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易學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22 1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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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辨析了退溪與朱熹在對待《周易》“經傳關系”問題上的差異,特別強調:退溪并不尊崇朱子易為卜筮而作的觀點,他堅定的實行經傳合觀,也與朱子在經傳分合上猶疑不定的態度大相徑庭。朱子易為卜筮而作的觀點,在當時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關鍵詞:易學;李退溪;朱熹;卜筮;以傳解經;經傳分離
OnLITui-xi’sYilearningagain
Abstract:ThispaperdiscriminateddifferencesbetweenLITui-xiandZHUXiintreat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extandCommentariesofZhouyi,andparticularlyemphasizingthatTui-xididnotadvocateZHU’sviewofthatYiwascomposedforthepurposeofdivination,butfirmlyadheredtotheunityoftheTextandCommentaries,widelydivergentfromZHU’shesitatingattitudetothecorrelationbetweentheTextandCommentaries.ZHU’sviewofthatYiwasoriginallyanoracularbookwasnotwidelyacknowledgedthenorlater.
Keywords:Yilearning;LITui-xi;ZHUXi;interpretingtheTextwiththeCommentaries;separationbetweentheTextandCommentaries
1998年夏季,在漢城國際易學學術討論會上,我發表了題為《退溪易學初論》[1]的論文,重點探討退溪易學與朱子的關系問題。我的結論是:退溪易學既承繼朱子又與朱子有所不同。最近看到臺灣大學陳鼓應教授的《乾坤道家易詮釋》[2]一文,感到退溪易學觀點有一點在那篇《初論》中沒說透,現在有必要再討論一下。
陳先生文章指出在中國易學史上有二次掃霧的工作。霧是什么呢?霧就是指在易學史上出現的迷惑人的東西。它遮障人們的眼睛,必須予以掃除。據陳先生說,第一次霧,是“長久以來,易學界不僅以戰國易來解古經,甚而以宋明易來附會古經經義,結果反而把一部原本簡樸的典籍,弄得面目全非。”[2]站出來掃霧的是朱熹。朱熹認為“易本卜筮之書”、“易之作,本只是為卜筮”,“極力主張有關易學的研究應回歸《周易》的本義來進行了解。”“他在掃除歷來舊《易》的迷霧,主張回歸本義的立場,應給予高度肯定。”[2]第二次霧是在朱熹之后,人們繼續“以傳解經”。這第二次掃霧工作是當代易學專家高亨、李鏡池等人完成的。他們的辦法是嚴分經傳。看情形,還有第三次掃霧,陳先生未明言。我體會陳文的意思,這第三次霧是人們未能把《周易》與道家聯系起來,從而建立道家易。第三次掃霧的人,不言而喻,就是陳先生等道家易專家。他們掃的辦法是,在嚴分經傳的立場上,“一方面探索古易筮書中有關人生哲理的經驗智慧;二方面則在古筮語言之外,探討《易傳》哲學思想的形成;再試圖理清它和道家思想的淵源關系,從而試圖重建道家易學”。
陳先生指出的易學史上三次掃霧工作的意義,如果我理解不誤的話,那就是三句話:恢復《易經》卜筮之本來面目;把《易傳》與《易經》劃分開來,經是經,傳是傳;把整個《周易》劃歸道家。陳先生這三次掃霧的說法,在此我無意品評。第二次、第三次發生在退溪身后,與退溪無關,此不贅述,現在單說朱子第一次掃霧及其對退溪易學的影響。朱子于《易》,最基本的觀點是:“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犧之易。《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3](第17頁)但是朱子只是說伏犧、文王、孔子之易各有不同,伏犧、文王重在卜筮,孔子重在義理,并不曾說經是經,傳是傳,經傳不相干。朱子說:“若伏犧氏之彖,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于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于卜筮。”[3](第16頁)朱子的意思,很明顯,《易》本為卜筮而作,到孔子作《易傳》,才從卜筮中推說出義理來。他告誡學易的人先讀經文即卦爻及卦爻辭,懂得易的本指后,然后節節推去,道理盡可以無窮。可是朱子并沒說讀《易》懂本義之后就不必知推說義了。他只是強調讀《易》要先明本義,然后知推說義。就是說,讀《易》不可只讀孔子《易傳》而置伏犧易、文王《易》于不顧,顛倒經傳輕重。朱子強調讀《易》宜分清前后次序,首先讀伏犧之易,只有卦爻之畫,《彖》、《象》、《文言》一概沒有。這才能見得易之本義——卜筮。然后讀文王周公之卦爻辭,這還是就占筮說。再后是讀孔子《易傳》。孔子《易傳》全是講道理,可是道理還是從卜筮上發出來的,告訴人們此為什么吉,彼為什么兇。可見,朱子雖然將易分為三個不同層次,各有特點,但是他并不以為孔子之《易傳》是與伏犧、文王之易斷然分開的。如他告誡說:“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而復以傳解之,則其命詞之意,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然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強說。”[3](第21頁)意謂讀易首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然后要用孔子《易傳》加以解釋。舍棄《易傳》而只讀經文是不行的。朱子認為“《系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怕少卻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度臆而已。”[3](第11頁)
不過,朱子對待經傳關系問題,態度是矛盾的,一會兒說讀易先經后傳,經傳并讀,一會兒又強調讀《易》要分經分傳,各自推求。如他說,“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卻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3](第25頁)顯然經傳分開對待。但是有一點,是確切無疑的。那就是,朱子認為《易》為卜筮而作。前人論《易》,皆從義理上探求,惟朱子一由卜筮而推。所以朱子雖然采取呂祖謙編的經傳分開的古易版本,可是對待程頤《易傳》,二人根本不同。呂氏篤信《程傳》,朱子則于《程傳》頗多微辭。朱子說程頤用自己的道理說《易》,不是《易》中原有的道理。
退溪于《易》承繼了朱子的觀點,卻未曾全部接受。對于《程傳》的態度問題,退溪意見與朱子有分歧。《易》本是卜筮之書,《易》本為卜筮而作這一觀點,退溪沒有接受。這兩點,1998年我在《退溪易學初論》一文已有論述。退溪學問一尊朱子,而在易學方面退溪卻有自己的思考。退溪未曾人云亦云地講過《易》為卜筮而作的話,也不曾批評過《程傳》。更重要的是,退溪不像朱子那樣猶疑不定,一會兒說經傳分開,一會兒又主張先經后傳,經傳并讀。退溪非常明確,無論說《易》還是解《易》,都是經與傳合觀,以傳解經。陳先生所說發生在朱子身上的給易學掃霧的事情,退溪似乎沒有受到影響。中國易學一直到傳播至韓國的時候,好象尚無人感覺到被蒙上一層霧。朱子之《易》本為卜筮而作的觀點,至少據我接觸到的材料,退溪沒有那樣的想法。退溪一直到死都對占卜不感興趣。至于經傳關系問題,退溪心中根本沒有經傳分觀的想法。他都是依傳解經,在他的言論中找不出相反的例證。依傳解經的例子倒不少見。例如退溪69歲那年乙卯入侍朝講,“因講《論語集注》至學《易》,則明乎吉兇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退溪推衍其道,講“六十四卦《易》理皆具”。這一句話就申明了他以為六十四卦并非單純卜筮之書。并且講乾之六爻由初九到上九,是用“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和“窮之災也”這幾句《文言傳》的話來解釋上九爻辭“亢龍有悔”的。至于怎樣避免“亢龍之災”,退溪又自然而然地舉了《系辭傳》“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三句應之。又引了否卦九五爻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說明人君而知此“可以無大過矣”的道理。(《退溪先生言行通錄》)[4](第17冊546頁)可見退溪不認為經文都是無哲學意義的占筮之辭。更不認為《易傳》不能用以解釋卦爻辭。
另外,退溪對于時中、屈伸、謙虛、利,這些《易》之道的理解,顯然都是由《易傳》中體會出來的。關于時中,退溪說:“凡吾之顯晦語默不可不隨時消息以善身也。”(《李子粹語》卷三)[4](第7冊338頁)又說:“堯舜君民雖君子之志,豈有不度時不量力而可以有為者乎!”[4](第7冊33頁)這一思想無疑得自《彖傳》、《系辭傳》。
關于往來屈伸,退溪說:“凡陰陽往來消息莫不有漸,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退溪先生書節要》卷三)[4](第4冊96頁)他認識到往與來、屈與伸,相互轉化,但不能一刀斷。退溪這一卓見也是來自《系辭傳》。
關于謙虛,《易》貴謙。退溪對謙卦六爻及《彖傳》理解至為深刻,而且身體力行。認為為學為官都以謙為上。
關于利。《易》經言“利”者極多,幾乎無卦不言“利”。退溪亦根據《文言傳》理解“利”字之意義。退溪說:“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義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書》言利用之類是也。自人之為利而言之,在君子則為心有所為之害,在眾人則私己貪欲之坑塹,天下之惡皆生于此。利之為言隨處不同如此。”(《退溪先生自省錄》卷一)[4](第4冊96頁)又說:“蓋利字之義,循其本而言,只是順遂便益之名。君子之處事以義,未嘗不順遂便益。故曰‘利者義之和’。”[4](第4冊第108頁)退溪完全依據《文言傳》釋利之義,與“利者義之和也”之《文言傳》之義正相符合。
以上諸例表明退溪先生治《易》從來是經傳相合的。依傳解經,從未將經傳分開看。但這些是散在各處的零星言論。若從它的詮《易》專著《周易釋義》看,則更知退溪是經傳合觀的。他根本沒有以經觀經,以傳觀傳的意思。態度極為堅定。朱子那樣一會兒經傳分觀,一會兒又依傳釋經的模棱意味,退溪是沒有的。朱子釋《易》,既用文王之本意,又用孔子《易傳》之推說義。強調文王經文之本義是為了證明《易》本為卜筮而作,又不忘說孔子《易傳》的說法,兩者兼顧而實質是重點突出《易》的初始用意卜筮。朱子《周易本義》對于乾卦辭“元、亨、利、貞”四字的解釋,是典型的例證。在卦辭“元亨利貞”下,朱子說:元亨利貞,文王所系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兇,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終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余卦仿此。”這里講卦辭采用了文王教人卜筮之本義,后來講到孔子《文言》,又采取四德的說法。說:“其以圣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圣人得天位,行大道,而行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并行而不悖也。坤卦仿此。”錢穆先生評論說:”二程解經不合經意者多矣,朱子不盡廢。惟朱子自解經,則務求其合本義。其論《易》,分別文王卦辭與孔子十翼不同。十翼亦是解經,然《易》之本義有不如此。此等分別,實是太堪玩味。”[3]我同意錢先生的看法,朱子實際上肯定文王作卦辭的卜筮本義,不贊成孔子、程頤解《易》與本義不同之處,然而他又一概取而不廢
退溪的《周易釋義》與朱子異。退溪不強調孔子十翼與文王卦辭之不同。[4](第16冊)退溪卦爻辭與《彖傳》、《象傳》、《文言傳》混到一起講。干脆不講乾卦卦辭,對朱子大通利于正固的解釋,也不予注意,而對孔子《文言傳》四德說則極重視。于其余各卦之《彖傳》、《象傳》以及六十四卦后之《系辭傳》都特別重視。就是說,退溪不曾象朱子那樣把經文與傳文截然分開。
朱子易為卜筮而作的觀點,當時或以后未得很多人認同。他自己也承認,例如朱子晚年七十歲說:
如易,某便說道圣人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辨,某煞費力氣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力氣分疏。[3](第19頁)
同時他又說:
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葉韻,皆在所不答。[3](第20頁)
《語類》又云:
先生意不甚滿于《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3](第20頁)
朱子又說:
《易》且看程先生傳亦佳,某謬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卻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耳。[3](第22頁)
錢穆先生說:
朱子《易本義》,在當時未得人信受。[3](第20頁)
錢說恰合當時實情。從后世的觀點看,比較而言,程傳之影響要比朱子《本義》不知大多少。元明清人讀易多信程傳。李光地主編《周易折中》雖然列《本義》于首位,但涉及具體意見,于《本義》卻不乏指點批評之處。對韓國易學的影響較大,韓國從中國引入易學,首先是朱子的《本義》和《啟蒙》。但隨后《程傳》亦引入。在韓國至今流傳程朱二書的合刊本,叫做《傳義大全》。可見,無論在中國在韓國,《本義》并未把程頤《易傳》打倒。這可能與朱子對程傳抱著既批評又肯定的態度有關。陳鼓應先生說朱子在易學史上的第一次掃霧工作,實未成功。如果說迷霧確實存在的話,那么,朱子掃了之后依舊存在。
韓國人治《易》,對待朱子的態度,退溪可謂最具有代表性。概言之,大致是這樣的:崇敬朱子,在理學方面以朱子是非為是非。而在易學方面,則不完全如此。朱子說《易》為卜筮作,退溪沒完全相信。朱子說孔子《易傳》有不合經文本義之處,退溪不以為然。朱子不希望學者讀《程傳》,退溪則主張讀《易》把程傳放在第一位。更為重要的,朱子在經傳關系上,態度猶疑不定,而退溪則堅定地實行經傳合觀。我綜觀退溪全集,未發現退溪有離開《易傳》解釋《易經》的說法和做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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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退溪先生文獻全集[Z]韓國:啟明漢文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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