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人民幣國際化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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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國際化風險分析

（一）實踐過程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最終目標。逐步放開人民幣存貸款利率，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最終實現浮動匯率，不僅可提升我國金融體系的效率，而且可以通過市場來有效對沖宏觀調控的政策風險。討論人民幣國際化風險時，主要著眼點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風險。從過去20多年金融改革開放的實踐看，利率、匯率市場化，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并未帶來大的金融風險。從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來看，人民幣匯率正在越來越多地由市場決定，浮動空間越來越大，并未對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帶來太大的影響。1994年開始，人民幣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與美元掛鉤的浮動匯率制度，允許市場匯率一定范圍內圍繞基準匯率浮動，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每天的波幅區間為正負0.3%。2005年7月，人民幣市場匯率開始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由0.3%擴大到0.5%，2012年4月放寬至1%，人民幣匯率開始出現雙向浮動的趨勢。期間，我國經濟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入世、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此后歐債危機的不斷沖擊。從利率市場化改革來看，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同業拆借利率為突破口，逐步過渡到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市場化，也未對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較大沖擊。首先，我國從1986年開始，嘗試放開銀行間拆借利率，1995年11月，正式放開銀行間拆借利率，1996年形成了中國銀行間拆借市場利率，并取消銀行間拆借利率上限。其次，我國從1991年開始，嘗試國債發行的市場化改革，1997年放開銀行間債券回購和現券交易利率，1998年以來以銀行間債券市場為基礎的公開市場業務成為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最后，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總體上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大額，后短期、小額”推進。2004年10月放開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利率上限（城鄉信用社除外）和存款利率下限；2012年6月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將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8倍，標志著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進入最后沖刺階段。2013年7月，我國放開了貸款利率管制，表明我國人民幣市場利率改革只差最后一步。期間，我國的貨幣政策工具越來越豐富，金融市場的活力不斷增強，風險并沒有顯著提高。從資本流動看，我國大部分資本賬戶已開放，很難對資本流動實行有效的控制，我國資本賬戶開放與國際對接勢在必行。根據IMF資本項目交易分類標準（7大類40項），人民幣資本項目實現部分可兌換的項目為17項，基本可兌換8項，完全可兌換5項。中國人民銀行2012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也認為，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風險主要在以下方面且基本可控。一是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絕大部分以本幣計價，貨幣錯配風險不大；二是中國外匯儲備資產以債券為主，市場價格波動不影響外匯資產的本息支付；三是短期外債余額占比較低；四是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風險基本可控。實際上，最近兩年我國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總體上呈現出加速趨勢。繼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后，倫敦也成為人民幣在歐洲的離岸中心，人民幣本幣的回流機制越來越多樣化。

（二）國際經驗一方面，大多數國家在其貨幣國際化過程中，并未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更未引發實體經濟危機。實際上，無論是7國集團成員，還是20國集團中的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等國，主權貨幣國際化更多是金融開放和匯率市場化的結果，并未誘發金融系統的風險。而德國、日本在其金融開放和貨幣國際化過程中也同樣面臨國際收支順差過大，本幣升值的巨大壓力，也未誘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另一方面，很多人擔心，人民幣國際化可能導致短期資本流動異常，影響市場匯率波動，進而影響金融市場，最終沖擊實體經濟。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特別是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表面上是由于資本市場開放，短期資本大量外逃，引發金融市場動蕩，匯率大幅貶值，進而引發經濟收縮。實質上，是這些國家實體經濟出現了結構性問題，對外資形成了過度依賴，產業升級遇到了瓶頸，經濟發展缺乏新的動力，短期資本外逃只是實體經濟困局轉為危機的導火索。

二、妥善應對人民幣國際化風險

（一）保持實體經濟持續穩定保持實體經濟的持續穩定是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的基礎，也是應對人民幣國際化風險的保障。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問題除了內外需乏力外，還面臨結構調整升級緩慢，經濟發展缺乏科技創新的支撐等一系列問題。同時，近年來逐漸累積的房地產泡沫、地府債務、地下錢莊等也增大了經濟和金融體系運行的風險。這些問題與人民幣國際化并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這些問題的爆發不僅會影響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也會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還有可能使很多人誤認為是人民幣國際化引發了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危機。實際上，只要實體經濟能夠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利率和匯率沿市場化方向穩步推進，就不太可能引發金融體系的危機。

（二）推進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特別是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是化解人民幣國際化風險的重要手段。近年來，我國通過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定，鼓勵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和跨境投資，以及加快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等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同時，包括尼日利亞、泰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歐洲部分國家已開始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正如過去20多年以價格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使我國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成功應對了各種各樣的風險，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不僅使人民幣國際化在過去平穩推進，也是未來應對人民幣國際化風險的重要手段。

（三））推進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特別是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是化解人民幣國際化風險的重要手段。近年的市場化、金融開放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必然帶來豐富多樣的金融創新。金融創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服務和刺激投資和消費，對沖經濟活動的風險，但過度創新最終會增加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水平。雖然從總體上看，我國金融創新依然不足，但是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開放提速，如果監管不力，金融創新極易由不足變為過度。因此，在人民幣國家化過程中，要嚴格控制和監管金融創新，禁止金融體系內部自我財富創造。

（四）加快培育充滿活力的民間金融機構影子銀行和民間金融市場既是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風險敞口，也是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點。過去10多年，我國在金融開放過程中，更多地重視了針對國有金融機構的市場化改革，忽略了對民間金融機構的培育，使得我國缺乏有市場競爭力的金融機構并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只有加快金融市場改革，使民間金融機構盡快合法化，才能有效釋放市場風險，使民間金融活動納入金融監管范圍；只有加快培育民間金融機構才能使金融市場充滿活力，積極應對外資金融機構進入的沖擊。

（五）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市場不是萬能的，人民幣國際化必須加強對金融體系和市場的風險監管。金融體系和市場監管主要應側重于，一是金融機構，控制金融機構高風險投資和風險對沖比重；二是跨境資本流動，特別是對短期資本流動要有效監管；三是提高金融體系的透明度，特別是通過規范金融機構的季報和年報，盡可能早地披露信息和風險；四是加強對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控制高杠桿和復雜衍生工具的比例。

作者：王海峰單位：宏觀經濟研究院外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