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學成績與危機論文

導語：散曲學成績與危機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總之，這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個世紀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間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擾太多太大，大陸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氣，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績。在50年代，隋樹森先生先后對《陽春白雪》、《樂府新聲》、《太平樂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選集進行了精細校訂，并在此基礎上廣搜博覽，最后編成《全元散曲》，總輯一代文獻。在作家考訂方面，孫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譚正璧的《元曲六大家傳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階段，港臺方面的實績要超過大陸，特別是在曲譜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羅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譜》、羅錦堂的《北曲小令譜》、《南曲小令譜》、汪經昌的《南北曲小令譜》、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鄭賽的《北曲套式匯錄詳解》、《北曲新譜》等，都是較有影響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創作、藝術形式和發展歷史等研究方面，有羅錦堂(中國散曲史》、鄭賽《從詩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與研究》、王忠林《元曲論叢》等專著，另如鄭賽《景午叢編》、羅錦堂《錦堂論曲》等論著中也收人了他們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縱觀20世紀的散曲研究，除中期幾十年大陸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擾外，在前后兩個時期，成績是很顯著的。學人們大多本著務實求真的精神，在扎實的資料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再進行綜合性的理論闡發，一些忽焉而興又忽焉而亡的新思潮基本未沖擊這一研究領域，學者們在諸如散曲文獻的收集整理、研究資料的匯編、作家生平的考訂，作家作品、體式特征、風格流派和發展史的研究等方面，都成績斐然，非此前任何一個時代可比;尤其是散曲研究從籠統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展的學科，就更是二十世紀曲學研究的重要成績。

但是，20世紀的散曲研究也還存在種種問題，尤其在以下幾方面表現尤為突出:首先是作家個案研究范圍狹窄，在元明清960多名散曲作家中，卓有影響的重要作家至少有150余人，但在20世紀中先后進人專文研究行列的不過才40余人，出現過有一定分量研究論著的曲作家只有30人左右。這與詩、詞的作家個案研究，顯然是無法相提并論的。作家個案研究不夠，直接影響到流派研究和發展史研究的質量和進展。其次，研究領域未能得到有效拓寬。就時代而言，我們多局限于元代散曲的研究，對于明清，關注的人甚少。就文體而言，我們還主要局限于散曲本身的研究，與相關文體如詩詞、戲曲的比較研究，還未充分展開。再次，研究方法比較單調，學術思想未能不斷更新。雖然前些年忽焉而興又忽焉而亡的諸多新方法沒有沖擊和影響散曲研究這一學科，這一方面繼續保持了散曲研究學風的端正樸實，但另一方面，也表現出研究者在學術思想、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進展緩慢。凡此，都阻礙著散曲研究的發展。

二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

回顧過去，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績是令人欣慰的，這不但激勵著我們對散曲研究的信心，同時也對我們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展望未來，新世紀散曲研究的前景是令人擔優的。就目前情況而言，種種問題已經日益暴露，散曲學生存、發展的危機已經顯而易見。主要說來，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散曲研究學人較少，目前專門耕耘在散曲領域內的中青年學者就更少，絕大多數是“業余”或“兼職”，像20世紀前期的任中敏、盧前，中期的隋樹森和后期的謝伯陽、呂薇芬等先生那樣，數十年堅持一直做散曲研究的，恐怕就鮮乎其人了。這一問題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在20世紀中葉的大陸，因為文化學術的政治化，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過分地強調文學作品的階級性、人民性，以及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等等，散曲因為缺乏這些內容，逐漸受到冷落甚而慢慢地被人遺忘，當然就很難再有專門的研究家了。到八九十年代，隨著學術思想的解放，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時，二三十年代卓有建樹的一些散曲研究專家卻先后謝世，在此時進人散曲研究這一學科的中青年學者，多半只能是半路出家。既然是半路而來，所以一方面既做散曲研究，另一方面也難以離開另一半研究對象。當然，這不是說搞散曲研究就不能搞別的研究，相反，要把散曲研究做好，還非得要做其他研究不可，比如對劇曲的研究，對詩詞的研究，對音樂的研究，對作家生活的社會狀況和時代思潮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的，但這里有以哪一個研究對象為重心的問題，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問題。總之，一個學科，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專門家長年累月地扎根在那里進行辛勤的耕耘，要想使該學科得到長足發展，那是絕無可能的。第二，散曲研究成果沒有專門的發表園地。像戲曲、小說、詩詞等文體，研究的人多，每一學科都有好幾種專門的刊物，但散曲研究卻不但沒有專門的刊物，在全國上千種報刊中，似乎連固定的專欄也沒有。因此，散曲研究成果就只能在像《文學遺產》、《文學評論》、《中國文學研究》、《中國韻文學刊》等很少的幾個文學類綜合性刊物和學報類社科綜合性刊物發表。當然，與第一個問題相聯系，因為研究隊伍人數小，專門家不多，高質量成果的產出自然有限，事實上也很難供養一個散曲研究的專門刊物，既然沒有一個專門刊物，成果發表就又相當困難，于是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散曲研究后繼乏人。這可以說是我們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最大的問題。散曲研究的后繼人才從哪里來?當然只能靠我們現在培養的碩士生與博士生來接班，但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在職的散曲研究專門家已經很少，在現有的古代文學碩士點和博士點中專門設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恐怕也就屈指可數。在大陸的古代文學博士點中設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除揚州大學以外，我目前尚不知道是否還有第二家;在碩士點中設有散曲研究方向的，近幾年與一些同行談起過，好象也只有兩三家而已。其形勢之嚴峻，可想而知。如果說現階段的散曲研究靠我們一些“兼職”的專家還勉強可以支撐局面的話，那么，再過10年20年，情況會是怎樣呢?關于學科的后繼人才問題，是許多傳統學科共同存在的危機，但這一點也許在散曲研究學科中要表現得更為突出吧。由于上述種種問題的存在，使得散曲研究正面臨著嚴重的生存與發展的危機!三對策思考

如果從學科生態的角度看，一個學科的衰落，必然會影響到相關學科的發展，就拿散曲研究來說，如果它一旦衰落下去，從文體的角度說，必然會影響到整個中國古代詩歌文學的研究，使中國詩學顯得殘缺不全;如果從時代的角度說，也會使元明清文學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那么，怎么辦呢?靠誰來改變這種局面?應該說，重振一個學科，最可靠的，還是這個學科的學人自己。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選擇是:要么，團結一致，知難而進，努力拼搏，自振自救;要么，不思進取，得過且過，坐以待斃。我想，一個有良知的學者，有責任感的學者，是一定會選擇前者的。不然，讓我們這一代人在新世紀來面對散曲學的衰落或者消亡，我們會愧對祖宗!愧對先賢!有什么具體辦法呢?辦法只能由我們大家來想。這里提出幾點淺見，供大家參考:

第一，要積極樹立和努力強化學科意識。我們必須認識到散曲學在古代詩學、元明清文學，以及元明清思想文化研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了解這一學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首先，就曲文學研究自身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學，有助于在前后對比中重新認識整個曲文學的構成與曲體形成、發展、演變和衰亡的歷史。其次，從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散曲文學從主流精神上說，是一種牢騷文學，也是一種說真話的批判性文學，最能真實地反映失意文人的心態，因此，深人研究散曲文學，非常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文人的精神風貌以及他們的心路歷程，這對整個元明清文學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將起到重要的幫助作用。再次，就文學語言的發展變化而言，散曲文學從語體形式上說，總體上又是一種“白話”文學，它很可能是現代新詩和現當代歌詞的直接源頭，深入研究散曲文學的歷史演變，對認識現代新詩的形成和現當代歌詞的創作走向亦有重要意義。最后，就整個中國古代詩歌研究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學和整個散曲文體的發展演變歷史，還有助于古代詩學、詞學研究的深人和三者比較研究的開展。只有充分認識散曲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才能對我們所從事的工作充滿信心。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李昌集先生的《中國古代曲學史》和楊棟先生的博士論文《中國散曲學史研究》等書先后出版，他們從不同角度對于散曲學的學科意識的呼喚，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二，要有一種使命感。我們應該認識到任中敏等先賢建立這一學科的艱難和王季思等前輩學者繼續推進這一學科發展的不易，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去發揚光大這一學科，但事實上我們還做得很不夠。比如，任中敏先生的《散曲概論》與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考》都處于在各自的學科領域首開風氣的重要地位，盡管任先生的《散曲概論》中對有些問題的看法還略有可商，但總體上要比《宋元戲曲考》存在的問題少得多，然而，《宋元戲曲考》已經一版再版，可《散曲概論》自1931年出版后卻迄今未能重印，單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就愧對先賢了!有了使命感，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清貧，從而堅定自己“為往圣繼絕學”的勇氣和信心，腳踏實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第三，要了解散曲研究這一學科的發展歷史和它的現狀。注意這一點，我們才能找準自己的努力方向，才能更好地繼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有所突破，有所開拓，有所建樹。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一些學人對散曲研究的發展歷史以不同形式做過一些回顧與總結，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昌集、楊棟先生的著作而外，另如李修生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遼金元卷》，拙著《20世紀元散曲研究綜論》，香港何貴初先生編輯的《元明清散曲研究論著索引》、《金元文學研究論著目錄》等，也都是值得散曲研究學人參考的重要著作。

第四，要加強散曲學者之間以及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與交流。加強散曲學者之間的聯系與交流，互通信息，可以避免一些重復勞動;加強與其他學科的聯系與交流，可以把散曲研究融于整個古代詩學、元明清文學和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避免畫地為牢，固步自封，游弋于其外。只有注意這一點，我們才能及時了解其他學科的發展情況，及時地借鑒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與時俱進”。否則，我們就要落后，就可能消亡。

第五，要努力拓展散曲研究的范圍。首先，我們不能僅局限于元代，要注意研究明清。雖然元曲與唐詩宋詞并提，鼎足而三，是散曲文學最為興盛和繁榮的時期，我們固然不可忽視，但是，散曲文學在明代成化、弘治一直到嘉靖、萬歷年間也還有一百多年的另一個輝煌時期，我們必須引起重視。其次，與相關文體的比較研究，如詞、曲比較研究，劇曲與散曲的比較研究等，也應努力展開。再次，多種研究角度，如社會學的、文化學的、民俗學的、心態學的、語言學的、修辭學的、敘事學的、風格學的等等，也應該全方位進行。

第六，要特別注意培養新生力量，并為學科的發展爭取多方面的支持。在新生力量的培養方面，只要有條件，無論博士、碩士、學士，都要培養，每一位散曲研究學人，都應盡自己所能，從學科后繼有人，從民族文化的承傳后繼有人的戰略高度來積極地對待這件事情，抓緊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同時，我們也要努力爭取各方面的支持，比如同行權威專家在涉及到學科發展規劃時的話語權的支持，有關刊物編輯們對研究成果發表的支持，有關單位對研究經費的支持，以及媒體對有關學術活動宣傳報道的支持等等。

只要我們充分了解先哲們的成就和貢獻，我們就不會妄自菲薄;只要我們充分認識到散曲學面臨的危機，一個有良知的學者自然就會有一種憂患心和使命感;只要我們帶著一種憂患心和使命感來共同面對，大家一起重視，齊心協力，共謀發展，那么，散曲研究就一定能在新世紀走向新的繁榮!如果是這樣，那么，再過一百年，當22世紀的學人們來評價我們這一代人的時候，他們或許可以認為:我們這一代人在民族文化的承傳中，既不愧對前賢，也不愧對后生，我們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