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文學創作湘西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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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從文文學創作中對湘西的懷舊情懷

沈從文的湘西情懷大多基于他對湘西的那份厚重的懷舊感。湘西世界既是對他這種懷舊心理的真實反映，又體現了他對現實生活遭遇的不滿和反抗。在遠離故土的陌生世界里，懷念湘西的沈從文并未消極沉迷，而是寄望以文學的視角重新審視他腦海里對湘西世界的記憶。他選擇用獨特異質的苗家文化和風情來重新構建湘西世界中的人與物。就這樣，在沈從文婉轉優雅的筆下，一個記憶與現實、傳奇與真實的湘西世界躍然紙上，生動地再現了湘西龍舟、狩獵、對歌、行巫、放蠱等獨有生活場景。基于懷舊式的記憶再現，寫實并非沈從文的唯一目的，他更多的是喚起自己內心對湘西世界傳奇式理想生活的向往。這種理想生活，在沈從文看來，即是充滿了詩意與寧靜。［1］懷舊的客觀前提是存在距離，沒有距離就沒有懷舊，而且懷舊情懷中的過去經過人腦意象加工之后并非是過去的本真狀態。有很多文學評論家認為，沈從文加工湘西世界的記憶，讓理想中的美好處于尷尬境地，因為沈從文早期作品里的湘西世界無法與真實的外部世界形成某種交流，導致他所描繪的湘西世界只有原型而缺乏現實復制的可能。沈從文自己后來也發現了他的懷舊情懷對文學創作的不利一面。所以他后期的作品如《湘西》等放棄了對記憶的唯美式改寫，而是試圖將懷舊的湘西世界與現實的湘西世界重新連接，形成了他湘西情懷的新的文學創作構建。記憶與現實、過去與未來該如何連接，這是20世紀40年代困擾沈從文的一個重要問題，對解決這個問題的探索使他經常處于創作的苦痛心路階段。沈從文不再如前期創作《長河》等作品一樣干預現實、勾勒唯美，而是放棄創作中大量的抒情描寫，開始了以批判性內容為主的言志散文等文體創作，期間的抒情采取更加抽象的方式來進行。在湘西世界的基礎上，他開啟了對另一個世界的思索。他思索中華民族走出戰爭的出路，思索生命的本質與意義。用這樣的方式，他將對湘西的懷舊情懷升格為與現實理性的相互結合，從而喚起和重構現代中國的民族精神。例如《七色魘》，沈從文試圖將自己對湘西世界中“愛”“美”等意象的親身體會放到整個中國社會的大環境中去，以重塑民族品德;《燭虛》幫助人們透視生命個體的“愛”與“美”。在這些作品里，湘西世界作為沈從文的懷舊對象，它所體現的沈從文的湘西情懷已經成為他文學創作里的精神元素，用來探索“愛”與“美”，探索生命的意義與民族精神追求的方向，使他的文學作品更具現代性、開放性的現實意義。

二、沈從文文學創作中對湘西的自然信仰情懷

在沈從文的湘西懷舊情懷中，人與自然的契合始終貫穿于他的腦海。中國自古就唯天地是從，天地生而萬物生。千百年來這種尊天敬地的傳統逐漸幻化為文化中的自然信仰印記，深深烙印在中國歷代文人雅士心中。沈從文也不例外，他十分認同人類社會出于某種精神寄托而對自然萬物賦予神靈色彩的做法。在沈從文的許多著作里都表達了他對自然信仰的堅持。他認為，生活的完整、健康與循環都離不開對自然的信仰。在極富湘西情懷的《長河》中，第一章就以“人與地”為章節標題開宗明義地向讀者展現了人們生活在辰河流域的情景。辰河居民保持著一份原始的敬鬼神畏天命的自然信仰，并依靠這種信仰將各種歷史風俗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系，構成了一幅人與自然、歷史與現實的完整、和諧圖景。《長河》的最后一章“社戲”，以人間戲曲的形式酬神還愿感恩，刻畫出沈從文所追求的人神和悅的自然信仰目標。［3］沈從文的自然信仰情懷與魯迅的普崇萬物思想是一致的。普崇萬物實際就是對自然的崇拜，這種可謂之某種宗教信仰的崇拜，積淀了千萬年來人類原始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并孕育著人類文明前行的所有自然密碼。嚴格地說，沈從文與魯迅是風格迥異的兩類文學創作大師，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屬于人類精神范疇的文學創作觸及自然界本源。魯迅作品的例子在這里不做贅述，沈從文作品中這樣的例子隨處可見。他在一段描述湘西苗寨敬神儀式的文字中寫道:他所看到的不完全是一種儀式，而是一出詩歌與戲曲交相輝映的大戲，在這出大戲的聲光音韻中，神靈和自然與之同在。沈從文的自然信仰情懷寄寓的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在沈從文所描畫的湘西世界里，萬物皆有靈性，湘西人的任何行為都是在與自然對話，人與自然相互都是對方的對象化存在。通過湘西世界的自然信仰情懷，沈從文揭示了他所認知的人與自然的本質，即人性本善，人與自然本應和諧共處。

三、沈從文文學創作中的“湘西人”情懷

人性是沈從文文學創作的出發點和歸宿之一。20世紀20年代剛從湘西村野踏入城市的沈從文敏銳地察覺到，他之前所認知和向往的人性的堅韌強悍在城市難覓蹤跡。所以，沈從文通過文學的筆墨大幅勾畫出他記憶里湘西世界中現實與幻想交融、被加以粉飾的世外桃源般的美麗與恬靜。在這片世外桃源中，龍舟賽、對歌等娛樂活動不僅反映出與城市截然不同的鄉野生活，而且細致入微地刻畫出生活于此的鄉野村夫的淳樸秉性。沈從文的目的是要讓讀者明白: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老邁體衰、老態龍鐘，在西方民族面前頹廢無力、精神萎靡，要改變這種狀況，爭得有尊嚴的生存權力，就要把湘西村野中的積極向上、略帶粗獷的性格注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去，使中華民族振奮精神、勇往直前。由此可以看出，沈從文文學創作中的湘西情懷也與中國人血性漸失、中國社會日益沉淪的特殊歷史背景不無關系。在沈從文的眼里，中國人的人性需要從膽怯懦弱、教化馴服、麻木不仁、猶如孤魂野鬼般的墮落中爬出來，然后釋放壓抑、弘揚進步，使人性可以比過去較為敏銳地感知到愛與恨、生與死。［4］沈從文以湘西人淳樸的人性喚醒中國人人性的復蘇，進而使國人承載民族復興的大義。他的文學創作理念在此得到了升華。同時，沈從文也清醒地看到，自然信仰與人性之于生命意義的復歸也存在明顯脆弱的一面。一方面，沈從文努力以文學創作來擴散和宣揚湘西世界中的生命意義與堅韌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面前，湘西世界的一切又顯得那么不堪一擊。人與自然的契合雖然表現出原始的生命狀態，但在現代社會面前，它的原始自在的單調難免讓擁有復雜人性的人們不能長期堅持和忍受。因此，沈從文以湘西人為考察對象的人性探索給他帶來了一種認同上的焦慮，也把他的思想意識與文學創作的人文色彩濃度推向了一個更高的維度。在這個維度里，他試圖探尋人性深處愛恨生死的意識邊際，并探索對人的新的詮釋。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沈從文文學創作中的湘西情懷的確給了他一個關于立人問題的思維過程。這個思維過程的終點，是立人與救國的關系。在沈從文看來，國家是人存在的外部世界，只有外部世界的自由解放才能讓人個體的內部世界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如前所述，在沈從文許多的文學作品當中，人與自然的契合既是他湘西懷舊情緒中的記憶本源，又是他面對外部世界所憂慮的問題與追求的目標。在這里，人與自然的契合被賦予了立人與救國的關系內涵，他文學作品中的人性被推高到為國家自由和解放而斗爭的新高度。

四、沈從文文學創作中對湘西的歷史進化情懷

中國歷史進入近代以后，知識分子們普遍認同進化論的歷史觀。在歷史發展的時間坐標軸上，過去是老舊、黑暗的代名詞，而未來是新興與光明的代表。進化論的歷史觀給中國知識分子們帶來了振奮人心的歷史樂觀主義精神。沈從文不僅從內心深處接受了樂觀主義的歷史觀，而且還借助文學筆墨、透過湘西情懷，修正了一些普遍意識，使之適合當時中國的境遇。沈從文修正普遍意識的手段之一就是在他的文學作品中經常將上下兩代人的命運結合敘述。例如《雪晴》中，主人公巧秀的母親因與一個鐵匠相愛而失去了生命，巧秀在十多年后又重蹈了母親的覆轍;《邊城》里翠翠的悲劇命運也與她的母親類似;《蕭蕭》中蕭蕭的命運與她兒媳的命運似乎如出一轍。在這些虛構于湘西世界里的故事中，沈從文刻意安排命運、特別是悲劇命運在歷史中的復制式循環，旨在向人們傳達這樣一種訊息:沒有人性的改變、沒有人的個體主動干預命運的意志，被動地順從時間的安排，那么歷史進化不可能發生，唯一可以發生的就是歷史的重復。［5］沈從文文學創作中對湘西的歷史進化情懷，讓讀者看到了他對近代以來進化論歷史觀的理解和對這種觀念意識的發展。沈從文對進化論歷史觀的修正跳出了那個時代文人普遍將關注點放諸于社會層面的界限，而是在社會人的個體層面來完成的。他把黑暗中國的進化、中華民族的延續寄望于社會人的個人意志。積極的、進步的、進化的個人意志可以替代歷史的慣性而主宰國家的命運。例如沈從文在《一個傳奇的本事》中，于一個湘西人的身上詮釋了人的意志: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自己的生命，可以戰勝物態對自己弱點的征服，可以克制自己脫離獨立人格的企圖，可以創造絕對表現個人意志的自主性。在沈從文的文學理想世界中，這種人的意志的社會擴散就能帶來真正的歷史進化。

總之，沈從文文學創作中的懷舊、自然信仰、湘西人、歷史進化以及其他湘西情懷幾乎貫穿于他60多年的文學創作生涯，是世人研究沈從文并從中獲得啟示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創作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