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幸福觀角度談論莊子生命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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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著都希望有一個更幸福的生活，更歡樂的人生，但至今為止，人類存在的最大悖論仍然是用一生的時間去追尋幸福而經常生活于不如意之中。從人的出生、成長和走向死亡，在一個人生命成長過程中，有形與無形的苦難如影隨形地伴隨著生命的成長。人間有多少苦難，就有多少關于解脫苦難的思考:是逍遙無為還是積極進取?是看破紅塵還是積極入世?是追求永恒之道還是當下及時行樂?莊子站在天道的環中，以人的生命為起點來思考，人應當以什么態度來度過自己的生活旅程。莊子生命哲學的可貴之處在于他超越了任何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的限制，摒棄了對物質生活的過度追求，通過“天下有至樂有無哉?”(《莊子•至樂》)①等問題去思考人生的終極意義與價值。本文力圖從幸福觀角度來解讀莊子的生命哲學，以彰顯莊子生命哲學的基本特點及其對現代人生所具有的啟發意義。

對老子思想加以繼承并有較大超越和突破的是生活于戰國中期，后被譽為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莊子，其所建構的生命哲學反映了他在“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對人生的終極意義與價值的思考。據《史記》記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②莊子(約公元前369－前286)姓莊，名周，宋國蒙人，曾在家鄉做過管理漆園的小吏，后歸隱，與梁惠王、齊宣王生活在同一時代。莊子雖家境貧困，居于窮街陋巷，靠編草鞋為生，但也不愿為有國者所用，表現出鄙棄榮華富貴和權勢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隱者風范，這成為其生命哲學形成的背景。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余萬言，大抵率寓言也。”《莊子》一書是莊子及其后學所著，其中的《漁父》、《盜跖》、《胠篋》詆訿孔子之徒，以彰明老子之說，表現出對老子思想的繼承與發揚。《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現僅存由郭象編輯注解的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一般被認為代表了莊周本人的思想;外篇十五和雜篇十一為莊子后學的作品，但也間接地反映了莊子的思想。魯迅(1881－1936)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價《莊子》說:“其文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③揭示出《莊子》中所具有的瑰麗奇偉的浪漫主義情懷和才思高超的思想智慧。這也是千百年來《莊子》能夠在中國乃至世界上深受人們喜愛而得以廣傳的重要原因。莊子學說對老子學說既有所繼承，更有所發展，使其生命哲學建立在宇宙論基礎之上。從宇宙本原論上看，以“道”為本根雖是老莊之學的共同旨趣，但莊子在老子道論的基礎上，又對“道”的“先天生地”存在作了哲學論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大宗師》)老子之“道”作為宇宙萬物的生化之源與存在之本，本質上是虛無的，無始無終，無名無象。莊子則認為，“道”雖然不能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它“自古以固存”，先于一切事物存在，是有與無的統一，由此進一步提升了本根之“道”的超越性與遍在性，宇宙萬物、人的生命乃至天下國家，都是“道”大化流行的結果。

從宇宙本體論看，老子提出的“道”通過陰陽二氣的運動來化生萬物，道“周行而不殆”、“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等思想中雖已含有“道無所不在”的意義，但并沒有直接指明“道”如何“無所不在”。對此，莊子在《知北游》中通過一則小故事作了具體而生動地說明:東郭子問莊子“所謂道，惡乎在?”莊子回答“無所不在”。東郭子請他說得具體一點，莊子就說“在螻蟻”。東郭子奇怪，道怎么會如此卑下?莊子又說“在稊稗”。東郭子問，怎么更卑下了呢?莊子則說“在瓦甓”。東郭子驚訝，怎么越發卑下了，莊子干脆說“在屎溺”。莊子之所以用這么普通的東西來比喻“道”，主要是強調“道”生于天地萬物之前，它既是超越時空的無限本體，又無所不包，無所不在，表現在一切事物之中。“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之漁父之于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知北游》)如果說，以“道”為本的思想提升了生命的高度，那么，“道”無所不在的思想中所蘊含的萬物平等觀念則擴展了生命的寬度，這為后來的道家與道教關注現實的感性生命和具體事物的存在依據提供了理論說明。從宇宙生化論看，莊子通過“援氣入道”，用一種經驗性的方法來證明老子之“道”是“無在而無所不在”的，使原本抽象的生命哲學具有了一種質感。莊子認為，“道”為天地萬物的最終本根，雖無形無象，但其表現方式則為“氣”:“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為之公。”(《則陽》)萬物之化生都是陰陽二“氣”相交相融的結果:“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氣”是構成萬物的始基，故“通天下一氣耳”(《知北游》)。人的生死也是由陰陽二“氣”的變化決定的:“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至樂》)莊子“援氣入道”是以“氣”為無形之“道”而生成有形萬物提供的一種理論說明，更為人如何順氣養生而得道成仙提供了思路與方法。莊子要求摒棄人性中那些“偽”的雜質，以本真之心仿天道行事，順應陰陽之氣自然地與天地相溝通，這就是他所提倡的“德”。如果說，老子的宇宙論更多地表現在對“道”本根的論述，那么，莊子的宇宙論則凸顯了對個體生命本真狀態的探尋。莊子以個體生命為關注對象，用心來調節生命、運轉生命和安頓生命，由此將一種生命哲學契入人的心靈世界之中。

莊子在老子以道為本的宇宙論基礎上，又建立起以“齊物論”為核心的認識論，從相對主義的角度，對老子關于事物之間相反相成和事物運動返本復初的辯證認識作了發展，以幫助人認識復雜的生命現象。《齊物論》認為，任何事物都與其他事物構成一種彼此關系。從彼的角度看，則彼是此;從此的角度看，則此是彼，可謂“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則知之”。莊子否認事物之間存在著差別，認為事物彼此之間的區別與對立都是相對的:“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由是而有非，由非而有是。”每一事物都是自是其是，又為其他事物非其所非，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然事物彼此的區別并不存在，那么，評價生與死、美與丑、大與小、物與我等對立面差別的客觀標準也就不存在了。從生死觀上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齊物論》)從美丑觀上看:“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齊物論》)從大小觀上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秋水》)從物我觀上看:“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秋水》)這是因為從“道”具有的本根性、至上性、超越性和統一性來看，宇宙萬物存在的一切差別，人世間的是非、善惡、美丑都是人自我分辨的結果，故以道觀之，則鯤鵬高舉，小鳥穿林，朝菌暮死，大椿千年，其實都是“道”的“物化”現象而已，故千姿百態的事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的生命變化也是如此:“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知北游》)“齊物論”作為莊子認識論的核心，是以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為特色，宣揚齊彼此，齊是非，齊物我，齊生死，從“道無終始”出發將事物變動不居的性質推到極致:“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莊子從否定認識的主觀標準到消除事物本有的客觀差別，由此宣揚若“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那么，人作為天地萬物中的一物，若站在天道的環中，就能把握道的關鍵———“道樞”:“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齊物論》)當個體生命與宇宙世界之“環中”同在，就可能祛除“是彼”的視角而被真正中心化，也才能夠以不變應付萬變，認識一切事物的發展變化。

莊子從注重人的個體生命存在出發，將老子對人的生命關懷發展為對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呈現出一種關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與身體關系的“生命哲學”之特征。在莊子眼里，人處于自然大化之中，死亡是人的感性生命無法跨越的最終界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類悲之。”(《知北游》)人來到世間，壽命非常短暫:“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之大哀乎!”(《齊物論》)莊子喜歡生機勃勃的生命，但又了然于人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常困于個體與生俱來的哀樂之情與名利之欲帶來的悲哀與煩惱，故曰:“人之生也，與憂俱生。”(《至樂》)“哀樂之來，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知北游》)“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盜跖》)莊子借用孔子的寥寥數語就將人生活于現實中，時刻遭遇著生死窮達、貧富毀譽、饑渴寒暑等煩惱，而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情狀揭示出來:“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德充符》個體生命處于自然、社會的網絡和情欲的羈絆中，故無時不遭到戕害、扭曲的狀態，莊子稱之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達生》)由此將命運左右人生的被動狀況呈現出來:“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大宗師》)莊子在面對各種人生痛苦境遇和生活艱難狀況時，并沒有從改變人生活于其中的現實社會環境去尋找解決的出路，而是期望通過在精神世界中去追求理想人格和超越境界，以美好的理想來消解人現實的痛苦。莊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有“至人”、“神人”、“圣人”、“真人”等，雖然名稱不同，但都表達了他的理想人格是那種能夠泯滅了物我界限、以順任自然的心態，無所待而游于無窮，實現不受任何現實關系的規定、因果規律的束縛和自然條件的限制的絕對自由。這是一種無己、無功、無名的逍遙境界:“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能者，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己。”(《齊物論》)莊子在《逍遙游》中，以浪漫筆法描寫了背負青天、摶扶搖而上九萬里的大鵬，嬉戲于樹林的蟬與學鳩，泠然御風而行的列子。莊子指出，它們看似很瀟灑，但還是有所待，即需要依賴于一定的條件，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故而并未達到絕對自由。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的無所待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達到了逍遙自由的境界。《逍遙游》中通過超邁高遠的想象和神奇瑰麗的描寫，塑造了一個“藐姑射神人”，以此來說明什么是真正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遙游》)藐姑射神人假道而行，具有超人的神異之術，能夠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過著一種絕對自由的生活。莊子筆下的古之真人，能夠“登高不溧，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假于道者也若此”(《大宗師》)，后成為道教所信奉的神仙的一種象征。“逍遙游”既是莊子追求自由與境界的形象化描述，也凸顯了莊子對個體生命本真狀態的一種眷念之情。可是在現實生活中要真正做到“逍遙”并不容易。“在不得其‘逍遙’的時候，怎么辦呢?那就把人生看作一場夢吧。莊周夢蝴蝶，醒來還是莊周。也許是莊周夢為蝴蝶吧?也許是蝴蝶夢為莊周吧?”④莊子以詩性語言表達的對自由為中心的理想人格的向往，千百年來給生活在自然與社會重重制約下的人帶來了精神寄托和美好希望。“逍遙游”既是莊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成為莊子思想的核心。這種理想人格在千百年來受到了廣泛的贊賞，在政治、哲學、文學和宗教等領域中都曾大放異彩。三莊子的“逍遙游”突破了老子學說偏重社會政治哲學的一般形態，與老子從社會政治的角度批判文明的異化以實現對人生的關懷不同，莊子突出了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莊子對老子思想的最大發展，是他把在老子那里主要是宇宙論及本體論意義的道轉化為心靈的境界，從而使莊子哲學主要成為一種境界哲學。”⑤莊子尤為關注個體存在的境遇、解脫痛苦的途徑與方式、理想人格的實現和精神境界的超越，用現代人的話語來說，是一種溫暖人心的“心靈雞湯”。

“逍遙游”的主體是心靈，“游心”所游之處是幻想中的“無何有之鄉”，是順事物自然本性而清靜無為，“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應帝王》)這是純粹的心靈自由和精神逍遙而非寄身于世外。如《大宗師》曰:“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因此，莊子思想有離世傾向，但不是出世，而是超世，其應世的態度是無心無情。無心即無思無慮，無情即無好無惡，也就是絕對不動心，如《德充符》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莊子的無心無情是老子無為思想的主體內化，“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莊子對待社會、人生的根本態度，也是莊子追求超脫名利、好惡、是非、生死等，實現精神自由的關鍵。因此，莊子將老子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⑥的看法推至極端:“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圣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圣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圣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胠篋》)如果河水枯竭了，谷底洼地才能顯示出它虛空般的巨大容量;如果把山丘夷平，深淵也能被填起來成為山丘;如果圣人都死了，向圣人挑戰較勁的大盜也不需要起來鬧事了，天下就自然太平無事了。換言之，如果圣人不死，大盜就會不斷出現。誰要是尊崇圣人，提倡圣道，實際上就是推崇盜跖，創造有利于盜跖出現的環境。莊子用“圣人不死，大盜不止”這種驚世駭俗的道理來說明對圣人的任何推崇、提倡、表彰等都會引發人心的貪念，由此而導致天下的紛爭，因此，只有泯滅美惡之對立與分別，去掉儒家圣人所倡導的仁義道德等偽飾包裝，廢止各種打著美好名目的爭名奪利活動，天下才能自然地復歸于太平狀態，人才能按自己的本性來生活。莊子認為，最端正的“正道”就是那些不違背自然天性的情理。“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跂;長者不為有余，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駢拇》)本該聯在一起的地方不算粘連，本該分岔的地方也不算多出一枝來。該長的地方就不能算多余，該短的地方也不能算不足。野鴨子的腿腳雖短，若給它接上一截，它就會很別扭。仙鶴的腿很長，若給它折斷一截，它就會很痛苦。任何事物都是以它最合理方式存在著，若人為地改變它，帶來的只能是違背自然本性的痛苦。現存的萬物世界從根本上說是混沌的，現實的人世間從表面上看是無秩序的，雖然萬物千差萬別，各不相同，鳧脛短，鶴脛長，但誰能說它們何為正常，何為病態?“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之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駢拇》)莊子希望從天地萬物和人世間中尋找存在的合理性———自然天性，并將對事物的合理性思考推展到宇宙，由此形成他獨特的解脫哲學。無論是逍遙游的順化，還是無心無情的應世，其最終追求都是與道為一，那些最端正的“正道”就是在不違背自然天性的情理之中實現“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最高人生境界。對于莊子來說，時間的永恒維度也是其追求的理想目標，故他在老子的“攝生”、“貴生”和“長生久視”等思想基礎上，更明確地提出了“養生論”。莊子認為，要獲得自我生命的長存，還需要一些基本的養生方法，以使人的身心健康，延年益壽。養生的方法有二種:一是身體的保養，“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養生主》)二是精神的修煉。“養生主”即是通過“心齋”、“坐忘”等方法進行精神修練，以延伸自我而達到與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心齋”是虛靜其心以達到如氣一般地空明靈覺的境地即為體道:“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坐忘”就是“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師》)，也是拋棄身心的感覺而追求與道為一。日本學者漥德忠認為:“《莊子》的主要思想是人生論，特別是長生的思想。莊周的長生尚不知是指肉體還是精神，不過似乎也有排除肉體長生的意思，因此可以認為是指精神不滅，其副產品豈不是養生術嗎?”⑦莊子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以心靈自由和超越境界為歸宿。老子與莊子共同倡導的靜觀、玄覽、守一、坐忘、心齋、導引等養生術，后來都成為道教的修煉術。莊子從自然主義的立場，通過對人體存在及其生存境遇的分析，來反觀異化的現實社會對人性的損害，曲折地表達了自己的社會政治理論。在《莊子•大宗師》中，子貢問孔子:“敢問畸人?”孔子回答說:“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畸人之畸包含了兩方面:即生理之畸和心理之畸。

“畸人”雖然不同于世俗之人，但他們率性而為，與自然之理相通。自然的小人就是人世間的君子;人世間的君子就是自然的小人。日本學者福永光司在《老莊の“道”の哲學》一文中特別提出“畸”是站在“道”的立場上對常識的價值觀的否定，“畸人”張揚的是自由的價值觀。⑧其實在莊子眼中，“畸人”既無“機心”在胸，又無“機事”纏身，這就與世俗的那些追名逐利之人有了天壤之別，但他們卻是道家心目中超塵拔俗的人。與老子的政治思想一脈相承，莊子同樣主張自然無為，返璞歸真，對君主專制和提倡仁義的政治理論進行了反省。他認為，天道自然無為，“無為”應該是君主治國的原則:“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天地》。)莊子批評儒家的政治主張，認為儒家提倡的仁義是“駢拇枝指”，標榜仁義是“使天下惑也”(《駢拇》)，甚至提出拋棄文明成果，回到“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的素樸的“至德之世”(《祛篋》)。老莊思想中的尚古主義傾向后來在東亞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尚古主義的保守性格在中國民族當中很突出，在日本也相當嚴重。”⑨莊子的生命哲學表現出奇詭莫測、變化無窮、氣勢浩蕩、意象崢嶸的辯證思維和追求奇異浪漫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而所有這些都是圍繞著什么是人生幸福問題展開的。莊子對老子思想的繼承與創造性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他將以“道”為本的宇宙論、以“齊物論”為核心的認識論，作為其建構以逍遙自在、安時處順為特色的生命哲學的理論基礎。莊子改變了老子對社會政治的一般性關注，致力于探討個體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將對生命的關懷發展為對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使其生命哲學表現出心靈哲學和境界哲學的特征。莊子所追求的生命的理想狀態和價值方向是:“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遙游》)莊子的幸福觀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但他的那種以逍遙無為、悠然自得、順應自然的情懷來度過自己獨有的健康、圓融和豐富的生命旅程主張，對于今天那些過度沉浸在追求物質享受中的人們是否具有一定的精神啟迪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