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延之詩歌風格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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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顏延之著述思想性格詩歌風格影響

論文摘要：目前，學術界對于顏延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出仕時間、思想性格、著述、作品系年、詩歌創作、文賦、影響和顏謝比較八個方面。總體而言，成效顯著，但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對于出仕時間有爭議，沒有顏集的校注本，一些詩文的寫作時間還有待考證和確定，詩歌“辭采”的研究比較表面化，文賦研究相對薄弱等。

顏延之作為“元嘉三大家”之一，在當時的文壇享有重要的地位，史書和文學批評論著都有記載。鐘嶸在《詩品》中稱其為“經綸文雅才”。然世事變遷，南朝以后，顏延之其人其文的影響力和地位不斷下降，褒少貶多，受關注程度不高。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對顏延之的研究依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從1949年到1982年，競無一篇研究顏延之的論文，其他研究資料只有繆鉞發表于《中國文化研究會刊》(1948年)的《顏延之年譜》”“p4)。自1985年周懷忠的《論顏延之的文學創作》(《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5期)發表后，才陸續出現一些研究顏延之的論文，但這和“元嘉三大家”中的另二位——謝靈運和鮑照的受關注程度不可同13而語。至于專著，截至上世紀末，中國內地居然沒有一本研究顏延之的專著出版，期間只有臺灣1988年出版的黃水云《顏延之及其濤文研究》。進入本世紀，這種情況有所改觀，顏延之研究不斷加強，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是在為數不多的(8O多篇)研究顏延之的論文中，有大約50篇是在新世紀發表的；其二是一批博士、碩士淪文相繼出現，博士論文有楊曉斌的《顏延之生平與著述考》(2005年)，碩士論文有劉文蘭的《顏延之文學論》(2000年)、裴闖的《顏延之生平創作一議》(2001年)、李佳的《顏延之校注及其研究》(2003年)、陸立玉的《顏延之與元嘉文學》(2005年)、孫震芳的《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2007年)、黃磊的《顏延之詩歌研究》(2007年)、楊艷華的《顏延之詩歌研究》(2007年)、張莎莎的《顏延之研究》(2008年)；其三是2008年長沙理工大學諶東飆教授的《顏延之研究》一書出版，該書不僅填補了大陸顏延之研究專著這一空白，也標志著顏延之研究在這一階段取得了重要突破。然而，在古代文學研究13益深入的今天，顏延之研究還是相對薄弱的。本文試圖對顏延之研究加以回顧和評述，以期引起研究者對顏延之更多的關注。

一、出仕時間考辨

顏延之以光祿大夫致仕。《宋書》和《南史》都為其立傳，這為研究顏延之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后世學者對其年齡、任職經歷、生平事跡、致仕時間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研究，如繆鉞的《顏延之年譜》，沈玉成的《關于顏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西北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楊曉斌的《元嘉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問顏延之仕歷考辨》(《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顏延之出為始安太守始末考》(《西北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顏延之生平與著述考》，黃水云的《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李佳的《顏延之作品新探》(《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8年第2期)，諶東飆的《顏延之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顏延之出仕時間是爭議的焦點。繆鉞、黃水云、諶東飆等人均認為延之出仕時間當在義熙十年(414年)至義熙十一年(415年)，即31—32歲之間，主要依據就是《宋書·顏延之傳》。而沈玉成在《關于顏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中以劉柳的仕歷為線索，推斷延之的出仕時間不晚于義熙元年(405年)，即23歲左右，因為義熙三年劉柳已是“尚書仆射”，如果顏延之30歲以后出仕，和劉柳的仕歷矛盾。楊曉斌在《顏延之生平與著述考》中沿著沈玉成的思路對劉柳的仕歷進行了仔細的考辨，也認為延之是義熙元年出仕，這就將延之的出仕時間提前了10多年。當前，由于史料的缺乏，這個問題還很難形成定論。

二、思想和性格研究

關于顏延之的思想研究，影響較大的有李宗長的《論顏延之的思想》(《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6期)、陸立玉的《顏延之思想性格解析》(《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o5年第3期)、諶東飆的《顏延之研究》，大都認為占據顏延之思想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同時也有玄佛思想。黃水云則在《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一書中認為，其不僅具有儒佛思想，同時還受嵇、葛影響，有養生神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這對于顏延之的思想研究又多了一個關照層面和視角。總體而言，這些研究使人們對顏延之的思想有了清晰而全面的了解。但是，這類研究更多的是關注其存在的多元思想，忽視了對其多元思想形成原因的探討，而這對于我們深刻認識顏延之思想的多元性和矛盾性格有著重要的意義，所以很值得后續研究者注意。

在《南史》、《宋書》中都有關于顏延之性格的記載：“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顏光祿集題詞》日：“狂不可及，老不改性。”無淪是史書的記載還是張溥的評價，都準確地把握了顏延之性格中狂傲、偏激、耿直這一主要特征。今人對顏的性格研究則更為全面。沈玉成在《關于顏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中指出：“顏延之的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所不同的是，顏延之門第較低，政治上并不熱衷躁進，立身處世則以佯狂掩蓋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塵的一面。”沈文談及顏延之性格的文字只有此寥寥數語，卻一語中的。顏延之在文士性命堪慮、朝不保夕的劉宋王朝，雖屢犯權貴，多次被貶，卻能以高壽善終，與他表現出的這種矛盾性格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陸立玉在《顏延之思想性格解析》中認為：“顏的性格心態是在世間仕途屢受打擊的過程中逐步裂變的。”“由初期的樂觀向上、張揚率直逐步走向矛盾悲哀、隱閔內斂。”這種立足于人的性格與外界環境的關系，進而動態把握人的思想性格的方法，有利于全面、準確地了解顏延之性格的復雜性，非常值得借鑒。

三、著述研究

據《隋·經籍志四》載：“宋特進《顏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卜卷。又有《顏延之逸集》一卷，亡。”’但《宋史·藝文志》載：“《顏延之集》五卷。”而流傳至今的作品主要見于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收錄的《顏光祿集》(一卷)，涉及賦、詔、表、書、序、文、頌、贊、箴、七、連珠、謚議、哀策文、祭文、銘、狀、樂府、誄、詩等多種文學體裁，這說明顏延之不僅作品數量眾多，而且兼善眾體。目前對其著述進行研究的主要有黃水云的《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楊曉斌的《逸集·別集辨析》(《圖書館雜志))2007年第4期)、《古本<顏延之集>結集與流傳稽考》(《圖書與情報工作>2o08年第3期)、《古類書、總集誤收顏延之詩文辨證》(《文史哲》2006年第2期)、《顏延之佛學著述考略》(《圖書館雜志》2008年第8期)以及《顏延之生平與著述考》，湛東飆的《顏延之研究》。黃水云是較早對顏延之的作品進行全面考證的學者之一，他根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指出：“顏延之除了詩文著作外，尚有《逆降議》(一卷)、《論語顏氏說》、《庭誥》、《纂要》等書。”楊曉斌的博士論文將其作品分為經學和雜學兩大類，從文獻考證的角度對《論語顏氏蛻》的真偽、成書原因、寫作時間，《逆降議》的文獻著錄類別、名稱與卷數、本義探源、正名，《詁幼》、《纂要》的文獻著錄類別、名稱與卷數、正名等進行了詳細的考辨，同時還列舉了顏延之的《論檢》、《折達性論》、《離識觀》等佛學著作和其他著作，如總集《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阮籍<詠懷詩>注》及他人作品注。更為可喜的是，他還對顏延之作品的版本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考證，這在目前是絕無僅有的。遺憾的是，目前尚無完整的顏延之作品的校注本，只有李佳的《顏延之校注及其研究》對部分篇目進行了校注。這非常不利于對顏延之其人、其文進行深入研究。

四、作品系年考證

關于顏延之作品的寫作年代，研究者多是結合顏延之的生平事跡進行考證，其中以繆鉞的《顏延之年譜》價值為最高，其中有明確系年的詩文共24篇，這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黃水云的《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諶東飆的《顏延之研究》雖略有增益，但多承繆說，沈玉成先生《關于顏延之的生平與作品》提出了一些不同于繆鉞的觀點。李之亮《延之行實及<文選>所收詩文系年》(《鄭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立足于《文選》，對部分詩文進行了考證，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李佳的《顏延之詩文四篇寫作年代考》(《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l期)、石磊的《顏延之行實與詩文作年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6期)則對繆鉞《顏延之年譜》沒有涉及或存疑的地方進行了再探討。總體而言，這些研究基本上把顏延之大部分作品的寫作時間考證清楚了。但這一方面的研究還有相當的開拓空間。截至目前，個別詩篇寫作的確切時問還存在爭論，如《祭屈原文》；有些篇章的寫作年代還有待考證，如《七譯》、《碧芙蓉頌》、《赤槿頌》、《蜀葵贊》、《大筮箴》、《范連珠》等。

五、詩歌創作

(一)詩歌分類研究

顏詩內容廣泛，所以學術界對其詩的分類標準也存在差異。概而言之，有兩種標準：一是以詩歌內容劃分。黃水云在《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中將顏詩分為公宴詩、詠史詩、游覽詩、哀傷詩篇、贈答詩、行旅詩篇、郊廟濤篇、雜詩八類，李宗長在《顏延之詩歌主題選擇的文化審視》(《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一文中將顏詩分為朝廟應制之作、唱酬贈答之作、抒情自況之作、游歷登臨之作四類，陸立玉在《論顏延之詩歌特色》(《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一文中將顏詩分為應制詩、贈答詩、抒情i寺、山水詠物詩四類，孫震芳的《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和黃磊的《顏延之詩歌研究》在談及此問題時與李、陸的標準大同小異。以上分類的差別只是具體化、細化與慨括性、系統化的區別，但視角是一致的。二是從審美的角度劃分。吳功正的《顏延之詩美成就論》(《齊魯學：刊》1994年第1期)從美學的視角將其作品分為雕繢之作、悲咽之作與寄慨之篇三類。這兩種分類標準著眼不同，各有千秋，都能準確地把握詩歌分類的關鍵和要領。前一種分類由于標準清晰、易操作而接受度較高，后一種雖未被廣泛接受，但獨辟蹊徑、富有新意，值得關注。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二)詩歌風格

詩歌風格研究是顏延之研究成果卜最為豐碩的部分，主要表現為對用典、對偶、辭采等藝術表現手法的微觀分析和對藝術特征的總體宏觀把握。

微觀分析主要有：陳書錄的《論顏延之對偶詩對初唐律詩的影響》(《江蘇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諶東飆的《顏詩用典與詩的律化》(《求索》1994年第6期)、《論“顏詩以用事為博”》({O-f：索》1997年第2期)和《顏延之研究》一書的部分章節。其中諶著對顏濤的用典探討得最為全面、詳盡而深刻。全書用了5章，分別從顏延之以前詩中用典情況、顏延之詩中的用典、顏詩用典與劉宋詩壇的復古、顏詩用典與當時的審美風尚、顏詩用典與劉宋的文化事業和學風等方面來考察。這種縱向和橫向相結合的比較方法使顏詩的用典情況清晰地呈現出米，既全面又客觀，學術價值很高。陳文則首先指出顏詩喜刖對偶這一重要特征，然后例證對偶詩的一些主要特點，并指出顏詩的對稱美對齊梁新體詩的發展乃至唐初詩歌的定型化，都有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總體而言，塒用典、對偶的探討已經相當深入和細致。而對“辭采”這一藝術特征的研究則相塒薄弱，目前還沒有論顏詩辭采的單篇論文，大多數文章在探討顏詩辭采時用數筆帶過，多渭其“錯彩鏤金”、“辭采縟密”，沒有展開討論，這是研究顏詩應該注意的一個問題。

從整體和宏觀上觀照的文章主要有：李宗長的《顏延之的詩歌風格論》(《汀蘇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文中指出，顏詩具有藻麗、典銜、清壯三人特點；陸立玉的《論顏延之詩歌特色》(《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文中指出，顏詩存在鋪敘有斂、體裁縝密，喜用典故、用事繁密，講求對仗、偶儷精密，填綴求上、辭采縟密等四大特點。這一類研究成果本上是住鐘嶸刈顏延之的評價礎上進步的細化、具體化，雖有利升巴握顏延之濤歌的主要特征，但缺乏全面性。另外還有陸巖的《顏之許文特點及其成因的探討》(《背中師范高等々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4期)，陔文認為，顏延之的詩歌許非是“鋪錦列繡”、“雕饋滿眼”、“錯彩鏤金”，更不用說他的全部詩文，顏之詩文還具有清新簡樸、悲涼壯闊、小事雕琢的一而，這土要體現在交游行旅、詠物詠史、表現親情之作上。這一觀點的提出彌補了塒顏詩藝術特征認識卜的不足，塒丁全面而客觀地把握顏詩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蔡彥峰在《元嘉體濤學研究》一書中指出：“顏延之比較善丁以對仗和片J事實現典雅質實的詩美，其中一些作品如《北使洛》、《還至梁城作渚》、《五君詠》等還具有精勁之關，這是顏體的基本特點，也足其在詩史上的價值。”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對顏詩所表現的多佯化特征也認識得越來越全而，為后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六、文賦研究

文賦的研究較之詩歌研究顯得較為薄弱。較早的有黃水云的《顏延之及其濤文研究》，他認為其文具有體裁廣泛、辭彩駢儷、典重雅則、駢偶多變陰大特征。而大陸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稍晚，主要有李宗長的《論顏延之的文與賦》(《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這是較早談及顏延之文賦的單篇論文，它從顏延之文賦的題材、表達的情感特點、運思和語言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陸立玉的《論顏延之的文賦創作》(《語文學3q1)2007年第20期)將顏文分為哀祭之文、詠物之篇、哲理之論與應用之什叫大類，同時指出，顏延之的文與賦在藝術風格上與其詩歌基本保持一致，具有駢散相問、以駢為主，隸事富博，麗辭細描、摹寫逼真、注重對文章語言的雕琢與錘煉三個特點。劉濤在《顏延之駢文論略》(《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一一文中指出：“顏延之對駢文發展作出的貢獻在于：其一，體裁眾多，涵蓋面頗廣，除上述諸體外，其訓誡類文章《庭誥》也基本以駢體行文，這在駢文剛剛形成時期實屬難能可貴；其二，對形式技巧的講究相對比較嚴格，重視對偶、藻飾、用典之法，這對駢文逐步走向成熟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還指出了顏延之駢文“用詞典正質實導致語言不夠平易流暢，風格也偏于繁縟典重”的缺點。另有兩篇論文對這一領域也有所關注：一是孫震芳的《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對顏文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進行了詳細分析，并從駢文發展流變的角度探討了顏文與駢文的關系。二是張莎莎的《顏延之研究》，它對顏文進行了簡單的分類。總體看來．．上述研究成果的出現填補了顏延之文賦研究的空白，但還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以研究詩歌的思維來研究文賦，研究視角拓展不夠；二是對于顏延之文賦對六朝駢文發展成熟的助推作用認識不夠。

七、顏延之的影響研究

鐘嶸《濤品》日：“檀、謝七君，并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大夫之雅致乎(Ir376)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言：“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鐘嶸和沈約不約而同地對顏延之“垂范后昆”的作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今人對顏延之影響的研究則更為深人和具體：有的是從文學發展規律的角度列‘顏的作品進行了評價，如諶東飆的《顏詩用典與詩的律化》、陳書錄的《論顏延之對偶詩對初唐律詩的影響》、黃亞卓的《論顏延之公宴詩的復與變》(《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日本學者高橋和已的《淪顏延之的秋胡行——兼談中國的敘事詩》(《齊齊哈爾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于溯的《略論顏延之<五君詠>對早期詠史詩的變革》(《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有的是從接受史角度來討論顏的影響，如杜鳳俠的《論顏延之在阮籍<詠懷>詩接受史上的貢獻》(《鹽城師范學院學~)2006年第5期)，黨萬生、張志新的《顏延之<陶征士誄并序>在陶淵明研究中的重要文獻價值》(《河西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能夠從這種視角研究顏延之的作品和影響，足很有新意的。

八、與謝靈運的比較研究

顏、謝作為元嘉文學的杰出代表，在劉宋文壇不分伯仲，常常被人們并稱。白鐘嶸在《詩品》中將塒居于上品、顏居于中品，并明確指出“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后，顏謝二人孰優孰劣的爭論就不絕于耳，特別是《詩品》中湯惠：“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這句話引起的猜測和爭論更是無休無止，以致成為文學史的一樁公案，這恐怕是鐘嶸始料未及的。一些學者紛紛撰文對此發表見解，如諶東飆的《鮑照和湯惠休何嘗貶顏》(《湘潭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高華平的《從“文筆之辨”到重“文”輕“筆”——<詩品>揚謝抑顏原因新解》(《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陳慶元的《論顏謝、沈謝齊梁問地位的得失與升降》(《文學遺產》1999年第1期)。諶文指出，這句話未曾貶低顏詩，而是同時標舉兩種風格。并給出了三條理由：“鮑、湯評顏之語，皆六朝人用以褒獎文章華美之詞，‘亦’字的運用表明前后的感情色彩一致；錯彩鏤金并非顏所專有，乃是劉宋文壇上存在的普遍現象；從鮑照的思想性格進行考察，他也不會當面貶顏。”高文從顏謝二人所持的“文筆”觀出發，闡發了鐘嶸《詩品》揚謝抑顏的原因。陳文則對二人地位的升降得失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認為劉宋文學還是應以顏謝為代表。除了這種試圖還原具體歷史情況下顏謝二人的文學地位和貢獻的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文章對顏、謝文風及形成原因等進行了具體而微的比較分析。如白崇的《同源異象——顏延之、謝靈運詩風異同論》(《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楊艷華的《論門第家族對顏延之、謝靈運詩歌創作的影響》(《漳州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白文指出：“從共性上看，二人詩歌都有典麗、繁密、雕琢、‘巧似’、重視藝術形式等特征，這使他們的詩風與陸機有近似之處。但是在詩歌的主題、寫景、內在氣質等方面，顏、謝存在很大差異。謝靈運在延續陸機詩歌某些特征的同時，其整體風貌與曹植詩歌更為接近，而顏延之則更多地繼承了陸機詩風。顏、謝詩風的異同反映了元嘉詩歌的共性與多樣性，其與曹植、陸機詩風的聯系也反映了魏晉、劉宋詩歌發展軌跡的主要特征。”楊文則以家族門第對作家創作的影響為出發點，指出高門大族和守舊次等禮法士族出身的不同，形成了顏謝知識結構、審美觀及創作心態的不同。虛放自適和篤守禮法的思想根源形成了“鰣奇顏法”這一詩歌內在精神的差異，山水和應制止是謝、顏符合自身條件的選擇，“初發芙蓉”和“鋪錦列繡”的詩風之異亦由此而生。

綜上所述，學界對顏延之的研究表現為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特別是近幾年來，不僅的數持續增加，而且大陸還出版了第一本研究專著，成果可謂豐碩。但從研究現狀來看，依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如對丁出仕時有爭議，沒有顏集的校注本，一些詩文的寫作時問還有待考證和確定，對詩歌“辭采”的研究比較表而化，文賦研究相對薄弱等。這就需要致力于顏延之研究的學人付出更多的艱辛和努力，以期有更多的成果和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