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文學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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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沈從文文學作品批評的基本認識

沈從文出生在1902年，筆名有很多，譬如上官碧、璇若等一些大家比較常見到的，但是沈從文兒時的乳名叫茂林，是苗族人。沈從文不僅是著名作家，京派小說的代表人物，同樣也是一名出色的歷史文物研究家。無論是他的人生或者是文學作品，他都想盡力去將丑的東西進行完善，雖然，那些不全都是罪惡，但是，卻能夠讓人感到很愉快，無法讓人們預先就知道生命的莊重，并產生的高尚的情操。我只想建造一座希臘小廟……在這神廟里供奉的是“人性”。而我表現的確是另外一種“人生的形式”。這種世界大概根本沒有，也不妨礙故事的真實。把沈從文的文學批評放在文學批評史上度量，他的批評是別具一格的，獨特和與眾不同是他的一貫風格。沈從文在對文學進行藝術創作時很現實地描繪出了他對夢想的渴望與追求，主觀創造理論和客觀反映現實這兩個方面，并且把“生命”的本身性質和內涵融合到了一起。譬如，在《會明》中，就像屠格涅夫所說的“堂吉訶德式”的會明的形象那樣，堂吉訶德自身所表達出的就是一種“某種永恒的”真理信念，他全身上下無不透露出他對理想的無限崇拜，為了自己崇高的夢想，他忍受著巨大的困難，面臨著隨時都有可能丟掉自己性命的危險。他完全憑借自己的直接感受對作品進行點評，而他詩一般地去揭示國民的每一種弊癥，并且積極主動地去發現挖掘并且改造社會的各種方法;但是，他主要強調的是通過人性美來實現對民族與國家的重建。沈從文的人性美的核心理念主要是通過真實美好的人性美來改變現實社會中的一些不公來表達的，對民族的品格進行重塑，并且使中華民族的元氣得到重新恢復。與“人性”相對應，沈從文整個文學創作的核心理念就是信仰“生命”，這同時又聯系到了沈從文文學創作的理想，“經典重塑”“工具重塑”，通過文字來重塑民族的靈魂，從而進一步地提高民族競爭力。沈從文先生是一位好的批評家，更是一位好的作家。他用優美的評述傳達著個人豐富的人生理想和意境。不但沒有遺忘過去的一切，而且還獨自創造出了一片“湘西的世界”，始終執著地探尋著人們心中的美好人性，歌頌純樸而又頑強的人生，是一個具備文化熱衷、獨立人格的和藝術才情的優秀作家。“愛國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愛國。”沈從文以不變的執著與熱忱進行著自己的文學實踐。他特別注重作品的獨創性。沈從文在文學作品中詳細地描述了“生命”的四種基本狀態，即:原始的生命形態、自在的生命形態、群體自為的生命形態以及個體自為的生命形態。群體自為的生命形態其實就是個體自為的一種升華，就是“時刻把自身的微小力量，應用到整個民族的提升中去”。

二、沈從文文學批評的形成及個性創作

沈從文在1935年曾經給一位好友———巴金寫過一封信，在信中沈從文連連聲稱巴金不會把自己的創作弄得太調控，并限制了其個人的情感。并且很明確地指出了“一個偉大的人，必需要讓自己的靈魂能夠在人事中有種‘調和’的作用，并將哀樂憎恨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且可以不斷地去分析并節制它”。沈從文的觀點是，“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現代化”是人類退化的根源。他要為現代的都市人呈現另一種生活、另一種人情。在他看來，鄉下原始、淳樸、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狀態，他要展現這種人生的境界，為民族靈魂的再造提供他獨特的方案。他常常說，他的創作是建“希臘小廟”，“這神廟里供奉的是‘人性’”。我們需注意的是，沈從文所醉心的人性，與五四啟蒙主義崇尚的人性是有區別的。沈從文強調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狀態的人性;與浪漫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又主要不是心靈的自由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沈從文非常主張創造情感，他認為巴金在生活和創作上浪費了太多不應該浪費的時間。沈從文的《邊城》《湘行散記》在1934年創作，通過這些鄉土氣息的作品把自己的悲憫感從容不迫地滲透到風土人情中去，在對場景、故事情節、人物心理與細節的冷靜刻畫與分析中，深刻地融入進了屬于自己真真切切的愛憎，將濃烈的情感放于淡泊的悠遠意境中。沈從文作為讀者的益友，他在文學批評時充滿了道德感和現實感，以此引領讀者認識和體會現代文學作品，在作品中，巴金青年式的熱情顯然和沈從文的詩意抒情是千差萬別的。巴金的創作并不十分注重把握情感表達的“度”，這和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理念是相互違背的。沈從文的情感表達傾向于周作人的作品并善長對情感加以節制以達到一種和諧美。

三、沈從文文學批評的剖析

沈從文在文學批評中，用非常直接的情感內容對它的情感進行深刻的體驗，而這些確實是他在潛意識中的情緒記憶。換句話來說，沈從文的文學批評并不是很明顯地就表現出了個人化的情緒，但也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印記。但中華民族的內傾情感型性格是“含蓄、靜思、重了悟、貴感情”;“在審美上看重的則是欣賞幽怨、含蓄、凝重的‘中和之美’悲憫”。沈從文的這種女性化情感性格與東方民族的內傾情感型性格是十分接近的。但是他文學批評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他沒有自己的核心批評理論，沒有嚴密的體系，中心不明確。所以，沈從文在文學的鑒賞中，他的作品內涵是東方民族情感同通常就會產生的情感體驗。而傳統的直覺思維方式和這種民族內傾情感型性格都是相貫通的，都比較看重心靈體驗、感悟而輕思辨。相反，這樣就符合了內傾性格的沈從文的情感要求。在《論落花生》中，沈從文稱贊作者在《空山靈雨》《命命鳥》中用“中國樂器”奏出“東方的，靜謐的，略帶厭世傾向的，輕柔憂郁的調子”。一個感性的批評家，由興而起，以情而終，他的批評特色就注定了他的批評文章不可能精于邏輯、體系嚴密、中心精準。內傾情感型性格作為集體無意識積淀在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中，而沈從文和其他作家相比，為什么他會非常的重視人格的塑造與批評的情感因素呢?這除了和他早年接受到的女性啟蒙教育有關之外，還與他所受地域文化熏陶有密切聯系。在我看來，沈先生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他小學都沒有讀完，卻在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

總而言之，沈從文將其真摯的情感作為其作品審美的重要因素，從審美的角度來看他的情感性批評準確地闡述了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典型作品。在30年代，這個追求共性、理性和革命性的文學語境中，茅盾“指導人生”的社會歷史批評一直都是在適應著現實的需要，以其出色的批評實踐“促使文學批評具有的現代性品格”，進而，他的批評已經成為了批評的主流;但是作為審美的批評，沈從文的情感文學批評多多少少會與當代的現實存在一些隔膜，與那個時代所追求的實用理性、工具理性的社會審美心理不適應。但是由于時代的限制，他一直將自己圈在一個角落里，把自己所看到的文學遭遇與現象融合到自己的文章中去，希望能夠引起人們的反思。經過歷史的沉淀，他的文學批評也向人們展現了他的意義與價值。沈從文情感性批評的重情傾向并不代表著它的批評會丟掉某些理性分析和必要的評判，而他側重的是將“抒情”來進行“抽象”化，側重理性思維與審美情感的優化結合。沈從文評論問題最多的是小說，表現出最多的是經驗主義色彩，但他堅持的標準始終是創作。他為現代中國文學批評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