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學價值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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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價值世界

價值，在馬克思說來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1］也就是說價值的產生是同人們的需要相聯(lián)系的，它普遍地存在于現(xiàn)實生活之中，是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社會范疇。但從哲學的角度，所謂的價值以主體為尺度，關注的是世界對于人的意義、客體對于主體的意義，以人的內在尺度或主體尺度為根據(jù)，體現(xiàn)了人的實踐活動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其根本特征在于“屬人性”或“主體性”。這種“價值”既不是有形的、具體的存在所構成的實體，也不是客觀對象對主體需要之間的滿足與被滿足之間的關系，而是人類所特有的絕對的超越指向。高清海也言道:“所謂價值不過就是人作為人所追求的那個目的物，而這個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質。人本身也就是價值本身，人的存在就是價值存在，人的價值就在于把自己創(chuàng)造為真正的人。”［2］馬斯洛也指出:“人或人性的完滿定義因而必須包括內在價值，作為人性的一部分。”［3］主體正是通過這樣一次一次不斷的價值創(chuàng)造，才造就了不斷提升自己，日益走向自由與全面發(fā)展之境的可能。為此，本文的“價值”主要是指主體人生觀的重要部分，即人生價值。同樣，當主體的“價值”在導向自我認知及行為的時候，就形成了能使主體不斷提升自己，日益走向自由與全面發(fā)展之境的“價值取向”。所謂“價值取向”也就導向著主體對自身的生存方式、生存發(fā)展及生存意義。因為人的客觀社會活動是有意識的、有目的的，帶有一定的方向性，雖說影響人活動方向的因素很多，但根本的還是活動主體的“價值取向”，是它形成人們關于自己生存意義的觀念，并以此來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實踐途徑。并且主體也總是從自己出發(fā)，按自己的能力、方式、需要和尺度去理解客體、改造客體，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對客體、事物的理解和理論概括都不可能脫離主體性因素而孤立達到。

二、價值取向

作為高級的生命形式———人，內在精神層面形而上的價值追求，始終貫穿協(xié)調人實踐認識活動中，不斷地追求如何與客觀世界融合，追問物質層面及社會層面同人的內心心靈世界的方向性、目的性相一致。從而這種“價值取向”成為主體之所以為主體在探尋世界意義時的根本追求，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和超越性力量。“價值”根植于主體，督導主體如何變革世界、批判世界，追求對于現(xiàn)存世界的超越、否定，努力致力于建設理想的、應然的、合乎自我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那么漢末文人在面對經學的式微、政治昏暗的現(xiàn)實，飽嘗忠而見疑、信而遭謗的痛苦，身經戰(zhàn)亂饑荒、流落他鄉(xiāng)、自然災害的苦難，主體如何以“價值取向”最終實現(xiàn)、豐富、完善自身。人置于世界，漢末文人主體與客體的全面關系中，如何自我實現(xiàn)、自我價值完善。首先表現(xiàn)出積極的用世精神，經過二次黨錮之禍、功名無望的沉重打擊，痛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開始意識到對現(xiàn)實的關懷已經威脅到了自己的性命，從而把價值由社會、國家、民族轉向了自我、個人。在此轉向過程中又展示出了他們復歸人性、憂患人生、企圖改變現(xiàn)實人生的情感意向，迸發(fā)出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自我實現(xiàn)、求得個體價值的實現(xiàn)。

三、建安文學:個性中的“大我”價值

建安文學雖說個人抒情成分很多，但較之之前有很大不同:首先，建安文人各自地位不同、遭遇相應也不一: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家境富裕，二十歲舉孝廉，踏入政界;曹丕、曹植均是曹操之子，后曹丕繼承權位，曹植被放逐追殺;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孫，本身也是東漢末年三大名士之一，在士族中享有極高聲望;王粲出身士族官僚家庭，漢代三公、大將軍之后;應瑒是著名的“汝南應氏”公子;劉禎出自于累世官宦之家;陳琳、阮瑀也是世家大族，還有蔡琰是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之女等都處在漢末動亂中，出身不同、自然對生活、生命的感受，會帶著不同個人的烙印。其二，在軍閥割據(jù)、民不聊生漢末大背景下，建安諸子不僅親眼目睹硝煙四起，白骨遍野的慘烈景象，而且親自卷入其中，是身體力行的直接參與者，有的習武學兵、有的參加征戰(zhàn)，又有隨軍出征，是經過血和火的洗禮，因而對國家、社會及自身的感情自然有別。其三，同樣是離亂的社會，置身其中的建安詩人有著各自獨特的生命感受:曹操《蒿里行》:“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力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鋪寫當時關東將士正興兵討伐董卓，由于袁紹兄弟等軍閥各懷鬼胎，大搞分裂，從擁兵觀望到自相殘殺，一發(fā)不可收拾。開場就展開了一幅烽煙不息、爭權奪利、互相殘殺的社會畫面及百姓死亡悲慘的局面，詩人用“義士”和“群兇”愛憎分明的字眼來表明對時局的立場，用“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靈涂炭的局面來表明對萬民生命的憤怒，用“念之斷人腸”的時代悲劇來表明詩人的憂患意識。曹丕《黎陽作•其一》中“朝發(fā)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涂，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

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贊。我獨何人，能不靖亂”“殷殷其雷，蒙蒙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湄，言刈其楚。班之中路，涂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昂。嗷嗷仆夫，載仆載僵。蒙涂冒雨，沾衣濡裳”《黎陽作•其二》，作者以“嗷嗷仆夫”“輿人困窮?”征夫戍卒在風雨泥濘中艱難跋涉及“載仆載僵”的悲慘情形，來觸發(fā)自己的深切同情，從側面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動亂不已、征戍頻繁及民不聊生的社會面貌以及處在動亂中的人民的苦難與不幸。同曹操在《苦寒行》中寫道路難行“北風聲正悲”“雪落何霏霏”，曹植用“霖雨載涂”“沐雨櫛風”“蒙蒙其雨”;曹操寫軍馬“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話屈，車輪為之摧”，曹植用“班之中路，涂潦是御”;曹操表達軍旅生活的艱難“行行日己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曹植用“霖雨載涂，輿人困窮”“傲傲仆夫，載仆載僵”，其情調之慷慨悲涼亦不在曹操之下。曹丕在《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用前半部分描繪宴飲游樂，后半部分道出“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來體現(xiàn)詩人在歡宴之際，感嘆時光易逝，盛年難再，并在領悟到生死的哲理時發(fā)出“知命不憂”的感慨，表露出了要與親友共同建立功業(yè)的愿望。還有如王粲《七哀詩》用“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饑婦忍痛棄子的典型事件來集中概括出當時千百萬人民所遭受的苦難，用“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饑婦內心矛盾、痛苦來飽含廣大人民的血和淚，這種以點帶面展示社會慘相，無不是詩人在離亂中個人的切身感受。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用筑長城的歷史來看勞役兵徭給百姓帶來的苦難。阮瑀《駕出郭門行》“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躇，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嗷嗷有悲啼。

借問啼者出:‘何為乃如斯?’‘親母舍我歿，后母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于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后代人，以此為明規(guī)。”描寫孤兒受繼母惡虐，這在封建社會是較為常見的現(xiàn)象，但從詩意看來，卻是作者親見的事實，孤兒的哀訴，觸發(fā)出對弱小者的同情，揭露并控訴封建宗法制度產生的不合理現(xiàn)象等等。詩人們能結合自身，感受到現(xiàn)實帶來的殘酷和疾苦，從中可以看出，建安文人對現(xiàn)實的不滿和憤怒跳出了自己的情感圈子，視野看到的不再是自己或者某個人的痛苦，抨擊與針砭的是關乎國家、民族興亡的體制弊端和制度的闕如，鞭撻的是水深火熱的征戰(zhàn)徭役，人性的善惡與優(yōu)劣……詩人的情感所至，無不是對廣大民眾的同情與悲憫，擴展到憂天下、憂滄桑。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中評“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亂積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如果說建安文人有別于其他文人的情感，那么悲涼慷慨中的“天下”之情就是其中之一。最后引用別林斯基的論斷:“沒有一個詩人能夠由于自身或依賴自身而偉大，他既不能依賴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賴自己的幸福;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他從而成為社會、時代以及人類的代表和喉舌。只有渺小的詩人們才由于自身和依賴自身而喜或憂。”［4］正因如此，漢末知識分子，將諸多感情交織在一起，對人生進行了立體的深層次思考，將宇宙、歷史、現(xiàn)實呈現(xiàn)于一體，重視物我之間的感應及相互關照，使其得到鮮活的體現(xiàn)。同時人類個體在生命運行的過程中，不僅拷問生命的意義，而且反映出生命的意義，為此，要達到自我生命價值的澄明，生命價值的追問，則就成為一種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