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遺補缺 創辦特色——我國民辦學校發展的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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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政教合一”的傳統，使公立學校嚴重擠壓了私立學校的發展空間，直接影響了私立學校的發展基礎。民辦學校應在廣闊的教育供求領域，“拾”公立學校之“遺”，“補”公立學校之“缺”，為社會提供不同于公立學校的“另類選擇”。

關鍵詞：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另類選擇

學校的發展戰略問題，是2002年7月下旬由教育部支持合作的第一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的重要議題，也是世界各國共同關心的問題。教育部副部長周濟院士在論壇的總結講話中歸結出兩個重大的，要大學校長們思考的問題：一是學校的發展戰略；二是學校怎樣實現發展的戰略目標。這應該也是各個民辦學校必須認真思考的重大問題。

一、拾遺補缺：打造鳳凰衛視的輝煌

香港鳳凰衛視成立幾年來，在強手如林的激烈競爭中，發展迅速，成就輝煌：先后創辦了咨詢臺、歐洲臺、美洲臺，在世界華人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成功的秘訣，在于創辦之初就確立了“拾遺補缺”，給觀眾“另類選擇”的發展戰略。

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憑他多年經商的經驗，提出獨特的辦臺戰略：鳳凰衛視的辦臺方向是“拾遺補缺”，為觀眾提供“另類選擇”，不與其他歷史悠久的大臺在競爭上發生正面沖突。比如，新聞節目定位為“時事直通車”，就是不去做面面俱到的報道，而是做點滴報道，這樣就不用背上“有聞必報”的包袱，做到“大事不漏，重點突出，分寸適度”；“當大事發生時，我在場。”正是這種“另類選擇”贏得了觀眾。

鳳凰衛視成功給我們的啟示是：后來者要避免與歷史悠久的強者在競爭上發生正面沖突，而應該“拾遺補缺”，提供“另類選擇”。這是事關生存與發展的戰略選擇的重大問題。

二、拾遺補缺：我國民辦學校發展的必然選擇

我國民辦學校發展的宏觀大背景，與鳳凰衛視創辦時所處的環境十分相似，而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的私立學校創建時期的情況卻大為不同。美國的第一所高等學校，是由從英國移民來的清教徒于1636年創辦的私立哈佛學院（后改為哈佛大學）。過了差不多60年，到了1693年才辦起第二所私立大學——威廉·馬利學校。1701年，開辦第三所大學——耶魯大學。又過了將近半個世紀，1746年才開辦第四所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直到1862年林肯總統簽署莫列爾法令（即政府贈予土地給各州創辦大學的法令）后，各州的公立大學才獲得發展。從創辦哈佛大學到各州建立大學，期間相隔220多年。這就是說，在這200多年時間里，私立學校是在沒有公立大學競爭的情況下逐漸發展起來的，就是私立大學之間競爭對手也很少。麻省理工學院也是成立于州立大學發展之前。在英國，以牛津、劍橋大學為代表的私立學校，其發展的空間比哈佛等私立學校更為優越。從12世紀到18世紀末的整整六個世紀中，英國只辦了七所大學，而且都是由教會控制的私立大學，沒有公立大學與它們進行競爭。

法國的情況卻與美國、英國大為不同。被馬克思稱之為“真正的偉大”“英雄人物”拿破侖執政后，十分重視科學文化教育。在教育上實行中央集權，把教育領導權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政府）手中，于是導致法國的私立學校衰落。

我國的私立學校（民辦學校）產生與發展的環境與美國、英國大相徑庭。在我國長期的封建專制社會里，其傳統是“政教合一”，“官學”是正宗，是歷代朝廷維護其統治的重要工具。私學處于從屬地位，只有當朝廷權利衰敗，官學崩潰的時期，私學才有相對廣闊的天地。我國近代學校興起于清代末年。清王朝是積極推行政教合一的。在它入關統一中國后，對私學采取限制政策，把書院都改為官辦。到了清末，朝廷衰敗，在維新派推動下，廢除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期間，下令各省府州縣把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校。由于清廷不鼓勵私人辦學，特別是高等以上的學堂，所以盡管處于全國大力發展新式高等學堂的大背景下，私立學校特別是私立的高等教育性質的學校仍微乎其微，國人創辦的僅有中國公學（1904年）、復旦公學（1905年）、外國人創辦的德文醫學院（1907年）、焦作路礦學院（1908年）等等。及至1910年，清政府實施預備立憲，準許私立學堂專習法政，出現各省私人創辦法政學堂的熱潮。辛亥革命后，由于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與妥協，政權很快落入北洋軍閥手中。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各派軍閥爭權奪利，對社會控制能力減弱，也無力發展教育，因而促使私立學校獲得迅猛發展。但是鴉片戰爭之后，我國開始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作為私立學校發展的主要經濟社會基礎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十分軟弱。特別是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了較為穩定的政權之后，一方面極力強化為之服務的官僚資本主義，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排擠，直接削弱了私立學校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另一方面，開始強化直接控制的公立教育體系，嚴重擠壓了私立學校的發展空間，于是導致私立學校始終處于“拾遺補缺”的位置。而這個歷史時期的私立學校的獨特貢獻，也在于拾遺補缺、發展特色學科上。例如，在司法人才奇缺的民國初年創辦的朝陽學院，聘請法學界名流任教，編寫的教材為國內同類教材的典范，他們編輯的《法學評論》，在法學界享有盛名，畢業生是各級法院的骨干，以致社會上流傳“無朝不成院”之說。又如，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以培養新式藥學人才而著稱；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以培養當時經濟發展急需的西式會計人才而享譽社會，等等。??br>應該指出，外國教會在我國興辦的學校為數不多，影響較大，但不在本文論述之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對生產資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我國所有制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而引起了辦學體制的大變革，所有私立學校均由政府接辦，一律改為公立。整整經歷30年之后，我國經濟體制又發生了新的變革，一種命名為民辦學校的私立學校才又重新出現在中華大地上。

我國民辦學校就是在這種社會經濟大背景下產生的，是在公辦學校發展了幾十年之后才出現的，是在政府以國家財政支持公辦學校的態勢下與之競爭的。很顯然，如果說，在舊中國的私立學校是以“拾遺補缺，發展特色”做出獨特貢獻的話，那么，在今天，它就成為民辦學校發展的必然選擇。

三、拾遺補缺：我國民辦學校發展的廣闊天地

這里講的“拾遺補缺”，主要是指民辦學校不要與公辦學校在辦學模式、人才培養規格、學科專業發展、社會服務乃至科技開發及轉化上，正面進行競爭，即“你有我也有”、“你咋辦我也咋辦”。而是要在廣闊的教育供求領域里，拾公辦學校之“遺”，補公辦學校之“缺”，為社會提供不同于公辦學校的“另類選擇”。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這個“遺”、“缺”和“另類”，并非是公辦學校已經把教育市場瓜分得差不多之后的“殘羹剩飯”，而是一片任你翱翔的廣闊天地。這也是由我國國情所決定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與高度集中統一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教育實行的是“大一統”的體制。學校由政府統一舉辦和管理；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由教育主管部門統一制定和編寫；培養同一規格的人才；大學生都是“準干部”等等，導致出現“千校一面”，“萬人一書”的大一統局面。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狀況正在改革，而民辦學校也正是在這種改革大潮之中破土而出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是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而且，民辦學校是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不像公辦學校那樣背負著這樣那樣的包袱，跑起來可能會更快些。

其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又發生了新的變革。黨的十四大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國生產關系的又一次重大變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了經濟成分、經濟利益的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并由此帶來經濟結構和社會關系的新變化，激發社會產生出各種不同類型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和競爭個體。這種經濟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必然要求教育體制進行與之相應的重大變革：辦學主體多元化——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宗教組織、派和個人等都可成為辦學主體；教育要求多樣化——現有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對人才的需求，也有個人為了就業、轉崗、提高生活質量等的需求；辦學形式多樣化——普通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全日制教育、業余教育、以升學為目的的補習教育、以就業和轉崗為目的的職業培訓、以提高生活質量為目的的休閑教育，等等。這種種的“多元化”和“多樣化”，與政府（國家）包辦教育的“大一統”體制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種尖銳的矛盾，既對發展民辦教育提出了越來越迫切的要求，也為民辦教育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天地。近年來，我國民辦學校發展之如此迅速，正是這種矛盾推動的結果。

其三，我國是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所謂“發展中國家”，就是尚未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但我們又是在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時代進行工業化建設的。在這樣的時代里，不追求科學技術的前沿，就意味著經濟社會的落后，就會挨打，就會受欺負。因此，我們必須大力開展前沿科學研究，大力發展高新技術，我們必須實施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這就意味著，我國生產力水平的跨度，產業技術含量的跨度都是非常巨大的，即從農業社會里的傳統生產技術、生產方式到最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并存。與這種“大跨度”并存的，是我國地區之間的發展極端的不平衡。就全國整體而言，已經進入小康社會，但地區之間的差別極大，有些發達地區已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而欠發達地區尚有幾千萬人口還生活在貧苦的狀態之中。

我國民辦學校，在這個由于“大跨度”及地區發展極不平衡而帶來的對教育需求非常多樣化的社會里，選擇一種需求作為自己發展的重點，其空間是很廣闊的。

所謂“人口大國”有兩方面的含義：

一是全國有十二億五千萬人口，就業競爭激烈，要求受教育的人口眾多。特別是在進入以知識為主要資源的知識經濟社會之后，高學歷等于高收入；同時，由于知識創新加快，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加快，致使人們的職業和崗位的轉換成為正常，如此等等。知識經濟社會的這些特征，都促使人們更加要求接受教育。而作為發展中國家，財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創辦許許多多的不同類型的學校，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接受各種教育，特別是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要求。因而，需要民辦學校去“拾”的“遺”、“補”的“缺”是很多的。

二是八億人口在農村。農業、農村、農民的所謂“三農”問題，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問題。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是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而要進行這種空前的關系到八億農民生存和發展的大調整，急需大量的人才到農村中去，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而我國目前公辦學校的一大弊端，就是培養的人才與這種需求嚴重脫節，特別是高等學校培養的人才很難到得了農村。這又是一個很大的“缺”，需要民辦學校去“補”。

四、創辦特色：我國民辦學校生存與發展的根基

作為一種發展戰略，“拾遺補缺”并不是說“今天干這，明天干那”，沒有一定的目標和重點，而是說，要根據學校所處的地區、部門、行業需求的特點，認真分析學校的實際情況，正確解決學校的定位、發展目標、培養人才規格、培養途徑、教學過程、課程結構的特點等問題，真正使自己的學校辦出區別于其他學校的特色來。珠江三角洲地區和溫州地區，民辦教育事業都很發達，但又各具自己的鮮明特色，適應了這兩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各自特色及其對教育的特殊要求，這也是他們成功的秘訣。北京海淀走讀大學、西安翻譯學院等全國民辦學校的佼佼者，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她們創辦出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海淀走讀大學，地處中關村——我國著名的高新技術開發區。他們分析，任何高新技術在轉化成社會生產力時，不僅需要科學家、企業家，還需要大量掌握這種技術的實用型人才。北大、清華這類著名大學培養的是前一類人才。于是，他們便把后一類人才作為自己培養的重點。學校圍繞信息安全、電子商務、科技成果轉讓、互聯網信息處理、小型科技企業的創業與經營等方面，開設了若干新專業。由于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規格適應本地區的實際需要，因而畢業生就業率都在90％以上，有些年甚至達到98％。海淀走讀大學也因而走上蓬勃發展的坦途。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創辦特色是民辦學校生存與發展的根基。

其實，在需求多樣化、競爭日趨激烈的現代社會里，創辦特色是所有學校求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正如美國著名教育家、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已故主席波伊爾博士所分析的：“決沒有什么簡單的好大學模式，一所大學與另一所大學所面臨的任務和所處的環境肯定是大相徑庭的。但是，我們相信，好大學仍有足夠的廣泛的共同特征。”其中，最根本的是“一所高質量的大學必定有一個明確的而且是生機勃勃的辦學目標，所以，它不可能是滿足所有人所有要求的大雜燴，它需要在眾多的要求下作出選擇并確定哪些是應該考慮的重點。”在2002年7月下旬，由中國教育部主持召開的首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不少校長根據各自學校發展的經驗也發表了相似的見解。哈佛大學名譽校長陸登庭教授說，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要有高水平的原創性研究，有高水平的教師，培養高水平的人才，以及有充足的辦學經費等，這是其共性的一面。同時，每一個一流大學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建設一流大學是為了適應本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現在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都為各自國家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實際上，正是這些社會要求，促使這些大學成了世界一流大學。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加伯利埃爾·于杰在論壇上道出了學校成功的秘訣：別的大學能做的巴黎高師不做。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教授認為，一流大學這個概念，具體到對每一所世界一流大學，像哈佛、斯坦福、劍橋、東京大學等，都有它自身不同的特點。香港科技大學榮譽校長吳家偉說，世界一流大學許多都是在精心打造一些“卓越點”。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院士在會前也發表了這樣的談話：“一流大學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全，關鍵在于有特色，并把特色發揮到極致。”綜上所述，從鳳凰衛視的輝煌到一流大學的成功，可以說，以特色取勝是我們時代的特征。因為我們的時代是需求日益個性化、多樣化的時代，選擇某種或某幾種需求作為發展的重點，創辦出特色。這種特色就是質量，就是水平，是生存和發展之根基。

參考文獻：

[1]宋秋蓉．中國近代社會轉型中的私立大學．144．

[2]波伊爾．美國的大學——現狀、經驗、問題和對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3]溫紅彥．大學校長學到了什么[N]．人民日報，2002—08—01（5）．

[4]儲召生等．一流大學標準是唯一的[N]．中國教育報，2002—07—25（2）．

[5]儲召生等．大學都要綜合性研究型嗎?[N]．中國教育報，2002—08—2（2）．

[6]中國教育報，2002—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