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小說與臺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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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臺馬華文學”的發展譜系

從1950年代末以來，海外年輕華裔學子來到臺灣完成大學和研究所學業，為臺灣高等教育帶來一股新氣象。其中又以馬來西亞（含馬來亞、英屬婆羅州的沙巴、沙撈越）地區學子在臺深造期間，投入創作，發展文學事業，最值得注意。隨著這些馬來西亞的文藝青年參與或組織文學社團，出版刊物、發表各文類作品、獲得重要文學獎項、出版作品集，并展開馬華文學的批評和論述，其長期累積的龐大生產與文學效應，顯然已在臺灣文學場域內形成頗為特殊的文學傳統。如此清晰可辨的馬華文學社群由此產生，并逐漸以“在臺馬華文學”型態在華文文學領域占據一個頗受注目的位置。嚴格說來，“在臺馬華文學”的發展已有40余年的歷史。早期習稱的“僑生文學”、“留學生文學”、“旅臺文學”，表現了這支從校園到文學獎而嶄露頭角的文學創作隊伍的組成生態。近年經過張錦忠教授以“在臺馬華文學”（1）為其正名，這支從1960年代漸進形成的文學創作隊伍，透過各類型的書寫在臺灣文壇建立自身的寫作傳統，替臺灣文學形塑一道特殊的文學風景。隨著這些馬華創作者的兩地往返、落地生根或長期遷居，他們的作品持續對南方故鄉的回顧與創新，探尋熱帶雨林的歷史傷痕與奇幻想象，辯證族群政治和離散華人的文化和家國認同，以及面對臺灣在地經驗的撞擊與融入，離散、憂患及故鄉/異鄉的回旋擺蕩，奠定了“在臺馬華文學”特殊的寫作風格和蓬勃的生命力。恰恰這樣的文學傳統和地域風格，在臺灣形塑了熱帶風情與文化想象的文學窗口。早在1960年代、1970年代在臺灣大專院校和文壇冒出頭的“星座詩社”和“神州詩社”，這兩個由馬來西亞僑生為主體的社團，開啟了馬華青年在臺灣組織和參與文學社團的傳統。他們的文藝情懷，積極投入文學和出版活動，氣象頗為壯盛，深刻改變了馬華青年在臺灣的文學和文化實踐意義。在此同時，幾位重要的馬華小說家李永平、張貴興和商晚筠也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角逐兩大報文學獎，并有獲獎的記錄。他們的早期作品接續出版，李永平的《拉子婦》（1976）、商晚筠的《癡女阿蓮》(1977)和張貴興的《伏虎》(1980)都展露了無比的才氣，奠定了這些小說家日后在臺灣的寫作事業。其中李永平借《拉子婦》的出版，深入描寫婆羅州雨林內部的原住民婦女和族群矛盾，算是第一位在臺灣訴說雨林故事的馬華作者。爾后更以《吉陵春秋》（1986）獲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獎，贏得亞洲周刊讀者票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而張貴興的《群象》(1998)入圍第二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決選作品，并獲得讀者票選獎第一名。二人的小說創作多年持續不輟，既締造了文字美學形式的高潮，同時也開創雨林的文學視野。二人已是在臺馬華文學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作家，同時也是評論家眼里臺灣或華文文學領域內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2）到了1980年代，曾在大學修習園藝，并在1972-1974年任教于臺灣中興大學園藝系的潘雨桐，也在80年代初期進入文學獎獲獎行列。其時他已離開臺灣且脫離學生身份多年，卻重新在臺灣文壇登場，先后出版了小說集《因風飛過薔薇》（1987）和《昨夜星辰》（1989）。如此經驗說明了“文學獎模式”已是新一代馬華作者介入臺灣文學活動的重要方式。從80年代末迄90年代末的10年間，一批在臺灣文壇深耕的馬華作者如黃錦樹、鐘怡雯、陳大為、林幸謙、辛金順等人，先后獲得多個文學大獎而受到注目，并持續以質量并重的創作，奠定了新世代馬華作者的氣勢和能量。這批作者大多寫詩和散文，但其中投入小說寫作的黃錦樹，則以鮮明的個人風格和馬華題材，開拓了獨具視域的馬華小說風貌。事實上，這批以文學獎崛起的作者也同時代表著另一個世代的馬華作家的臺灣經驗。他們除了寫作，同時研究教學，投入馬華文學論述的行列。另外，他們來臺念書多在80年代中后期，成長和寫作背景除了意識到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后的族群政治和華人困境，也見證了臺灣解嚴轉型的社會脈動。復雜和多重經驗使得他們的文學認知不同于之前的在臺馬華作者，文學想象直視馬華政治、族群禁忌、華人文化意識和歷史議題，同時也凸顯自身流動的離散位置，文字考究的書寫形式。在臺灣文學視域之外，他們展現了徘徊在南洋性（Nanyangness）和中國性（Chineseness）之間的文學特質。這些創作者成功奠定了“在臺馬華文學”的作品分量和鮮明風格，先后獲得出版社青睞，在不同出版社出版個人作品集。相關的馬華文學選集、評論集也陸續獲得出版。除此，自1996年不曾留學臺灣的黎紫書，以《蛆魘》獲得第十八屆聯合報小說首獎后，20余年間那些沒有臺灣背景的馬華得獎者陸續登場。他們在得獎之后崛起為新一代的馬華寫作者，作品發表穿梭于臺馬兩地。這帶動了更多留臺和未留臺的寫作者投入臺灣的文學領域，甚至因此進入臺灣出版行列，其中李天葆、陳志鴻、龔萬輝、吳龍川（滄海•未知生）、賀淑芳、黃瑋霜等人都先后出版了個人創作，小說尤其是大宗。臺灣提供了這些馬華作者初次出版著作的機會，甚至成了不少作家持續投入寫作和參與文學活動的重要地域。近年來，由于數位出版的便利，臺灣的出版社經由兩地作家、學者的穿針引線，推薦出版或作者自費出版了一些馬華在地作家如小黑、朵拉、原上草、吳岸、沙河、陳政欣、許通元、冰谷等人的作品，其中還包括有留臺背景的馬華作家傅承得、李宗舜（黃昏星）、木焱、邢詒旺、廖宏強等人的著作。除了文學創作，同時有馬華文學論述著作，以及規劃“馬華文學獎大系”的出版，借由新型出版形式不但增加了馬華作家的出版機會，也改變了馬華文學在臺灣的出版生態。這支頗為耀眼的海外兵團，（3）壯大了“在臺馬華文學”的規模，也持續改變著臺灣文學系統內部多元的生產面貌。他們或因此成為臺灣的在地作家，或以臺灣為出版根據地，形成臺灣文學內少見的“附生”或“依存”形態。

二、原鄉、雨林、華人：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的馬華敘事

李永平和張貴興都是出身于英屬婆羅州沙撈越（Sarawak）的馬華作家。其中張貴興在1990年代開始借系列雨林故事確立寫作風格和敘事類型，成功締造在臺馬華文學的雨林標志。他引領我們進入到一個帶有傳奇故事的時空體（chronotope），以家族史和國族記憶的格局鋪陳離奇故事，具有雨林史詩的架勢。從早期帶有青春啟蒙、夢幻色彩的《賽蓮之歌》(1992)，后來演繹華人遷徙、家族拓荒的《頑皮家族》(1996)，以至深入追尋沙勞越共產黨歷史的《群象》(1998)，或竭盡表現雨林生態和國族寓言的《猴杯》(2000)，或意圖在雨林演繹成長故事和傳奇色彩的《我思念中長眠的南國公主》(2001)，張貴興為我們講述的故事既引人入勝，又處處凸顯其不同于臺灣文學現有的元素。這些展示雨林奇幻特色、熱帶生態、沙共左翼歷史，以及帶有歷史傳奇特質的成長小說和華人離散拓荒史的寫作，已是華文世界少見的書寫。李永平的小說長期經營南洋特質和中國性的辯證，處理婆羅州題材，亦深入臺灣都市景觀。從《吉陵春秋》（1986）開始，李永平在華文文學領域已受到普遍的注目和贊譽。他以鑄造文字般的意念堅持“純正中文”，追求漢字的美感形式，對中國性/南洋性的離散文化的呈現和展示，既代表了馬華在臺作家對創作文字的極致實驗，亦被歸類為臺灣現代主義美學寫作。爾后的《海東青》(1992)、《朱鸰漫游仙境》(1998)依序實踐其“純正中文”的寫作風格，同時鋪陳其縈繞不去的原鄉鄉愁，一個自婆羅州離散的浪子形象，穿梭游蕩于臺北街頭，且設定了朱鸰的傾聽者角色。但他在《吉陵春秋》中成功地營造地域模棱兩可的原鄉，美學化的欲望地理，（4）性、墮落、欲望和原罪的循環辯證和論證，以及受難女性、性別暴力等符號和美學的展演，論者以為這是一部“中國性——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5）精確呈現了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特殊的熱帶景觀。“一個中國/南洋小鎮的塑像”是大眾對《吉陵春秋》的閱讀印象，卻也凸顯馬華作家在語言和美學層次意圖展示的文字鄉愁，一個模仿說書話本腔調世界的“中國性/南洋性”辯證。近年李永平的《雨雪霏霏》（2002）則直接回到婆羅州地景，以懺情的自傳色彩開始寫作他的“婆羅州三部曲”。到《大河盡頭》（2008、2010）上下冊的完整出版，李永平以散布在婆羅州地表上的族裔、鬼魅、性欲等傳奇元素，揭開殖民和戰后的雨林奇觀和成長故事，開展雨林書寫的大河敘事。從氣勢磅礡卻又幽婉動人的雨林故事，李永平訴說的家鄉經歷和少年記憶，引導讀者走入他的個人成長世界和婆羅州經驗。小說的飄零情調和原鄉想象，交織著從婆羅州、臺灣和紙上中國循環構成的離散的原始激情。這一點恰恰被論者視作20世紀華文文學內獨具風格的“浪子文學”。（6）1990年代在臺馬兩地開始為人熟知的黃錦樹，他的小說長期表征大馬政教環境、華人生存寓言和歷史傷痕，關注馬華文學生態、華人移民的處境和命運，無論題材和思想，其顛覆、戲謔和后設技法和飽滿的歷史憂患，既迥異于兩岸三地的小說格局，也不同于馬華當地以寫實為創作主線的小說特色。黃錦樹小說已在試探或建立另一種馬華小說的寫作經驗，在審美趣味和文學風格上，皆凸顯了馬華小說在臺灣文壇的特殊位置。他同時在大馬及臺灣兩地推動馬華文學論述，成為創作與論述并重的在臺馬華作家。從《夢與豬與黎明》（1994）、《烏暗瞑》（1997）開始，他的創作關懷與學術眼界交織的復雜脈絡——總不自主的邊緣意識（客觀被迫或主動就位），凸顯其雙鄉的流動身份，以及反骨與顛覆傳統的企圖心。他的小說挑釁政教禁忌和出入文學史觀，引領臺灣在地讀者進入不甚熟悉卻又別具魅力的馬華視域。爾后《由島至島》（2001）、《土與火》（2005）的出版，展現了種種帶有不同流亡和錯置脈絡的故事，意圖重建一個馬華文學隱喻式的精神原型：南來與離心。無論是歷史性的遷徙，或因為遠離中原的境域，或大馬政教結構性排擠下的離心，由此生發的悼亡、憤慨、無奈、悲涼等復雜情緒，因而形成抑郁、嘲謔等不同形式的小說面目。然而，這些無法被主流移民史、政治史或文學史表述的“心靈史”，卻因此在黃錦樹小說世界凸顯出值得注意的“流亡癥狀”和“狂歡形式”。

三、翻譯馬華與臺灣熱帶文學

在此之外，馬華小說的外譯也借臺灣文學的翻譯管道，呈現了疊合和互補的關系。從21世紀開始，經由王德威教授的引介，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和張貴興的《我思念中長眠的南國公主》透過“臺灣現代華語文學”英譯計劃分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7）這是馬華長篇小說首次英譯，讓英語世界讀者見識了馬華題材作為臺灣文學內的華語想象。除此，長期在日本推動臺灣文學翻譯的黃英哲教授，推介黃錦樹的代表作《魚骸》和黎紫書小說《山瘟》，以日文面貌刊載在《植民地文化研究》（2008、2010）。《魚骸》曾獲得1995年中國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多次被選入臺灣的文學讀本。此文的翻譯，可視作日本馬華文學接受的轉向，開始借臺灣文學的平臺，或從臺灣文學的視角，評價和閱讀在華文文學版圖內頗受注目的馬華文學成果。有趣的是，馬華小說在日本的推介和翻譯，除了補強過去對馬華文學認知和接受的局限，也同時改變了馬華文學的外部視野。這些在臺馬華小說的翻譯，主要是在臺灣文學視域，或作為臺灣文學參照意義的脈絡下被呈現。《魚骸》和《山瘟》刊載于《植民地文化研究》被歸納的主題是“描寫白色恐怖時代的臺灣文學”。雖然《魚骸》和《山瘟》寫作的白色恐怖是馬共議題，不同于臺灣歷史50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但《魚骸》的主角卻是一位背著左翼政治陰影留學和移居臺灣的知識分子，而《山瘟》則獲得2000年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換言之，馬共不僅是異地題材，同時在臺灣產生了不同的閱讀意義，而白色恐怖時代似已跨出地域，成了臺馬兩地共享的某段歷史記憶。如此一來，《魚骸》和《山瘟》以“白色恐怖時代的臺灣文學”面貌出現在日本，已具體揭示了臺灣文學的多元化，同時呈現了臺馬兩地文學重迭的結構。2010-2011年間，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和黎紫書等馬華作家透過“臺灣熱帶文學”翻譯計劃，（8）由日本京都人文書院出版了他們的馬華小說日譯本。（9）其中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和張貴興的《群象》更是首次在日本翻譯出版的馬華長篇小說，意義甚大。有趣的是，“臺灣熱帶文學”書系不但向日本推介了“在臺馬華文學”，也借此勾勒出一個臺灣文學的熱帶想象以及文學譜系。黃錦樹和李永平、張貴興三人都是在臺馬華作家，黎紫書等12位作家合刊的《白蟻の夢魔：短篇小說集》，超過一半的作家都曾在臺得獎或持續在臺發行出版作品集。換言之，這些在臺或不在臺的馬華作者，都跟臺灣文學場域有著緊密聯系，借助臺灣的文學獎和出版機制躍上華文文學的核心舞臺。作為馬華作家，他們的文學事業既根源于馬華地域，同時扎根于臺灣，尤其凸顯“臺灣熱帶文學”這個概念的復雜意涵。其實馬華作家述說南洋群島、婆羅州雨林經驗的故事，對臺灣文學而言不算陌生。從臺灣文學眾多文本中，依然可見跟熱帶牽連的歷史創傷和記憶，包括日據戰爭時期龍瑛宗對南方戰場的熱情想象和懷疑矛盾（《死于南方》，1942年）。其中又以臺籍日本兵的遭遇最為刻骨銘心，如陳千武從印度尼西亞爪哇群島戰場歸來的親身自述（《獵女犯》，1976年）、黃春明的鄉土世界里從南洋戰場歸來后瘋啞的臺灣人（《甘庚伯的黃》，1971年），陳映真的《鄉村的教師》（1960）、李喬的《寒夜三部曲》（1977-1979）都觸及太平洋戰爭中南洋戰場的線索。更多發生于南洋戰場的史實和口述歷史，證明了臺灣文學里有其自身的熱帶憂郁，甚至熱帶創傷。（10）因此，李永平的《望鄉》處理終身淪落婆羅州不得返鄉的臺灣慰安婦，不過是在臺籍日本兵的戰場上，另辟一個臺灣熱帶想象的脈絡。另外，更多游記體裁和報導文學都從不同層面展開各自的熱帶經驗，諸如簡媜、陳列、焦桐、徐宗懋等人都有涉及雨林、馬來群島的文字。另外吳濁流的《東南亞漫游記》（1973）、《濁流詩草》（1973）內的東南亞雜詠，都算是一脈相承的熱帶文學譜系。如此說來，熱帶想象不僅僅是這些來自熱帶的馬華文學尖兵的個人欲望，也辯證性地對應上臺灣文學內，那一條從戰前戰后鋪陳不甚完整的熱帶經驗和書寫。因此，在臺灣文學系統內出現馬華作家的雨林冒險、族群政治、華人遷徙等題材故事，雖然說得傳奇、魔幻，甚至創傷、幽暗，仍難掩寓言色彩。在后殖民經驗，以及跨國、跨文化的離散文學譜系內，“臺灣熱帶文學”的概念和形象，呈現了馬華文學的閱讀和傳播的新方式。這說明了馬華文學疊架于臺灣文學內部的意義，其不僅僅是臺灣文學的異域情調，更借此帶動“在臺馬華文學”走向更廣大的讀者，組成一個規模更為繁復和龐大的臺灣文學世界。

綜觀臺灣文學系統內的馬華小說生產，其場域位置和書寫題材的相對邊緣性，卻在華文文學版圖帶有某種象征資本，促使兩岸三地的華文寫作權宜保留了一個特殊的華人書寫意識和區塊。這進一步調整了臺灣文學內部辯證鄉土、族群、離散和后殖民議題的可能參照面向，同時架構了移民史、宗教、雨林等題材的書寫空間。盡管這類書寫在臺灣文學譜系依然難掩異國情調和格格不入，卻隱然挑戰了臺灣文學系統的潛在視域。然而借優異的馬華小說的誕生，奠定了其作為華文文學經典的價值，這可以看作馬華文學在臺灣生產的積極意義，一個多元、成熟與自主的文學環境里，在臺馬華文學以一個對外與對內的“窗口”，開啟臺灣文學繁復的景觀，以及華文文學的流動與遷徙的策略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