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古典武俠小說

時間:2022-07-12 04: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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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古典武俠小說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初,伴隨武俠文化在社會上的流行,國內武俠小說研究曾出現一個短暫的熱潮,學界先后出版多部著作,專題論文也逐漸豐富起來。但限于以往研究積淀的不足,學界對武俠小說文體概念、歷史淵源的認識多存在模糊之處,武俠小說的學術研究往往文史不分(即將武俠小說的文學研究和中國游俠的歷史社會研究混同起來),文體混淆(即將有關武俠的小說、詩歌、散文筆記等不作區分的研究)。而在武俠小說的歷史演變這一問題上,由于學科方向的限制,已有研究也往往忽視唐前武俠小說。宋巍博士對上述問題深有感觸,這是其撰寫《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的主要動因。總結起來,該書在古典武俠小說作品文獻整理、武俠小說淵源、武俠小說史的體系構建上,都提出了系統獨到的見解,展現了武俠小說研究領域的新成就,如此也使該書具有了鮮明的特色。

一、文獻輯佚貴在扎實

武俠小說是中華類型小說的重要一種,它為讀者創造了一個俠氣縱橫、瑰奇靈異的武俠世界,歷來受到讀者青睞。應讀者需求,歷史上武俠小說代有佳作,異彩紛呈。遺憾的是,由于歷史上對小說的歧視和學界對武俠研究的偏見,武俠小說方面的作品文獻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視,作品散佚流失現象嚴重。為了彌補這種這種缺憾,學界作了大量的資料文獻的輯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國現代武俠小說鑒賞辭典》、《中國武俠小說鑒賞辭典》、《中國武俠小說辭典》、《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觀》、《中國武俠小說大觀》等多部武俠小說文獻輯錄辭書,武俠小說文獻輯錄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體裁和編寫目標的影響,這些辭書大多將輯錄重點放在民國以后,對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俠小說用力甚少。在文獻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辭書類工具書體裁,文獻多以音序編排,對文體類型、敘事主題、朝代時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辭書在資料整理上缺失現象比較嚴重,如寧宗一主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國武俠小說鑒賞辭典》,在“作品編”的“唐前古代作品”中,僅僅收錄《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楊大眼》、《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數量與實際相差很多不說,其中還收入《刺客列傳》、《游俠列傳》兩篇不是小說的史傳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寫作《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時,非常重視對作品文獻和相關資料的輯佚。在第三章“魏晉南北朝武俠小說”中,宋巍統計了十五篇產生于這一時期的武俠小說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響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還新發現了《熊渠子》、《周處》、《戴淵》等作品。對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將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獻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俠小說研究中,對唐代武俠小說的作品數量統計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武俠小說辭典》,收錄唐代武俠小說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俠小說鑒賞大典》,收錄的唐代武俠小說僅有14篇。相較他書,《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搜檢唐代古籍,輯出具有完整情節、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題的唐代武俠小說53篇,其中《陶峴》、《懶殘》等作品的收錄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俠小說研究領域較少關注和涉及的。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興領域,武俠小說研究迫切需要在較深的層面迅速展開,如此方可正確認識研究對象,促進學科發展。也正因如此,本領域的早期學者作了大量篳路藍縷的開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賞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構建。但限于掌握文獻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獻分析上的,有些結論尤其缺乏扎實的例證支撐。這個問題體現的最突出的就是對唐前武俠小說創作的習慣性忽略。因為文獻缺失,我們對先秦武俠文學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記•游俠列傳》,因而缺乏對武俠傳統的文化影響的溯源審視。我們對魏晉南北朝武俠文學的研究重點,常常放在“顧名即可思義”的游俠詩上,既不區分詩與小說的文體差異,也不尋找后代武俠小說的魏晉祖源。因為對唐前武俠小說文獻的忽視,我們曾經錯誤得出唐代豪俠傳奇純為武俠小說的全新開創的結論,使得中國武俠小說這一民族獨有的小說類型陷入“失祖無源”的研究窘境。為了突破這種困境,宋巍在《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中,不但將“上古神話與武俠小說”、“秦漢文學與武俠小說”、“魏晉南北朝武俠小說”單列三章,探源溯流地為中國武俠小說的歷史承繼理清了淵源,而且將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輩學者重視不足的文獻輯佚上[2]。他遍閱典籍,系統整理了中國武俠文化中與武俠小說相關的神話、史傳、謠諺、筆記,將散于各部的武俠研究文獻置于武俠小說發展史的宏大結構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與武俠小說發展的關系加以分析,最終使得中國武俠小說的古代部分文獻豐富而扎實,為未來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史論結合新見迭出

《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獻的整理運用,另一方面,該書也十分注意從“論”的角度上,深入論述中國武俠小說歷史流變中值得注意的問題。對之前學者已有結論的問題,《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駁,而是在掌握扎實文獻證據的前提下重新審視,然后提出個人的見解。一言以蔽之,《史論》在理論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問題的發現和回答;二是重視老問題的審視和辨正。相對于其他題材的小說來說,武俠小說是小說研究中的新領域。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應注意發現和闡述初期未涉及的新問題,以此促進研究走向深入。在這一方面,《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表現出明顯的“以問題帶創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俠小說研究中,歷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較多的內容。其中包括了《中國武俠小說史略》、《中國武俠小說史》、《中國武俠小說史》(古代部分)等六部專著,相關論文百余篇,一些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俠小說發展史的內容,如《中國俠文化史》、《中國游俠史》、《中國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俠小說歷史研究中,多數是就武俠小說文體確立后的歷史研究加以論述,缺乏武俠小說歷史發展脈絡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針對這一問題,宋巍大膽提出“前武俠小說時代”的研究觀點,即成熟的武俠小說作品在怎樣的文化環境內生成?小說以外的文學發展怎樣影響了武俠小說的發展演變?通過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俠文學,《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探討了神話與武俠小說、諸子與武俠小說、史傳與武俠小說、筆記與武俠小說的相互關系和彼此作用的具體過程。此外,《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還在具體研究中始終貫徹著問題意識,如第一章“上古神話與武俠小說”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當了武俠文化交流中的意識媒介”和“武俠小說為什么會出現敘事學上的‘無祖’形象”等問題。在提出一系列類似問題的過程中,《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重新設計了武俠小說研究的問題域,表現出試圖為中國武俠小說歷史研究尋找更符合歷史演變真相的努力。正如伽達默爾所說:“柏拉圖關于蘇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給我們的最大啟發之一就是,提出問題比回答問題還要困難——這與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提出武俠小說淵源問題的意義正在于此。在《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一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視發現新問題,而且也格外注意對已有問題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作類型研究方面,前輩學者已有很多論述,如李劍國先生以為可分“蜀婦人型”等八個類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傳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結論,缺乏在系統的武俠小說研究語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輩學者提出的“道俠”、“女俠”說法的同時,進一步提出唐代俠客典型還存在“盜俠”和“隱俠”。這是對唐代豪俠傳奇人物形象的進一步補充和完善。像這樣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中是處處可見的,如對唐代武俠小說內容描寫和敘事結構的闡述、武俠小說史視野中的《水滸傳》研究、明清時期短篇武俠小說成就的總結等問題,都可見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細節上的理論推進。錢穆先生曾說:“大凡一家學術的地位和價值,全恃其在當時學術界上,能不能提出幾許有力量的問題,或者與以解答。自然,在一時代學術創始的時候,那是學者的貢獻,全在能提出問題;而在一時代學術到結束的時候,那時的學者的責任,全在把舊傳的問題與以解答。[5]”《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始終秉持貫徹對于新問題的提出和舊問題的解答,這樣的研究理路也是該書頗多創見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體系完善

《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的特色之三,是為武俠小說研究構建了一個體系完善、脈絡清晰的武俠小說發展史。早在武俠小說研究開展之初,學界已比較重視歷史研究,并力圖梳理出完整的武俠小說發展史脈絡,如1986年由王海林先生撰寫出版的《中國武俠小說史略》,1990年由羅立群先生撰寫的《中國武俠小說史》等著作,都屬于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成果。但限于學術草創的客觀情況,這些著作還存在頗多不完善之處。宋巍吸收前人已取得的學術成果,結合個人多年研究心得,系統地將上古至清中期的古典武俠小說發展過程以史的形式加以論述。從為武俠小說作史的角度看,《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在作史方面的成果,一方面體現在其結構宏大完整上。在此之前,同類著作多從唐代武俠小說開始,對唐前武俠小說發展往往一筆帶過,籠統論之。這樣的“半途著筆”雖然可集中論述重點時期,但卻失去了“歷史”的意義。《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則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將歷史的宏大敘事和科學研究的小心求證結合,從而梳理出從第一歷史階段——武俠,到第二歷史階段——武俠文學,直至第三歷史階段——武俠小說類型確立的全過程。宋巍在第一章“上古神話與武俠小說”中明確指出,“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從小說學的角度有兩個源頭:一個是由《山海經》、《淮南子》等神話著作構成的奇幻源頭,另一個是由《左傳》、《史記》等歷史著作構成的現實源頭。”[2]作者極富創見性地論述了神話之源和史傳之源在接受意識層面和小說敘事層面對武俠小說產生的影響,清晰闡述了中國武俠小說的文化源流。作者指出在武俠小說和武俠文學產生以前,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就存在武俠文化,其影響直到當今。第二章“秦漢文學與武俠小說”,從武俠小說本體研究出發,分析以史傳散文和諸子散文為主要形式構成的武俠文學如何影響了后來的武俠小說。作者認為秦漢文學是中國武俠小說發生的文學語境。先秦時期是中國俠客活動的黃金時代,在五百年的紛亂中,俠客慷慨悲歌、舍生取義感動了歷史的記述者,他們筆下的俠客事跡成為后世武俠小說的絕好素材。兩漢武俠題材在中古古典武俠小說中是比較少見的,但這并不能說兩漢武俠對中國古典武俠小說沒有影響,兩漢武俠身上所具有的那種不同于上古神話英雄和先秦刺客的“豪俠”氣息,是后來中國武俠小說中的草莽英雄所具有的江湖氣息的早期歷史源泉。從第三章“魏晉南北朝武俠小說”到第六章“明清時期的武俠小說”,作者以朝代先后為序,系統地論述了中國武俠小說文體確立后的歷史演進。通過如上的結構安排,《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突破上古秦漢文學與武俠小說的傳統歷史盲區,重新詮釋了武俠小說從文化到類型的歷史全過程。《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作史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體現在線索清晰上。讀完《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梳理武俠小說發展史的過程中始終以審美風格、文學主題、人物形象和敘事藝術貫穿全書。以此為綱,作者將形式各異的武俠小說整合在一個文學史的大系統中。在“上古神話與武俠小說”部分,作者從文化接受角度論述了神話中的“死亡主題”、“復仇主題”和“兵器崇拜主題”,比較了神話與武俠小說兩者之間類似的敘事結構和敘事環境。在“秦漢文學與武俠小說”部分,作者突出了“越女劍母題”、《游俠列傳》在敘事和人物上對后來武俠小說的影響。在“魏晉南北朝武俠小說”部分,則系統地提出了武俠小說“好奇通俗”的審美風格的初步確立和“奪寶-復仇”、“行俠”、“成長”三大敘事主題的漸次成熟。在“唐代武俠小說”中,《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重點論述了此時期武俠小說在“人物塑造”、“敘事內容”、“敘事結構”上的突破。在“宋元時期的武俠小說”中,《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對比了文言武俠小說和白話武俠小說的盛衰,揭示出武俠小說走向審美通俗化的歷史趨勢以及在通俗化過程中出現的“發跡變泰”主題和市井豪俠形象。在“明清時期的武俠小說”部分,《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以《水滸傳》為例,深入剖析了武俠小說在敘事主題、敘事環境和人物塑造上的新變化,即主題由行俠仗義走向替天行道,環境上由映照彼岸世界到描寫地下社會,人物上由表現任俠使氣到追求子女飲食。可以說,通觀《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我們可以清晰地把握武俠小說的文學發展脈絡,也因此體會到了武俠小說由雅入俗,終至雅俗共賞的審美意識流變。

在我們肯定《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的成就與特色的同時,我們也清醒地意識到該書對武俠小說研究的一些薄弱之處的解決還不能說完善。如武俠小說歷史演變中各種文體的相互關系及影響、古典武俠小說與新武俠小說的流變關系等等。對于文史以外的社科文獻的更廣泛研讀,也是《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作者目前做得不足的。

總而言之,《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是一部注重創新的中國古典武俠小說研究著作,它從全面整理文獻出發,文直事核,在對大量的史料和作品的科學研究基礎上,確立了一條更為悠長的武俠小說發展新脈絡,舊問題的新論和新問題的發見穿插其中,給予小說研究者和小說愛好者許多新的啟迪,使我們對中國古典武俠小說中的許多問題都有了嶄新的認識。如作者在結語中所言:“從文學的繼承和創新角度考慮,對這些存在于歷史中的武俠小說的研究,對解讀武俠小說的本質是大有裨益的。”[2]我們相信,《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的出版,對未來的武俠小說研究是大有裨益的。我們也期待,未來有更多《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這樣的成果出現,形成武俠小說研究領域的“百花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