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現狀分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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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1997年之后，香港電影研究得到了美國、中國內地多方面的關注。憑借著百年來形成的強大電影工業、上千部的作品，及其特殊的殖民地身份，香港電影本身有著很多需要研究的方面。本文通過對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本土和英文世界四個方面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現狀的介紹，旨在提供具有學理性的圖譜描繪。針對目前的研究現狀，做出點題性的分析。

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商業城市，香港有著成熟的電影工業和悠久的電影史。它是全球性電影生產中心之一，同時也是東南亞地區最大的電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電影廣泛在東南亞及其日本、韓國、中國內地、臺灣發行放映，有著廣泛的影響。作為龐大的電影中心，對它進行一定的關注是有必要的。

香港一方面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一脈傳承，并以粵語文化為主體；而另外，它又曾是英國的殖民地，是一個獨立的自由港，廣泛積極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這種復雜的社會狀況和文化分布，使得香港電影逐漸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特點。香港電影是屬于中國電影的一部分，同樣這樣百年的歷史，在人員、資本、文化等方面有著直接的聯系。對香港電影進行多方面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國電影百年的分布歷史，是十分有必要的。

香港作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電影也有著鮮明的商業生產的特點，這種快產快銷、票房至上的觀點一直是學術界所不屑對待的，所以正式的香港電影研究起步很晚。香港本土一直多以報刊雜志評論為主，多在文中閑談影界瑣事，其自身研究直至1978年之后，才在每次香港國際電影節同時出版一本電影回顧的論文集，方始有較為正式的學術研究；而英文世界中，第一本關于香港電影的學術著作是查奕恩的《香港電影工業與觀眾之社會學研究》，這是同港大亞洲研究中心合作的一個項目；臺灣方面是在80年代之后，由焦雄屏及其一批高校學者，在注重臺灣電影研究的同時，也注意到了香港電影的重要性；而中國內地直至“九七”之后，才開始略有聲勢的小范圍的香港電影研究。這四個方面對于香港電影的研究各有側重，是目前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香港本土更全面詳細；英文世界方面頗具學理；臺灣注重兩地業界關系；大陸略重左派電影，及其香港電影和上海電影在戰前的關系。在下面的行文中，將會根據各自的重點，加以介紹。

一、中國內地方面

中國內地關于香港電影研究以1997“香港回歸”為界。

在1997年之前，內地少有專門的香港電影研究，有價值的研究多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官修”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書中，有著大量關于1949年之前香港電影的資料，而且早期關于上海和香港之間電影的一些資本關系、創作關系也介紹得比較詳細。某些程度上來講，《中國電影發展史》作者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當初修史的時候所擁有的資料是唯一的，許多資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該書具有獨特的價值；二是內地關于香港左翼電影公司“長鳳新”（長城、鳳凰、新聯）的研究，因為是國有資本的關系，內地對其一直視之為己出，例如在1994年金雞百花電影節的學術討論集《歷史與現狀》中，同樣發表了李寧的《長城、鳳凰、新聯、銀都公司的歷史回顧和今后展望》一文。“長鳳新”在香港電影市場中獨特的定位和對早期電影市場的開拓，都極具意義，但更難得的是它是多年來香港電影和內地電影市場間唯一的聯系，使得這份血緣關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斷。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后，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改變，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而內地電影理論對于這一歷史時刻也積極回應，“九七”前后產生了較多的研究香港電影的文章。在1996年11月2—7日，在廣州舉辦了“香港電影回顧展暨研討會”，首次對香港電影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粵語片、武俠片等類型電影問題，胡金銓、徐克的作者論問題，及其香港電影中的文化脈絡問題，當然也不會缺少對“左派電影”的關注。這次研討會的一部分成果在內地的核心電影刊物《當代電影》（1997年3月）以“香港電影專號”的名義發表。另外，主辦這次研討會的中國臺港電影研究會，在2000年將全部成果結集成書，出版《香港電影回顧》一書。同時出版的還有《成龍的電影世界》一書，是對1999年10月期間“成龍電影回顧展暨研討會”的結集。作為非日常性的學術團體，中國臺港電影研究會于1988年11月成立，在香港電影研究領域有過眾多有益的學術突破。

自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內地錄像帶市場已經充斥了大量的香港電影，而近年來隨著DVD的普及，內地市場又出現了大量邵氏電影、少量電懋電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資料。以這些影像資料為基礎，內地有一些學者對香港電影開始關注，從故事、剪輯、文本、歷史、文化等方面嘗試性地研究香港電影，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蔡洪聲、胡克、李以莊、王海洲、陳山等人，這些學者為中國內地的香港電影研究打下了基礎。

蔡洪聲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電影的研究，是國內著名的香港電影研究專家，他曾多次在《當代電影》雜志關于香港電影某一課題進行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電影研究在內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臺港電影和影星》一書。胡克先生的《香港電影對大陸的影響1976—1996》和《香港電影在中國內地1949—1979》兩篇文章，以獨特的內地視角研究香港電影，分別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回顧特刊上被引用。中山大學的教授李以莊女士憑借地理之便，較早地認識到了香港電影研究的特殊性，并進行學術性的探討研究，她正著手寫作的《香港電影史》書稿已完成大部分，將會是國內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一本啟蒙著述。正是通過學者們的視角和努力，香港電影研究逐漸被引進到國內的各研究機構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內地有一股研究武俠電影的熱潮，例如賈磊磊、陳墨、索亞斌等人都曾較早對此題目進行研究，且文章都較多涉及到香港武俠電影的文化根源、剪輯方式、類型問題等。武俠電影研究雖非完全的香港電影研究問題，但由于武俠電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類型，其相關聯系處相當之多，而國內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也有著獨特的視野和內容。

不可否認，內地研究香港電影有著一定的難度，雖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資料，但對其創作背景和傳播方式的文字資料缺乏，而且內地的電影研究學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兩地，對粵語及文化比較陌生，而兩地間的學術交流又頗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溝通。這些基本條件的限制，使得內地關于香港電影的研究處于初步階段，內地香港電影研究并沒有形成對香港電影工業和歷史的整體意識。雖然80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之后，電影藝術從大工業時代脫離出來，出現大量優秀的電影和導演，如王家衛、徐克、吳宇森等，其快節奏的拍攝手法和現代都市意識深深地吸引了內地的電影人，并對一些題目做出研究，頗有成效。但由于內地和香港之間學界聯系極少，及語言和資料問題，使內地學者大多無法研究香港80年代之前的電影，而香港學者本身也極少人有大魄力來內地學術界推廣香港電影。

在新的電影史學界，新一代學者中已經很重視香港電影的研究，并以華語三地的視野來看待香港電影的地位。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國電影文化史》中，有兩個大章節專門以香港電影為題，分別是第十二章“中國香港：無國無家的漂泊意識”和第十六章“中國香港：‘九七’癥候和電影繁盛”，這種整體的史觀思維，重新設立了內地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框架。

二、臺灣方面

由于戰后香港電影的資本運作關系，臺灣電影一直和香港電影有著親密的關系。所以資料對于臺灣學者來說，并不成為問題。相對于大陸學者來說，有著先天的便利條件。特別是很多臺灣影人是活躍于臺、港兩地之間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銓等，當臺灣電影學者對他們做傳記性研究的時候，總是會涉及很多有關香港電影的問題。

但礙于臺灣電影發展的自身條件，臺灣電影研究的正式出現也僅是80年代初的事情，而臺灣電影本身也向來問題不斷，并沒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電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陳國富等人引進新鮮的電影作者論、美國電影商業的研究，這些方法運用在香港電影研究時，顯得十分恰當。焦雄屏在推廣香港電影研究方面成績頗著，她的《香港電懋公司的崛起及沒落》、《故國北望——1949年大陸中產階級的出埃及記》等文章，是難得的以整體意識研究香港電影的文章。另外，焦雄屏香港電影研究的意義還在于她憑借著自身的影響力，編著了多本關于香港電影研究方面的書籍，如《焦雄屏看電影——臺港系列》、《香港電影的傳奇——蕭芳芳和四十年代電影風云》、《香港電影風貌》等書。焦雄屏把香港電影放在中國電影史、亞洲電影產業、中西比較的框架下，顯示了睿智的判斷力。

臺灣研究香港電影最大的優勢，在于研究幾位曾在香港電影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臺灣電影人，如胡金銓、李翰祥、徐楓、張艾嘉等人。由于這些人曾在香港電影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影響了香港電影史的發展。但對于香港學者來說，胡金銓、李翰祥等在臺灣創業建立公司那段歷史的資料就不夠詳細，而臺灣學者卻完全掌握了這些人在香港期間的資料，這種信息不平衡的情況，決定了臺灣學界在研究香港電影方面所具備的獨特優勢，甚至夸張一點說，就是張徹早期在臺灣一段時間的活動，也只有臺灣學界有立場、有條件研究，而香港學者只能從張徹到香港之后才開始研究。黃仁先生編著的《胡金銓的世界》、李翰祥的自傳《影海生涯》等書雖然僅僅是傳記讀物，但貴在是當事人親歷當年的歷史，對于香港電影研究具有獨特的意義。相當多臺灣電影人和香港電影發生關系，如徐楓親自投資香港電影生產，岳華是邵氏當紅小生，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臺灣電影和香港電影聯系起來，這是臺灣研究香港電影的獨特視角。

另外，近年來葉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學者引入新視角研究香港電影，如葉月瑜從音樂角度研究香港電影，林文淇關于關錦鵬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電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當代香港電影研究的存在。

總體來講，臺灣的香港電影研究并不發達。雖然他們并不缺乏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資料，但因為臺灣學者自身的視野所限，他們更愿意將精力投入到臺灣本土電影或者國外的研究上去。對于中國內地來講，香港電影在戰前和上海間有著直接的關系，“九七”后又有著共同發展的未來，有把香港電影史引入到中國電影史中來的民族統一的需要。而臺灣學者卻面臨尷尬的自身定位，它無法正確看待和香港電影間的民族關系，而僅僅能以產業關系或者文化問題來處理。所以，多數臺灣電影研究學者對香港電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內地學者，但未必能做出專業的研究來，而多是拿一些香港業界的瑣事來引申。臺灣學者雖然有著比較鮮明的“華語電影”三地概念，并強調相對于內地電影，港臺電影是一體的，如蔡國榮的《中國近代文藝電影研究》中，多數篇章是研究香港和臺灣電影，中國內地的方面并不多。但事實上三地電影產業的不同，從根本上決定了臺灣和香港電影間的區別，臺灣學者又無法從心理上面對香港電影作為獨立的個體，這是臺灣電影學者一個根本的誤區。

在遠流出版社浩大的“電影館”叢書中，香港電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極其有限。某種程度上講，臺灣電影研究的深度憑借此套圖書已經提升到一個高度，對世界各地的電影都有了學術化的基礎。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費到國外電影理論的引介上。在香港電影研究問題上，臺灣學者尚未有魄力成為領率者——雖然它本身的研究條件好于內地和香港。

三、英美方面的研究

這個方面的界定需要一定的說明。英語作為香港的第二母語，普及程度很高，像香港國際電影節20余年的回顧特刊中，皆是中英文雙語。因為如果有英文，就可以把香港電影研究推薦給西方國家的學者，而不必受語言的限制，這是香港政府和香港電影界一直都很努力的一個嘗試。事實上，香港政府和電影界所做的努力頗有成效，很多西方學者關于香港電影的研究都是合作項目。

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英語文章頗為特殊，一是因為關注香港電影研究的海外學者多是英語國家的（美國為主），他們的研究成果是英文發表的，其他語種倒是少見；二是有些具有留學背景的學者，可能是馬來西亞、香港等，如張建德、傅葆石等，他們發表的成果是以英文形式在西方世界出版，也同樣是具有國際化的知識背景。

第一本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英文專著是美國人I.C.Jarvie在1977年所著寫的《WindowonHongKong:ASociologicalStudyoftheHongKongFilmIndustryandItsAudience》（中文名：查奕恩《香港電影工業與觀眾之社會學研究》），把香港電影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本書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協助，書中涉及了大量香港電影歷史、產業、美學、類型的研究數據，翔實有力。而書中采用線索梳理的研究方式，對多個方面的香港電影現狀提出了學術性結論。正像查奕恩在《序言》中所講到：“香港電影產業的最大貢獻不在于生產出藝術電影，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電影本身和電影產業告訴了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是什么樣子的。”①查奕恩本書的兩個觀點可謂珍貴，影響了20多年來香港電影研究的發展：

1、通過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香港電影工業，特別是香港戰后電影。她從美國電影工業的結構來分析香港電影的制作、發行和放映，從而把香港電影這種獨特的娛樂方式存在狀況和社會價值勾繪了出來（這和社會批判學派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

2、把香港電影研究獨立出來，把香港電影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定位香港電影史是中國電影史的一部分，但在戰后通過來自上海和東南亞資本家的改造，香港電影成為具有特色的地域電影，有著自身的發展軌跡。

根據查奕恩書中所提，第一個對香港電影進行研究的是美國電影史家JayLeyda（中文名：陳力）②。在陳力著名的中國電影史專著《Dianying:AnAccountofFilmsandtheFilmAudienceinChina》（中文名：《電影》）中，陳力曾經專門辟出第11章講述香港電影。陳力這一章的很多觀點由查奕恩在著作中加以發揮。

查奕恩這種整體式的結構研究，在以后很長的時間里并沒有得到延續。畢竟香港作為彈丸之地，缺乏足夠的研究機構資助本土電影研究。這種局面在1997年前后開始發生變化，StephenTeo（馬來西亞人，張建德）的專著《HongKongCinema:TheExtraDimensions》于1997年出版。但張建德本書的研究方式有所改變，已經從查奕恩的社會學式研究方法，發展到電影學自身的研究框架中來，分“北方和南方”、“武俠藝術”、“創新者”、“邊緣性格”四部分來探討香港電影史，及電影類型、電影作者與藝術突破間的問題。羅卡和法蘭·賓的著述《HongKongCinema:ACross-CulturalView》，以香港本土最早的默片《莊子試妻》開始論述，一直到70年代的武俠片，詳細論述了香港多位重要的電影人和明星的事跡及貢獻，同時指出東西方的跨文化交匯對香港電影發展的影響。大衛·波德維爾（DavidBordwell）作為美國著名的電影學者，他明顯表示出對香港電影的興趣，《香港電影的秘密——娛樂的藝術》（PlanetHongKong:PopularCinemaandtheArtofEntertainment，港譯名：《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是他2000年在香港僅經半年實地研究后出版的一本專著，結構和文風都頗為潦草，但還是代表著目前香港電影研究的較高水平。另外，具有史學背景的PoshekFu（香港人，傅葆石）在2003年出版的專著《BetweenShanghaiandHongKong:thepoliticsofChinesecinemas》，以極具史學價值的方式提供大量素材，論證了香港電影與上海電影間在經受殖民地環境下的境遇，對戰前香港電影的尷尬身份加以描述。

事實上是，西方學者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成果并非很多，但又有很多電影學者有興趣關注香港電影的藝術、文化、身份及其類型電影，寫成萬多字的文章，所以論文集方式的書籍相對較多。PoshekFu和DavidDesser合編《TheCinemaofHongKong:History,Arts,Identity》，是伊利諾伊大學在1997年秋舉辦的香港電影研究大會的論文集；此外還有加里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EstherC.M.Yau編著的《Atfullspeed:HongKongcinemainaborderlessworld》，這兩本論文集收集了大量香港、臺灣和美國學者研究香港電影的論文。相較來說，前者不論涵蓋面、深度或作者的層次都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本集子中都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專門研究香港本土的身份問題，這是“九七”之后關于香港研究的新話題，前者的第三部分是“身份研究”，后者的第三部分是“文化的喪失：懷鄉、碎言和錯位”。這種來自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在民族性、華人身份、歷史地位上來考慮香港電影。總的來講，在眾多以“中國電影”、“亞洲電影”掛名的學術論文集中，都有一兩篇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論文。在《TheCinemaofHongKong:History,Arts,Identity》中的最后一篇H.C.Li所著的《HongKongElectricShadows:ASelectedBibliographyofStudiesinEnglish》中，搜集了所有關于香港電影研究英文資料的參考書目；在《Atfullspeed:HongKongcinemainaborderlessworld》中，EstherC.M.Yau也在最后做了一個參考書目表，這兩個參考書目表具有極高的工具價值。

除去這些專業的學術性研究之外，香港電影本身也在西方有著很大的影響。自從70年代初李小龍成為第一個在好萊塢產生巨大影響的香港影星后，東方式的功夫片和槍擊片在國外的年青人中深受歡迎，而唐人街中的音像店中幾乎有全部影片的錄像帶。由此，各種關于李小龍、成龍、功夫、影碟購買手冊類的電影暢銷書多不勝數。舉例來說，有《李小龍傳奇》、《我是成龍：功夫一生》、《功夫：報仇的電影》、《吳宇森傳》、《碎滅愛情的歌：關錦鵬電影》。有些書也是高校學者所著寫，但筆調卻是娛樂暢銷書的手法，邊邊角角，也算是香港電影英文研究的一個主要方面了。

總體看來，英美國家研究香港電影有著自己的特點和優勢，超脫于香港本土的各種利害關系而獲得獨立思考的學術態度，根據電影學科框架的方式來進行整體的研究。由于研究者普遍都和香港電影業界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也保證了這些論文并非是簡單的后殖民、后文化現代哲學的盲目套用，而是切實考慮這一獨特的電影基地的產業、民族身份、美學成就的問題。在涉及問題的深度上，英文方面的書籍和論文是目前香港電影研究中優秀的。

四、香港本土方面

香港雖然小，但由于其作為世界金融中心和中轉港的有利條件，有著極強的經濟能力可贊助文化事業。香港本土也擁有多所著名的大學及研究中心，關心本土的經濟、歷史和文化發展，而電影業是香港最重要的行業之一，全港10％左右的人都與電影業有關系。對香港電影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有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目前仍是資料最詳細、研究人數最多、涉獵面最廣、貢獻最大的地域中心。

自從1978年開始，每次香港國際電影節都根據一個研究專題，出版一本香港電影回顧論文特刊。論文用中英雙語出版，中文編輯曾有林年同、劉成漢、李焯桃、舒琪、羅卡等著名影評人和理論家，英文編輯有高斯雅、張建德等人，每期回顧文集均圍繞一個主題全面展開，旨在推廣香港電影、搜集史料、激發新思維的出現。截止2000年，回顧特刊的專題分別有：

1.《黃宗回顧展》，1978。

2.《五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1899—1976》，1978。

3.《戰后香港電影回顧1946—1968》，1979。

4.《香港功夫電影研究》，1980。

5.《香港武俠電影研究1945—1980》，1981。

6.《六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1996修訂本），1982。

7.《戰后國、粵語片比較研究——朱石麟、秦劍等作品回顧》，1983。

8.《七十年代香港電影研究》，1984。

9.《香港喜劇電影的傳統》，1985。

10.《粵語文藝片回顧》，1986。

11.《粵語戲曲片回顧》，1987。

12.《香港電影與社會變遷》，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