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ＴＳ的對象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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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科學、技術和社會）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誕生于美國的一門新興學科。由于它深深植根于社會和學術需要之中，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價值觀和新的思維模式，所以日益顯示出它對人類命運和社會發展的巨大影響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目前它正沿著理論STS和應用STS兩個方向蓬勃發展著。本文擬就理論STS領域中的一個熱點，即STS的對象、內容和意義問題，談點粗淺的看法，以就教于學術界。

一、研究對象

關于STS的對象問題是涉及到STS能否成為獨立學科的關鍵問題之一。在美國，STS作為一個英文縮寫詞代表著兩種不一樣的說法。其一是指“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中文意思是“科學技術研究”；其二是指“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中文含義是“科學、技術和社會”。這兩種說法實質上反映了，在新舊價值觀轉換背景中，STS研究對象的辯證形成過程。前者旨在把作為認識客體的科學技術，放到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中，使之發展成為“社會中的科學技術”，并使認識主體對這個發展了的認識客體，從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等各個側面進行反思和研究。后者則從根本上把認識客體轉變為“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并形成了一系列從各種角度揭示這個新的認識客體內在本質的關系概念，以及適合于對該客體進行研究的交叉學科方法。顯然，從滲透著舊的唯科學主義價值觀的“自主科學技術”到開始對這一舊的價值觀進行反叛的“社會中的科學技術”，再到確立新的STS價值觀（科技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充分體現了STS的研究對象如何從舊的視野中通過局部質變到整體質變而生長出來的活生生的辯證圖景。

現在，對STS作“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理解，在美國學術界獲得了普遍認可。其標志是，1988年成立的全美STS協會及其會刊《STS集刊》中的STS都表述為“科學、技術和社會”。而“科學技術研究”，則作為STS理論研究的一個部分包含在“科學、技術和社會”之內。因此，前全美STS協會主席S.H.卡特克利夫教授在該會成立后的第二年就說：“‘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領域——現在已通過縮寫字母詞STS得到廣泛認可”。[1]

對于“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是STS的研究對象這一點，也日益獲得學術界的普遍認同。例如：1964年哈佛大學設立的“技術與社會計劃”，其要旨是“深入探討技術進步對經濟、公共政策、社會特征的影響，以及社會進步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本質、范圍和方向的互惠效應”[2]。1977年麻省理工學院建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計劃”，其目的是“探求社會、政治和文化力量對科學技術的影響，考察技術與科學觀念對人們生活的影響。”[3]卡特克利夫教授說，“STS領域的中心任務至今一直是詮釋科學技術的社會過程，把科學技術看成是復雜的事業，其中文化、政治和經濟價值觀念促進了科學技術事業；反過來，科學技術又影響了這些價值觀念和形成它們的社會。”[1]菲律賓學者赫蘭德也指出STS就是“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4]。美國賓州大學的D.第曲里奇和D.沃克爾，在為他們所開設的“什么是STS？”課程編寫的教材中，則進一步用一幅三角圖形象鮮明地表示了STS研究的對象：

（附圖）

但是，應當指出，一般地確認STS的研究對象并不表明STS的對象問題已經完全解決。其原因是，涉及到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的并不僅僅是STS一家，同時還有其它的學科，如科學史、技術史、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等等，它們也在從不同的角度對這種關系進行研究。因此，只有具體地解決了與上述這些相關學科關系中的劃界問題和地位問題，才能最終解決STS的對象問題。

為此，首先，要利用發生學的方法，從總體上弄清這些學科與STS的關系。

科學史、技術史、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等都是以科學技術作為自己研究對象的學科。從歷史的角度研究科學技術，就是科學史和技術史；從哲學的角度研究科學技術，就是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科學技術，就是科學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但是，從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新的科學技術革命的深入發展，科學技術不再僅僅是“認知和建造的過程”，“知識和技能的體系”，而變成了滲透價值的“社會過程”，“社會事業”。因此，上述這些學科便逐步從研究科學技術的概念、理論、方法、設備、技能、組織和行為規范等方面為主的“內史論”導向，轉向重視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外史論”導向。例如：在科學史研究中，已不限于對科學知識、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開始重視科學的社會史方面。1958年，技術史學會的刊物《技術和文化》明確聲稱，它所關注的“不僅是技術設備和過程的歷史，而且還關注技術與哲學、政治、社會變遷、藝術與人文科學以及經濟學的關系”[4]，并形成了后來在科技史研究中被廣泛采用的“情景方法”。60年代以來興起的科學哲學中的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把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結合起來，開始強調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對科學發展的影響。而技術社會學則集中在追蹤技術的社會后果方面，把技術看作是一種促成種種社會調整和文化調整的外在力量。于是，這些學科的研究對象，就從“純粹的科學技術”擴展到“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這個層面上來。但是，實質上，這僅僅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社會化而興起的從社會角度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問題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即由于社會的科學技術化，社會和公眾日益感受到來自科學技術負面影響的威脅，因而迫切需要從科學技術的角度對社會本身進行研究，“了解社會是如何在與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作用中從早先的狀況發展到當代水平的”，[6]又如何“讓科學和技術過程真正造福于人類”[1]。正是由于科學技術和社會這兩方面的強大對流運動，使“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成了與人類命運和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因而急需一門新興學科對這一新的認識客體加以專門的研究。但上述的任何一門學科，或它們的總和，都不可能完全拋棄原有的學科體系框架而轉向完成此項歷史使命。STS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顯然，STS與上述這些學科的區別及其獨特地位就在于：

1、這些學科的研究對象仍然局限在科學技術的范圍內，它們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主要是為了加深對科學技術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的認識。而STS則從根本上突破了這個舊框架，在歷史上第一次把“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本身作為一個獨立的、嶄新的認識對象進行系統的研究。

2、上述這些學科僅僅是從歷史、哲學或社會學的特定角度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而STS則是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整體，它把上述各個側面包括在自身之內。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廣義的STS是一個學科群，是上述這類學科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研究的總稱。狹義的STS則把上述這些學科看作是自己產生和發展的重要理論來源。

3、對于這種關系，上述這些學科側重在從社會的角度對科學技術的研究；STS則除此以外，還包括從科學技術的角度對社會的研究。

4、STS還把科學、技術這兩個社會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自己研究對象的重要內容，而上述這些學科并非必然如此。

其次，還必須運用上述基本觀點，澄清一些模糊看法。我國從80年代初以來就開始對一些有關科學、技術和社會的問題進行研究，但主要局限在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的范圍內。對于科學學來說，因其把科學社會學看作是自己的分支學科，因而也是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加以研究的。近年來，STS被介紹到我國以后，有些學者往往囿于自己原來的學科觀點，對STS產生了一些誤解，這不利于STS在我國的發展，實有澄清的必要。

1、所謂“技術哲學包括STS”說。其理由一曰：技術哲學的研究內容包括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在內。但是要知道，技術哲學的主要研究內容是有關技術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技術哲學對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主要是為了更深入地揭示技術的發展規律，并沒有改變其研究對象是技術這個基本點。而STS則是以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其中當然也包括從哲學角度對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在內。因此，不是技術哲學包括STS，而從廣義上說，是STS包括技術哲學。二曰：STS起源于技術哲學。這種說法也沒有什么根據。因為雖然STS的誕生與一些技術哲學家如埃呂爾、芒福德等對技術的本質進行批判性反思、揭示技術的負面效應有關，但這僅僅說明技術哲學刺激了STS的誕生，并且它的一些研究成果成為STS的一個理論來源或組成部分。可是除此之外，STS還有其它的理論來源或組成部分。三曰：有許多技術哲學家在專門研究STS問題。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因為STS是一門范圍最廣、層次最高的交叉學科，需要多門學科的專家協同研究，其中當然包括技術哲學家在內。但當一個技術哲學家進入STS領域，研究專門的STS問題時，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STS學者了，或者說，他是具有技術哲學學術背景的STS學者。由此可見，所謂“技術哲學包括STS”說，是不能成立的。

2、所謂“科學社會學等于或包括STS”說。其理由同樣有三，一曰：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科學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如果把科學廣義地理解為包括技術在內，則其對象就是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這種說法混淆了科學社會學和STS的研究對象。實際上，科學社會學是“應用一種社會學的分析方法于科學，以更好地理解科學”[6]。美國科學社會學家斯托勒則明確指出：“科學社會學研究學者們的行為規范、決定他們行為的各種因素，以及他們的行為給他們所屬的社會群體和協會帶來的后果。”[7]顯然，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科學，或包括技術在內的科學，而不是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后者只是STS的研究對象。二曰：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包括科學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在內。但是，這只是表明對科學進行研究的外史論導向。實際上，在50年代科學社會學的研究重點是規范問題，60年代的重點是科學界的社會分層和獎勵制度。直到70年代初以后才出現了向外史論的傾斜，開始重視對科學共同體行為和科學知識與社會背景相互關系的研究。其目的是加深對作為社會現象和社會建制的科學的本質的理解，并不表明科學社會學以科學作為研究對象這一點有什么改變。同時，科學社會學只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科學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只有STS才既從社會學角度，又從哲學、歷史等角度全面、系統地研究這種關系。因此，正如上述技術哲學與STS的關系一樣，不是科學社會學包括STS，廣義而言，是STS包括科學社會學。三曰：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在歷史上是許多科學社會學家研究工作的重要內容。的確，許多著名的科學社會學家，如：貝爾納、默頓、巴伯等等，都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進行了開拓性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這一名稱就是在默頓于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一書的書名中首次被使用的。上述這些學者不僅是科學社會學的奠基者，同時也是STS的先驅。他們在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時，不僅是在從社會學的角度對科學技術進行研究，實際上，也就是在進行STS研究。這種情況，在對科學技術及其與社會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的學科尚未分化或成熟時，并不奇怪。所以，所謂“科學社會學等于或包括STS”說，也是不妥當的。

3、所謂“STS四不像”說。其本意也許是要說，STS是從原來的一些學科，如科學史、技術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生長點上發展而來的，但又很難說它“像”其中的哪一門學科，故稱之為“四不像”。此說雖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卻極易引起誤解。因為在這里，“四不像”僅僅是一種比喻，用來形容某種什么也不像、似是而非的東西。但STS不是這樣的東西；它并沒有因為不“像”上述“其中的哪一門學科”而變得無所“像”。實際上，它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具有自己確定的研究對象，即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20多年來，STS對自己這一對象的研究已經逐步建制化，在許多大學內建立了與STS有關的系、研究計劃和中心，開設了大量的STS課程，還建立了STS學會和刊物。這些事實說明STS不是“四不像”，而是確確實實“像”它自己。

第三，要弄清STS的研究對象，還必須闡明STS與自然辯證法的關系。

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和科學觀，它以自然界和自然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作為研究對象。而STS則是以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相互關系作為研究對象。這是兩者的根本區別。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時，也從哲學和社會歷史的角度，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創造性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極其重要的思想和規律，其中主要有：

1、科學技術是生產力。

“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科學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9]。“科學的力量也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另一種生產力。”[10]“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11]。

2、科學技術是一種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力量。

馬克思“把科學首先看成是歷史的有力杠桿，看成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的力量”[12]。“科學和哲學結合的結果就是唯物主義……、啟蒙時代和法國的政治革命。科學和實踐結合的結果就是英國的社會革命。”[13]

3、生產關系的變革對科學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

“資產階級為了發展它的工業生產，需要有探察自然物體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動方式的科學。而在此以前，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學。”[14]“同時，德國以異乎尋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學，這是與1848年以來資產階級的強大發展相適應的”[15]。

4、社會的生產和需要促進了科學的發展。

“這種資本主義生產第一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為自然科學創造了進行研究、觀察、實驗的物質手段。”[16]“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17]

5、人和自然的協調。

“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因此我們必須在每一步都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決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個人，——相反，我們連同肉、血和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18]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論述對西方STS的產生和發展有深刻的影響。一些著名學者，如默頓、巴伯、卡普蘭等人，都承認馬克思是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先驅。默頓認為他們的功績是理清了科學活動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

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科學觀，不僅對科學、技術和以科學技術為對象的學科的發展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樣，對在我國開展STS研究，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STS學科，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包括馬克思主義科學觀在內的自然辯證法，雖然因為對象不同，不能包括和代替STS，但卻也是STS的重要指導思想。

二、主要內容

STS是一門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新興學科。它把科學技術看作是一個滲透著價值的復雜社會事業，研究作為社會子系統的科學和技術的性質、結構、功能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它子系統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之間的互動關系；還要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在整體上的性質、特點、結構和相互關系，及其協調發展的動力學機制。

這是關于STS研究對象的一個理論STS的定義。理論STS包括STS總論、STS靜力學和STS動力學三個部分。STS總論研究STS的對象，基本概念和概念結構，以及方法、意義等一般理論問題。STS靜力學暫時撇開STS的基本運動，主要研究STS系統內的整體和部分之間以及各個子系統之間作用和反作用的規律，以及各種相互關系保持協調和平衡的條件和前提。STS動力學主要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運動、發展的規律，例如：科學技術的不同發展階段與相應的不同社會形態之間關系的動態發展規律；由于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科學技術中心轉移的規律；科學、技術和社會這三個相互依賴和相互獨立的變量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家、地區以不同方式結合的規律等等。STS靜力學偏重在性質、結構和功能方面的分析；STS動力學側重在進化和發展方面的分析，兩者是互相聯系、互相補充的。

STS這門學科具有極強的實踐性，它的產生和發展完全是適應科學技術和整個社會實踐的需要。STS的理論研究成果，即關于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將被廣泛應用于科學技術及與科學技術密切相關的人類生存環境和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從而形成了應用STS的領域。應用STS主要包括：①科學技術和公共政策；②環境、生態、能源、人口等全球問題；③STS教育。

STS的內容非常豐富，它具有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等方面的理論來源和六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現圖示如下：

（附圖）

目前STS主要沿著三個方向發展：

1、理論研究。側重在對科學技術的性質、特點及其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理論探討。90年代以來，美國的STS形成了兩大派，一派叫學科派(DisciplinarySTS)，簡稱STS—D，它側重在從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等方面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進行研究，把STS作為一門專業看待；另一派叫交叉學科派(Int-erdisciplinarySTS)，簡稱STS—I，它把交叉學科作為一種新的范式展開研究。有100多所大學設立了STS計劃、研究中心和系；出版了《哲學和技術研究》叢書、《科學、技術和社會進步》、《技術和社會》、《技術和社會變革》、《科學、技術和社會》等一大批著作，創辦了專業雜志《科學、技術和人類價值》，成立了專門的學會“科學的社會研究學會”。

2、應用研究。側重在研究科技戰略、科技政策和一系列全球問題。其主要內容是：科學技術政策的性質和決定；科學技術政策對科學技術知識發展以及控制其社會影響方面的作用；科學技術政策中的價值問題；科學技術和國際關系等等。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如《科學技術和國家政策》、《科學技術政策的戰略分析》、《科學、技術和決策》等等。有幾十所大學成立了與科技政策和全球問題有關的計劃、研究中心、系或研究所；創辦了《社會中的技術》雜志，建立了“宏觀工程學會”。

3、STS教育。目的在于加深學生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理解，提高其科學技術素養。最近幾年，進一步重視培養學生的STS能力，即追求把科學、工程能力和人文、社會科學能力聯系起來的真正的交叉學科教學。其方法是教育學生尋找與給定題目有關的重要信息，并進行分析和評價，最終做出正確行動的決定。已有1000多所大學開設了2000門左右的STS課程，出版了《STS課程開發通訊》、《科學、技術和社會集刊》，創立了“全美科學、技術和社會協會”。在該協會內還成立了國際聯系委員會，以推動STS的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

三、重要意義

STS是一門跨世紀的新興學科，對它的研究具有極其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這主要表現在它提出了新的觀念和視角。

1、新的發展觀。

傳統的發展觀是一種舊的工業化模式，即片面地利用科學技術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隨著二戰后西方世界20年的經濟繁榮，這種觀點發展到頂峰，但也給社會帶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人口膨脹、土地侵蝕、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能源短缺、資源枯竭等等。STS的發展觀是與這種傳統發展觀相對立的一種新的發展觀。它認為，社會發展不能只考慮經濟數量的增長，要注意質量的發展，特別是環境質量。經濟的發展和增長，和環境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它提出了持續發展的概念，即滿足當代的需求而不能損害滿足下一代需求的努力，也就是說，我們這一代人不能損害下一代人的利益，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要為下一代人著想。其目的就是在保護人類生存條件的基礎上，建立科技、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新社會，這也就是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

2、新的價值觀。

西方傳統的價值觀念是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的對立；人改造自然，無限地向自然索取。因此，把科學僅僅看作是“認知過程”，把技術僅僅看作是“建造或生產過程”，把科學技術看作是“一種獨立自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可以為任何偶然的利益和需要服務的純粹中立的工具。”STS的價值觀則恰恰相反，它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社會的制約，科學技術是蘊含著價值的復雜“社會過程”、“社會事業”。科學技術的發展往往造成不可預料的環境的、社會的和人的后果。它們的發展既給人類帶來有益的東西，但也存在消極的一面；在取得物質進步的同時，往往要付出人文心理方面的代價，所以STS的價值觀批判了在舊的價值觀的昔景下所產生的科學技術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片面性，吸取了它們的合理因素，徹底揚棄了人統治自然的狹隘觀點，追求自然一人一科學技術一社會之間的和諧和統一與物質和精神之間的平衡和協調，試圖建立一個人在其中能獲得全面發展的、幸福向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由于它符合人類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將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

3、新的科學觀。

近代科學發展的基礎是對自然界的分門別類的研究和在每門科學內部的獨立的分析研究，其特點是把整體分解為部分，把復雜的分解為簡單的，把高級運動形式還原為低級運動形式。但這種方法發展到極端，把整體和復雜的東西歸結為部分和簡單的東西，把高級運動形式歸結為低級運動形式，這就成了一種典型的機械論的科學觀。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科學的發展出現了科學的綜合化、整體化的強大趨勢，其主要標志就是誕生了一大批邊緣學科，綜合學科和橫斷學科。新的STS科學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步孕育產生的。它與舊的機械論的科學觀不同，它的自然圖景和科學圖景不是機械的割裂，而是有機的聯系；不是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而是在這兩種文化之間架起橋梁，促進它們的交流、溝通和融合。它的思維模式，也不像機械論的科學觀那樣，是“部分—整體—部分”，部分是思維的出發點和歸宿，整體是部分的簡單總和；恰恰相反，它是“整體一部分一整體”，整體是思維的出發點和歸宿，整體是部分的有機的統一體，整體大于部分的總和，具有自己的特點。STS科學觀強調聯系、系統、綜合，實際上是一種整體論的科學觀。它把人類、自然和社會看作一個有機統一體，把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觀點進行研究，這是最大的跨學科、多學科和綜合學科的研究。

4、新的教育觀。

舊的教育觀是一種專業化、系科化的范式，其主要特征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割裂，科學技術理論與社會實踐的脫節，其結果是學生的片面發展。STS的教育觀則截然相反，它是交叉學科的范式，其顯著特點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聯系和整體化，科學技術和社會的密切結合，其宗旨是培養具有科學技術素養，全面發展的一代新型公民。所謂科學技術素養，不僅指能理解基本科學技術的術語和概念，能理解科學研究的過程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指能真正地理解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作為領導者的公民具備了科技素養就能提高科技決策的質量，作為普通公民具有科技素養，就能參與科技決策，實現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現在，對于工業化以后的未來社會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如：“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智能社會”、“生態社會”等等。它們都反映了未來社會的某個方面的特征，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真理性。但因為STS代表著新的發展觀、價值觀、科學觀和教育觀，更全面的揭示了未來社會的特征，因此，使用科學、技術和社會協調發展的“STS社會”的說法，也許更好些。

STS的科技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價值觀和發展觀，為制訂我國的科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據，將促使我國的“四化”建設高速、穩定、持續地發展，實現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而STS的科學觀和教育觀為解決科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課題提供了新的交叉學科方法和新的跨學科人才，促進了這些課題高質高郊的解決。因此，學習和運用STS的理論和方法，必將推進哲學和社會歷史觀的研究，為人類的未來開辟更新、更廣闊的前景。

[1]StephenH.Cutcliffe,TheEmergenceofSTSasanAcademicFi-eld,ResearchinphilosophyandTechnology,Volume9,P287～301,1989,J-AIPressInc.

[2]QuotedinAlbertH.Teich,Ed.,TechnologyandMan''''sFuture,4thed.(NewYork:St.MartinsPress,1986),3.

[3]Programin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Cambridge,MA:MIT,1980),3.

[4]《STS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77頁。

[5]SocietyfortheHistoryofTechnology,StatementofPurposeasContainedinTechnologyandCulture.

[6]StephenH.Cutcliffe,TheSTSCurriculum:WhatHaveWeLear-nedinTwentyYears?Science,Technology,andHumanValues,Vo1.15,No.3,Summer1990,PP360—372.

[7]見羅伯特·K·默頓給伯納德·巴伯著《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書寫的前言，三聯書店1991年中文版。

[8]伊·伊·安東諾維奇：《美國社會學》第119頁。

[9][10][11][12][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頁；第47卷，第553頁；第46卷〔下〕，第219頁；第19卷，第372頁；第1卷，第66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90頁。

[15][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0頁；第47卷，第572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5頁。

[18]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984年版，第304、3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