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化問題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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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已不再是承認不承認的問題，而是怎樣正視和進行研究的問題。現在學界似乎有兩種不可取的態度，一是一哄而上“擁抱”后主義，二是不分青紅皂白加以“棒殺”。這兩種態度或少了些學術的理性，或少了些寬容的精神。如何真正進入學術研究的界面，發現并解決當代最為急迫的問題，當是學者進入這一問題時必得把握的基本前提。

在我看來，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在世紀末中國文化“場”的文化過濾和思想互動，必然發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問題變形。那種將諸種“主義”的術語到處亂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種非學術的態度，因為其特點是墜入了“主義的陷阱”，只注意到“主義”這一術語的范疇和闡釋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國的特殊情況和語境，沒有對這種闡釋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質疑。在這個意義上，對西方當代歷時態的多種“主義”共時態地照單全收或動輒全盤排斥，都不可能獲得知識的增長和價值的正當體認。

一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的播撒

當代中國知識界、學術界和藝術界確實出現了一種“后現象”，即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結構主義（甚至有人提出后當代、后革命、后東方主義）等一系列新思潮的涌動，而影響最大的當是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進入中國語境后問題不是變簡單了，而是變得更為復雜。這倒不是因為中國屬于前現代或在時間斷裂中走向現代，而是傳統、現代、后現代、東方和西方、后殖民話語一下子擱上工作平臺，使得問題的當代處理變得相當棘手。這一狀況促使我們必得弄清后現代的范疇及其基本精神，因為其與當代中國形象的塑形和基本問題的解答，有著非此不可的關系。

（一）后現代在中國的文化癥候。

“后現代主義在中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研究日深，進入問題日深，問題與困惑就越大。進入“主義”的陷阱，必然遭致“闡釋”的失效，不僅是用“后”理論對西方的闡釋失效，用這一理論對當代中國問題的闡釋也同樣可能失效。換言之，中國處于一種“雜糅語境”中，任何單一的方法想透徹分析這一現象及其意義都必然落空。在后現論的盲點上，也許后殖民主義理論可以從另一角度補充，使得對中國“后學”問題的理解具有某種新角度。

后現代主義在中國出現有其現實條件和思想基礎。在經歷過僵化話語的秩序和思維慣性后，后現代主義中亦此亦彼的思維方式，以及消解中心話語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在中國學術界受到重視，而對走出那種非此即彼的一元心態大有好處。這使不少學者開始走出本質主義模式，對問題既不是簡單的否定也不是簡單的肯定，而是力求揭示事物更深入復雜的內在機制。同時，不少學者從各自不同的學術理路、知識話語和學術層面進入這一領域，并通過這一闡釋代碼對當代復雜的文化和文學狀態加以闡釋，尋繹出新的問題和問題意識。通過這不同于往昔學術研究的角度，對我們今天所面臨的若干精神價值問題，傳統和現代沖突的精神模式，甚至整個文化思潮的重大轉型加以新的把握。

當然，后現代主義既充滿新知也充滿謬誤，對這種思想應該謹慎地加以評價。那些沒有研究就望文生義地、或僅憑個人好惡就斷然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做法，其實是對學術規范的盲視。我以為，后現代時期關注問題和問題的清理變得十分重要。這就是說，以共同對話取代話語對抗，以多元闡釋取代話語霸權，用兼容并包取代話語獨斷，用承認差異的新思維代替強求統一的舊思路，正在成為一種新的理論取向。未來的文化和理論，將不再是中心話語的獨白，而是用對話溝通并拓寬言路，在對話中達到話語交流和有效性理解。也許在有效厘清后現論的負面效應的同時，這一理論將有助于我們擺脫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之間話語溝通的理論困境，并使我們在接受新的文化理論變革理念時，獲得對歷史和現實的新的觀照。

（二）后學研究的闡釋中國的焦慮。

后現代在中國呈現出研究主體的復雜性。中國學者研究后現代主義的困難在于，這一“舶來品”本身的多元屬性和中國的前現代（或走向現代）的語境錯位。加之九十年代“后現代主義”文本創作和批評都既“新”又“熱”，既多又雜，不易評價，同時更因研究者各自的價值歸宿、精神意向、思想資源和學術意趣不同，造成了學界研究群體中觀點的彼此對立或價值判斷的多元并存狀態。

大體上說，研究者在思想交鋒和話語流變中逐漸分層，大致可歸為以下幾類：第一類可稱為后現代主義的客觀研究學者。這類學者不盲目追“新”逐“熱”，而是以學者的冷峻眼光分析后現代主義的正負效應和得失利害。第二類為后現代主義積極推行者。這類研究者往往以后現代主義者自居，著文為后現代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出現而歡欣，對“后”這一詞綴有特殊的好感，喜歡用后現代為標尺去看待并衡量一切文化現象。第三類為后現代主義的尖銳反對者。第四類為海外的“后學”研究者。最后，后現代論戰中的情緒性宣泄者。這種非常情緒化的謾罵，或未曾深刻地研究而僅憑自己的好惡加以拒斥的態度，在我看來，殊不可取。這類躋身于學界然而卻是非學術態度的情緒，對學術知識增長難以增添任何東西。真正的學術態度應該是對這一問題的來源、產生、發展、前景及其帶來的嚴重后果，對后現代主義在20世紀末期在中國出現所隱含的意義進行深度研究，淺嘗輒止的情緒性宣泄當于事無補。

這幾類（主要是前四類）后現代研究者出發點和價值歸宿截然不同，共同構成了起伏跌宕的中國后現代批評思潮。總體上看，中國的后現代主義“研究語境”的復雜，導致了無休止的論戰和無原則的分派。這種因觀念不同而產生的多方論爭實屬正常，但是如果在學術上拉山頭，則有可能違背學術的基本精神。如何清晰地把握這種差異，使人窺見其當前態勢和未來發展的不同走向，實在是需要細心分析，不宜大而劃之一概而論。如今，后學研究的主要取向已進入嚴謹對話并力求達到共識的學術研究層面，這對描述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的基本軌跡和特性，提供了有效的工作平臺。

（三）后學研究的文化身份。

后現代語境與后殖民氛圍是全球化浪潮強加給中國的。在這一語境中，中國知識分子在跨國資本主義經濟運作和高科技發展的雙重壓力下，開始了對傳統、對現代、對后現代的共時態反思，并不時表現出一種顧此失彼的尷尬。但不管怎樣，反思啟蒙、理性、元話語，審理自己的主體身份和價值訴求，成為一種新的學術要求。當然問題分明存在，即：從歷史必然性到生命偶然性，而只要肉體感覺而無視歷史社會群體意識；從二元對立論到多元論甚至無元論，對人的超越性和目的加以嘲弄懷疑而走向虛無；從意義確定性到不確定性甚至到生命的意義化約為權和錢；從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的世俗游戲，甚至只有世俗游戲而拒斥一切非世俗的價值訴求，這事實上是以新的“一元”取代舊的“一元”。這些后學研究中出現的問題，并不能說明后學研究沒有價值，而僅僅說明需要更深入地把握后現代后殖民研究的歷史肇因和基本原則。

后現代主義并不是一種文化奢侈，相反，它來自對“現代性”弊端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并包容著新世紀即將出現的諸多問題。將后現代性作為現代化的一種有效參照系，而對它在知識性、權力話語、價值論等方面上的正負面效應進行謹慎地剖析，是后學研究的題中之義。事實上，中國知識界在90年代出現對后現代的研究比較集中的現象，是對意識話語權力加以質疑，同時拓展更大的對話空間，不僅是東西方對話，而是言說者和大眾的對話，民間與中心話語的對話等。其中不少東西很值得考辨。

當代中國的后現代主義理論研究的時間并不長，總體上看，是在1980年前后起步。較早對后現代主義加以評介的文章有：董鼎山《所謂“后現代派”小說》，[1]這篇文章在《讀書》發表后，學界開始對后現代有了一些注意，但是并沒有形成什么影響。其后，袁可嘉《關于“后現代主義”思潮》[2]一文在《國外社會科學》發表，使人們對后現代主義的歷史和特點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在學界具有了一定的影響。自從杰姆遜1985年應樂黛云教授邀請，到北京大學作為期數月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的演講后，文藝理論和批評界形成了新一輪關于后現論的關注。這期間關于后現代主義的研究文章開始多了起來，如劉峰《后現代主義文藝思想》[3]、唐小兵《后現代主義：商品化和文化擴張》[4]、杭法基《后現代主義和中國繪畫》[5]、王天錫《一定要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之間做出抉擇么？》、[6]史建《對后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思考》[7]等，在學界漸漸形成一種對后現代思想特征、后現代藝術特點，以及后現代主義同現代主義的異同等問題的探討興趣。一些從事西方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進一步嘗試著翻譯后現論著作和文藝作品。除了一些散見的譯文外，最早的完整譯著是唐小兵翻譯杰姆遜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8]，這部書是在北大講演的整理稿，書中對當今世界范圍內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現象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在中國后現代文化研究中起了較為廣泛的作用。這一時期出版的后學理論譯著還有：詹克斯著《后現代建筑語言》[9]，戈德伯格著《后現代時期的建筑設計》[10]，詹克斯著《什么是后現代主義》等。其后，當代文學研究者面對一些青年作家參照模仿西方現代后現代作品的作品，進行新的層面的評論，于是出現了中國式的后現代作品和理論批評。到了90年代初，由于一場政治風波的巨大影響，知識界進入了沉悶期，不少學者開始對80年代的激進思潮和烏托邦情結深加反省，并從后現代主義那里獲得了新的學術資源和進入問題的新突破口，于是后現代主義研究迅速發展起來。[11]

總體上看，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學界一般性的譯介和論文多，而有深度的學術專著并不多見。而90年代中后期，比較有分量的論著和譯著的出版，成為了學術出版的一道風景，表明后學研究著作方面有了一些基礎性的研究成果（按出版時間先后為序）：王岳川著《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1992年版），陳曉明著《無邊的挑戰》（1993年版），王寧著《多元共生的時代》（1993年版），王治河著《撲朔迷離的游戲》（1993年版），張頤武著《在邊緣處追索》（1993年版），陳曉明著《解構的蹤跡》（1994年版），郭貴春著《后現代科學實在論》（1995年版），趙一凡著《歐美新學賞析》（1996年版），陸揚著《德里達——解構之維》（1996年版），曾艷兵著《東方后現代》（1996年版），徐賁著《走向后現代與后殖民》（1996年版），潘知常著《反美學》（1996年版），盛寧著《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批判》（1997年版），張頤武著《從現代行到后現代性》（1997年版），張國清著《中心與邊緣》（1998年版），楊大春著《文本的世界》（1998年版），陳亞軍著《哲學的改造》（1998年版），王小章、郭本禹著《潛意識的詮釋》（1998年版），河清著《現代與后現代》（1998年版），王寧著《后現代主義之后》（1998年版），王岳川著《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1999年版），陳曉明《仿真的年代》（1999年版）等。除了出版著作以外，這期間上千篇，這還不包括港澳臺有關刊物發表的這類論文。

港臺學者的后學研究成果頗豐，顯示了港臺學者研究后現代后殖民的實力。香港學界后學主要著述有（按出版時間先后為序）：朱耀偉著《后東方主義》（1994年版），也斯著《香港文化》（1995年版），洛楓著《世紀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1995年版），朱耀偉著《當代西方批評的中國圖像》（1996年版），郭恩慈著《影像啟示錄》（1996年版），陳清僑編《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態》（1997年版），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1997年版），朱耀偉著《他性機器：后殖民香港文化論集》（1998年版）。臺灣后現代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按出版時間先后為序）：廖炳惠著《解構批評論集》（1984年版），羅青著《什么是后現代主義？》（1989年版），路況著《后現代主義及其不滿》（1990年版），廖炳惠著《形式與意識形態》（1992年版），張小虹著《后現代／女人：權力欲望與性別表演》（1993年版），廖炳惠著《回顧現代：后現代與后殖民論文集》（1994年版），丘延亮著《后現代政治》（1995年版），陳儒修著《電影帝國：另一種注視》（1995年版），蔡錚云著《從現象學到后現代》（1995年版），簡瑛瑛編《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后殖民文化想象》（1997年版）。這里并沒有包括海外華人如杜維明、李歐梵、張隆溪、趙毅衡、周蕾等這方面的著作。可以說，中國后現代后殖民研究著作，已成為西方學者后現代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參照系，并引起了國際知名學者的興趣。

90年代召開了一些后現代學術討論會，如北京召開了后現代主義研究的國際會議，西安召開的后現代哲學與中國當代思想學術討論會，在澳門召開了中外學者關于后現代與中國文化建設的研討會。而且，在不同的藝術圈，包括電影、小說等批評界，都召開過后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藝術的若干討論會，并出了一些質量參差不齊“后現代主義叢書”。九十年代初期，一些邊遠出版社出版的后現代文選叢書，無論質量還是數量均存在諸多問題。而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知識分子圖書館”叢書中，有關后現代后殖民主義研究的譯著（如德里達著《文學行動》、德曼著《解構之圖》、杰姆遜著《快感：文化與政治》、卡勒著《論解構》、米勒著《重申解構主義》、賽義德著《賽義德讀本》、佛克馬等著《國際后現代主義》等）質量均屬上乘。三聯書店推出的“學術前沿”叢書中的福柯著《瘋狂與文明》、《規訓與懲罰》，薩義德著《東方學》、《文化與帝國主義》等，皆為“后學”方面的經典著作。而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新世紀學術譯叢”中的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方面的譯著，選目精審，值得稱道。使得這一問題的研究逐漸擺脫了情緒化色彩，逐漸進入一種嚴謹對話的學術研究之中。

二“后學”與當代中國思想的互動與平面滑行

（一）大陸港臺及其海外學者的“后學”研究。

“后現代后殖民在中國”與“中國后現代后殖民”是互相聯系的問題。“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主要強調西方后學進入中國后，中國學者在文化沖突中的具體理論反應，一種多元并存的納受、抵抗、整合、消融的過程；而“中國后現代后殖民”則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后學新思維，逐漸進入中國學者的學術神經，并成為一種看世界的新角度方法，甚至成為一種新的思想平臺或流派。這兩個問題有著內在不可分離的聯系，又可以看成一個問題的兩面，彼此相依，互為因果。后學問題上的“西學東漸”，表明當代中國在哲學思想和文化觀念上同世界保持了靈動的聯系，并使西方的學院派問題進入中國后，不再是純理論問題，而成為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問題。對中國而言不是全面植入后現代問題，而是在現代性全面展開中擇優而行。

大陸后學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是值得分析的。從歷史發展的軌跡看，大陸學術界二十年的“后學”研究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注重“西方后現代后殖民”研究，不僅對原著大量翻譯介紹，出版了為數不少的譯著，而且對其歷史淵源、發展趨勢和內在問題等有深入研究，對西方的后學精神和蹤跡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二，強調“后現代在中國”的研究，對后學進入中國后，中國知識階層在思想話語交鋒中對后現代在中國的特殊癥候加以審理，并共時性地遭遇到以下諸多問題：后學研究的闡釋中國的焦慮，后現代中的語言學轉向及其漢語思想的當代言說方式，后現代哲學與中國哲學審理以及哲學新方向，后現代主義與現代西方哲學關系，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的復雜狀態，后現代主義與新實用主義、科學主義、女權主義，形而上學的命運與后現代實在論，后現代問題與當代宗教神學思想，后現代主義與文學藝術的危機，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東方后現代問題，當代詩學與后現代審美文化，日常生活與后現代性等等。三，注重“中國后現代后殖民”狀態中的現實問題研究。主要問題有：后主義問題與啟蒙話語，全球化與中國政治經濟法制問題，后現代后殖民與文化保守主義，公共領域與公共輿論關系及其共識性與公共性的喪失，人文精神的困境與價值反思，后殖民語境中的知識分子與精神家園，后殖民主義的發展與中國文化思想的內在矛盾，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對抗性態度，后殖民場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和批評，后殖民話語敘事碎片與時尚懷舊，后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妖魔化中國與知識的買辦化批評等。在一系列彼此纏繞，互相牽連的話語中，大陸學者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研究，并取得一些不容忽視的成果。

同樣，港臺與海外華人后學研究中的成果與問題，不容忽視。香港后學研究具有學術功力上的整體性，學者們大多能在學術范圍內深入檢討后學話語，并觸及到香港自身諸多后現代后殖民的思想問題，諸如：香港后殖民理論與現實境況分析，后殖民城市與香港文化的地位與前途，全球化世界秩序中的身份認同與文化想象，后東方主義與殖民文化問題，后殖民話語中的性別身份，后殖民文化危機中的神學思考，文化霸權與后殖民困境。總體上看，學者們的著述具有相當的分量，不僅展開同西方學界的對話，也展開同大陸學界的對話，并深切關注香港本地發展和文化負面效應的批評。當然，盡管有些學者的論述尚存在殘留的冷戰意識和悲觀情調，但通過學術爭鳴，這些理論層面的問題會在現實實踐中逐漸獲得解答。

臺灣后學研究大抵局限于書齋話語，對福科、拉康、德里達等解構思想的學術圈研究較多，對社會現實文化形態影響較小。但是臺灣后現代后殖民研究仍頗有深度，并得出一些有啟發意義的思路，諸如：女性主義與殖民記憶問題，后現代性別與文化差異研究，殖民話語與電影話語中的中國形象，后殖民語境中的政治學問題，后現代思維與神學和史學思想，民族經驗和歷史記憶對當代人的心理塑造等。

海外話語相當復雜，主要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歸屬，不同的話語體制建構，不同的文本政治解讀角度，致使海外漢學界的后現代后殖民反思具有斑斕的色彩：注重現代性反思與文化中國問題，強調現代性問題與后現代地圖重繪，關注文化工業與后殖民問題中僑居者身份與后殖民話語，考察后現代語境中的儒家思想處境和新走向，倡導多元社會中的文化研究和走向邊緣的文化批判，堅持在世界新格局中看中國文化，并對后冷戰時代的中國問題加以反省。

總之，中國后學研究范圍廣，涉及問題多，話語領域寬泛，從而能夠在第三世界理論與東方主義，傳統文化在后現代后殖民語境中的命運，后殖民氛圍與消費主義批判，西學東漸中的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等課題上，有不俗的建構，并成為世界后現代后殖民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維度。

（二）中國后學研究研究中的內在緊張。

后現代研究在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總體上看，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表征為后現代主義研究中的共識性破裂。后現代主義的看法，不僅西方學界看法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中國學界同樣可以說是針鋒相對，判若霄壤。這種尖銳對立的看法，表明“后現代在中國”的語境中有著對抗、接受、過濾、變形、汰變、退隱等問題。而后現代進入中國所形成的“中國后現代”，既有西方的否定性精神素質，又具有當代中國文化變革的創新意識；既有否定性價值的消解性后現代主義，又有重建價值的建構性后現代主義。如何堅持在對中國現代性審理中，保持正確的心態和嚴謹的學術態度，而不是人為地炒問題，可謂殊為重要。中國的后殖民主義研究同樣如此，一些學人將后殖民看成是對西方文化霸權批判的重要方式，深入到了文化帝國主義的神經系統；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后殖民研究回避了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和經濟階級問題，在文化傳媒電影電視廣告等問題上小題大做，會使問題淺化泛化。這些看法大抵因為出發點、學科觀察角度和清理程序的不同所導致。如何能夠在學界形成的綜合性合力研究中，得出比較客觀的研究成果，既需要求同存異，也需要時間。

其二，學術研究水平兩極分化。一方面，一些直面學術前沿的學者，能夠寫出相當深刻的學術著作同世界一流思想家對話，并使中國思想資源在新的思想嬗變和文化過濾中，鑄造自己的新形式。而另一些熱衷于興潮或跟潮的人，則在發表的為數不少的文章中表現出低水平重復多，有獨到體會的研究少的特征，尤其是在研究的立場、觀點、方法上，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見、對整個“后現代在中國”的文化策略和弊端進行清理的有開拓性的研究論著比較少見。有些人在沒有進行全面深刻研究，就急于對先行者的研究工作全盤否定，如有文章在中國后現代研究的討論中，對近二十年中國后現代研究成果一筆抹殺，但細看其全文，卻提不出任何新見解，甚至對中國后現代是什么也沒有說清楚。在這個意義上，思想懶漢在后現代研究領域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追逐熱門而人云亦云，或是不動腦筋地挪用搬用套用的情況不少。這樣的學風頗值懷疑。另外，在后現代后殖民的學術爭論中，盡管大多數學者能夠以事實為依據，但是也有過分情緒化的討論，甚至有人仍堅持話語霸權和形上學論，對問題及其危機意識未能有更深刻的體認。在我看來，對后現代思潮從本土化角度批評是容易的，反過來要肯定其思想推進意義也不難。新世紀的中國后現代研究，應該在理性的邊界、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關系、后現代性內部自我思想的紛爭與思維把握的不同層次上有多維多層的推進。否則，這樣的低水平的重復，很難與西方的后現代論著進行高水平的哲學對話。

其三，追逐后現代與告別后現代的時尚化。也就是說，一些學人在追逐潮流中，以時間的線性發展為尺度，將當前人類面臨的全球性的重大問題，還原成為一種飛馳而來又瞬間消失的時髦或時尚。面對這種時尚，似乎后現代來臨時，就應全力以赴地去占有學術闡釋的優先地位，當它倏忽消失之際則應去追逐更新的話題。將后現代看成是已經過去的，而將后殖民、東方主義、后東方主義當作時髦，因而放棄現代后現代而擁抱后殖民后東方主義，以此顯示“追后逐后”的超越性。這種研究態度我以為是大成問題的。另外，在研究的視野上出現了重宏觀理論研究而忽視微觀現實分析，重思想流派研究而忽視中西后現代異同比較問題，而且不少研究者受個體學術視野的局限——或局限于市民文學和通俗文學評論，或缺乏哲學思想體系的穿透能力，或未能將其批評置入社會理論、公正理解、民主政治、自由原理中，甚至出現后學研究庸俗化現象：或隨便比較（將中國古代套入后現代），或隨意對文化思潮文學流派作家寫作命名，或以偏概全地談論東方的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或進行以差異為獨斷、以共識為霸權的學術炒作。這些，皆不可取。

其四，后殖民主義研究的誤區。諸如：強調后現代與后殖民兩種“后”之不同，認為后現代主義是強調西方權力中心，而后殖民主義則是反對西方中心霸權，這種簡單的非此即彼在新保守主義那里尤為明顯。再就是，認為后現代與后殖民是西方人的東西，中國人應該拒之門外而祭起民族主義或新東方主義（neo-Orientalism）的大旗。在我看來，如果不弄清楚后殖民主義的前提是對現代性的深刻反省，簡單地將之看成為東西方之間的對抗性意識形態，則可能會出現一種過時的冷戰意識，這樣的后殖民研究恰好是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的繼續，甚至是新殖民文化研究，而并非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我認為，從當代中國語境看后現代策略與后殖民問題，可以超越文本層面的無休止爭論，而直面問題本身。在“后學時代”，疑問無處不在而且難以消除，我們在民族主義現象背后往往會觸及到更多的問題，諸如：后殖民后現代是否真正能夠給中國提供面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新支撐點或新價值選擇？用后現代性去反現代性，是否可以使中國獲得一種超越西方權力模式的正當形象？挪用后現代和后殖民主義的中斷、顛覆、轉型、反中心與反權力的解放性話語，在文化多元主義中消解文化身份的焦慮并獲得國際性地位是否可能？

而對這一系列問題，我以為，不僅要研究后現代由何而來，是否在中國產生了各種的變異和變形，而面對這種變異和變形及話語權力的爭斗，應該用怎樣的清明的理性進行反省，正確解決它與傳統、現代和多種學科之間的關系，否則可能將一種學問、一種沉重的思想還原成一種時髦的游戲，或對當下時尚的擷取。我感到，在歷史不再出現戲劇性變化的后現代中，人們的精神指向和價值熱情也將在后現代秩序中變得冷漠。面對這種冷漠，當代后學研究必得關注中國社會世紀之交的社會轉型問題，透視個體倫理與政治倫理經濟倫理內在緊張和個體身位與超個體身位的斷裂。事實上，歷史并沒有象福山所說的那樣“終結”，社會意識形態圖繪也沒有在“后”時代“終結”。后現代在現代的廢墟上并沒有承諾價值新生，只有神學家們在以科學之名重建“后現代神學”。這使得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問題已經超出“個體身位”的安頓層面，而深達人類信仰的超個體身位層面。對這一新的整體性問題解決，需要更大的學術知識構架的支撐。

（三）走向新世紀的中國思想。

通觀中國學者的著作，對后現代后殖民問題大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加以闡釋，迄今未達成共識。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當代學界已經走出了一元文化模式，而進入多元文化氛圍之中；另一方面也說明“后學”自審意識的缺乏，思潮的交互出現成為時尚景觀，“追新逐后”成為時代風向標。這意味著，世紀之交中國文化場在意義世界和認知地圖上出現了新的“戰國”狀態，沒有任何一種聲音能夠成為主流聲音，沒有任何一個流派能夠主宰局面，沒有任何一種話語能夠成為當代話語的中心模式。

后學思想對現代性思想前提的審理，使得走向現代化的中國同時存在著傳統性、現代性、后現代性文化斷片和經驗雜糅，于是，一方面有著全球化意識中的后現代文化視野與跨文化經驗，另一方面又有著在后殖民氛圍中的文化身份認同與歷史闡釋焦慮，同時還存在著全球化文化霸權中的歷史記憶和民族寓言問題。這種問題的重疊化，語境的雜糅化，場域的錯綜化，使得“后學”從文化批評進入政治批評領域，并在解構與建構、時尚與守成、虛無與信仰、悲觀與樂觀中重新書寫自我文化身份，當代性的“文本政治”問題因之得以敞開。

當代知識分子中研究“后學”的群體，面對著充滿焦迫的當代思想文化問題，在研究中使自己走向了邊緣性，具有一種獨立的個體存在意識和個體批判品格精神，拒斥與任何權力話語包括商品權力話語的共謀關系，拒絕一切為世俗欲望張本的話語，進而審理西方文化霸權的話語，同時進行自身話語清理，既反本質主義，又反非理性主義，既杜絕絕對形而上訴求，也要杜絕膨脹的形而下欲望。盡管這一研究還有諸多問題，甚至不被另一些學者理解，但通過學者們對問題努力清理，使第三世界文化問題，在多元權力的世界局勢和精英文化與大眾傳媒緊張中，逐漸為當代世界所關注，使新世紀中國形象的設定不再是少數人的事，而成為每一個人的事。

三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文化問題

后現代主義同后殖民主義有著緊密的關系。冷戰結束后，一種新的跨文化、跨國界、跨語言的“文化對話”成為當代學界的核心問題，于是，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問題、后殖民主義與文化研究問題，成為當代思想史反思的切入點。進入后現代后殖民文化時期，階級、國家、民族、性別、文化資本、跨國資本、話語霸權、權力運作等概念和批評方法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成為文化理論和文化研究的當代話語。

在現代化“發展”“進步”的強光眩惑下，20世紀西方思想標劃出了這樣一種明顯的發展軌跡：從所謂的主客體的哲學，轉向了多維多元價值取向的文化研究，由單一理性、意志、真理、思想，轉向了解構、話語、文化，甚至是國家社會、文化身份、民族差異等。意義不再是與純粹客觀對象的重合而產生的“客觀意義”，而是人的主體性意義以及主體意義的“蹤跡”。文化也不僅僅是單純的精神信仰的表征，而成為人類對冷漠、疾病、瘋狂、現代性陷阱的反省。理性并非萬能的，而理性所顯的冰山一角下面的整個無意識的非理性，同樣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意識權力的元話語地位遭到質疑，其合法性敘事也同樣受到追問。在知識與權力、大眾文化與商業文化、建構體系與消解體系、走向真理與價值消平中，人們發現以人為中心的“主體”地位已是四面楚歌。人失去了全面確定的自我，而從樂觀的理想主義走向了悲觀的玩世主義。20世紀對現代性思想的反省，是語言轉向中的失語的自我清理，是歷史與當下的坐標失范以后的重新整合。在這個世紀的價值論危機中，思維論也從現代性的一元走向后現代的多層多元，即從超越性、經驗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從審美哲學、審美心理學走向了非審美、非藝術的大眾傳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傳承創新與思想的變異矛盾共存，傳統意識與現代生活在沖突中獲得新的話語組合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在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文明沖突；在主流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在意識話語與邊緣話語之間，形成了多維多角的文化交往模式。

處在跨國文化語境的中國接受光譜上，后現代主義已然成為一種爭議很大的當代話語方式。但是，人們已不像80年代那樣簡單地談論在所謂“前現代”的中國是否存在著所謂的后現代“主義”，而是進一步探討應該怎樣面對和分析后現代性這一復雜“問題”。因為中國當代先鋒話語確乎具有了某些明顯的后現代式特征。這種先鋒性批評語言，拒絕意識權力話語，而力求保持“平面化”和“反信仰”的立場。它拋棄任何價值建構傾向和精神凈化的詩意訴求，而在日常語言中獲取自己的理論和實踐資源，在反抗權力話語的束縛的同時，又力求保持自己的觀念和方法的前衛性，在一味標舉欲望話語的同時，又試圖同大眾時代流行的“偽藝術”保持某種距離。中國式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文本的游戲與價值的消解問題。無論是后現代式的詩歌、小說、還是評論的文本，都能感到明顯的語言游戲成分。在這種文本的游戲中，那些無價值的價值和有價值的價值統統遭到放逐。人們在精神的平面上，僅僅獲得文本的快樂。寫作成為排除意義和為了自己消逝而涂抹的蹤跡，寫作的完整性僅僅是由文本的碎片所構成，文本的意義并不能指出作者消逝的痕跡，而只能標劃出他曾經在場的可能性。同樣，后現代傳媒也問題不少。大眾傳媒只有當其具有最時髦的形式和最粗陋的內容，最微妙的欲望和最離奇的敘事，才可能使一些羸弱的、在神經敏感和無感覺之間騷動著的當代人的神經興奮起來。

當前中國學界，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文化研究互相生發促進，使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日益重視經典與通俗、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文本研究與傳媒研究之間的復雜關系。同時，注重研究者的自我身份及其國家、民族、階級、性別等文化身份的考察，重視在跨國資本和消費主義中與中心文化相對應的邊緣話語的研究。因此，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作為方法論、政治論、批評論的雜糅，不僅研究大眾傳媒、通俗文化，也研究女權主義、少數話語和多元文化主義等的文化理論與實踐，從而構成其雜色紛呈的當代多元文化景觀。在后殖民文化時代，我們在認真地思考現代性問題和后現代性問題的同時，還需進一步對后殖民狀態中的東方文化身份加以重新書寫，從更大的文化語境思考：在后殖民與后現代這一多元文化時代，我們在反對獨斷論和決定論時，怎樣才能不可滑向另一極——絕對的相對主義。

后殖民主義同樣存在著自己的問題：它將沖突斗爭和政治意識形態等作為世紀末的文化闡釋代碼，使冷戰式的對立思維得以進一步擴充。另外，后殖民主義強調從前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后殖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文化往往就成了激進的抗議文化。如何在普遍性與差異性之間找到一個好的制衡，是后殖民主義理論必得解決的問題。在后殖民主義研究中，進一步透析后殖民主義在某些方面對當代文化研究的思維突破作用以及其理論盲點，看到它在其具有誘惑力的話語效應中又具有歷史性上的文化保守性，而且它在強調文化沖突的同時也使不同群體之間的觀點很難達到沖突化解后的問題解決。這樣，在東方與西方、不同階級與民族之間，是以沖突的矛盾性強調權力強弱對比和中心與邊緣的對立而達到矛盾的激化呢？還是以和而不同的差異性，強調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國家、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從而使得全球冷戰后的“文明的沖突”的思維得以消解，使得和諧對話逐漸取代文明沖突，文化差異性逐漸成為人們普遍性思維的重要方面呢？

當然，后殖民主義文學確實在創作中提供了重要的想象力和新的民族精神，甚至也表現了共同傳統基礎上的群體意識及其理論依據，但是如果全盤否定具有某些普遍性的東西作為人類的共同性尺度的話，就有可能使世界在諸多話語領域逐漸喪失一些合法的、平等的、富有建設性的對話，從而使“敵對斗爭”成為后殖民景觀中的新場景。在信息時代如何避免這種反西化、反現代化而導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對貧困，同時在保持自我相對差異性的同時，而對具有普遍意義的全球標準加以認同，確實上非常困難的事情。

對當代中國的“后”現象的審理，是一項相當復雜而難有定論的重要工作。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作為一種全球性的文化現象，對其發生發展的文化軌跡、多元思維論意向、價值消解問題，以及其對中國當代文化學術產生的影響加以正當地學術研究，具有重要的當代意義。這一研究將有希望深入到全球政治的、文化的、權力話語關系網羅中，去切實地揭示其理論的真正意圖之所在，從而使我們擺脫自身的視域局限性，而進入一個更大的世紀性和世界性的真實“問題”之中。

不管是納受還是拒斥，當代社會中的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思潮都已經改變了我們闡釋世界和重建意義的符碼，并改寫了過去的烏托邦話語和中心性價值觀。盡管其中的偏激使得社會正常的肌體也遭到了損害，但是總體上看，“政治正確”（politicalcorrectness）的基本共識使得邊緣聲音浮出了歷史地表，多元價值和文化寬容精神使得當代社會更為個體化。如果說，后現代主義關注文本之外的邊緣問題和被中心話語遮蔽的問題，那么，后殖民主義則注重在文本政治的解讀中轉換文本的解釋語境和意義結果，在新的政治話語體系中重新尋覓文本失落的意義，進一步關注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滲透中所暴露出來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內在緊張問題。這種通過某種理論在社會現實中的具體實踐使社會產生重大轉型的話語，讓中國知識界產生了離心和分化，這種離心和分化有其負面效應，同樣也有其積極意義。一種理想的共識的破裂，表明今天的多元時代，每個人只能通過自己的思考獲得自己的思想結論，沒有放之四海的現成真理，也沒有可以為萬世開太平的圣人先師，而只有通過不同集團群體、不同思想層次、不同話語領域的持續不斷的良性對話，才能獲得多種意見的短暫共識，而后再分化，再力求獲得新的共識。

（原載《當代美術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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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鼎山《所謂“后現代派”小說》，載北京《讀書》，1980年第12期。

[2]袁可嘉《關于“后現代主義”思潮》，載北京《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11期。

[3]劉峰《后現代主義文藝思想》，載上海《文匯報》，1986年6月。

[4]唐小兵《后現代主義：商品化和文化擴張》，載北京《讀書》，1986年第3期。

[5]杭法基《后現代主義和中國繪畫》，載北京《美術》，1986年第8期。

[6]王天錫《一定要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之間做出抉擇么？》，載北京《文藝研究》，1986年第3期。

[7]史建《對后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思考》，載北京《文藝研究》，1988年第5期。

[8]杰姆遜著《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9]詹克斯著《后現代建筑語言》，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6年版。

[10]戈德伯格著《后現代時期的建筑設計》，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版。

[11]九十年代出版了大量關于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方面的譯著。主要有：佛克馬、伯頓斯編《走向后現代主義》（1991年版），王岳川、尚水編《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1992年版），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編《后現代主義》（1993年版），柳鳴九主編《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1994年版），哈桑著《后現代的轉折》（1994年版），琳達·哈琴著《加拿大后現代主義》（1995年版），大衛·格里芬編《后現代科學》（1995年版），N.霍蘭德著《后現代精神分析》（1997年版），利奧塔德著《后現代性與公正游戲》（1997年版），利奧塔德著《后現代狀況》（1998年版），德里達著《文學行動》（1998年版），保羅·德曼著《解構之圖》（1998年版），杰姆遜著《快感：文化與政治》(1998年版)，吉登斯著《現代性自我認同》(1998年版)，馬克·第亞尼著《非物質社會——后工業世界的設計、文化與技術》(1998年版)，艾勒克·博埃默著《殖民與后殖民文學》（1998年版），卡勒著《論解構》（1998年版），波林·羅斯諾著《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1998年版），彼得·克斯洛夫斯基著《后現代文化》(1999年版)，張京媛主編《后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1999年版)，湯林森著《文化帝國主義》(1999年版)，米勒著《重申解構主義》(1999年版)，薩義德著《東方學》(1999年版)，D.凱爾納，S.貝斯特著《后現論——批判性的質疑》，(1999年版)羅鋼、劉象愚編《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1999年版)等。“后學”方面的編著中較有學術分量的有：樂黛云主編《欲望與幻象：東方與西方》（1991年版），樂黛云、張鐵夫主編《多元文化語境中的文學》（1994年版），王善鈞主編《由“結構”走向“解構”》（1994年版），楊豪中編著《后現代主義建筑與文化》（1994年版），王燕來編著《后現代主義設計大師》（1997年版），孔新苗編著《西方后現代繪畫》（1997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