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墨教授精神與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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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元培先生最早提出兼采歐美之長與孔墨教授之精神的現代大學教育理念。當代學者在重申和引述蔡元培先生的這一理念時，出現了或有意或無意的誤讀。這種誤讀實際上是對蔡元培先生的大學教育理念的反思和發展。當代大學教育應當立足當下、立足自我，在此基礎上，兼采歐美之長與“孔墨之精神”。傳統文化首先是專家之學，傳統文化的教育首先是知識教育，然后才是陶養道德、模范人格與人文精神。唯有建立了與傳統文化精神進行對話的知識基礎和理解能力，傳統文化的精神對于現代大學教育產生意義才有可能。

[關鍵詞]孔墨教授之精神；三個面向；知識教育

一、“孔墨教授之精神”的提出及其誤讀

把“孔墨教授之精神”與現代大學教育相聯系，是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出來的。蔡元培先生1921年在柏克萊大學中國學生會演說詞中的一段話已經廣為人知，常有轉述者有意無意地增字減字，從而造成誤讀，所以不憚繁冗，俱引原文如下：“據此次調查結果，兄弟覺得，大學教育應采用歐美之長，孔、墨教授之精神。今請略述歐美學制。德、法大學專重研究學問，德國注重精細分折的研究，法國注重發明新法的研究。英國大學如烏克斯福及康白尼哲(烏克斯福及康白尼哲即牛津(Oxford)和劍橋(Combridge)的音譯)，重在陶養學生道德，使成為緒紳之士，其方法有二：(一)學校設許多規條，并定監學及罰款，以范圍學生，而約束其人格。(二)提倡合群運動，使其將來在社會上有合群之精神，而不互相傾陷。美國大學之研究學問，與歐洲大學一樣，其提倡合群運動，亦與英同，惟無科條約束學生耳。美大學還有兩種特色：(一)凡有用學問，如新聞學等，大學都可收入。(二)設夏科與校外教育，即無機會進大學者，亦可來習。

照以上所述之歐美教育新法，與中國古代教授法，兄弟覺得應參酌兼采，包括下列三種：(一)應包羅各種有用學問，及為真理或為求學問而研究的學科。(二)陶養道德，一面提倡合群運動，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三)中國社會教育很少，應學美國盡量發展。”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學習西方大學教育制度和精神、推進中國大學教育的“現代化”是最為迫切的任務。蔡元培先生的本意大體上是要結合中國傳統的孔墨教育之精神，兼采歐美教育之長。這篇演講詞中“大學教育應采用歐美之長，孔、墨教授之精神”一句常被論者引述，但引述者常常漏掉“孔、墨教授之精神”中的“教授”二字，變成了“孔墨精神”。郭齊家先生在《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精華與當今素質教育》一文中說：“蔡元培先生考察歐美后得出的結論是，理想的教育應包括中國傳統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專深研究，美之服務社會等，‘大學教育應采歐美之長，孔墨教授之精神’。”

從這段引文看，論者概括為“理想的教育應包括中國傳統的孔墨精神”，而緊隨其后的引文卻是：“孔墨教授之精神”，顯然是把“孔墨教授之精神”解讀為“孔墨精神”了。郭齊家先生具體論述了“孔墨精神”的內容：“所謂孔墨的精神，就是仁愛兼愛，有教無類，面向全體，為了一切孩子，人人有得。”

蔡元培先生的大學理想中所提到的“孔墨精神”被看作了“東方傳統精神”的代表，是理想的大學教育“應包括”的教育內容。陳平原先生在鳳凰臺衛視的《世紀大講堂》的演講中也提及“孔墨精神”，同樣把“孔墨教授之精神”讀成了“孔墨精神”：“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去考察美國的大學制度，回來就這么說，說大學精神應該博采歐美各國之長，和中國的孔墨精神相結合。”

應當說，“孔墨精神”與“孔墨教授之精神”是兩個具有不同意義的概念，“孔墨之精神”指的是孔子、墨子等古代賢智的思想、言行及其中展現出來的精神風貌和人格光輝。“孔墨精神”不足以涵蓋中國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內容。但孔、墨作為偉大的教育家，卻可以代表中國古代的教育傳統，所以“孔墨教授之精神”是指中國傳統教育的精神。不過，蔡元培先生所謂的“孔墨教授之精神”，只是指“中國古代教授法”：

“照以上所述之歐美教育新法，與中國古代教授法，兄弟覺得應參酌兼采，包括下列三種……”

蔡元培先生的“孔墨教授之精神”之所以被誤讀為“孔墨精神”，既有出于疏忽的無意誤讀，也有出于善意的有意誤讀。所謂無意的誤讀，是指文字上的誤認，或者忽視了對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別進行認真的辨析。所謂善意的誤讀，是指認識到蔡元培先生大學教育理念的局限，試圖在引用和解釋中發展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善意的誤讀往往有意識地通過引述前賢思想言論，進行創造性的詮釋。

那么，如何理解蔡元培大學教育理想中的“孔墨教授之精神”?在當今的大學教育中融入孔墨教授之精神是否可能?下面就此問題略作辨析。

二、孔墨教授之精神與西方大學教育之差別

把中國傳統教育之善與歐美教育體制之長相結合，推動中國大學教育的現代化，是蔡元培先生的大學教育理念的根本立足點。這種中西融合，兼容并包的大學教育理想，顯示了蔡元培先生作為偉大的教育家所具有的遠見卓識，但把“孔墨教授之精神”，局限于“中國古代教授法”，既未能體現孔墨教授之精神相對于現代大學教育所具有的真正價值，更未能體現孔墨精神及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對于現代大學教育所具有的意義。可以這樣說，傳統教育對于現代教育的意義和資源，不應局限于“孔墨教授之精神”，或者局限于“孔墨精神”；即便是“孔墨教授之精神”，其對于現代大學教育的意義，也不應局限于其獨特有效的“教授法”這一方面。

孔墨教授之精神，通常可以分析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孔、墨的教育思想。包括孔、墨對教育的性質、目的、社會意義等方面的思考；第二，孔、墨對其弟子門人的教誨、期望(作者注：孔、墨期望于門人弟子的，更準確的表述是“孔墨所教授之精神”。)；第三，孔、墨的教育實踐活動中所體現出的教育精神。簡而言之，三個問題就是：為什么教?教什么?怎樣教?雖然可以分析為三個層面，但實際上它們是一個整體，教育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和意義、教育的內容、教育的體制和方法三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統一性。雖然可以分別辨析，也可以分別改進，但只有三個方面都得到改進，達到和諧一致的程度，才是成功的教育。孔墨精神，或者孔墨教授之精神，對于現代大學教育的啟示意義，都不應當局限于“教授法”、教學方法或者人格培養等方面。但在蔡元培先生的大學教育理想中，大大壓縮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以及傳統教育對于現代大學教育的意義。

在壓縮了傳統教育對于現代大學教育借鑒意義的同時，蔡元培先生又提倡歐美教育對于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借鑒意義。具體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應包羅各種有用學問，及為真理或為求學問而研究的學科；陶養道德，一面提倡合群運動，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中，國社會教育很少，應學美國盡量發展。應當說，蔡元培先生對德、法、英、美大學教育之精神的總結是有洞察力的，但蔡元培先生的洞察力不僅僅來自于歐美的大學教育或者對歐美大學的精細考察，更多的是來自中國的傳統教育。對歐美教育的考察之所以能夠給蔡元培先生以震撼和啟發，固然是歐美教育各有所長，但又何嘗不是蔡元培先生對中國社會已經有了深刻的了解、對于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發展已經有所思考，而從歐美的教育制度那里看到了他想看到的、在中國目前尚有欠缺的呢?

凡對中國傳統教育有所研究的人，都不能不承認：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應當從歐美引進的這三方面的教育新法，本身不能算是新思想、新理念，其基本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教育中都是存在著的：中國古代教育既不乏經世致用的精神，包羅各種有用學問，也不缺乏道德教育和合群教育，當然，中國古代社會也存在著多種形式的社會教育。關于中國傳統教育的精神及其特點，宜另作專文探討，暫不贅述。總而言之，蔡元培先生所總結的歐美各國教育之特點，既不是“歐美大學教育”所特有，也并非“現代大學教育”所特有。中國傳統教育與西方現代大學教育的差距以及前現代大學教育與現代大學教育的差別，關鍵之處不在于抽象的教育理念上的落差，而在于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外力推動下的突變過程，傳統教育制度和教育實踐既無法順應社會結構的變革，無法包容新興科技的突飛猛進，也無法真正實現大學教育理念，培養現代社會建設所需的大批合格人才。中國傳統教育、前現代大學教育也有學問的精深研究、多學科的包容，也有合群教育、道德教育、人格培養和社會教育等等，與現代大學教育，在此三種教育理念上并非截然對立。以“合群教育”為例，傳統上為合群的教育理念而創設的教育制度、內容、方法等等，由于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不再能夠達到凝聚社會共識、推動社會有序化的目的，傳統的“合群教育”實踐卻可能走向離心離德的結果，為要達到合群教育的理想，需要新的、適應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制度、方法、內容。

蔡元培先生取自歐美各國的教育理念，既富有洞察力，也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發展現代大學教育所需，對中國現代大學教育體系建立具有開拓性的意義，但如上所分析的，終究還是出口轉內銷的產物，就大學教育思想本身，并無突出的發明。先生所主張的孔墨教授之精神，也就是中國古代教授法，與歐美大學教育相結合，在現代大學教育草創階段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其本意顯然是促進中國的大學教育現代化，而不是要把歐美教育體制的分店開到中國來。他賦予后人以融合、創新的使命。但創新的使命是如此沉重，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百年，從西歐、蘇聯到美國，始終未能走出模仿和引進的窠臼。我們面臨的問題與上個世紀上半期已經大不相同：前輩們需要從先進國家作模仿和引進的工作，建立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基礎，而在大學教育飛速發展的今天，在前輩們所開創的教育事業的基礎上，面臨著反思、超越、批判和創新的任務，要在新世紀成為教育先進的國家，并具有被其他國家學習模仿的制度創新。當今中國大學教育的核心問題，并不在于傳統文化的教育不夠，或者人文精神欠缺，盡管這些方面也不能盡如人意，但核心問題在于缺乏創新精神。現在又再次面臨一個如何面向全球化的21世紀挑戰的問題。在中國大學教育又一次面臨重大調整和挑戰的時刻，人們不免重新回顧現代大學教育創立之初，那些現代大學奠基者的偉大理想。這種回顧和反思，常有道路波折如斯皆因未遵循前賢教誨之感。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被過度詮釋和引述，也是這種社會思潮的體現。

三、中國當代大學教育與孔墨教授之精神

上文對蔡元培先生大學教育理念的反思，既不意味著否定學習和引進歐美大學教育理念，也不意味著全盤肯定傳統文化或者傳統教育對于中國當代大學教育的意義。問題是，我們站在怎樣的立場上“承朱張之緒，取歐美之長”(《湖南大學校歌》)?以孔墨教授之精神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教育精神在當下的中國大學教育中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如果中國大學教育自身沒有主體性，沒有立足點，那么，無論是學習歐美，還是繼承傳統，都不能獲得真正的自我發展。因為無論多么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只能說明對于古代社會有意義，并不必然地也對當代有意義；無論多么先進的歐美教育制度和理念，都不能證明，移植到中國的大學教育中來也一定是先進的理念和制度。這些并不是理所當然的。“學習西方”和“繼承傳統”本身都是發展自身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最終目的。不過，對于文化傳統和外來先進文化有所去取，也不意味著以實用主義的態度“擇其精華，去除糟粕”。放棄的未必是糟粕，擇取的未必都是精華，對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具體內容的價值判斷具有相對性，它們只會在人們當下的思考中展示存在的意義。

本文認為，鄧小平首倡的“三個面向”可以作為思考當今大學教育發展的立足點。所謂“三個面向”是指：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三個面向”的提出已經二十多年，相關的詮釋文章汗牛充棟。它通常被理解為“三個轉向”：脫離落后、陳舊的教育內容、方法和人才培養機制，轉向現代化的教育手段、方法，培養現代化的人才；脫離自我封閉，轉向學習和引進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教育制度和科學技術；脫離急功近利，轉向著眼未來進行教育改革。這種理解曾經推動了教育改革和發展，但仍然是片面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目前而言，中國的大學教育已經到了確立自我，并建立自我發展、自我完善機制的時期。因此，對于“三個面向”的理解，既不能停留于它在80年代所體現的時代意義之上，也無需刻意揣摩領袖人物的原意，在詮釋其意義時不敢躍出雷池一步。

“三個面向”對于今天的大學教育的意義，不僅僅包含了三個“轉向”，更是包含了“三個立足”，即立足傳統，面向現代化；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立足當下，面向未來。“三個立足”與“三個轉向”最根本的區別在于：三個轉向迷失(中國教育的)自我，三個立足獲得(中國教育的)自我。

中國大學教育，的“自我”意味著什么呢?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獨立創新精神的、開放性的大學教育體系，就是中國大學教育的自我。自我發展既需要理想，也需要立足點，因此也就既需要學習和引進，也需要反思和自信。從這個意義上說，“面向世界”就不僅僅意味著向世界上的先進國家學習，更意味著具有自我創新精神的中國大學教育能夠平等地與世界各先進國家的大學教育進行雙向的對話和交流，由此激發和保持中國大學的優秀傳統和創造精神。三個面向，合而論之，本質上即是中國教育的自我發展，分而論之：第一，立足傳統教育，聯結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這里所謂的“傳統教育”，并不是指絕對的歷史時期上的舊式教育，“現代”也不是指一種具有確定性指標的發展程度，而只是一種相對的狀態，“現代化”是現代社會體系的動力部分。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傳統和現代的成分，并且始終存在著或快或慢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國曾經經歷過多次劇烈的社會轉型，當下的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應當是均衡而穩固的，這就需要探索傳統與現代的聯結，而不只是關注斷裂和革命，這既符合建立和諧社會的理想，也適應當今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第二，立足中國，了解中國國情以及中外教育之差距。通過對中國傳統教育精神的反思，與他國教育精神進行交流和對話，在對話中尋求傳統教育之精神和世界各國教育之精神對于中國當下大學教育可能具有的意義。第三，立足當下，反省傳統教育，展望未來教育，走出自我發展之出路。無論是反省過去，還是展望未來，都只能以當下的中國大學教育為基礎。

“立足傳統”與“立足當下”，兩者是否自相矛盾?我認為兩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關聯，彼此蘊涵。如上所述，“傳統”并非“古代”，而是在當下，乃是當下視野中的、經過歷史沉淀下來的文化精神，是一種反思、反省、反顧之下的文化沉淀。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我們要繼承傳統，或者說要保持傳統，還不如說要立足當下而回顧傳統、反思傳統。“傳統”乃是存在于當下的反省之中的。我們都必然地生存于傳統之中，我們的任何有價值的創新，總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創新，其成果也會成為未來的傳統，并成為未來社會的基礎。因此，“三個立足”之中，“立足當下”是最初的起點。

孔墨教授之精神是傳統教育精神的代表，傳統教育精神是當下中國大學教育所要反思的對象和發展的立足點。它對于當下大學教育的意義，不是孔墨精神本然具有的，而只能通過當下的大學教育事業的參與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管理者、關注教育者)的理解、反思和詮釋，顯現出來。對傳統進行反思，就應當深入了解傳統，建立古今對話的基礎。由于時代、語言、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變化，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都已經產生了很大的隔閡，孔墨教授之精神對于古人及其人格養成的意義，在當代社會不再能夠以其本然的方式直接顯現出來。因此，了解前人的思想、生活、言行都需要專門的學問和方法。孔墨教授之精神在其生成的時代，是人人可學、有教無類的普通知識，而在今天就變成了專門之學和專家之學。因此，當代大學教育在傳統文化和人文教育方面最迫切的努力方向，不是利用傳統文化進行素質教育或者人格訓練，而應當讓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熟練掌握釋讀古人和古代社會的技能，對古代文獻、文物能夠清楚地辨識，并進行精深的研究，對古人的思想有了解之同情，以當下為立足點，與前人平等地對話。一味模仿古人的人格養成的方法，是不合時宜的。

蔡元培先生賦予大學教育以“養成人格”的使命，而不“僅僅為灌注知識，練習技能之作用”。蔡元培先生的這個理念最近也經常被引述，用來說明當代大學教育在人文教育和人格培養方面的欠缺。經歷了數十年對傳統文化的否定和破壞之后，近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又開始重視傳統文化的教育以及在教育、教學中體現傳統教育的精神。理工科學校紛紛向綜合性大學發展，增設人文學院，在理工科大學或其他專門學校，也開設了傳統文化課。但現代大學教育的體制更適合客觀知識的灌輸。因此，傳統文化課的教學采取的是客觀知識教育的路數。總體而言，大學課程中人文教育的比重較低，同聲相求、同氣相投的傳統師友關系在現代學校里難覓蹤影。因此，有學者認為，傳統文化不能僅僅作為知識來傳播，高等教育的人文素質教育也不能只是把傳統文化作為知識教育來灌輸，而應當用孔墨教授之精神來養成學生的人格，等等。雖然如此，并不意味著現代大學教育中的人格養成必須回到傳統教育的路數上去，一味留戀過往，是缺乏創造力和想象力的體現。孔墨教授之精神，首先也是大學教育中需要精神研究的專門治學、專家之學，然后才可成為教育者與被教育者共同參與的人格養成之精神資源。換言之，大學教育中的人格養成，不是教育與被教育的關系，除了作為專門之學的傳統文化教育，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對話者：立足當下而與古圣先賢的對話，人格養成不僅僅是學生的事情，教師和教育管理者都需要具備為人格養成而有的反省精神。教育者只應當提供知識性的釋讀技能，而不能代替被教育者自身的思考和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