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實學與職業教育現代化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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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實學與思想家職業教育思想

清代實學產生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其核心之處在于弘揚“經世致用”思想。其代表有乾嘉學派、顏李學派、浙東史學等。

（一）戴震與實學精神

戴震為乾嘉考據學久負盛名的“皖派宗師”，其最早批判儒學“以理殺人”，梁啟超、胡適稱之為中國近代“科學界的先驅者”。戴震作為儒學大師，其作品突破儒學而多技術等，如《籌算》、《勾股割圓記》、《六書論》、《爾雅文字考》及《考工記圖注》等，并先后校訂《水經注》、《儀禮集釋》、《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海島算經》及《五曹算經》諸書，在文字、音韻、訓詁及地理、數學等諸多方面成績斐然。其學實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覽，務為專精。

（二）顏李學派與思想

顏李學派創始人為清初北方著名學者顏元與李塨。其針對宋明理學空疏無用，提出“實學”，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尤其批評理學“靜坐讀書、存心養性”之習慣。他認為，程朱是與孔孟對立的，所以“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認為儒學的真諦在于“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在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解者”《存學編》卷一）。其中，顏元特別強調學習“六藝”以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等生產、軍事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重要性，“我夫子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存學編》卷三）。李塨繼承了顏元的這一思想。

（三）贛南書院“六齋”實踐

顏元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最重要實學思想體現在贛南書院“六齋”實踐上。顏元批評傳統教育脫離實際，批判傳統教育的義、利對立觀。他十分重視人才對于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把“舉人才”列為首位。他說：“如天不廢予，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顏元規劃漳南書院，陳設六齋。六齋及各齋教育內容為：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五子兵法，并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經史齋：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帖括齋：課八股舉業。他推行“習行”教學法，“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將家塾之名由“思古齋”改為“習齋”。另外，他還重視農業知識的傳授以及注重勞動教育。

二、清代前期傳統職業教育矛盾發展

（一）專科學校緩慢發展與天文學突破

清代職業技術專科學校發展比較緩慢，基本處于衰落狀態，主要有算學、天文歷法以及醫學。唐代與宋代專科學校多樣化與活力蕩然無存。康熙九年設置算學，康熙五十二年在暢春園蒙養齋設立算學館。乾隆三年，在欽天監附近處專設算學一所。由于算學規模小因此隸屬于國子監，稱國子監算學，限制了算學獨立發展。清代醫事制度多沿襲明朝舊制。與算學與醫學緩慢發展比較，天文學取得突破，中外天文學家共同編著出2部優秀歷書，制造了10架精密的天文儀器，編撰出詳細的儀器說明和3部全天星表專著，使中國古代天文學得以向近代天文學演變。

（二）農業職業教育發達與實用技術局限

清代農業職業教育的主要形式為政府與官員勸農教化。尤其康熙帝在位，頒布《勸墾章程》，重視“耕籍禮”。另外，各地官員在優良品種與技術推廣方面成績顯著。如在康熙帝曾將雙季稻的栽培，推廣到江北部分地區。間作套種技術，如麥豆間作、糧菜間作、稻豆間作、稻肥套作、麥棉間作、桑菜套作等，生態農業技術，如蘇南地區的糧－畜－魚－果－菜綜合經營，浙北地區的糧－畜－魚－桑－蠶的綜合經營，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桑魚、果魚、蔗魚等的綜合經營等。

清代農業職業教育著作極為豐富。王毓湖《中國農學書錄》加以清點，其中清代農書有200種，占全數的36.9%。但清代農業職業教育完全以技術為核心，這對于農業科學研究進展不大，還逐步制約了農業技術的跨越發展。

（三）手工業職業教育衰落與行會技術壟斷

明末清初，因長期戰亂，手工業生產也遭到嚴重破壞。至康熙中期以后，手工業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清代前期和中期的礦冶生產，比之明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云南銅礦的發展最為突出。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制瓷工藝發展到清代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水平。整個清代景德鎮始終保持著在中國的瓷都地位，而清代的民窯器則最為豐富多彩。另外，清代釀酒技術、種茶技術、編織技術等皆有所發展。自明代起，官府手工業藝徒制度開始衰落，清代亦為如此。行業會館出于行業利益學徒制對招收徒弟的年限和數額都有嚴格的規定，限制了技術傳承。

（四）傳統商業學徒特色與現代商業萌芽

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如明清之季山西商人，特別是祁縣、太谷、平遙一帶的晉中商人已經遍布全國各地，他們甚至將商貿生意做到了外蒙和俄國。晉中商業大賈有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毛家，介休侯家、冀家，榆次王家、常家等。因此，晉商學徒亦有代表性。殷俊玲教授在《晉商學徒制習俗禮儀初考》一文中剖析了學徒制中的習俗和禮儀尤為嚴謹有序，其三個環節學徒入門前的考察習俗、學徒請進后的培養禮儀、學徒出班前的考驗皆極為嚴酷，如“苛刻”日常生活禮儀技能訓練，初學“小官”規矩，寫字、珠算等商業基本技能訓練，以及更高規格票號、錢莊、當鋪等學徒的專業技能培養等以及嚴酷的如學徒入號必須滿十年才能探親的規定等。嚴格學徒為晉商發展提供了優秀人才支持，面對近代工商業發展，此學徒制應逐步改進，如人性化與素質全面發展等。

三、清代前期職業教育現代化因素生長

（一）清代前期帝王自身對科學愛好與態度清代前期幾位皇帝均對于科學技術持肯定與支持態度，其影響了當時的風氣。如第一位皇帝順治對于湯若望等淵博學識之人極為重視，多次向他進行天文咨詢，并賜予“通玄教師”的稱號。康熙帝自身愛好科學，其為弄懂天文學，自幼熱心向傳教士學習天文和數學，并注意理論聯系實際，能親自參加科學研究實驗，具有一定的天文學造詣。除頒布《康熙永年歷》，編著《歷象考成》和《數理精蘊》等書籍，康熙個人還著有《量天尺論》和《三角形推算法論》等書。乾隆帝對天文工作也非常重視，《歷象考成后編》和《儀象考成》星表也是在他主政時完成的。

（二）西方傳教士對西方天文學的傳播與影響

清代盡管從整體上輕視科學與技術，但天文學則屬于特殊領域。康熙曾經說過：“唯西教士能通曉科學，故國家起用彼等。”1682年南懷仁的《致歐洲耶穌會士書》也曾指出：“凡擅長于天文學、光學、靜力學、重力學等物質科學之耶穌會士，中國無不歡迎。”清前期引進的湯若望、安文思、南懷仁、閔明我、徐日升、白晉、張誠、郎世寧等都具有一定的科學技術水平。特別是從湯若望獻歷開始任欽天監監正后，先后有近百位傳教士在欽天監服務，其中有20余人擔任過監正(初稱治理歷法臣)或監副，負責業務工作。他們自然成為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者，對中國古代天文學乃至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教師身份“科技”幕僚現象出現

中國歷史上充任幕僚皆為儒家文士。清代出現了教師身份的“科技”幕僚，如著名水利專家陳潢被靳輔聘為幕僚，協助治河工；著名文學家，在醫學、農學、天文學都有所涉獵的蒲松齡，曾任寶應縣知縣的幕賓等等。清代最大的官僚學術幕府是阮元幕府。有學者統計，曾在阮元幕府游幕的學人達120余人。另外，還有一種特殊形式的幕僚即以教師身份進入大官僚的府中，其地位甚至高于普通幕僚。如梅文鼎做過大官僚李光地、裕親王的“西席”。據筆者統計，在清代做過幕僚的知名科技專家達128人。科技幕僚取代傳統文人，凸顯出社會對于科學技術人才的需求。

（四）科舉考試以“特科”選擇通才

至于清代，科舉考試增加特科如“博學鴻詞科”、“經學特科”、“孝廉方正科”等。乾隆元年又舉行“博學鴻儒科”。另外，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詞科時，只要內外大臣薦舉，不分已仕未仕，均在殿廷召試，只要有些聲望的一律錄取。在取中的50人中，有“名士”朱彝尊擅長食品科學、醫學、著有《食憲鴻秘》。湯斌曾任工部門尚書、潘耒擅長歷算之學，纂修《明史》、主纂《食貨志》等。特科取材多科技之士。這些以經學為主的“通才”對于教育目標引領具有一定意義。

四、清代前期職業教育現代化推進思考

（一）傳統職業教育與近代工業萌芽不適應

上文所述，傳統職業專科學校緩慢發展，農業職業教育技術的局限性、官府手工業藝徒制衰落等皆表明傳統職業教育與近代工業萌芽不適應。另外，職業教育具有雙重屬性即產業性與教育性的統一。因此，伴隨生產方式的大工業化來臨，其人才培養方式、規格必相應改變，如清代行會對于行業具有很強的保護作用，但行會一種排他性很強的經濟組織，它的結構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如蘇州線業中，張金業不得兼營金線業，金線業亦不得兼營張金業。各分界限，涇渭分明，這進一步造成了城市工商各業彼此之間的對立和隔離狀態。與行會相伴隨，會館學徒制度亦趨向保守。近代工業需要近代職業學校培養科技人才。

（二）科學承載技術與中國式科技走向衰落

清代除農業以外，其他諸多領域的科技已經衰落明顯。這種衰落是必然的。因為作為農業文明的國家，中華民族最早為人類科技做出了諸如四大發明巨大貢獻。但中國科技模式以技術見長，對于科學的理論較少涉獵，尤其是基礎研究更是如此。因此中國多能工巧匠而缺少如亞里士多德式的為學科分類的人。不難看出，在職業教育沒有納入正規學校教育但技術傳承以學徒制等方式在民間有效傳播。技術傳承依托生產實踐，而科學尤其基礎科學對于載體要求更為復雜。沒有科學進步，技術發展必將受到制約。

（三）手工業時代結束

縱觀清代職業技術教育的衰落，在眾多影響要素中，其主要因素為舊有生產關系已經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即標志著手工業時代結束。從世界歷史進程來看，清代初期，歐洲以英國為代表已經開始工業革命，但清朝沒有抓住此機會而是把中國封建社會制度推向高峰。手工業時代的行會組織、學徒制等已經不適合大工業對人才的需求。它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形式以代替此形式，真正意義的現代職業學校在鴉片戰爭后才開始登上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