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涵范文10篇

虛擬實在（virtualreality）源自計算機仿真，是與網絡并行和交叉的一種新技術，其對現實生活的影響遠遠超越了仿真設計、操作訓練、醫療手術之類的技術領域，許多人直接或通過網絡空間沉浸于其中，使其成為一種前衛的行為方式和心理及倫理實驗室。由此引發了真實被虛擬入侵的恐慌[i]和虛擬實在會使人的知覺升騰的狂喜，主體、客體、事實、真假等重要的哲學概念和生活常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沖擊，這使得人們開始反思虛擬實在的本質及其對人的認知方法和價值觀念的影響。毋庸置疑，對沉浸于虛擬實在中的生活及其文化價值的理解和透視，也是理解網絡空間及其倫理問題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一、虛擬實在簡釋

1．虛擬實在的基本概念

虛擬實在的基本概念主要涉及兩類，一是從純粹的技術層面加以界定，二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結合使用者的感知加以描述。

從技術上來講，虛擬實在是由計算機仿真模型發展而來的，其實質是一種逼真的仿真模型。約翰·L·卡斯蒂在《可能的世界：計算機仿真如何改變科學的疆域》（直譯名）一書中指出，計算機仿真涉及三個世界：真實世界、數學世界和計算世界三個世界[ii]。這顯然是一種客觀化的視角，其基礎是基于科學理論的觀測、建模和再現。其中，真實世界對象由時間、位置等直接可觀察量，或者由它們導出的能量之類的量所組成，如行星的可觀測位置或蛋白質的可觀測結構。一般的可觀測量由從有限數字集中取值的離散測量集合構成，即以離散取樣描述連續過程，而且由于觀察的影響，測量在本質上是不確定或測不準的。在數學世界中，人們用符號表示真實世界的可觀察屬性，而符號通常被假定為時空中的連續統，并被賦予某一數集（如整數、實數、復數）的數字值。第三個世界就是生成虛擬實在的計算世界：它的一只腳在物理器件和光影流轉的真實世界，另一只腳則在抽象的數學世界之中。

"完整"的虛擬實在的過程是：

「摘要」本文旨在從理論上探討電子化政府之意涵及其在世界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的推動與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電子化政府的發展進行了初步展望。全文共分為六個部分，分別為電子化政府之定義、電子化政府之起源、電子化政府之應用形式、電子化政府質內容、電子化政府之推動及電子化政府之未來發展趨勢。

「關鍵詞」電子化政府；資訊科技；網際網路

一、電子化政府之定義

有關電子化政府的定義有學者觀點與官方觀點之區分。

（一）學者觀點

1、西方學者觀點

「摘要」本文旨在從理論上探討電子化政府之意涵及其在世界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的推動與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電子化政府的發展進行了初步展望。全文共分為六個部分,分別為電子化政府之定義、電子化政府之起源、電子化政府之應用形式、電子化政府質內容、電子化政府之推動及電子化政府之未來發展趨勢。

「關鍵詞」電子化政府;資訊科技;網際網路

一、電子化政府之定義

有關電子化政府的定義有學者觀點與官方觀點之區分。

(一)學者觀點

1、西方學者觀點

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那么，如何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就成為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為解決這一課題，首先必須回到文化本身，從哲學角度對文化加以探討，只有這樣才能弄清楚文化何以自覺、何以自信，以及如何推動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問題。

一、文化與人的生活不可分割

毫無疑問，文化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并且是專屬于人的存在方式。動物不能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只能以本能的方式存在。那么，人為什么能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呢?究其根源，必須回溯到人這一存在物本身的特性。人當然首先跟日月星辰、花草樹木、鳥魚蟲獸等一樣，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他又不是一般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在自然界中有其特殊地位的自然存在物，馬克思稱其為“人的自然存在物”［1］(P326);他也不是一般的“在者”，而是能“生存”(existence)的在者，海德格爾稱其為“此在”(Dasein)。在高清海那里，則被稱為“超生命的生命”:“生命在進化和發展中生長出了人的生命，人利用自己的生命活動創造了‘超生命的生命’，這就意味著生命突破了生命自身的封閉循環，通過‘類生命’而把生命引向于更廣大的無生命世界。類生命的意義就在于，借助在它指導下的種種生命活動能夠溝通生命界與無生命界，使無生命界潛在的能量得以活化，從而發揮出它們自身難以實現的價值性。這就是人的類生命肩負的天職、‘超生命的生命’具有的巨大意義。按照這種理解，我們可以說人的‘類生命’也就是人格化的‘宇宙生命’化身。”［2］(P37)每一種生物都在其活動環境中，以某種特定的、固有的生命形式生活著，延續著古老的繁衍和競爭法則。但就在生命的這種生活中，悄悄地滲進了另一種生活方式，即有著人的本質力量投射的、對象化的、實踐性的生活方式———文化的生活方式。“惟有人才能創造文化并擁有文化，因為只有人才是自生存之始就有完善自身要求的存在。”“文化概念與‘人的有目的的活動’概念在本質上具有相通的內涵。”［3］(P77)從原始人類制造的第一個石斧、敲打出的第一顆火星開始，這種文化的生活方式就伴隨著人類的生存進程，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蓬蓬勃勃地甚至是略帶神秘色彩地展開了。著名哲學人類學家藍德曼指出:“文化創造比我們迄今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廣闊和深刻的內涵。人類生活的基礎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習慣。正如我們歷史地所探究的，沒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4］(P260)同樣是生命，但是只有人的生命可以普遍地發現和利用其他的生命形態和非生命物質;同樣是生活，但是只有人的生活才能被稱作文化的生活，才能引向最為廣闊的存在之域。從某種意義上講，人與文化同時出現并且共生，它們相互為用，互為本質規定和發展根據。人的生活必定是也只能是文化的生活(至今我們還沒有發現人有非文化的生活形態)，文化的生活必定是也只能是人的生活(至今我們還沒有發現文化的生活出現在非人的生活中)。文化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根本方式和本質特征，只有人能以文化的方式生活，也只有能以文化方式生活的才能被稱之為人。

二、人的文化的生活的發生方式

具體說來，人的文化的生活以如下的方式發生:在自然的、通常是無意識的生活過程中，某種新的因素闖了進來，這種新的因素可能來自個體腦中的靈光一閃，也可能來自他人的某種啟發，本來是連綿不斷進行的生活之鏈的某個鏈環出現了停頓，“思想的閃電”(馬克思語)閃入了這個鏈環，該鏈環受到了關注，成為能被加以注視和改造的對象(人總是能潛在地看到更多的東西。也就是說，人的任何審視和行動都已經帶有超越現狀的創新的性質)，于是，該鏈環就成為了帶有文化因素的鏈環，即文化的鏈環。黑格爾一語中的:“文化的開端，即當人們剛開始爭取擺脫實質生活的直接性的時候。”［5］(P3)必須提請注意的是，任何文化都不是憑空地發生的，任何人的生命都已經首先置于自然的生命運動之中了，任何文化的鏈環都只能出現在自然的鏈環之上。這種自然的鏈環具有“應手之物”(海德格爾語)的性質，即是說，它們并不外在于人的生活，而一開始就是人的生活的內在組成部分，我們對它們再熟悉不過。對我們來說，它們首先不是作為外在的對象，而是作為可用之物而存在。“木是木材之林，山是采石之場，河是水力，風是揚帆之風。”但是，經過人和文化因素的閃入，跟各種生命形式都具有“上下其手”關系的自然的鏈環被打斷了，出現了從“應手之物”(ready－to－hand)到“現成在手之物”(present－at－hand)的轉變，某些鏈環成為可在手加以審視和改造的對象，成為文化的對象。海德格爾曾形象地舉例說明了這一情形:一個人的屋子漏雨，他使用錘子修屋頂，此時的錘子是他的修理活動的一部分，是與他的生存環境不可分的“應手之物”，此時他所關注的是修理屋子，而不是錘子。但如果他突然發覺錘子不好用了，比如說，覺得“錘子太重了”，他就會把錘子當作手邊的一個對象加以注視和研究，找出改進或取代它的辦法。此時的錘子便成為“現成在手之物”，“錘子太重了”的感覺也隨之成為“錘子是重的”這樣一個判斷，這就是理性認識和文化活動的開始。柏格森則從動物和人的對比的角度說明了人獨具的這一能力:“雖然動物并不能從永恒生命形式的角度來思索自身，但它們自恃自信，只管眼前而無視將來，就把思索變成了感覺。但在人類，人類有深思熟慮，從而有進行觀察但不考慮直接用處的能力，有對暫時相互無關的事物進行比較的能力，簡言之，有推理、概括和總結的能力。”

三、人的文化的生活的三種樣態

摘要:人力資源是生產力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人力資源開發實際上是一種價值和資源分配,直接涉及公共政策選擇。人力資源開發價值與資源的分配性涵義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投資于人力資源開發的人財物的分配;二是人力資源本身的配置與利用。人力資源開發的公共政策屬性規定了政府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主體應承擔的職責,在實施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中,政府分配公共資源應堅持公平為先,通過建立公共財政為人力資源開發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關鍵詞:人力資源;資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財政

一、人力資源開發的公共政策屬性

著名學者戴維·伊斯頓從政治系統分析的角度出發,認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統權威性決定的輸出,其本質是對社會的“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1]對于這里的價值,我們應作廣泛意義的理解:既包括哲學層面的價值,也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既包括物質方面的價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價值。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其開發所涉及的面是相當廣泛的,具有豐富的內容,需要資源的輸入與輸出。因此,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包括人力資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質上是一個價值分配的過程,具有明顯的公共政策屬性,“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等戰略思想本身就蘊涵著豐富的公共政策涵義。當人力資源開發的主體為政府時,人力資源開發便具有了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因為政府投入的是納稅人的錢,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活動時,必然會有傾向地分配相關公共資源,如誰將先獲取?獲得多少?如何獲取?等等。人力資源開發的公共政策屬性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投資于人力資源開發的資源的分配。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如何將一國現有的人口資源優勢轉化為強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如何使現有的人力資源在規模、質量上進一步提高,實現體質、知識水平、技能水平等的進一步發展等都需要政府投入相當的公共資源,這些公共資源包括人財物、時間、精力等方面的內容。政府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主體,其政策取向是有偏好的,如優先發展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公共資源在城市與農村以及區域之間如何進行有效的分配?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價值選擇。二是就人力資源本身來說,作為一種活的資源,它只有通過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才能切實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動力,人力資源本身是政府公共政策分配的重要資源。因此,無論從開發人力資源的角度,還是從利用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源開發本質上都是一種資源配置的過程。當人力資源開發活動與具體的組織、群體、個人相結合時,也就轉化為了利益分享與社會發展的問題,也就關涉到人力資源開發政策理念的取向問題。

二、人力資源開發的強正外部性規定了政府是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主體

摘要:人力資源是生產力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人力資源開發實際上是一種價值和資源分配,直接涉及公共政策選擇。人力資源開發價值與資源的分配性涵義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投資于人力資源開發的人財物的分配;二是人力資源本身的配置與利用。人力資源開發的公共政策屬性規定了政府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主體應承擔的職責,在實施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中,政府分配公共資源應堅持公平為先,通過建立公共財政為人力資源開發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關鍵詞:人力資源;資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財政

一、人力資源開發的公共政策屬性

著名學者戴維·伊斯頓從政治系統分析的角度出發,認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統權威性決定的輸出,其本質是對社會的“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1]對于這里的價值,我們應作廣泛意義的理解:既包括哲學層面的價值,也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既包括物質方面的價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價值。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其開發所涉及的面是相當廣泛的,具有豐富的內容,需要資源的輸入與輸出。因此,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包括人力資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質上是一個價值分配的過程,具有明顯的公共政策屬性,“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等戰略思想本身就蘊涵著豐富的公共政策涵義。當人力資源開發的主體為政府時,人力資源開發便具有了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因為政府投入的是納稅人的錢,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活動時,必然會有傾向地分配相關公共資源,如誰將先獲取?獲得多少?如何獲取?等等。人力資源開發的公共政策屬性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投資于人力資源開發的資源的分配。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如何將一國現有的人口資源優勢轉化為強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如何使現有的人力資源在規模、質量上進一步提高,實現體質、知識水平、技能水平等的進一步發展等都需要政府投入相當的公共資源,這些公共資源包括人財物、時間、精力等方面的內容。政府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主體,其政策取向是有偏好的,如優先發展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公共資源在城市與農村以及區域之間如何進行有效的分配?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價值選擇。二是就人力資源本身來說,作為一種活的資源,它只有通過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才能切實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動力,人力資源本身是政府公共政策分配的重要資源。因此,無論從開發人力資源的角度,還是從利用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源開發本質上都是一種資源配置的過程。當人力資源開發活動與具體的組織、群體、個人相結合時,也就轉化為了利益分享與社會發展的問題,也就關涉到人力資源開發政策理念的取向問題。

二、人力資源開發的強正外部性規定了政府是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主體

裝置藝術制作企劃案

一、作品名稱：五彩鳥王

二、創作者姓名：*

三、使用材料：樹枝,樹葉,置物箱,噴漆,球,斗笠,掃帚頭,繩子,釘子.

四、制作時間：*至5.26

五、作品尺寸:約200公分x80公分

摘要：從感覺、視覺、興趣和行為等4個側面，對中國老年人進行感知年齡維度屬性的本土化檢驗發現，感知年齡與實足年齡之間差異為4歲，中西方有著較大差異。感知年齡反映文化和社會規范意涵，相對于實足年齡更適于預測老年人的消費行為。

關鍵詞：老年消費行為；感知年齡；實足年齡；比較研究

一、引言

在消費者行為研究中，實足年齡(chronologricalage)是一個常用的概念。它是一種易于測量的，客觀而普遍的屬性。盡管實足年齡對消費者行為具有重大影響，但將其應用于與年齡相關的研究時，它并不是一個可靠的變量。按照Schiffman&Sherman的說法，“年齡更多的揭示的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態，而不是身體狀態(如實足年齡等)。”有研究顯示，人們常常會有一個自我感覺的年齡，而不是那個基于生物鐘時點的實足年齡。人們常常感覺比自己的實足年齡要輕或老，這種自我感知的年齡(而不是實足年齡)似乎會影響人們的日常行為。因此，如果不具有某種特定的社會意涵的話，實足年齡將毫無意義。由此催生了尋求廣義的年齡概念的建議，其他與年齡相關的概念應運而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實足年齡自身的缺陷，迫使Barak&Schiffman提出了一個非實足年齡的測量方法：感知年齡(cognitiveage)。

本研究借助西方成熟的測量量表對中國老年消費者感知年齡維度屬性的內涵特征進行了跨文化的本土化檢驗，繼而基于感知年齡與人口統計變量、創新產品采納興趣的相關性分析，提出了針對老年消費市場的營銷啟示與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人權”概念之發展及其意涵

“人權”（humanrights）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這已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但未發展出“人權”的概念，連“權利”的概念都付諸闕如，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人權”與“權利”這兩個詞匯都是中國人在近代與西方接觸后，透過翻譯而引進的。過去流行一種說法，認為：中國文化以義務為本位，西方文化則以權利為本位；這種說法似乎為一般人、甚至不少學者所接受。但是這種說法大有商榷的余地，因為它把問題過分簡化了。這種說法之不當，可由以下的事實看出來：直到中世紀結束，在西方的主要語言中并未出現明確地表示現代“權利”概念的字眼。梁漱溟也曾強調中西文化之對比：“在中國彌天漫地是義務觀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卻活躍著權利觀念了。”但是他同時指出：西方文化的這種特色是近代的產物，其形成是由于對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反動。

“權利”的概念尚且如此，“人權”的概念就出現得更晚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學者大致同意：“人權”的概念是西方啟蒙運動的產物。有關“人權”的第一份正式文獻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國民議會于1789年公布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這份《宣言》不但正式采用了“人權”這個字眼，而且也對“人權”概念作了全面而有系統的闡述，對“人權”概念的發展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945年聯合國成立之后，鑒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發生的種種嚴重違反人權的暴行，“人權”概念進一步被提升到國際政治的層面，成為普遍的要求。在《聯合國憲章》里，人權成為一項重要的原則。《憲章》的前言便強調“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其第一條規定聯合國之宗旨，而在第三款要求各會員國“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并激勵對于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但是《聯合國憲章》對人權的內容并未作具體的規定，這方面的規定見于聯合國于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份《宣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東西冷戰剛開始的歷史背景下擬定的，故仍不免帶有西方意識形態的痕跡。不過，大體而言，這份《宣言》不但大大地擴展了以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為代表的十八世紀人權觀，也試圖將世界各大宗教與文化傳統的價值觀融合于其中。事實上，當時中華民國代表張彭春也叁與了此一《宣言》的草擬過程，并且將儒家的價值觀融入其中。例如，《宣言》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一詞便是基于張彭春的建議，為了反映儒家的價值觀而加入。因此，有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領袖與學者批評《世界人權宣言》，認為它僅代表西方的價值觀，恐非持平之論。

隨后，聯合國以公約與宣言的形式進一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1966年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1986年通過的《發展權宣言》。這三種公約和宣言基本上反映了“三代人權”之說。此說最初由法國法學家瓦薩克（KarelVasak）所提出，以后廣為學者所采用。瓦薩克將“人權”概念的發展區分為三代：第一代人權涉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第二代人權涉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第三代人權則涉及所謂的“連屬權”（solidarityright）。他將這三代“人權”概念分別對應于法國大革命時所提出來的“自由”、“平等”、“手足之情”（通常不恰當地譯為“博愛”）三個口號。大體而言，第一代人權著重于在形式上（法律上）保障個人自由，反映的是十七、十八世紀的個人自由主義思想；第二代人權著重于在實質上為個人自由之實現提供基本的社會與經濟條件，反映的是十九世紀開始勃興的社會主義思想；第三代人權則著重于集體人權，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三世界國家對于全球資源重新分配的要求，它包括自決權、發展權、和平權，以及對資源共享、健康、生態平衡、災害救濟等的權利。因此，也有學者將這三代的人權分別稱為“第一世界的人權”、“第二世界的人權”與“第三世界的人權”。經過這三代的發展，“人權”概念的內涵可說包羅萬象，遠非十八世紀西方的人權論者所能想像。

“臟亂差”小村莊變“動漫小鎮”，棗莊市嶧城區吳林街道吳林東居的“動漫墻”引發了網友的關注和追捧。2016年7月，國家發改委等三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開展特色小城鎮培育工作的通知》，標志著特色小鎮的建設已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此后，全國多地以實際行動響應國家號召，大力扶持特色小鎮發展。針對動漫產業，國家也出臺多項優惠政策進一步策勵動漫產業提升質量效益，優化文化產業布局。上層建筑的鋪墊和布局，為動漫創作在特色小鎮建設中的應用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

在相關政策的助推之下，我國目前已經取得部分試點性質的動漫小鎮建設成效。如，2020年寧波杭州灣祥源集團重點打造了一個以“祥源”文化為載體、依托祥源旗下翔通動漫產業、集動漫創作、文創產品研發等多位一體的特色小鎮；無錫至圣實景動漫游戲特色小鎮同樣別具一格，其將與孔子相關的動漫元素融入小鎮特色，使游客在領略小鎮風光的同時又能加深對儒家文化的了解。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我國鄉村特色小鎮建設中的動漫創作應用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著一些亟待改善的問題。一是動漫IP開發不充分。在國家的高度重視和產業扶持下，我國不乏一些優秀動漫作品的產出。然而，特色小鎮的建設方雖意識到動漫產業對特色小鎮建設的重要性，但由于缺少成功先例，先行經驗不足，導致在實踐中動漫IP不能充分為特色小鎮賦能。二是動漫作品與小鎮文化內涵融合不徹底。在國家相關政策的鼓勵之下，眾多企業紛紛涌入動漫特色小鎮建設領域，其中不乏一些規模較小且僅為獲取優惠補貼而不具備相關資質的企業，致使動漫作品與小鎮自身的內涵結合生硬，缺乏吸引力。

如何推動動漫創作應用于特色小鎮，需要在充分了解特色小鎮文化根性的基礎上，對動漫形象做更為深刻的詮釋和更為立體的呈現，使動漫形象創作與特色小鎮內涵深度融合，以下是兩條較為可行的實踐路徑。一是把握動漫形象的符號意義，挖掘特色小鎮的文化內涵。動漫形象作為擁有豐富意涵的象征符號，它承載的不僅有其形象本身的精神內核，而且還有受眾的情感寄托與價值導向。不同的動漫形象有著獨特的精神意涵，不同的小鎮也有著獨特的文化底蘊，二者必須達成“雙向奔赴”。在這方面，日本的箱根值得我國借鑒。箱根擁有溫泉之鄉的美名，又是動漫《新世紀福音戰士》中第三新東京市的原型地。箱根將動漫元素與當地特色進行了諧美結合，獲得了各方游客的喜愛和青睞。國內也有較好的做法及經驗，如杭州市河橋古鎮中的《狐妖小紅娘》景區將古雅樸實的徽派建筑、風景如畫的江南水鄉與動漫《狐妖小紅娘》相結合，給眾游客帶來了全新的古鎮體驗。我國的動漫作品如《大魚海棠》《秦時明月》《哪吒之魔童降世》等有著深刻的文化底蘊，如果能對這些家喻戶曉的動漫形象進行深度開發，再結合小鎮當地的鄉風民俗，有望承繼更具持久生命力與強勁吸引力的特色小鎮。二是創新特色小鎮類型，打造“動漫+”型特色小鎮。特色小鎮的類型眾多，大可不必拘泥于動漫小鎮這一隅，以動漫形象為主基調，輔以其他元素如當地風俗、特色景點等，打造“動漫+”型特色小鎮，也是動漫創作賦能鄉村特色小鎮建設頗具可行性的實現路徑之一。

動漫特色小鎮是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驅動器，鄉村特色小鎮建設中的動漫創作應用研究一直是備受矚目。經四川大學出版社于2021年3月出版的《大眾文化功能性研究：以動漫文化為案例》一書，正是一本基于動漫創作與特色小鎮建設融合發展的學術專著。該書以動漫文本、動漫在整個文化場域中的關系結構、動漫引發的具體文化現象及事件等方面環環相扣的問題為出發點，結合眾多案例，運用多種理論對動漫創作在特色小鎮建設中的應用進行深入洞察和分析，希望讀者能在對動漫文化存有真實認知的基礎上把握關于大眾文化的功能方向。閱讀此書，讀者不僅可以了解目前動漫產業的基本發展情況，對推進鄉村特色小鎮建設中的動漫創作應用研究也將帶來智慧啟迪。

作者：劉洋 單位：安徽工貿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