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范文10篇

一、引言:是非榮辱集于一身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榮登寶座的皇帝，劉邦、朱元璋都以開國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卻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瀾的宰相，張居正就是罕見的一位。他從秀才、舉人、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從平民中崛起，在明朝萬歷王朝初年當了十年首輔，協助十歲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民安，人們贊揚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1)。

“救時”，是很高的稱譽，這不僅表明他在王朝頹敗之際是一位臨危制變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舉措彪炳史冊。他的赫赫功績，堪與商鞅、王安石并立為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中期與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發生在明朝后期萬歷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張居正出任首輔的十年期間。這是國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處的16世紀這一特定的時代，已不僅是一姓王朝的衰敗，而是整個封建制度走向沒落。在王朝末年力圖振興頹勢而鞠躬盡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會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體制再現活力的唯有張居正得到成功，16世紀末的中國歷史，給了他與歷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機緣。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從秦漢以來到明末，已經延續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復震蕩中發展。多少次農民起義，打翻了一個又一個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統治的癱瘓，封建專制主義體制仍然沿襲下來，發育起來，愈到封建社會后期，愈益強化。發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連宰相的權力都收歸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視為封建專制主義極度發展的一個王朝。然而就在這高度強化的專制主義王朝的末年，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極度強化和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從未有的境遇。這一強弱相間相隨的的現象，反映封建專制主義體制本身蘊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標志封建專制制度已經百病叢生，沉疴臨絕，不進則亡。

張居正就在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走向政治舞臺，留下他傳奇的人生。

、引言:是非榮辱集于一身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榮登寶座的皇帝，劉邦、朱元璋都以開國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卻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瀾的宰相，張居正就是罕見的一位。他從秀才、舉人、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從平民中崛起，在明朝萬歷王朝初年當了十年首輔，協助十歲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民安，人們贊揚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1)。

“救時”，是很高的稱譽，這不僅表明他在王朝頹敗之際是一位臨危制變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舉措彪炳史冊。他的赫赫功績，堪與商鞅、王安石并立為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中期與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發生在明朝后期萬歷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張居正出任首輔的十年期間。這是國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處的16世紀這一特定的時代，已不僅是一姓王朝的衰敗，而是整個封建制度走向沒落。在王朝末年力圖振興頹勢而鞠躬盡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會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體制再現活力的唯有張居正得到成功，16世紀末的中國歷史，給了他與歷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機緣。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從秦漢以來到明末，已經延續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復震蕩中發展。多少次農民起義，打翻了一個又一個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統治的癱瘓，封建專制主義體制仍然沿襲下來，發育起來，愈到封建社會后期，愈益強化。發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連宰相的權力都收歸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視為封建專制主義極度發展的一個王朝。然而就在這高度強化的專制主義王朝的末年，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極度強化和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從未有的境遇。這一強弱相間相隨的的現象，反映封建專制主義體制本身蘊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標志封建專制制度已經百病叢生，沉疴臨絕，不進則亡。

張居正就在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走向政治舞臺，留下他傳奇的人生。

摘要本文從“改革策略”、“改革步驟”、“改革者的地位與權限”、“和同僚的關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個方面,論述了王安石變法與張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關鍵詞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進入中葉后,都面臨著“積貧積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張居正就是在這種相近的背景下各自進行了變法與改革。但是,將王安石的變法與張居正的改革進行比較,則王安石變法的成就不能與張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論。

王安石變法之時就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反對,以失敗而告終。后世學者對王安石變法也褒貶不一,可作為王氏變法不如人意的佐證。①

與王安石變法不同,張居正任相之時改革卻得以全面推行。雖然張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條鞭法”外)被明神宗廢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誣劾而被削官奪爵;但到萬歷末年,人們認識到改革的益處。因此,他的文集問世后,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無不對其改革稱許有加,認為在他執政的“十余年間,海宇清晏,蠻夷賓服”,②并把他譽為“救時宰相”。③天啟朝,廷臣開始為居正鳴冤。于是熹宗下詔“復(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禎朝,居正父子官復原職,尚書李日宣等更稱:“故輔居正……肩勞任怨,舉廢飭馳,弼成萬歷初年之治。其時中外義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雹芸梢姀埦诱运母母锞褛A得后世對他的追思與懷念。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后所沒有的。

盡管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是為了救弊圖興而進行的改革,他們的改革卻產生了迥異的社會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自古以來，每一個朝代的變更替換莫不與賦稅有關，賦稅與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緊密相連。綜觀史冊，輕徭薄賦政策的運行，使得國家昌盛、人民富蔗、社會進步與發展，相繼出現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洪武之治”、“康乾盛世”。明于治國的政治家把治理賦稅當成了“治國安邦”的關鍵政策，防止賦稅成為人民災難的淵蔽。其中，以唐代的兩稅法、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較為成功。立足現實，以史為鑒，以下將展述明朝的一條鞭法，探討其經驗與教訓。

一、“一條鞭法”產生的背景

（一）政治腐敗，財政危機嚴重

明初，因元末戰亂，人口逃亡，田園荒蕪，戶籍地籍混亂，賦稅來源困難，政府編制黃冊和魚鱗冊（黃冊以戶為主，掌握納稅戶；魚鱗冊掌握地籍情況），擴大和穩定了稅源基礎。但行至明中期，皇帝不理朝政，官宦專權，皇室糜費，大量修建宮殿及陵墓。軍隊大量募兵，國家財政每年的軍餉開支急劇增加，軍費數額越來越大。由于財政支出巨大，而財政收入得不到增長，國家財政虧空長期存在并不斷增長。

（二）土地兼并嚴重，人民流亡

明中期，皇帝、王公、宦官搶占民田，建置莊田，土地兼并活動愈演愈烈。這些宦官、權貴的田莊一方面任意壓榨、格殺莊佃，一方面通過優免或隱占而逃避稅收。田賦收入的減收帶來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大量的自耕農民離開了土地，無法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農業經濟出現了嚴重萎縮局面，不少地方出現了拋荒現象。

明代修纂史書的機構——史館，是一個尚未受到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明修《大明會典·翰林院》和清修《明史·職官志·翰林院》、《明會典·職官·翰林院》等都沒有提到過明代史館，《春明夢余錄·翰林院》雖然在輯錄史臣們的奏疏中涉及到史館，但同樣未作具體說明。只有黃佐的《翰林記·史館》（廖道南的《殿閣詞林記·史館》實取自此）對此有50余字的簡單介紹。當代學者對明代纂修活動留意甚多，而對作為纂修機構的史館則較少探討（注：吳晗：《記明實錄》（《讀史札記》，中華書局，1956年）、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劍橋中國明代史》第12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劉節《中國史學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探討明代修纂活動的論著，以及楊果《中國翰林制度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商慧明《史館制度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等探討翰林院制度甚至史館的論著，均未暇論及明代史館問題。），本文擬就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館基本面貌

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迄今仍顯得比較神秘和朦朧，它的隸屬關系、設置地點、內部結構和機關性質等，都沒有集中而系統的記載。筆者將對這些問題逐一考訂。

第一，明代史館既隸屬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內閣，翰林院對史館有具體的管理權，但無決策權。

明代史館隸屬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內并無史館，加上內閣對史館的影響，使得它與翰林院的關系變得比較微妙。翰林院與史館本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機構，翰林院是起草詔書、文學顧問和藝術供奉機構，史館是修史和著述機構，至元代則將二者合而為一。明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但仍“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院”（注：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設文翰、文史二館。太宗立，廢之，復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內的機構和職官設置雖屢有變動，但翰林院下設史官并負責修史的制度卻并無改變。據《明史》卷七十三《職官志二》記載，翰林“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職責之一，其下設的修撰、編修和檢討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及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記之，以備實錄。國家有纂修著作之書，則分掌考輯撰述之事?！灿涀⑵鹁樱幾肓苷伦啵`黃冊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學史也向我們證明了翰林院的確負有修史之責。如洪熙元年閏七月修《仁宗實錄》時，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詔書是要求“禮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實錄》事例，通行中外采輯（史實），送翰林院編纂《實錄》”（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乙巳。）。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沒有改變。

那么，翰林院具體承擔史書纂修的機構是什么呢？當然是史館。太宗雖然廢除了文翰、文史二館的格局，但事實上保留了修史的機構——史館。明代史館是歷史的存在，各種文獻均能加以證明。如文震孟《孝思無窮疏》指責改修本《光宗實錄》有五條“尤悖謬者”，要求崇禎皇帝“即敕史館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實錄》卷五十四載：進呈《憲宗實錄》前一日，“設寶輿、香亭于史館”。明代史館無疑隸屬翰林院。我們仍以修纂《仁宗實錄》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禮部采輯史料“送翰林院編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禮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門，及遣進士陸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縣，采求事跡，類編文冊，悉送史館，以備登載”（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壬子。）。這兩處對應的史料說明，翰林院具體修纂史書的機構是它的史館。由于翰林院負有修史之職，下面又設有史館機構，因此使明代的整個翰林院也有了“史館”和“史局”的別稱。如朱瞻基在《幸史館》詩中道：“退朝史館咨詢處，回視文星爛有光?！保ㄗⅲ褐煺盎骸缎诨实塾圃姟?，《國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這里的史館顯然是以備咨詢和顧問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史局俱出補外；其外寮不論舉貢，亦當入為史官”（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詞林》。）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這則史料還表明，由于史館與翰林院的密切關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員也有了“史官”的別稱。

摘要：“板塊式”教學設計創始于語文教學，最初有著很強的學科針對性，近年來歷史教學中也廣泛采用。歷史教學中的“板塊式”設計應該考慮歷史學科的特點，必須有明確的目標追求，避免“為板塊而板塊”的形式主義。歷史課堂教學中成功的“板塊式”設計，多是在深刻解讀教學內容的基礎上，起到以下作用：彰顯知識內在結構，切合學生認知規律，凸顯課堂教學立意。這些也正應該是歷史教學“板塊式”設計追求的目標。

關鍵詞：歷史教學；“板塊式”設計；知識結構；認知規律；教學立意

“板塊式”教學設計的倡導者是語文特級教師、湖北省荊州市教科院中學語文教研員余映潮。他認為，作為一種理念、思路的“板塊式”教學設計，“就是在一節課或一篇課文的教學中，從不同的角度有序地安排幾次呈‘塊’狀分布的教學內容或教學活動，即教學的內容、教學的過程都是呈板塊狀分布排列”[1]。應該說，這種教學設計思路最初是有著很強的學科針對性的。語文教學面對的就是“一大塊”———一篇課文；而語文教學的任務卻是繁雜的字詞識讀、寫作手法剖析、寫作藝術鑒賞、情感體驗、思想教育等等。無論是教學內容還是教學任務，都有讓人無處著手之感?！鞍鍓K式”教學設計恰恰為語文教學提供了處理教材、策劃教學進程的恰當方法，能有效解決諸如“大面積課堂教學中步驟雜亂、思緒不清”“就課文教課文”等問題[2]。由于這種教學設計思路切合了課改之初倡導的“用教材教”的理念，為授課者重構教材內容、創造性使用教材提供了路徑，所以一經提出，其他學科紛紛效仿采用，歷史學科也不例外。在這個過程中，廣大教師改進了課堂教學形式，提高了課堂教學質量，也增強了自身把握教材、駕馭教材的能力。但是，隨著“板塊式”教學形成“潮流”，人人趨時跟風，難免出現“為板塊而板塊”的現象。鑒于此，有必要正本清源，通過具體剖析中學歷史教學中“板塊式”設計的成功范例，明確歷史教學中“板塊式”設計應追求什么樣的目標，以便于老師們在今后的教學實踐中明確設計意圖，增強設計的針對性與目的性，更好地發揮“板塊式”教學的作用。歷史教學與語文教學有著明顯的區別。比如，歷史教學的內容原本就是“分塊”的：從教材呈現形式上看，每節課都分為2~3個子目；從教學內容上看，歷史知識的特點決定了每節課內容都可以在邏輯上分為背景、經過、結局或原因、經過、影響（意義、作用）等板塊。這其實是增加了歷史教學“板塊式”設計的難度。如果教學設計仍是沿用教材的內容結構，缺乏深入分析，僅僅是在板塊名稱上下功夫，把過去常用的“背景”“經過”等換個說法，那就大失“板塊式”設計的價值。歷史教學中成功的“板塊式”教學設計，其作用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彰顯知識結構，切合認知規律、凸顯教學立意。當然，實際教學中這三方面很難截然分開，很多教學案例都是綜合體現多方面的作用。

一、彰顯知識結構

深度教學理論認為，“學科知識教學不是對知識的簡單占有和機械的訓練，而是基于知識的內在結構并對知識進行完整深刻的處理，即知識廣度解讀、知識關聯度解讀、知識深度解讀等，引導學生從符號學習走向學科思想和意義系統的理解與掌握，并導向學科素養的培養”[3]?！鞍鍓K式”教學設計的一個作用就是便于將知識的內在邏輯結構明確彰顯出來，并在此基礎上對教學內容進行深刻處理，引導學生深刻理解知識背后的意義與價值。廣西教育學院歷史教研員夏輝輝老師執教的“張居正改革”一課。夏老師將整個教學內容設計為三部分：張居正其人（外貌性格、任職經歷、死后待遇）；張居正其事（從“新、難、功”三個角度分析改革內容）；張居正其時（從三個不同維度看張居正改革的價值和意義）。三個板塊完整清晰地呈現出知識的內在結構。講解張居正其事，先介紹張居正其人，既調動學生學習興趣，更讓學生對事件主角有一個完整全面的認識；分析改革事件本身，則從改革的創新性、艱巨性及作用等幾個方面著手，層次分明；最后知人論世，重點分析張居正所處時代，指出其改革的價值與意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個板塊里，授課者大板塊套小板塊，又設計了三個板塊，分別從“內外交困的明代中晚期”“君主專制日益強化的明清時期”“世界日益連成一個整體的16世紀”三個時空維度進行分析如圖1所示，以短時段、中時段、長時段的視野評價張居正改革的歷史意義。上述設計在體現知識內在結構的同時，也清晰展示出授課者的分析框架。歷史教學要落實“過程與方法”目標，要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一個有效途徑就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示范展示。教師在具體分析歷史問題的同時，將自己的分析思路與分析過程也完整地呈現給學生，有助于學生更快捷地掌握分析問題的方法，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夏老師通過這樣的授課過程，使學生不只是對張居正改革有了全面深刻的認識，也直觀地看到老師剖析這件事的思路，體驗到其中蘊含的分析問題的方法，從而能提高自己分析問題的能力。天津十九中田紅彩老師執教的“經濟體制改革”。依照教材，這節課分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部分。如果按照教材順序，按部就班地呈現各目內容，未免抽象枯燥，且只能讓學生粗略地了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形成一些膚淺的認識。如何從更深的層次整體構建課堂教學，讓學生深入認識理解經濟體制改革的內涵和本質呢？田老師整合課程內容，將4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歷程設計為“問題與困惑”“嘗試與突破”“陣痛與嬗變”“瓶頸與突圍”“深改與創新”五個板塊。通過對教學內容的整合重組，清晰揭示了知識的內在結構，引導學生在時空背景、因果關系、邏輯聯系中整體把握和深刻理解經濟體制改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4]。

二、切合認知規律

明代修纂史書的機構——史館，是一個尚未受到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明修《大明會典·翰林院》和清修《明史·職官志·翰林院》、《明會典·職官·翰林院》等都沒有提到過明代史館，《春明夢余錄·翰林院》雖然在輯錄史臣們的奏疏中涉及到史館，但同樣未作具體說明。只有黃佐的《翰林記·史館》（廖道南的《殿閣詞林記·史館》實取自此）對此有50余字的簡單介紹。當代學者對明代纂修活動留意甚多，而對作為纂修機構的史館則較少探討（注：吳晗：《記明實錄》（《讀史札記》，中華書局，1956年）、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劍橋中國明代史》第12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劉節《中國史學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探討明代修纂活動的論著，以及楊果《中國翰林制度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商慧明《史館制度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等探討翰林院制度甚至史館的論著，均未暇論及明代史館問題。），本文擬就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館基本面貌

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迄今仍顯得比較神秘和朦朧，它的隸屬關系、設置地點、內部結構和機關性質等，都沒有集中而系統的記載。筆者將對這些問題逐一考訂。

第一，明代史館既隸屬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內閣，翰林院對史館有具體的管理權，但無決策權。

明代史館隸屬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內并無史館，加上內閣對史館的影響，使得它與翰林院的關系變得比較微妙。翰林院與史館本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機構，翰林院是起草詔書、文學顧問和藝術供奉機構，史館是修史和著述機構，至元代則將二者合而為一。明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但仍“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院”（注：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設文翰、文史二館。太宗立，廢之，復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內的機構和職官設置雖屢有變動，但翰林院下設史官并負責修史的制度卻并無改變。據《明史》卷七十三《職官志二》記載，翰林“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職責之一，其下設的修撰、編修和檢討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及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記之，以備實錄。國家有纂修著作之書，則分掌考輯撰述之事?！灿涀⑵鹁樱幾肓苷伦?，謄黃冊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學史也向我們證明了翰林院的確負有修史之責。如洪熙元年閏七月修《仁宗實錄》時，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詔書是要求“禮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實錄》事例，通行中外采輯（史實），送翰林院編纂《實錄》”（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乙巳。）。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沒有改變。

那么，翰林院具體承擔史書纂修的機構是什么呢？當然是史館。太宗雖然廢除了文翰、文史二館的格局，但事實上保留了修史的機構——史館。明代史館是歷史的存在，各種文獻均能加以證明。如文震孟《孝思無窮疏》指責改修本《光宗實錄》有五條“尤悖謬者”，要求崇禎皇帝“即敕史館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實錄》卷五十四載：進呈《憲宗實錄》前一日，“設寶輿、香亭于史館”。明代史館無疑隸屬翰林院。我們仍以修纂《仁宗實錄》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禮部采輯史料“送翰林院編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禮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門，及遣進士陸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縣，采求事跡，類編文冊，悉送史館，以備登載”（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壬子。）。這兩處對應的史料說明，翰林院具體修纂史書的機構是它的史館。由于翰林院負有修史之職，下面又設有史館機構，因此使明代的整個翰林院也有了“史館”和“史局”的別稱。如朱瞻基在《幸史館》詩中道：“退朝史館咨詢處，回視文星爛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詩》，《國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這里的史館顯然是以備咨詢和顧問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史局俱出補外；其外寮不論舉貢，亦當入為史官”（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詞林》。）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這則史料還表明，由于史館與翰林院的密切關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員也有了“史官”的別稱。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中國歷史小說日益明顯地呈現出虛實分化的兩極發展態勢：一方面是蘇童、葉兆言、劉震云、格非、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挾借“新歷史”之名，創作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故鄉天下黃花》、《夜泊秦淮》、《迷舟》、《紅高粱》等一大批旨在顛覆舊有的革命歷史觀，表達個人化、欲望化歷史觀念的子虛烏有式的新歷史小說；另一方面是凌力、劉斯奮、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年齡稍大的中年作家運用較為傳統的歷史還原手法，創作了《夢斷關河》、《白門柳》、《曾國藩》、《雍正皇帝》、《張居正》等旨在歷史寫真，具備信史品格的長篇作品。耐人尋味的是，這一虛一實的兩種寫作，都選擇了相近或相似的歷史年代。前者往往以晚清與民國為題材對象，后者則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明清。從大的時間跨度考察，明末至近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世，也是傳統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敗并進行艱難痛苦的現代轉型之際；而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卻處于上升期，日漸強盛。此消彼長，自詡為天朝的中國相對西方而言，成為停滯的帝國，與世界先進行列的差距愈來愈大。這是幾個世紀以來的創痛，因而末世情結，包含了作家們對中國傳統和西方文化無限眷戀和批判的矛盾復雜的心態。鑒往知今，作家們不約而同地選擇這一時段，正是為了傳達他們在全球化語境中，對民族文化身份的焦慮和重塑民族輝煌的渴望。雖然不能武斷地說，近些年來歷史小說創作就是在應對全球化這一策略的引領下趨于繁榮，但用文學敘事的方式反思歷史，以期達成民族的自我認同，的確已成為許多歷史小說寫作的“集體無意識”。就這個意義上而言，我們認為全球化不僅僅是歷史小說一個潛在的寫作背景，它已內在地滲透到作家的創作機制之中，成為他們反思歷史、敘述歷史時銘心刻骨的肌理與血肉。

一、本土立場與最后輝煌的溫情回眸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鼎盛和爛熟的時期，但在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內里卻蘊藏著忽喇喇大廈將傾的深刻危機。與“盛唐”不同，在這一完整的長時段的歷史時期里，世界格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原來后進的西方經過工業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殖民擴張。于是，中華民族在不得不進行痛苦、屈辱和無奈轉型的同時，也極大地激發了杰姆遜所說的“民族焦慮”。特別是作為民族代表的知識分子，更是站在時代的前沿，以精神與心靈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間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與轉型之途。90年代以來關于明清的歷史書寫也不例外，不同的是，這種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認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識地納入與異域民族平等對話交流的理性框架中進行審思。這樣，歷史小說的明清敘事，無意就成為與西方文化的“他者對峙的中國的文化危機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為“被殖民者／殖民者對峙的整個視野”①的思考。

凌力的《夢斷關河》、“百年輝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國藩》、《曠代逸才》、《張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劉斯奮的《白門柳》，熊召政的《張居正》，蔡敦祺的《林則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時期凝聚著優秀民族精神的人與事之上，尤其是將筆力集中于中國封建文化的最后輝煌階段。借著對最后輝煌的溫情回眸，作家們“把蘊含在封建王朝內質中與人類社會發展不諧和的因素、民間百姓罹遇的苦難、優秀傳統文化等提煉凝聚成為鮮活可感的藝術形象,借助文學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華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氣勢寫出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輝煌。二月河選擇具有雄才大略和拯世責任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帝王為表現對象，努力從他們身上尋找與闡揚優秀的漢文化傳統。這三個封建帝王以一介獨夫，為天下謀劃，不惜背負“惡與孤獨”，其間蘊藏的人格力量，正是外儒內法的政治權謀文化傳統所能迸發的積極能量。作品以野史、民間史、神話傳說等與正史相融的敘說方式，展開了以王朝圖治為核心的民間、市井、官場、朝廷等全景式社會掃描。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神道妖鬼時時嵌入質實的史實敘說之中，把施政大略轉化為生動的人事糾葛，以此建立自己對本土文化的審美和意義的重構。“我寫這書主觀意識是灌注我血液中的兩樣東西：一是愛國,二是華夏文明中我認為美的文化遺產。我們現在太需要這兩點了,我想借滿族人初入關時那種虎虎生氣,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雹圻@分明流露了二月河濃濃的民族本土立場。

熊召政的《張居正》則以明王朝中葉的萬歷新政始末為題材，同樣集中筆力寫張居正在歷史漩渦中挽狂瀾于即倒的巨大的個人作用。在中國的傳統歷史敘事中，本來就有帝王將相的描寫傳統。但經過革命歷史敘事對人民作用的強調，加上90年代以來新歷史小說的興起，對宏大敘事的解構以及對小歷史小人物的重新關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將相題材，其實早就沖破了原來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賢相的身上，凝聚的是傳統文化的菁華力量。張居正不避物議，外拒清流，是對傳統文化中自標清高、空疏無用的糾正；其務實耐煩的精神又是對好高騖遠式的激進改革的糾偏。正因此，萬歷新政才成為明王朝的一劑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氣脈又延續多年。“不以道德論英雄，應為蒼生謀福祉”，④這是作家創作《張居正》的歷史觀，也是小說審視歷史人物與事件時的一個文化視角。作品中所展現的絢爛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間的人與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廈將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筆力寫它的美麗和輝煌，同樣也顯露了他潛意識深處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這又畢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這最后一搏，固然絢爛多姿，卻有著不容忽視的內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備強大的體制惰性：權謀文化雖然充當著驅動歷史演進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卻無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殘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視角重新審視這段“落霞”時光，我們會發現，在作家們津津樂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時，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開放態勢蓬勃興起，中西差距就是在這個時段被迅速拉大的?；乇苓@個問題，而孤立地描寫所謂的煌煌盛世，這是一種封閉和短視，甚至還暗含了某種“天朝心態”。實際上，明中葉的萬歷新政之后，緊接經濟繁榮的是腐朽頹敗的晚明習氣；康亁盛世之后是中國傳統社會在西方文化沖擊下的土崩瓦解。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這種專制獨裁的“落霞”式體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強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無法獲得正常的政策延續性。甚至專制體制還無法保證這樣的強力意志的出現，無法保證杰出英才順利進入歷史權力舞臺。因為在傳統明哲保身的文化慣性之下，優游不迫、漠不關心的政治態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見的人生觀。像雍正、張居正那樣對權力的眷戀和對經濟的重視，就會被視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負罵名，居正奪情之所以引起如許大的波瀾，就在于他們對實際政務的熱衷和對可保他們大政順利執行的權力的熱衷。無論是雍正還是居正，都無法保證身后之事。不僅他們的改革難以為繼，甚至無法避免死后聲名被詆和守舊勢力的卷土重來。權勢，是他們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關鍵所在。盡管作家對描寫對象充滿了深切的同情，但歷史理性卻無法化解他們“榮辱興衰轉瞬間”的權勢循環悲劇。

一、引言

關于稅費問題，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古今中外，皆有之。就中國而言，春秋時期，魯國實行“初稅畝”，是我國征收土地稅的開始；秦朝時期賦稅沉重，農民要把收獲物的三分之二交給政府；西漢時實編戶制度，漢高祖實行十五稅一，文帝時實行三十稅一，東漢光武帝把田租恢復到三十稅一；北魏實行租調制；唐前期實行租庸調制，后實行兩稅法，這是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一大變革；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實行方田均稅法和募役法；明朝時實行“一條鞭法”；清朝實行“地丁銀”。

許多仁人志士也對此作過研究，著名的有威廉.配第的《賦稅論》。他認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他認為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是土地和勞動,而課稅的最終對象也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他把地租看成是剩余勞動的產物,從而也是賦稅的最終源泉”。

二、歷史經驗明清以來的賦稅問題

1581年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為緩和階級矛盾，改革賦役制度，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將原來的田賦、徭役、雜稅，“并成一條”，折成銀兩，把從前按戶、丁征收的役銀，分攤在田畝上，按人丁和田畝的多寡來分擔。一條鞭法是我國賦役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納銀代役的規定，相對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說明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的松弛;賦役征銀的辦法，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利于農業商品化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一條鞭法實行以后，明朝政府的財政一度好轉，“太倉栗可支十年，太仆寺積金四百余萬”。但它觸動了一些大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遭到激烈反對。張居正死后，一條鞭法因貫徹不利，弊端百出。最終還是沒有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農民仍然是最終受害者。

1669年，康熙帝宣布原來明朝藩王的土地，歸現在耕種人所有，叫做“更名田”.1712年，清政府規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作為征收的固定丁數，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帝一上臺就推行“攤丁入畝”的辦法，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征收統一的地丁銀。這樣，人頭稅廢除了，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進一步松弛，隱蔽人口的現象也逐漸減少。攤丁入畝對我國人口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但這畢竟還是地主階級的稅制，仍要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農民還不得繳納其他的各種徭役和賦稅，農民仍然課稅繁重。

黨的十六大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戰略任務后，湖北省加快了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建設步伐。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設中西部文化強省戰略，編制了我省第一部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召開了全省宣傳思想暨文化建設工作會議，頒發了《湖北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根據中央和省委領導“比照試點”“早改早主動”的要求,全省把中央關于試點地區的精神與湖北的實際相結合，在享受不到試點地區優惠政策的情況下，積極穩妥推進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文化管理體制逐步理順。以創新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為突破口，初步建立起了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省直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系統實現了管辦分離、局臺（社）分設，政事、政企分開。省直出版系統前幾年由于教材壟斷經營的局面被打破，效益持續滑坡。組建長江出版集團以后，集團向經營體制轉換，很快扭轉被動局面，出版了一系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的圖書精品，去年利潤增長30%，結束了連續三年利潤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今年，省教育書刊社實現了管辦分離。

——事業單位機制不斷創新。以省直文化事業單位內部改革為重點，引入競爭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湖北日報報業集團堅持以改革促發展，去年總收入達10億元，利潤1億元，5年翻了一番。其子報《楚天都市報》去年排名世界報紙發行量第37位，成為我國進入世界報紙發行量前100位的3家報紙之一。省作協積極創新作家管理機制，進一步激發了文學創作活力。熊召政所著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去年獲茅盾文學獎，方方、池莉入選網評的中國十大最受歡迎的作家，劉醒龍、鄧一光、陳應松等先后獲魯迅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文學鄂軍”影響不斷擴大。

——文化市場主體成長壯大。按照一手抓文化集團，一手抓中小文化單位；一手抓國有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一手抓民營文化企業成長發展的思路，培育文化市場主體，形成了一批極具優勢的品牌文化產品和品牌文化企業。一是省和武漢市組建了8個國有文化集團。長江出版集團、知音集團、今古傳奇報刊集團轉制為國有文化企業集團，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進一步盤活了國有文化資產。二是國有文化單位轉企改制活力增強。省新華書店大力實施企業化改造和股份制試點，按現代流通體制整合全省發行資源，去年實現銷售收入20.5億元，比上年增長12%。電影發行放映由過去多級多家整合為2家院線，去年全省院線票房收入8652萬元，比2004年增長25%，排名全國第七。三是民營文化企業迅速成長。國有民營的洪湖市藝術團，企業辦的武漢郵政藝術團、武漢電信藝術團，社會辦團的武漢星海合唱團等生機勃勃。在武漢等大中城市，由民間資本投資的歌廳迅速發展。以民營為主體的股份制企業江通動畫被國家廣電總局授予“國家動畫產業基地”。四是農村民營文化主體蓬勃發展。引導扶持農民辦文化，大力培育農村文化市場主體，全省已有3000多個民間文藝團隊、1萬多家“文化中心戶”活躍在廣袤的農村大地。

——文化市場體系不斷完善。文化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文化資源開始突破條塊分割、地區封鎖的束縛，顯現出優勢資源整合的良好勢頭。一是優化報刊市場。在全國率先進行報刊治理，報刊資源得到有效整合，迅速形成市場優勢，全省期刊業綜合實力居全國第二，《知音》、《今古傳奇》、《特別關注》分別成為期發行量過500萬、200萬和100萬的全國大刊。荊楚網采取招標的方式進行重組，點擊量最高突破1400萬人次，進入全國省級新聞網站第一方陣。二是整合省直文藝院團。省直7家文藝院團整合為4家，機構減了，支出少了，機制活了，公共文化服務更多更好，演出場次逐年增加。三是開展文化招商。2004年成功舉辦了武漢國際文化產業博洽會，簽約到位資金超過20億元。在荊楚網上設置了“湖北省文化產業招商”欄目，列出了150個重點項目。武漢渡江節、十堰武當節、宜昌龍舟節、仙桃體操節和孝感孝文化研討會等富有地方特色的節會活動，促進了文化招商的蓬勃發展。四是利用文化要素市場發展湖北文化。廣播影視業面向全國集聚優勢資源，加快發展步伐。去年，故事片《沉默的遠山》等3部影片獲政府“華表獎”，剛剛拍攝的電視連續劇《萬歷首輔張居正》，可望在中央電視臺明年春節期間播出。

——文化外貿機制正在形成。文化產品在內陸省份長期只進不出的局面開始打破，對外文化貿易成果喜人。在對外宣傳方面，湖北日報、湖北電視臺、知音等媒體開辟對外窗口，逐步在海外拓展市場。在圖書外銷方面，長江出版集團出版的《狼圖騰》創中國圖書海外版權銷售新紀錄；西班牙駐華大使館以4萬美元購買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堂吉訶德》特別豪華版，開創了國內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學名著被外國政府出資購買的先河。在對外演出方面，對外演出市場中介正在形成，省京劇團、武漢雜技團等單位海外市場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