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俠小說觀評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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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武俠小說本體觀創作觀鑒賞觀

摘要：金庸有自己清醒的關于武俠小說的本體觀、創作觀和鑒賞觀。其本體觀主要體現在武俠小說是一種形式傳統化、功能娛樂化、本質情感化的文學類型，與其他小說類型是平等的；創作觀主要是以人物為核心并寫出人物的性格、情節跌宕起伏且與人物性格相適應、設定歷史背景以求真實感、武功源于想象已增神奇性以及力求不斷創新；鑒賞觀主要表現于不以類型論成敗，應以娛樂性、情感性、人物塑造、人生思考以及傳播正確的價值觀念為評價標準。金庸能全面提升武俠小說品格，成為武俠小說創作第一人，得益于這樣的認識及其在創作中的成功實踐。

金庸小說自被施以經典命名以來，以金庸小說為對象的研究成果已頗豐，內容亦涉及很多方面，且比較深入。但是，至目前，對金庸本人的關于武俠小說的認識卻研究不足。所以如此，與金庸本人從未系統地論述自己的武俠小說觀有莫大關系。然而，對于武俠小說，金庸是有自己清醒而自覺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認識只散見于小說的后記、再版序言，以及一些訪談錄中，但從中卻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庸關于武俠小說的本體觀、創作觀和鑒賞觀。金庸小說所以能成為武俠小說集大成者，與此有關。梳理出它們，不僅對研究金庸小說本身有極大的意義，而且有助于武俠小說的理論建設。

一、本體觀

對于武俠小說這一文類本身，金庸主要有以下一些認識：

1．作為文學的一種形式，武俠小說與其他文學形式是平等的，沒有高低、優劣、雅俗之分。金庸在早年接受采訪時就強調，“……不管是武俠小說，愛情小說，偵探小說或什么小說，只要是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它是用什么形式來表現那完全沒有關系。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有文學意義的，就是好的小說，其他任何小說也如此。畢竟，武俠小說中的武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而在2002年的新版《金庸作品集》序言中，金庸則再次明確表態說：“武俠小說只是表現人情的一種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現一種情緒，用鋼琴、小提琴、交響樂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畫家可以選擇油畫、水彩、水墨或版畫的形式。問題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現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讀者、聽者、觀賞者的心靈相溝通，能不能使他的心產生共鳴。”可見，在金庸看來，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類型，和其他各種文學類型，尤其是和其他小說類型相比，是完全平等的，沒有高低、好壞之分。也因此，金庸對所謂的“雅”“俗”觀念并不贊同。他說：“俗和雅是沒有界限的，任何作品，藝術作品一定要俗。一定要給人民大眾接受，這是的意見，這一點我同意。他主張文藝一定要為工農兵服務，你說因為工農兵接受就俗了，只有文人學者，大學教授同意，這就雅了，我不贊成這個講法。”

2．表現情感既是文學的本質，也是武俠小說的本質。對于文學的本質問題，金庸在早期小說《神雕俠侶》后記中就曾有過回答。他說：“我個人覺得，在小說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為，無論社會如何變遷，時代如何發展，“父母子女兄弟間的親情、純真的友誼、正義感、仁善、樂于助人，為社會獻身等等感情與品德，相信今后還是長期為人們所贊美，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論、經濟制度、社會改革、宗教信仰所能代替的”。而在成名之后的多次受訪中，金庸始終堅持此說，且更加直截了當。例如，“以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文學主要是表達人的感情。文學不是用來講道理的，如果能夠深刻而生動地表現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學。”文學的本質如此，作為文學形式之一種的武俠小說，與其他文學形式相比雖然有種種不同之處，如“武俠小說基本上就是描寫沖突的，像兩種力量的沖突，兩種觀念的沖突，或是命運與人之間的沖突”，武俠小說“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會這么緊張和驚險”，但在表現和揭示人類的情感這一根本點上，武俠小說與其他文學形式不應有什么不同。所以，對金庸而言，寫武俠小說就是要能揭示出人的情感，而且“希望寫得真實、寫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注意到的情感都發掘出來、表現出來”。

3．武俠小說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中國化的、傳統化的。金庸認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小說的一種形式，是西洋小說里面沒有的一種形式”。它受讀者歡迎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形式跟中國的古典章回小說類似，第二它寫的是中國社會，更重要的，它的價值觀念，在傳統上能讓中國人接受。是非善惡的觀念，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基本想法沒有很大改變”。雖然“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似乎出現了一種觀念，以為外國的形式才是小說，中國的形式不是小說”，使現代文藝小說“跟中國古典文學反而比較有距離，雖然用的是中文，寫的是中國社會，但是它的技巧、思想、用語、習慣，倒是相當西化”，也因此造成“用中國傳統方式來寫小說的人，就比較不受整個中國文化界的重視，甚至受到歧視”，但由于“武俠小說大都是描寫中國人的社會，中國的人物”，“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長期傳統……更加重視正義，氣節，舍己為人，鋤強扶弱，民族精神，中國傳統的觀念”，“具有傳統的小說形式，內容也是傳統的，它的道德觀與一般人的道德觀也趨于一致”，所以“中國人自然有親切感”，“自然不知不覺會較易接受”。“這種現象值得每一個人去正視它”，“我們應當充實它，并且加深它的價值”。

4．娛樂性是武俠小說最為重要的功能。娛樂性是金庸在武俠小說本體認識上又一始終堅持的觀念。他一直強調：“武俠小說本身在傳統上一直都是娛樂性的”，“武俠小說是真正的群眾小說”，即使在現代，“我個人以為，武俠小說仍舊是消遣性的娛樂作品”，“武俠小說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否則讀者就不看，它的目的也達不到了”。進而，不只是武俠小說，就是所謂純文學小說，也應當注重娛樂性，因為“小說離開了娛樂性就不好看了，沒有味道，我認為這是一種創作的失敗。現在有一種文學風氣，不重視讀者的感受，不重視故事，老是要從小說的內容里尋找思想，尋找意義，這就變成‘文以載道’了，這不是文學”。“小說一定要好看，因為小說最重要的還是好看。”當然，重娛樂不能唯娛樂，“如果一部小說單只是好看，讀者看過之后就忘記了，那也沒什么意思。如果在人物刻畫方面除了好看之外，還能夠令讀者難忘和感動，印象深刻而鮮明的話，那就是更進一步了。畢竟，小說還是在于反映人生的”。

金庸關于武俠小說本體的認識，無論是對于武俠小說文類本身還是對于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類型平等既意味著武俠小說文學地位的還原，也意味著金庸對武俠小說的無比堅定信念，更意味著金庸因此而懷有一種嚴謹、認真的創作態度，從而致力于武俠小說創作上的種種探索；以表現情感為武俠小說乃至文學的根本，并以此作為自己創作武俠小說的理念，且力求表現深刻、真實，從而達到借虛幻的江湖世界表現真實的人心、人性、人情、人生的目的，這樣的定位既在理論上與純文學相一致，使類型平等之說顯得更堅實，又在實踐中因其真正做到了這一點而使金庸小說能夠與純文學作品比肩；武俠小說是中國傳統的小說形式，并因其中國化、傳統化而深受中國讀者喜愛，這既表明了金庸對這一客觀現象的清醒認識，同時也表明他于20世紀中后期創作武俠小說并非只是出于偶然的機緣，也并非只是為了提升所辦報紙的發行量，而是為了繼承和光大本土文學傳統，這在全面西化的20世紀中國文壇尤顯可貴；充分肯定武俠小說的娛樂性，進而強調小說本身的娛樂性，突出讀者的閱讀活動首先應該是娛樂活動，在此基礎上再賦予其一定的內涵從而感動讀者，非常符合于文學本身的精神與功能，這不僅更加堅定了金庸創作武俠小說的信念，而且也使他在創作中更自覺、更充分地調動和運用娛樂元素。金庸關于武俠小說本體之如此立說，無疑是比較客觀、合理的，也因此形成了金庸不同于一般武俠小說作家的創作追求。

二、創作觀

以合理、客觀的武俠小說本體認識為前提，本著創作出既好看又耐看、既能給人以娛樂又能使人感動的武俠小說的創作追求，于自己的武俠小說創作，金庸也有自覺而清醒的認識：

1．以人物為核心，寫出人的性格。金庸在創作之初就曾說過：“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實上不可能，人的性格總應當是可能的。……世事遇合變幻，窮通成敗，雖有關機緣氣運，只有幸與不幸之別，但歸根結底，總是由人本來性格而定。”在多次接受采訪時金庸同樣強調：“我個人覺得，在小說里面，總是人物比較重要。……我總希望能夠把人物的性格寫得統一一點、完整一點。”“我個人寫武俠小說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寫出的人物能夠生動，他們有自己的個性，讀者看了印象深刻。”而在2002年的新版《金庸作品集》“新序”中，金庸依然認為：“小說是寫給人看的。小說的內容是人。……基本上，武俠小說與別的小說一樣，也是寫人，只不過環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節偏重于激烈的斗爭。”而且，既然是寫人，就應當寫出人物性格的真實性、復雜性，所以“我寫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壞人相當分明的，壞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壞人身上也會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壞的成分。作者當然希望寫人寫得真實，讀者難免誤會認為作者有時候把壞人寫得相當好，是否鼓勵壞人。我想作者不是這樣認為，他考慮的是真實不真實的問題。他有時反映社會上具體存在的事，并不是說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贊同的事。”可見，在金庸看來，塑造人物是武俠小說創作的核心，而要塑造人物，就必須寫出人物完整、真實、復雜的性格。

2．追求情節的曲折跌宕，但須與人物的性格相適應。金庸認為，“武俠小說基本上就是描寫沖突的，像兩種力量的沖突，兩種觀念的沖突，或是命運與人之間的沖突。‘誤會’也是一種沖突。人類社會基本上是充滿沖突的，許多小說、戲劇也描寫它，武俠小說只是更適合描寫沖突罷了”。所以，武俠小說的“情節偏重于激烈的斗爭”。也因此，“武俠小說的故事不免有過分的離奇和巧合”，同時，“偵探小說的懸疑與緊張，在武俠小說里面也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寫武俠小說的時候，如果可以加進一點偵探小說的技巧，也許可以更引起讀者的興趣”。但是，小說家注重情節的曲折跌宕并不意味著可以任意而為。所以金庸同時認為，“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襯人物的性格。有時想到一些情節的發展，明明覺得很不錯，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犧牲這些情節，以免影響了人物的個性”。因為“人有怎么樣的性格，才會發生怎么樣的事情”。例如“楊過和小龍女一離一合，其事甚奇，似乎歸于天意和巧合，其實卻歸因于兩人本身的性格，兩人若非鐘情如此之深，決不會一一躍入谷中；小龍女若非天性淡泊，決難在谷底長時獨居；楊過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會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

3．設定歷史背景，符合多重需要。金庸小說大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金庸對此主要有以下一些解釋：其一，文體需要。“武俠小說本來就是以中國古代社會為背景……既然以古代社會為背景，那就不能和歷史完全脫節。”所以“我寫武俠小說，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寫他們在特定的武俠環境（中國古代的、沒有法制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不合理社會）中的遭遇”。其二,作品需要。因為“我寫的武俠小說有的場面比較大，常有大的戰爭，這就必須要有所依據”。其三,閱讀效果需要。“武俠小說多是虛構的，有了歷史背景，便增強其真實感，武俠小說不可能像神話那樣，要有真實感。歷史是真的背景，人物都是假的，這樣可以使讀者自己去想象一切的發生，一切都變得真的一樣。”其四，個人興趣需要。設定歷史背景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對中國的歷史很有興趣”。當然，金庸小說中也有沒有具體歷史背景的作品，如《笑傲江湖》《連城訣》等。沒有具體的歷史背景，不等于沒有歷史背景。因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時間很長，過去許多朝代的變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緩慢的。一個故事發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與政治牽連在一起，背景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這樣的作品雖沒有具體的歷史朝代，卻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朝代。這是對歷史本質真實的更深刻把握。

4．武功的產生想象化，招式名稱形象化，境界哲學化。對于自己小說中的武功描寫，金庸也有比較明確的考慮。其一，產生想象化。“大多數小說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看看當時角色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動作，就在成語里面，或者詩詞與四書五經里面，找一個適合的句子來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時找不到適合的，就自己作四個字配上去。”其二，名稱形象化。無論給武功起什么名字，“總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須形象化，就可以了……就是你根據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動作想象出來”。其三，境界哲學化。“中國古代一般哲學家都認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與物，融成一體。所謂‘無為而治’其實也是這種理想的境界之一。這是一種很可愛的境界，所以寫武俠小說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其四，集大成者。“如果我們希望男主角的成長過程，多姿多彩，他的武功要是一學就學會，這就未免太簡單了。而且，我又覺得，即使是在實際的生活之中，一個人的成長，那過程總是很長的。一個人能夠做成功一個男主角，也絕不簡單。”所以，男主角大都因有幾個師傅或較多的意外機緣而成為武功的集大成者。

5．力求創新，超越前人，突破自我。金庸具有非常明確的創新意識。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超越文類本身的限制。金庸認為，對于武俠小說創作來說，“作品不管寫得怎樣成功，事實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這真是個問題。”所以對他而言，一方面既注重武俠小說的傳統形式、娛樂功能，另一方面又強調“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希望藉這個形式表達出一些真實的，正確的社會意義，甚至呈現出某種永恒的藝術價值”。第二，超越前人。例如在回答何以在《神雕俠侶》中將男女主人公處理成“一個殘廢的男主角，一個失貞的女主角”的問題時，金庸說：“我當初決定這樣寫，也許是為了寫武俠小說的人很多，已有的作品也很多，自己寫的時候，最好避免一些別人已經寫過的。一般武俠小說的男女主角總是差不多完美，所以我就試著寫男女雙方都有缺憾，看看是否可以。”第三，突破自我。金庸在總結自己的創作之路時說：“我在創作這些小說時有一個愿望：‘不要重復已經寫過的人物、情節、感情，甚至是細節。’”“我喜歡不斷的嘗試和變化，希望情節不同，人物個性不同，筆法文字不同，設法嘗試新的寫法，要求不可重復已經寫過的小說。我一共寫了12部長篇小說，大致上并不重復，現在變不出新花樣了，所以就不寫了。”

在武俠小說中能夠以人物為核心，自覺致力于人物性格的刻畫塑造，力求把人物性格塑造的真實、完整，同時注重人物個性與故事情節的辯證統一，使情節因人物個性而產生、發展，人物個性又因情節的發展而得到顯示、強化，不僅因此塑造了一系列可以稱之為典型的人物形象，而且避免了“庸俗鬧劇”的可能；在小說中以背景的方式出現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狀況，或者是表象描述，或者是本質揭示，既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感，又豐富、提升了“俠”的內涵，尤其是當金庸以當代視角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理性反思和批判時，不僅增強了小說厚重的歷史感，而且增強了小說深厚的文化感；想象的武功而非真實的拳術照搬，不僅避免了機械和一般，而且極大地拓展了表現空間，使金庸憑借其淵博的知識和豐厚的學養盡情揮灑成為可能，武功因此而具有哲學化、藝術化、性格化的品質，也更加增添了神奇性和觀賞性；自覺努力于超越文體、超越前人、超越自己的創新追求，使金庸小說得以避免模式化、類型化、重復化。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金庸能夠全面提升武俠小說的品質，成為武俠小說創作第一人，絕非偶然。

三、鑒賞觀

相對于本體觀、創作觀，金庸直接談武俠小說鑒賞的文字就更少。不過，細加梳理，與本體觀和創作觀相適應，亦可看出金庸關于武俠小說鑒賞方面的大致認識：

1．不以類型論成敗。金庸以為，“武俠小說也和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有好的，也有不少壞的作品。我們不能很籠統地、一概而論地說武俠小說好還是不好，或是說愛情小說好還是不好，只能說某作者的某一部小說寫得好不好。……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和它是不是武俠小說沒有關系。問題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夠感動人，有沒有意義，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俠的方法來表現”。即，武俠小說作品的好壞“要從小說本身的價值來判斷”，而不能從它是不是武俠小說來判斷、評價。

2．娛樂為主，人物核心，情感本質，人生思考。金庸在接受采訪回答“對小說有些什么基本的要求”時說：“小說一定要好看……其次，如果一部小說只是好看，讀者看過之后就忘記了，那也沒什么意思……畢竟，小說還是在于反映人生的”。“當然人生的各部分都可以，也應該加以反映，不過，我認為歸根結底情感還是人生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而在回答“理想的武俠小說應該是怎樣的”問題時，金庸說：“這個問題很難答復”，但就“個人的希望和方向”而言，“我個人寫武俠小說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寫出的人物能夠生動，他們有自己的個性，讀者看了印象深刻。……另外一點是，當然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從金庸這些關于武俠小說的基本要求或理想的武俠小說應當是怎樣的表達中，既可看出金庸有關武俠小說的本體觀、創作觀，亦可得出其評判武俠小說作品質量高低的標準，其一，是否生動好看，有強烈的娛樂性；其二，是否以人物中心，塑造了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其三，是否深刻揭示、表現了人的情感；其四，是否表達了作者對人生、社會的深入思考。

3．傳播正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金庸雖然在根本上認為“藝術本身還是藝術，它并不是追求什么目的，只是追求一種美感”，“至于真假善惡，則是另一回事”，因而“不想把文學當成是一種影響社會的工具”，“不贊成用‘主題’來評斷一部作品。主題的正確與否，并不是文學的功能”，但同時認為，“小說中有人物，就有價值觀念或道德觀念。武俠小說本身是很微妙的，它也是一種大眾型的產物，要接觸千千萬萬人，如果故意或不知不覺地傳播一種對整個社會善良風俗有害的觀念，我希望能避免。雖然它屬于美的范疇，但是事實上它是對人有影響的，因此作者要考慮到武俠小說是有千千萬萬人讀的”。即從評判的角度講，是否傳播了正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價值尺度。

4．對青少年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與武俠小說本身無關。首先，對青少年因看武俠小說而導致模仿甚至暴力犯罪的指責，金庸以為“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武俠小說來負的，一把菜刀可以用來切菜，也可以用來殺人”。其次，對青少年因讀武俠小說而廢寢忘食甚至荒廢學業的問題，金庸說：“壞的影響，太過當然是有……什么東西一太過必然有害”，但是這與評判武俠小說本身的好壞沒有關系，“譬如年輕人喜歡打球，打得過多而打壞身體或荒廢學業，難道我們能說打球是壞的嗎？”所以“武俠小說是中性的，是一種普通的娛樂”，不能因其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而否定其本身。

不以類型論成敗是鑒賞的前提，唯此才能做到客觀、公正而不先入為主，也才能進行鑒賞；娛樂為主、人物核心、情感本質、人生思考以及傳播正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作為評價武俠小說好壞的標準，是比較全面、合理的，憑此鑒賞武俠小說基本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不能因武俠小說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而否定武俠小說本身的認識，也比較客觀，對糾正長期以來就存在的因負面作用而否定武俠小說本身的觀念，具有一定的作用。總之，金庸的與其武俠小說本體觀、創作觀相適應的鑒賞觀，對如何鑒賞武俠小說具有比較重要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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