短期的。

誰制造了“國博北門孔子像立廢”四大糾結

這兩天，圍繞國家博物館北門外孔子像的廢與立，各種意見紛繁不斷。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孔子像立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合時宜，不合禮儀，也不太符合政治邏輯；現在悄然搬遷，說明立像的主導者失敗了，被民意打敗了，孔子“落寞”了。但我認為，公眾完全沒有必要對此過于糾結，中國人所需要、所認同的“精神載體”終將以合理方式的回歸，以大家認同的方式繼續傳承。

國家博物館北廣場上的孔子像立于2011年1月11日，這座高9.5米、重17噸的孔子銅像悄然立起來，確實缺乏一點隆重，沒有誰來昭告天下。在各種議論紛雜之時，4月20日，這尊孔子像又被悄悄地移走了。移到何處?報道說。根據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整體設計，在館內西側南北庭院設立雕塑園，陸續為中華文化名人塑像，第一尊完成的是孔子像。因庭院建設工程未完工，孔子塑像暫安放在國博北門外小廣場。目前，庭院建設已竣工，按設計方案，將孔子塑像移至國博西側北庭院內。

于是，有人翻出2011年1月11目的《京華時報》的報道，國博館長呂章申就“為何將孔子像樹立在北廣場”進行說明。呂章申說：“國家博物館北廣場有著特殊的地理位置，國博作為積累與承傳中國歷史文化的國家最高殿堂，理應為這一重要區域增添光彩，增加與這一宏偉而莊嚴的建筑相應的文化含量。”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呂章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又表示：“西方國家博物館的門口都有雕像，國家博物館擴建以后，門口豈能沒有雕像?而孔子是世界公認的文化巨人，所以就立了孔子像。”呂章申對于群眾的反對聲音如是說：“不能把孔子像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應多從文化的角度去詮釋孔子像。”呂章申在孔子塑像落成儀式上特別強調：“該銅像臨近長安街和故宮的地理位置有助于展示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北京晚報記者2011年4月21日電話采訪了國博工作人員。他們的解釋是：“在館內西側南北庭院設立了雕塑園，將放置中華文化名人塑像。第一尊完成的是孔子像，但當時庭院沒有完工，就放在了國博北門外小廣場。現在庭院已建完，就將孔子雕塑移到西側北庭院里去了。”

對于孔子像不足百日的“立廢之爭”，有人幸災樂禍，有人扼腕嘆息，有人譏笑挖苦，一些人則為孔子歷史地位和當代政治擔憂，我認為，這些其實都是浮云而已，歷史終究有它自己的路徑。中華民族不會因一尊孔子像的立廢而發生大的變異，不會因此找不到方向，甚至失去方向。

為此，我呼吁大家放棄圍繞孔子像立與廢的糾結：

一是該不該立像的糾結。

孔子作為中國儒家治國和道德體系的化身，為他立像并不突兀。這次引起爭議，主要是立像的位置十分惹眼。即使部分人不認同孔子的價值，但這不妨礙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地位。從一定意義上說，孔子所主導的儒家文化也具有其難以撼動的政治地位。

過分指責國博也是缺乏道理的。如此大的動作，不應僅是國博所能承擔。

二是政治上該不該認同、應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孔子的糾結。

有人認為。孔子文化曾經有過政治上的輝煌，也遭遇到政治上的破落，典型的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砸爛孔家店”運動。現在又把孔子抬出來，是執政者失去自信的表現。并且，孔子那一套與現代政治體系完全不相吻合，所以，沒有必要推崇孔子。

我認為，任何文化都是需要揚棄的，不可能完全照搬照用。繼承、吸收、運用孔子文化中有利于社會和諧的東西，沒有什么不好。我們的社會需要秩序，而孔子文化中對于倫理道德和秩序的規范，的確有許多可取之處。何況，就是孔子文化，也是可以與時俱進的。現在一說國學，立即就披掛上漢代服裝，其實大可不必。

我們信奉孔子學說，但不是只要孔子學說。認為推崇孔子就是政治上的放棄或者轉折，是幼稚的。

三是孔子像該不該搬遷的糾結。

既然公眾特別是精英階層對“孔子像立在國博北門外廣場”不太認同，國博知難而退，也是一種選擇。我們應當允許這樣的選擇。當初立像沒有采取“昭告天下”的方式，大概就是一種試探策略。當然，這樣做會被指責倉促和隨意，但對于決策者來說，或許沒有更佳的辦法。現在搬遷孔子像，很像是急就章，但社會應當給一點寬容。

其實，類似的情況已發生過一次。當年立于天安門廣場的“中華民族團結柱”，就曾經歷了在廣場“永久保留”、“搬遷至奧運公園永久保留”和不知后事如何的變化。這兩件事說明，在超級重大的場所增加和變更陳列，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戰性的事情，確實難度巨大。一個最好的對策就是，不要挑戰公眾的基本認同。就是現在的孫中山像和當年的馬克思、恩格斯像，也是逢年過節立于廣場，平時就請走了。

四是執政文化資源是否匱乏的糾結。

總有人指責中國在全球辦孔子學院，認為這是拿孔子當道具，實在沒有當代自己的文化了才拿孔子說事。有人甚至就此歪曲說，執政者沒有自己的價值觀體系。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中國文化傳承豐富多彩。不是哪一個文化符號能夠全部概括的。孔子作為在世界范圍內傳播極廣、可交流性極強的載體，我們為什么不加以尊重呢?即使有一點功利性的運用，又有何不可呢?

執政的文化資源十分豐富，但各種資源，最終都要統一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而不是代替關系。不能夠說，我們在某一個時期出現一點特定的“熱”(如“孔子熱”)，就認為“惟有孔子可以救世”了。這是天大的誤解。一是我們不認為現在的社會不可救藥，二是我們不認為哪一個單獨的符號可以救世。對于孔子的重新認識，只是漫長中國文化長河的漣漪而已。

我的建議是，把孔子像立于國家大劇院門口。孔子像想突破公眾原有的認知格局不易，但放置在新的建筑群體中，則接受度會顯著提高。特別是，國家大劇院洋派風格濃厚，孔子像的出現，可以很好地體現一種中西交流。

中國實現體面勞動的核心力量

在一如既往關注充分就業改革的同時，促進體面勞動的一個內容是更多地關注勞動者的社會權利、就業公平、社會保障和社會對話問題。去年“五一”前夕，國家主席發表講話：“要切實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建立健全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完善勞動保護機制，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

經過一年的努力，我國實現體面勞動有哪些新進展呢?首先，我國政府提出“體面勞動”，旨在通過促進就業、加強社會保障、維護勞動者基本權益，以及開展協商對話，來保證廣大勞動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嚴的條件下工作，進而實現人的價值和尊嚴。

2010年伴隨著富士康連跳事件，不僅折射出了當代勞動者艱難的生存狀態問題，由此引發了珠三角企業加薪潮和遷移潮的連鎖反應；本田零部件公司罷工事件產生的蝴蝶效應致使本田在中國的整車生產企業均被迫停工停產，標志著我國二十多年來的低勞動成本策略，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勞動爭議頻繁，以過去傳統手段為主的經濟管理手段已經無法適應市場經濟下政府管理經濟社會的需要。

這種經濟轉型中特有的現象在中國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中國經濟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是以犧牲勞動者利益作為代價的，勞動者已經不能再接受了。雖然《勞動法》、《就業促進法》對規范勞動關系起到一定意義的作用。但說明通過原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市場主體進行調控的效度下降。

體面勞動的發端和變遷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制度根源，因其具有道德合理性、符合社會公共利益、回應社會生產的實踐需求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規律等特點而極富生命力，頗具理論與實踐價值。在促進就業與經濟發展、針對目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及就業形勢，實現體面勞動需要構建一個企業發揮主體力量、政府承擔主導責任、工會發揮協調作用的三方核心力量。

具體說來我國實施體面勞動有以下幾個著的點。

一是建立和健全保護勞動者權利的法律法規，在《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的基礎上，今年新出臺的《社會保險法》等，這些法律可以覆蓋勞動者擇業權、話語權、集體談判權、健康權、人格權、社保權、受教育權等權利；協調企業活動中的多元利益關系，促進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實現勞資關系合作共贏；關注員工心理健康，注重員工幸福感、榮譽感和成就感的塑造，增強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特別當《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使勞動關系訴訟成為零成本時，更是提高了普通工人特別是農民工以法律武器低成本地保護自己權益的積極性。因此，接受審理的勞動爭議訴訟案件增加，并不意味著勞動關系比以前惡化。

二是中國政府把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努力實現社會就業人人平等。這就需要最大限度創造勞動者就業和發展機會，要強化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實施相應的財政、金融、產業等方面政策，建設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健全面向所有困難民眾的就業援助長效制度，完善就業與社會保障的聯動機制，促進體面勞動，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三是大力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機制，使工資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一致，與企業效益提高相一致，確保每個職工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進一步消除行業壟斷，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社會協商對話，組織和代表勞動者參與社會政策的制定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增強勞動者的社會話語權，推動勞動就業、休息休假、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培訓、勞動安全等方面制度的完善，使勞動者能平等參與社會生活、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得到社會尊重與認同。

四是建立中國勞資關系評估機制。在我國全面推進體面勞動健全政策體系的同時，既需要從宏觀社會層面進行具體部署，也需要對微觀個體層面進行績效考核；既要反映體面勞動的客觀依據，也需要結合主觀感受來進行綜合評價。

目前一些省市依據體面勞動的內涵，從就業、權利、社會民主、社會保護四個維度，從政府、企業、員工三個層面分別對體面勞動測評指標做進一步的分解，使運用體面勞動指標體系評價的結果能夠更加準確、全面、客觀，促進我國體面勞動更加全面、更加務實地發展。

體面勞動意味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相互協調，體面勞動意味著人的生存和發展質量的全面提升，體面勞動因此應當成為我國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個領域改革目標的主要內容。

從政府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與經濟建設型政府相比，在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各項職能中，“創造充分的、生產性和自由選擇的和體面的就業”應當置于更加重要的突出位置，這樣的體面勞動才能等同于“賣現人的價值和尊嚴”。

房價調控政府面臨兩難選擇

目前的房價調控政策是至今為止最嚴厲的，但是，幾個月過去了，就像近6年來每一次調控一樣，房價并未因調控政策出臺而明顯下跌，房價仍在上漲。盡管一些地方漲幅有所下降。

這次調控的最大特點是限制投資(機)購房。很明顯，政府認為中國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投資購房。現在大城市基本上已將投資購房的渠道堵死，可是房價仍降不下來，由此可知，將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投資購房的判斷是錯誤的，真正的主要原因是自住需求大于住房供給。

所以，如果調控政策只是針對投資購房，則此次調控必將像以往歷次一樣，結局是房價越調越高。但愿政府能從房價調控的屢次失敗中清醒過來，真正認識到中國房價尤其是大城市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自住需求而非投資(機)需求增加。不過，即使認識到了房價上漲的真正原因，政府也會面臨兩難選擇。

其一是，增加土地供應與“18億畝土地紅線”的兩難選擇。讓房價下降必須大量增加土地供應以增加住房供應，可是，中央政府堅持“18億畝土地紅線”不能突破，所以地方政府即使有意愿增加土地供應，也會因這條“紅線”而難有作為。

其二是，房價下降、財政收入減少與財政收入增長指標的兩難選擇。如果政府大量增加土地供應，比如每年增加50％以上，則土地供應價格、商品房價格均必然大幅下降。結果是，雖然每年土地供應總量增加，但是，政府從土地供應、房地產交易稅中得到的總收入可能反而減少。而現在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任務都很重，指標一年比一年高。

其三是，建設保障房與改善財政收支狀況的兩難選擇。現在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增加保障房供應，并將數量分解到各省市區，必須完成。保障房建設需要地方政府提供資金，建好后或低價出售，或低價出租。地方政府從保障房中不僅無法獲利反而要倒貼錢，顯然，這是個虧本的事。并且，增加土地以建設保障房，就減少了商品房的土地供應，政府從房地產中得到的收入就會減少。所以，建保障房使財政支出增加，同時使財政收入減少，這一增一減導致地方政府財政狀況明顯惡化。而政府希望的是收入增加、支出減少，收支狀況得到改善。

上述三個“兩難選擇”使地方政府沒有主動性、也沒有積極性去控制房價，反而會主動地、積極地去推高房價。這也昭示對此次房價調控的前景不容樂觀。而要降低房價，必須政策上有所突破，思路上有所改變。

首先，必須突破“18億畝土地紅線”，允許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將更多土地用于住房建設。“18億畝紅線”是許多年前制定的政策，但是，中國的城市化程度逐年上升，2010年底已經接近一半人口住在城市。城市人口增加了，農村人口減少了，則城市用地也應隨之增加，農村用地隨之減少，不應死守“18億畝紅線”。只有土地供應總量大幅增加，商品房供應、保障房供應才有可能大幅增加，房價才有可能明顯下降。

其次，不應向各地政府提出過高的財政收入增長要求。現在，各地政府來自房地產的收入(包括土地拍賣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很高，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估計在30％以上，中小城市這一比例更高，地方政府靠商品房的高房價才得以保證財政收入高增長。既要降低房價，又要政府出資大量建保障房，同時又要保證財政收入高增長，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事。

個稅征收要體現出“個性”

4月25日，中國人大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并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根據該草案，個稅起征點將由現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同時，個稅稅率也由目前的9級超額累進稅率修改為7級。

較之于目前實行的個稅起征點及稅率來說，《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所進行的修改顯然更合理一些。不過，在4月22日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上，該草案并未提交會議進行表決，而是決定將該草案向社會全文公布征求意見，在進一步修改完善后再行表決事宜。

這一決定體現了我國立法機關對民意的尊重。實際上。對于這次“個稅法”的修改，國人確實非常關注，而且也發表了不少看法，其中比較集中的一條就是認為3000元的個稅起征點仍然太低。很多人提出了5000元甚至更高的起征點。

筆者也是支持選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實際上，即便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這一起征點較之于1980年800元的起征點來說，仍然是偏低的，哪怕提高到1萬元也不過份。

但個稅起征點的提高只是一個方面，它不應該是《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的全部。實際上，不論個稅起征點如何提高，它都是有局限性的，它還會留下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所以，要使本次《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更加完善、合理，更加公平、公正，這就有必要改變在個稅征收問題上“一刀切”的做法，使個稅征收體現出更多的“個性化”或“人性化”。

首先要考慮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差別。同樣是3000元的工資收入水平，在不同地區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在一些大城市里，3000元只是一個很低的工資收入水平；而在一些中小城市里，3000元是一個中等收入；至于鄉鎮、農村，3000元的月收入就屬于高收入了。正是基于3000元收入的實際意義在不同地區是不同的，因此，個稅起征點在不同的地區理應不同。

其次，要考慮到家庭與家庭之間的收入差別。不同的家庭，收入是不同的，這種不同的收入決定了家庭之閽的經濟狀況不同。比如，張三的家庭，全家三人都工作，每人每月工資在2000～3000元之間，雖然其全家無人納稅，但其全家的經濟狀況至少還算不錯。而李四的家庭，也是全家三口人，但妻子無工作，小孩正上學讀書，其全家人就靠李四每月4000元收入過日子。比較兩個家庭，張三一家顯然更富裕一些，但李四因為個人收入相對高一點卻還要交稅，這對于李四的家庭來說顯然不公平。所以，個稅起征點的調整必須考慮家庭因素，應以家庭人平收入為標準計征個稅。

其三，要考慮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對于不同的人來說，3000元的價值也是不一樣的。比如，甲乙兩人都在同一城市工作，他們的收入都是每月3500元。但甲是本城市居民，而乙是外來人口，獨自一人在該城市打工。對于這樣兩個人來說，甲每月3500元雖然不富裕，但居家過日子并不難。但乙的日子顯然要難過得多，至少每月都要承擔一筆不低的租房支出。如果甲乙二人一樣征稅，這對乙來說顯然并不合理。如果進一步考慮到乙還要買房的因素，乙每月的收入買一平方米都不夠，乙當“房奴”的資格都沒有。因此，《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有必要考慮到人與人之間的不同，讓個稅征收

下一步貨幣緊縮、匯率政策將會帶來影響。美元的走軟，必然客觀上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從日本的情況來看，地震和核災害導致的沖擊，對日本經濟有直接的影響，而從全球經濟的評估來看，電力短缺的影響更值得關注。電力短缺會形成一個供應鏈的沖擊，雖然大量的加工制造業已經從日本轉移，但是在電子、汽車這些行業，高端的加工設備、原器件還是在日本，電力短缺對于這部分的生產形成沖擊，并通過供應鏈沖擊到中游和下游加工制造環節，將使得保持低成本的供應鏈成為過去式，企業必須要為供應鏈付出更高的成本，要多留一點庫存，尋找新的原材料的供應。

未來日本企業比較理性的選擇，是把這一部分原產品留在日本本土的元器件、設備加工轉移出來，因為很多中游、下游也是日資企業，為了自己產業鏈的完整，轉移到中國或者東南亞。但這樣的話，它的產業空心化趨勢是很難避免的，同時產業轉移會使得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下降，而災后重建意味著進口需求的增加，貿易順差的情況可能改變，日本政府可能被迫要進一步放松貨幣。

對于歐洲來說，其在資產負債表的修復過程中，對于負債方所做的工作也是比較少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出臺長期解決債務危機，如增加稅收來源等等政策比較難，容易受到抵制。同時，歐洲相當一部分債務由國際投資者持有，國際投資者的投資偏好和風險收益的調整，對國債發行非常有影響。所以如果國債發行有問題，而財政方面不愿意作調整的話，也不排除可能由央行來出面干預。

中國貨幣政策面臨國際環境約束。如果歐美日始終刻意保持低利率的話，會直接制約中國利率政策的加息空間。盡管國內物價壓力可能很大，但是可能加息的空間不是很大。同時，我國明年外匯儲備有可能到4萬億美元，這就使得央行對沖成為一個常態的操作。央行對沖流動性，無非就是兩個渠道———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票據。在目前貨幣基數之下，存款準備金率提高0.5％，大概凍結3700億人民幣左右，而在二季度對沖乃至全年對沖會成為一個常規性的操作。一個最簡單的假設，如果二季度外匯儲備增加2000億美元，相對投放差不多1.2萬億元多，到期的央行票據為1.8萬億元，所以如果央行新發票據完全對沖1.8萬億元，那么新增的這1.2萬億需要通過上調三次存款準備金率來對沖。

此外，決策者可能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依賴匯率工具。如果美元刻意保持低利率，大量的流動性將使得商品價格大幅度的上漲，會加大中國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從目前情況來看，隨著農產品價格的回落，其所帶來的通脹壓力逐漸減弱，輸入型通脹將成為未來的通脹新動力。所以在這個時期，適當地加快升值，有助于抑制輸入性的通脹。

社會融資總量蘊含政策新趨勢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融資渠道多樣化、金融機構主體多樣化，特別是到2010年，人民幣貸款只占整個社會融資總量的50％，這樣一個變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首先，從趨勢上來看，隨著社會融資渠道的多樣化，貸款占比下降的趨勢還會持續。對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來說，要清醒地認識到，僅僅依賴存貸款利差的傳統商業模式，其盈利空間將越來越受到擠壓；而能夠綜合運用多種融資渠道工具，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會獲得更多的增長空間和機會。

其次，從企業角度來說，這對企業的金融運行能力考驗加強。目前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企業，其判斷金融形勢差異很大，有人說錢非常緊，用很高的成本去融資都融不出來；而有人說錢非常充足，找不到好的項目。

最后，對貨幣政策決策者而言。社會融資總量目前還處于一個引入階段，主要只能是作為一個監測目標，特別是在初期，很難做一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而且，目前統計的口徑和范圍還不是很完備。不過，這個指標出來之后，還是隱含了一些政策含義。在信貸占主導的時期，主要靠數量工具，效果還是不錯。而價格工具用得非常審慎，特別是利率、匯率動得很慢。而隨著社會融資多樣化，將促使政策工具組合中，利率、匯率工具的使用會比以前的調控更加靈活。此次我國利率水平的跟進速度比前面每一次調控都要快，這是社會融資多樣化之后的一個必然結果，所以下一步市場也應該充分意識到這樣一個特點。

房地產行業該對誰征收暴利稅

什么叫暴利?發改委正在研究商品住房領域實施反暴利規定。暴利不是看價格漲幅多少，而是看真實的利潤率。從利益鏈角度來看，土地壟斷造成土地壟斷利潤極高、信貸壟斷導致資金使用成本很高、60多種稅費導致開發、持有與轉讓成本過高。

要說房地產市場的暴利，很多近兩年拿地的開發商其真實利潤不過10％左右，這種利潤與其他行業的利潤相比，簡直不值一提。當然早期拿地的開發商利潤較為豐厚，但這樣豐厚的項目現在少而又少。然而其它行業的利潤超過40％的多如牛毛，甚至連賣餅的阿姨們，都有50％的利潤。

在房價的成本中，大家都知道其中最大的成本是地價成本。眾所周知，這幾年土地成本漲幅是最高的，面粉比面包貴的怪事比比皆是。地方政府低價征地又高價賣地，簡直是一本萬利。土地價格偏離公允越來越高，這些偏離的利潤，就成為各地土地財政的來源。這樣的發展道路，是不能持續的，因為地價上漲終究會形成土地泡沫，最終殃及整個房地產市場和經濟。

在地價上漲過程中，被動遷的農民沒有隨著利潤的增加獲得多少好處，因此，才會出現那么多的矛盾沖突，這些沖突在更多層面是利益沖突。

在資金方面，資金密集型的房地產產業，常常被斷貸，時不時還提高資金借貸利率，緊縮銀根。這些措施，往往造成利差不斷擴大，貸款的指向性很強，導致大量的信貸變成炒作資金，甚至有的直接暗地變成高利貸牟利。這些才是真正的一本萬利，資金成本的上升，也最終要轉嫁到房價上。

房地產市場兩大資源，一個是地根、一個是銀根，是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命門。地方政府想多收益就制造土地緊張假象，抬高土地價格，央行想要制造麻煩，就阻塞正常的貸款。逼著你去貸高利貸或者抬高利率。還有多如牛毛的稅費要征收，這些都要轉嫁到房價上去。不僅如此，房屋轉讓一次又一次重復收稅，不動產還要征收房產稅。總而言之，我們應當從房地產利益鏈上看待房地產利潤的分配，看待中國房地產市場高房價是如何形成的。

沒有人不痛恨暴利，因為它在扭曲了真實價格的同時，導致市場經濟體系配置資源功能的失靈。但是，僅僅搞暴利稅而不去改變房地產市場的外部基本環境，只能讓市場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

商品房價格高的最重要原因是土地一級市場造成的，而中國土地一級市場是國家絕對壟斷的，所以要消除暴利，就要從土地招拍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