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電影文本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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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張藝謀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中具有獨特的意義。而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接受與闡釋是對其進行揭秘的關鍵。作者認為，張藝謀電影文本在國際上的成功在于以西方審美和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接受和闡釋過程中，導演的文化觀念，影片的藝術表現與西方觀眾等綜合因素。而西方批評家的理論視角與他們對東方文化的期待視野也有著一定程度的重合，這其中顯然體現出了某種后殖民性。而東西方在對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接受和闡釋上的巨大差異正好也證明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確實存在的深刻隔膜與誤讀。

關鍵詞：接受文化闡釋文化語境誤讀后殖民性

中國電影在從80年代開始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人們通過對中國影視文本敘事編碼的解讀和影視現象的闡釋，常常能得到一種充滿文化意味的、并反映出大眾文化經驗轉移與中西文化差異與互動的信息。張藝謀電影文本與張藝謀現象在中國當代電影景觀中曾是最為獨特而有爭議的一景。在大部分中國電影不得不在好萊塢電影的縫隙間求生存，在商業效益、藝術追求和政治審查制度的多重壓力下苦苦掙扎的時候，張藝謀導演的電影卻能成功地突圍，打入國際電影市場，角逐世界兩大電影節（威尼斯和柏林電影節）而獲獎，并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隨后的1993年，張藝謀，陳凱歌共享輝煌，分別奪得金熊獎和金棕櫚獎，稱霸整個歐洲國際電影藝術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觀。有學者干脆稱其為"張藝謀神話"。其實，張藝謀現象既非神話，也不是奇跡，在我個人看來，歸根結底，張藝謀現象還是一個電影文本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接受和闡釋問題。不難想象，張藝謀電影和張藝謀現象曾經引起了眾多文化批評家和研究者的極大關注。他們運用不同的理論，從美學的或文化的角度切入問題，從而拓展了研究視野。但美學角度的電影文本的接受和文化角度的電影文本闡釋仍然是一個核心和關鍵，沒有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張藝謀現象就永遠像神話一樣得不到解釋。20世紀后半葉，由于文化研究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異軍突起，作為一種話語形態與觀照態度，文化研究特別關注文本解釋的整體性和豐富性，主張對文本的分析應該深入到文化的內層，以達到人類學的高度，并在研究方法上突出多維視野的統一和融合，所以受到闡釋者的重視，形成文化闡釋的方法與原則。接受的概念因而也突破了純審美的范疇，而指向廣義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行為。受到接受美學和文化闡釋學兩者的啟發，本文將圍繞張藝謀文本的接受與闡釋，進行較為全面的分析。主要涉及到兩個基本層面：一是張藝謀電影文本本身的分析，二是這些文本被接受和闡釋的具體文化語境的分析。

一．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闡釋

接受美學理論從更具普遍性的藝術規律著手，而文化闡釋的方法則為我們的討論提供了更多的維度。無庸諱言，東西方跨文化文本讀解中一直充滿著深刻的隔膜、困難和謬誤。因此人們需要一種理論來考慮到東西方觀眾在接受方面的巨大差異和文化闡釋方面的巨大差異。一個過分依賴某種西方批評手段的分析家會把某些西方模式強加給中國電影，這就需要我們從綜合的角度進行剖析。在一個文化走向多元的時代，任何靜態的審美觀賞態度，或純語言形式化的技巧分析，斬斷本文與社會的整體聯系的接受方式，都難于理解本文的真實意圖。文化闡釋更適用于對當代電影現象的闡釋，它側重于在廣闊的文化視野中對本文進行分析。作為一種批評方法，它要求跳出狹隘的地域，時間和學科等的限制，強調整體性。在我們的討論中，一部電影就可以當作一個本文。保羅·利科爾認為，一個本文具有兩重世界，本文具有自己的世界，可以進行結構和符號分析，而本文同時又作為話語，具有某種從一個生活領域到另一個生活領域的體驗意義。所以本文作為這兩者的辯證統一體，不僅能從符號學上分析其結構而且能夠從語義學上分析其意義，這種意義超越了本文本身，而指向一種世界觀。闡釋則視符號領域和語義領域為辯證統一，符號領域說明言路，語義領域占有本文所投射的世界（1）。從根本上說，"接受"是一種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行為。它已超越了純審美的傾向，而是指向了一種新的文化交流和對話。西方流行的電影批評方法大多是文化批評性的，在當今，隨著文化越來越多元化，這種接受方式較之靜態的語言和藝術技巧分析，更能揭示電影文本的意義深度。持有各種文化理論的闡釋者對同樣的本文解讀出了不同的意義，特別是對電影文本的理解和闡釋，呈現林林總總，極為復雜多元的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方的大眾和電影研究者們由于所處的文化背景與氛圍是大相徑庭的。

接受美學認為沒有讀者，僅靠文本，意義是無法確定的。基于這樣的認識，60、70年代大眾傳媒研究開始從以效果為中心轉向以受眾為中心。同時，電影文本的多重性使得它能為觀眾提供參與的機會，由于電影要求想象的介入和爭辯，更使得觀眾成為一種電影鑒賞中能動的主體。如果說文學文本的本質是動態的，未定性的，多樣化的，那么電影文本更是如此。電影文本意義的多元、滑動、游移常常在作者控制之外。電影的這種模糊性質賦予電影一種探索功能，它能拍出導演自己都沒有預想到的東西。影片的內容和意義與導演意圖中的闡述出現差異在電影接受中并不鮮見。觀眾在電影文本的接受中扮演著主動而非被動的角色。他們參與著文本意義的建構。在此過程中，觀眾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起著重要的作用。觀眾浸泡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文化滲透在人的思想中，每個觀眾解讀電影作品都必然從特定的文化語境出發，用他（她）無意識接受的文化價值，文化導向去理解，評價電影，接受其中的某些因素而排斥另一些。愛德華·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提出過"態度與參照結構"（structureofattitudeandreference）（2）的概念，指出西方殖民主體在跨文化文本（東方作品）的閱讀中，其賴以生息的文化（西方文化）形成了閱讀主體不可逃避的文化價值觀參照結構，這種參照結構是決定西方批評家和觀眾在閱讀非西方文本時的后殖民主義審美觀的一個重要原因。

誠然，觀眾的心理、文化習慣對電影接受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但是，對中西方電影觀眾而言，自然有他們各自不同的原因。長期的文化隔閡造成了東方的神秘感。西方人想象中的東方已經在幾個世紀的漫長隔閡中定型。如賽義德所說"東方幾乎就是一個歐洲的發明，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充滿浪漫偉奇色彩和異國情調的，縈繞著人們記憶和視野的，有著奇特經歷的地方。"（3）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人是一個后來不斷添加了廣泛意義聯想、引申之意的概念。在普通西方人眼中，東方人一方面有著懶惰，愚昧的習性，一方面又因種種離奇風俗而無比神秘。當張藝謀電影呈現出這些特征（盡管可能是批判性的）和神秘風俗時，西方人一方面因喚起了對東方的記憶而興奮，一方面又因獵奇欲望的被滿足而高興。對中國觀眾，情況就很不一樣。張藝謀電影中所展現的東方，不論是人物還是習俗，還是發生的故事，在他們對自己文化的記憶里，都是陌生而新鮮的，從而感嘆"原來我們自己可以是這個樣子的"。由于文化的壓抑被影片喚起而感受興奮則是中國觀眾的對張陳電影的一種體驗，另外一種體驗則是由于藝術表現而造成的疏離感和陌生感。很明顯，張藝謀的影片正是如王寧教授所說，是東方觀眾眼里的"他者"與西方觀眾眼中的"東方"的復雜結合體（4）。一方面，電影里的東方對于西方充當著一個他者角色，但這個他者對于西方是似曾相識，而非完全陌生，也即所謂"熟悉的陌生感"。而另一方面，電影里的東方對東方自己也充當一個他者角色，似曾相識，又非完全熟悉，而是一種在本土文化視域中的"陌生化了的熟悉"。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現實主義長期占統治地位，深刻影響了批評觀點對電影真實的看法。他們發現張藝謀電影文本對中國的表現是不真實的，是與他們所熟悉的中國不同的另一個"變了形"的中國，因此他們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這樣，西方對中國的誤讀與中國對中國的誤讀就同時產生于對張藝謀電影文本閱讀體驗過程中。中西方對張藝謀電影的接受之所以有差別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此。受眾的文化觀念和心態的不同決定了張藝謀電影在中西方的接受必然是走了不同的道路。這顯然非張藝謀個人導演意圖所能及。原因還是要從文化里找，要了解審美經驗與趣味受民族文化傳統制約的藝術欣賞和接受的規律。例如影片《紅高粱》，它不僅僅作為一部東方的浪漫傳奇故事引發西方民族新奇的審美愉悅，而且能夠激蕩起西方民族文化深層的酒神精神，而與西方民族的期待視野高度融合，使他們易于接受也易于忽略這一作品的缺陷。與之相對照的是，國內對《紅高粱》的評價則表現為明顯的褒貶對立的兩極。根本上說，這是東西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和生存風格的沖突。客觀上講，無論對紅高粱歡呼的西方觀眾還是對其失望的中國觀眾的期待視野都有很大局限和偏頗。大多數張藝謀影片其實都存在著東西方理解闡釋分歧的現象。

導演的文化觀念由于受到西方現論思潮和時代文化經驗轉換的雙重影響也成為張藝謀現象中一個不應忽視的因素。不能否認，張藝謀的電影創作最初是以文化反思、人文關懷為宗旨的。關于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性國內學者對此有很多論述。張藝謀自己也以人文關懷文化思考影片自居。用張藝謀的話說"大陸第五代的作品都是從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帶著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帶著對電影變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標為主要目標，具有一種大的氣勢。這跟我們的文化有關。我們的文化歷來對人的關注比較少，而對道的關注比較多"。（5）但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和《秋菊打官司》雖根植于民族文化語境，對封建文化進行了哲理思考和批判，但這種批判與其他中國電影相比并無特異新穎之處。他的大多數影片雖然都觸及了中國文化批判層面但缺乏深度。基本上他的文化思考和美學-文化上的探索主要表現為電影中文化的儀式化與展示性而不是對人文歷史的哲學意義的圖解。因而避免了接受意義上的沉重，而受到更廣泛的大眾的青睞。但作為張藝謀電影文本本身的文化性并不是西方評委欣賞青睞的最主要原因。張藝謀電影本文的民族性表現和電影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才是他們最關注的，也是后殖民角度的電影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霍米·巴巴曾說"文化轉型的跨國方面-移居國外，向外散居，轉移，重新安置-使得文化翻譯的過程變成了一個復雜的表義形式。國家、民族，或可靠的民間傳統的歸化了的統一的話語，以及那些印在人們記憶里的文化特殊性的神話都不可能馬上注出其來源。這一立場的一個很大的但令人不安的優點就是它使你越來越認識到文化的構成和傳統的發明。"（6）張藝謀深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道理。他有意識地在電影中向外界展示美學意義上的獨特的民族性、差異性、邊緣性使其獲得關注，他對西方主流和邊緣藝術手法和文化理論的敏感把握使其在對劇本的改編中注入某些先鋒意識，他（包括陳凱歌等人）的天賦和文化素養使他們能夠把握當代電影發展的潮流，既不失思想性，又有視覺沖擊力。既國際化，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既有一定文化內涵又富于較高的審美情趣。他們的電影敘事手法在保留中國傳統民族表現手法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藝術的表現主義、現代主義、象征主義、符號學的營養，具有濃郁的哲理意味和詩意風格，這是他的電影能贏得中西方觀眾的一個原因。

羅蘭·巴特的讀者性文本/作者性文本的概念劃分啟發了費斯克在《電視文化》中提出的"生產性大眾文本"，即是為大眾能懂的又非意義封閉的文本，具有作者性文本的開放性。張藝謀電影就屬于激發多元閱讀的"生產性"文本或活性文本（activatedtext）（7）。張藝謀傾向于在電影敘事中釋放文化意蘊，而直觀的電影創作又難以表達抽象的內容，于是就運用了儀式化夸張化寓言化的手法進行藝術表達。張藝謀文本對敘事結構的處理帶有在詹姆遜看來"具有極度的斷續性，充滿分裂和異質，帶有幻夢一般的多種解釋而不是對符號的單一表述"的"寓言精神"。（8）王一川也引用本雅明的觀點證明，"寓言，不再指一般包含道德訓義的文類，而是’世界衰微期’特有的藝術形態，它表現為意義在本文之外，含混，碎片化，闡釋難有窮盡等"（9），也就是說，只要是一個有"寓言精神"的文本，新的意義就會不斷被發掘而闡釋也會從不同的角度涌現。對張陳電影的闡釋沖突就是這樣。所以各路理論家在其電影文本的闡釋過程中各取所需本來就無可厚非，因為闡釋本身就是一個無窮盡的流動的和不斷重新建構的過程。

眾所周知，電影文本自從誕生起就具有了獨立個體的價值。但它常常與由文本誕生的文化語境互相交織，所以文本是不能脫離它存在的文化視域。對于張藝謀電影現象是怎樣被接受和闡釋的問題，我們必須從文本和更廣闊的文化語境背景兩個方面同時進行考慮。西方觀眾和批評界對張陳電影的認可的原因何在，一直是一個爭論的焦點。王一川認為"歸根結底，張藝謀文本只是受西方他者引導的，無意識地滿足西方’容納’戰略需要的中國寓言，這部中國寓言不是中國民族性的，而是西方式的，是西方權威所規定如此的中國寓言。"（10）也就是說，張藝謀電影的成功是當代中國人向西方認同的結果，是后殖民主義的范本。還有一些類似的看法，在我看來恐怕都有失公允，不排除有文化民族主義的情緒的影響。但達成了共識的是：張藝謀電影獲得國際大獎，并不等于中國文化就達到了本世紀人們為之奮斗的"世界一流"水平，而是表明中國電影已必然地匯入了當今世界電影國際化的大潮之中。無論如何，張藝謀電影獲得國際的認可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張藝謀電影現象的后殖民性也顯而易見，關鍵是要分析對中西觀眾來說，電影中哪些因素被西方所接受，哪些因素又被東方觀眾所排斥。他的電影如何扮演了東方眼中的"他者"和他者眼中的"東方"這雙重的"他者"角色。這才是有意義的。在多維的批評分析角度中中，后殖民理論是"頗具力度和深度的"的一維。（11）

二．后殖民理論視域中的張藝謀電影

90年代的中國文化處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明顯的后殖民語境。中國雖然理論上只有半殖民地歷史，但文化殖民的狀況卻一直存在。在一段時間里表現為武力征服的形式，而在現當代主要體現為一種"后殖民主義式的魅力感染"（12）。就電影這種文化形式而言，考慮到它本身就是西方的發明，在中國的發展一直相當滯后，近幾年來又頗受全球化的影響，中國電影文化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具體到張藝謀電影，這種后殖民性一直是從事文化批評和研究學者討論的焦點。但批評視線主要集中在中國作品如何迎合和參與"東方主義"的建構，如何歸順西方文化霸權的。我個人認為，這種批評視線往往受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而比較片面和偏激。若將視線轉移到西方文化對中國作品的接受和闡釋如何表現出東方主義偏見和后殖民主義審美觀上或許更為客觀一些。

既然我們把當代電影當作一個文化現象，那么"對影視這一無網之網中盤根錯節的文化現象，紛繁復雜的文化因子的解碼，必須放在一定場域中進行，否則就不能得到恰切合理的解釋。批評應沖破一時一地及一種文化背景的限制，以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文化眼光來進行關注。"（13）因此，本文的討論的基點便是全球化的大背景。

全球化對各領域的沖擊都已經存在和正在發生，在理論界，我們的文化研究也不局限在精英文化的范圍內，而越來越具有多元化、非邊緣化（demarginalization）、非領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電影自然不能也不應例外。在中心和霸權受到質疑而日益消解的后殖民時代，本民族中心主義價值觀逐漸被打破，與之相應的是，各自話語性質也在不斷地調整和改變，整體而言，文明在全球化和跨國資本迅速發展的今天，已經不可能不發生自身的裂變，高度發達的西方文明在當今時代就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對于西方而言，在西方中心權力話語逐漸滑坡的情況下，當代后現代和后殖民理論家和學者大都對東方和第三世界文化產生興趣，試圖從中得到啟示，以便使自己的文化擺脫危機。從異質文化中汲取所需，對東方文化的部分加以借鑒以擺脫自身的人文危機的意識在知識分子階層已經達成共識。東方文化的價值正在逐漸被西方所認識。張藝謀電影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西方關注和認同也并不出乎意料之外。當然，如前文所說，如果對東方的關注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則取舍就會只在他們的需要之基礎上進行。他們所失去的，所缺乏的，所不常見的，因而驚奇和羨慕的，從張藝謀的電影文本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比如，張藝謀電影文本中傳統的人文主義價值觀念一直得到傳播和表達，與歐美主流文化日漸背離人文主義理想形成對比而得到西方電影節的肯定。再如張藝謀電影文本中對酒神精神、生命狂歡的贊美，對大自然的親切、原始質樸的生活方式，奇妙美麗的民族儀式和奇觀甚至風格寫意的民族氣質由于與西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差異而得到熱烈歡迎。西方從自己的理解出發按照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品位為規范的標準來對東方藝術進行評判取舍是不可避免的，而問題在于西方對東方文化藝術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除了一部分素養高的觀眾和學者，可以這么說，大部分西方人對于東方文化要么所知甚少，還停留在非常過時和粗淺的水平，要么就是偏見重重，局限了他們對東方文化真正意義上的欣賞。

那么，是不是所有東方電影因為表現了差異，都會在西方被認可和理解呢。事實是，并非所有來自他者世界、表現了"東方"的電影就能夠被西方接受。有別于西方的文化必須在西方文化的參照和闡釋下才有意義。除了具備特異的民族性或文化身份以外，還要能夠在西方主流文化脈絡中獲得理解。也就是影片能夠使來自文化他者的東西與西方觀眾自己的文化傳統相聯系。《孩子王》、《邊走邊唱》等影片深深浸染著東方人文精神，像這樣具有文化深度的影片卻無法獲得國際承認，國際上認可的張藝謀影片實際上在文化深度方面又有所欠缺。他的影片在國際上的成功的深層原因顯然并不在于影片本身的文化內涵。為什么？《孩子王》在歐洲電影節的失敗和《紅高粱》的成功就說明了如果東方文化無法被西方的思維所理解，就無法使他們獲得與自身相參照的他者之鏡的意義，就無法得到關注并獲得獎項。毫無疑問，所有獲獎電影中都有西方文化傳統中熟悉的主題，如影片《紅高粱》巧合地被西方人讀解為一個發生在神秘陌生而原始的東方世界的浪漫愛情故事從而得到理解和接受。影片所張揚的酒神精神與生命感也與西方文化精神不謀而合。從影片《菊豆》中看到的"俄狄浦斯情結"的重演，從偷窺的場面中感受到性窺視的精神分析視角，從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中讀解出同姓戀故事，從《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看到教父類型的黑幫片的痕跡。無論是對西方電影研究者還是普通觀眾，如果從這些影片中讀解出他們所能理解的文化含義，文化優越感得到滿足之外，審美接受上也獲得愉快，即電影理論家尼柯爾斯所說的"熟悉的陌生感"。接受美學告訴我們，任何接受主體的藝術參與，都只是其期待視野尋求表達的過程。張藝謀的獲獎影片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渠道使他們對東方的期待視野得到了表達，因而體現出后殖民性，因為后殖民性的一個標志就在于某種與西方期待視野相一致的"東方"代替了真正的東方。

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誤讀也是后殖民性的一個體現。在電影這種文化交流形式中，"一種文化信息的編碼若被另一文化解碼，則受感知定式及語言和非語言過程制約。尤其影響感知的價值系統，文化系統，世界觀，社會組織等因素使文化交流過程充滿誤讀"（14）。而具體到張藝謀文本，這種普遍存在于電影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誤讀則體現出后殖民性。就西方的誤讀來看，經歷了同時發生的兩個過程。首先，是"求同"。西方眼中張藝謀電影本文（包括陳凱歌和姜文的某些作品）的一個共同特征是也就是民族的、社會的、政治問題的性解決和力比多化。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紅高粱》把一個西部曠野的故事和民族抗日戰爭嫁接在一起，實際上是用一個民族的英雄寓言隱藏了力比多的釋放，《菊豆》的弒父與亂倫，《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性心理分析，到《霸王別姬》同性戀，《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青春期性覺醒和沖動等。西方理論有將政治與性看作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的傳統。這一過程印證了西方的理論。他的一類影片以《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為代表，將空間感加以放大，而時間則是無聲，靜止和輪回的，所謂"空間對于時間的勝利"，這與西方文化常將東方文化看作是一種沒有時間概念的空間文化不謀而合。另一類影片以《活著》（及陳凱歌的《霸王別姬》）為代表，將政治符號象征化地嵌入個人的人生際遇，又正好切合了西方對于中國極權和暴力政治的意識形態想象和詹姆遜民族寓言的讀解方式。另一個是"尋異"。如前所述，張藝謀電影的東方主義的民俗與民族寓言的政治在西方對東方的期待視野中成為兩個最為鮮明的民族性的表現，甚至成為中國電影，中國文化的身份標志。原因就在于這兩個方面最與西方相異，最能夠使西方區分自我與他者，而滿足心理的新奇感和文化的優越感。西方在閱讀東方文本時，只有同時滿足他們尋求的"同"與"異"的特征的東方電影文本，才有可能得到西方的認可和欣賞。這兩個基于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誤讀過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就東方的誤讀來看，霍米·巴巴的研究告訴我們，張藝謀文本是西方理論涌入中國之后與導演帶有主體建構意識的創作沖動結合，所產生的一種居于與西方原體在似與不似之間的"變體"或者"他體"，這種"他體"既帶有"被殖民"的痕跡，同時又與本土文化話語糅為一體，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變體一方對殖民性的"原體"文化話語的有意識的，并且帶有創造性的誤讀之上（15）。可見，東方與西方的誤讀殊途同歸地標示著后殖民特征。

電影的評審過程也難以擺脫后殖民性的影響。在西方中心價值觀受到挑戰的同時，影響評判標準的西方文藝理論在不斷演變發展之中。愛德華·賽義德曾頗有見地地指出過理論在不同文化之間傳播的復雜性。在他一篇名為《旅行的理論》的論文中他說"就像人和批評流派一樣，思想和理論也在不同的人，地點和時代之間流動遷移。當所謂的關于超驗的東方的思想傳到歐洲時，產生了極為有趣的思想和理論傳播的現象……像這樣從一個環境到另一個新環境的思想的傳播和運動是無法阻擋的。這其中，思想理論的表現和制度化的過程可能已經迥異于開始的樣子。這種情況使得任何關于思想和理論移植，轉換，流通和交流變得復雜化。"（16）美國學者陳小眉對中國的東方主義這樣描述"一種話語實踐通過建構它的西方他者而使東方得以積極地，帶著與生俱來的創造力參與到自我轉換（self-appropriation）的過程中去，甚至是在它已被西方的他者們轉換和建構起來之后，"（17）總之，舊的理論都經歷了修正、補充、轉換和重新建構。新的如文化多元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等理論在不斷產生。第三世界文化的現實與理論也在影響著西方理論主流，而西方理論主流的嬗變又很大程度上影響西方觀眾特別是評委們的好尚。如王寧教授所指出的，20世紀以來，文學理論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變遷對各種文學藝術大獎的評審標準發生的影響是十分微妙的。自60年代以來面對后結構主義理論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沖擊，批評的標準愈加多元化，但仍有某種占主導地位的批評風尚或價值取向。當傳統的西方中心主義受到普遍質疑時，對西方霸權的挑戰和對異質文化（如東方文化）的興趣上升，70年代末賽義德的著作《東方主義》為后殖民主義的非邊緣化努力推波助瀾，使其逐步由邊緣步入中心，而與之相契合的一些來自他者的世界的電影文本便理所當然地受到西方理論家的青睞，所以在討論張藝謀電影被西方認可現象的時候不能忽視這個客觀的理論背景。至少，說這些導演們蓄意投西方之所好，是欠妥的。國際電影評論界，乃至西方普通觀眾能夠在張陳電影中發現一個他們眼中的"東方"，而且為之叫好，決不是張藝謀、陳凱歌的個人意圖所能達到的。這是長期以來的文化霸權、文化殖民主義和后殖民主義作用下批評風尚演變的結果。三．結語而不是結論

張藝謀神話看來并不是匪夷所思，而是有跡可尋的。張藝謀現象的后殖民性通過分析，已經非常明顯的呈現出來，那么究竟張藝謀的成功是不是以民族文化的屈服為代價而獲得的呢？答案也很明顯：代價是有，因為他的電影創作活動不得不受到西方觀眾期待視野，國際資本和市場需求等的制約而相應地作出某些反應。比如為求新而虛構民俗等。為民族性而偏重舊中國鄉土題材等。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后，張藝謀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特征已經有套路化類型化的模式，不僅題材重復，而且整體上表現出對落后文化形態和生存狀態的懷舊心理和迷戀。客觀上的效果是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價值的扭曲。中國幾千年燦爛文明，東方古國的民族文化決非大紅燈籠可以代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嶄新面貌和當代文化卻在他的電影里處于缺席狀態。它在讓西方注意到中國民族文化的同時又遮斷了投向一個完整真實豐富的中國的視線。在這個意義上，"張藝謀電影與其是洞向世界的一扇窗，不如說是阻斷了視線的一面鏡。"（18）盡管張藝謀電影事實上只是90年代的中國大陸電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西方眼中卻成了中國電影甚至中國文化的代稱。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表現。雖然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隔膜，偏見、誤讀、曲解從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處于全球化語境的當今中國，電影這種世界性的媒介卻并沒有成為我們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橋梁。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導演的主觀意圖如何，張藝謀電影文本的確是作為后殖民的范本而存在。它提醒我們，讓中國民族文化的價值真正為世界所認識還是任重而道遠。

回過頭來我們還是要說，無論如何，中國的本土作家（蘇童，劉恒，余華，莫言等）和優秀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的作品畢竟通過了西方藝術節的窄門而被西方所認識，盡管認識是不全面的，甚至有時是不真實的，但卻是難能可貴的。可貴之處在于中國民族電影盡管仍然處于邊緣話語，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邊緣了。在觀賞張藝謀電影后，許多印象被強化，排斥或修改，但最后勢必產生對華人文化及其社會的整體態度。對異文化的排斥與認同，仍然是目前本土與全球文化經濟互動中最顯然易見的現象，又因為電影是世界性的媒介，尤其在一部電影得到歐美各地大獎之后，更是容易普及，因此，在其他社會中形塑他人對華人的族群，資訊，財經，科技，人文景觀的理解的同時，也使本土文化的鮮明色彩得到了強調。

張藝謀電影文本在當代的中國電影文本中是一個"具有癥候性的，十分含義豐富有相當曖昧的對象"（19）。所以雖然對它的討論眾多，至今也未形成一個公論和定論。本文從大的文化語境著手分析，一步步深入到影響文本的接受和闡釋，成與敗，毀與譽的各種因素。目的并不是要得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性的結論，而是通過方方面面的分析，可以勾畫出在張藝謀文本的接受和闡釋所具有的現實狀態，一個大致上清晰的輪廓而已。而且希望我們透過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接受和闡釋以及張藝謀現象，能洞見中國當代文化與第三世界文化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