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長范文10篇

人口壓力與小農經濟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解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對美籍學者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中華書局1993年版）及《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規(guī)范認識的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著中提出的理論模式，國內學界評價不一。本文擬在考察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的基礎上，就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提出拙見，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從區(qū)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華北地區(qū)指通常所說的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大體以長城為北界，秦嶺—淮河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qū)，雖較黃氏所指范圍更為廣泛，但對問題的討論當不會有太大影響。

一

古代華北地區(qū)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fā)祥地，而且是全國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qū)。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紀元初年全國13州及司隸部人口總數為5760余萬，而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兗、豫、青、冀、徐、司隸、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6%，班固所謂“地小人眾”正是對此時這一地區(qū)人口狀況的高度概括。自紀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間，中國人口經歷了一個緩慢增長的過程。研究表明，西漢末年，全國人口總數增加到6000萬；自東漢至五代末，幾經增減，總數未突破8000萬；12世紀初突破1億；13世紀初達到1.2億；17世紀初達到約1.5億（注：見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46頁。）。伴隨著王朝的興衰，周期性的波動是人口數量變化的明顯特征。華北地區(qū)是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是戰(zhàn)亂最為頻仍和集中的地區(qū)，幾乎每一次社會動蕩都給華北地區(qū)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現。正是由于長期的社會動蕩，華北地區(qū)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大體而言，唐“安史之亂”后，華北已失去作為全國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煥庸等認為，唐末黃河流域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14-17頁。）。具體而言，西漢元始二年（2年），華北人口總數為38041307人，唐天寶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萬歷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以下簡稱《統計》）甲表2、甲表25、甲表72計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個封建時代，華北地區(qū)人口總數呈下降趨勢，總量當不會超過4000萬人。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fā)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清初，歷經近20年的兵荒馬亂，全國人口亡失嚴重，直至17世紀末全國人丁戶口才大致恢復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趨于穩(wěn)定，人口總數恢復并平穩(wěn)在1億左右。乾隆一朝，全國人口總數突破3億，此后嘉慶、道光朝仍繼續(xù)增長。1840年，全國人口總數為412814828人。咸豐元年（1851年）增長到4.3億多，達到清代人口總數的最高點。同全國各地人口增長大勢一樣，華北地區(qū)的人口總數也有了明顯增長。統計資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人口共計80677833人，嘉慶時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達94234910人，咸豐元年達到96341715人（注：據梁方仲《統計》甲表82計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華北地區(qū)的人口數量雖然也呈上升趨勢，但卻明顯低于全國平均增長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數為基數100，至咸豐元年直隸為101.02、山西118.09、山東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國已上升到145.42。此時，全國各省區(qū)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當屬四川、奉天、巴里坤、烏魯木齊、吉林、云南等邊緣地區(qū)（注：見梁方仲《統計》甲表84。）。此種人口發(fā)展態(tài)勢說明，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華北地區(qū)已出現“人滿為患”之勢，未開發(fā)和待開發(fā)的邊疆地區(qū)則成為全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qū)。

咸豐元年爆發(fā)的太平天國農民戰(zhàn)爭，是清代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這一時期，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江南地區(qū)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侵略軍長期廝殺的主要戰(zhàn)場，戰(zhàn)后，江南地區(qū)人口銳減。以蘇、浙、皖三省而論，江蘇戰(zhàn)后“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注：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饑餓，死于疾疫，蓋幾靡有孑遺”（注：左宗棠：《書牘·家書》卷上。）。安徽“人民死傷無數”（注：民國《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戶口》。）。據清官方統計，三省在此期間凈減人口5400多萬（注：有關太平天國起義前后江南地區(qū)的人口變動，可參見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業(yè)健《太平天國對于蘇南人口的影響》，載《中國論叢》（英文版）19卷；行龍《論太平天國革命前后江南地區(qū)人口變動及其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華北地區(qū)，雖然也有捻軍起義、太平軍北伐等戰(zhàn)事，但除直隸而外，河南、山東、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繼續(xù)增長，而直隸人口數字銳減實為統計缺失（注：據清官方統計，直隸人口1851年為23455000人，1858年減至974000人。按1858年數字僅為承德一府人口數字。）。到光緒三年（1877年），華北四省人口總數增長到1億，按清朝戶部清冊，是年山東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隸若以1857年數字23032000人計之，則四省人口總數為99066000人，比咸豐元年凈增約270萬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隸人口僅承德一府造報。），這一數字達到清代華北人口增長的最高峰。

今天甘肅、青海和寧夏自治區(qū)所在的中國西北大部分地區(qū)，自古就是中原農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錯雜居的地方。入清以來，人們的經濟活動已形成農牧業(yè)交替或各自優(yōu)勢并存的格局。這里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除了原本就脆弱外，還與人類不適當的經濟活動有著直接的關系。不論是農耕民族，還是游牧民族，為了生存，在主觀上都力圖取得一處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并為此展開過爭奪草場和耕地的紛爭，結果導致生態(tài)失衡，人居自然環(huán)境質量急劇下降，社會矛盾激化。考察農牧經濟區(qū)域交替消長的終極原因，與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相交織，具有明顯的生態(tài)社會學意義。

一、農牧業(yè)各自對種植業(yè)的需求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系

清代以來，甘青寧地區(qū)農牧經濟生態(tài)區(qū)域的消長，與農牧業(yè)人口為求得生存的需要，與農耕或游牧民族追求與之所相適應的生態(tài)經濟環(huán)境有直接的關系。我們從農業(yè)經濟對墾殖草場的需要，牧業(yè)經濟在保持自己生產方式獨特性前提下對種植業(yè)的些許需要兩個線索來逐一分析。當然，個中不排除農業(yè)墾殖對草原的強力推進。

從游牧民發(fā)展農業(yè)經濟的角度來看，與游牧民生活習慣的改變、農產品生活必需品的增加有一定的關系。入清以后，伴隨著清廷一系列成功的民族政策的實施，這里的民族分布格局相對穩(wěn)定，社會經濟有所發(fā)展。這就使得游牧民與農耕民族長期相處、交往頻繁成為可能。另外，由于畜牧業(yè)經濟產品的單一缺陷，需要農業(yè)產品作為補充。也使得游牧民開始依賴周圍的農耕社會，尤其隨著游牧民對糧食等農產品需求量的加大，有的游牧民便利用臨近的農耕基礎而從事起簡單的農業(yè)種植經濟。農業(yè)爭奪草場，牧民也需要農田，所以在農牧交匯處開辟草場，改牧業(yè)生態(tài)為農耕生態(tài)的主觀行為漸多。經濟區(qū)域變動與生態(tài)環(huán)境改變糾葛纏繞，彼此依存。以下就個案舉例，具體分析。

回溯明末清初，作為通西域咽喉的涼州衛(wèi)轄區(qū)以北、以西，有祁連山阻隔，沙漠環(huán)繞。祁連山之南是西寧，沙漠之東為寧夏。在祁連山和沙漠之間，是廣闊的草原游牧地，草原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極其優(yōu)良。早在明萬歷年間洪水堡開市以后，蒙古民族就漸次徙居駐牧。其中位于武威城西南320里黃城兒，地寬衍而善水草，最早徙居的是蒙古貴族麥力干。位于黃城兒以北的酸茨河，也是麥力干及其部落的游牧居處，至清初時，這里“夾岸地平可耕也，坳洼坻岸可牧也。”已經成為農牧業(yè)經濟均能立足并協調發(fā)展的生態(tài)結合帶，居民從事著“種麥豆，牧羊馬”的生產方式。[①]蒙古貴族麥力干就出租草場給反清起義失敗后逃往至這里的丁國棟、米喇印回民起義余部耕種。

甘肅南部的拉卜楞地方，自古以來多事畜牧，幾無農業(yè)。尤其西部地方，六月飛霜，每種青稞多不成熟。所以“番民專業(yè)牧畜，不愿開墾”。但進入民國以后，在開發(fā)西北的呼聲中，拉卜楞設治局為了增加糧食生產，“勸導番民先自東部開墾種植青稞。”[②]雖然當時來看農業(yè)成效不大，但生態(tài)環(huán)境卻有了較大的改觀。我們可以從這里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區(qū)域分布變動窺見農牧經濟變動的蛛絲馬跡。因為農牧經濟方式的改變是以不同民族居住區(qū)域變動為前提的。從拉卜楞東北部臨夏地區(qū)民族分布格局的特征來看，其區(qū)域生產方式的改變程度還是較大的。最初甘南在民族分布上，以蒙藏為主體，僅有少數的漢回，蒙藏多從事畜牧，漢回等多務農。隨著農耕生產區(qū)域的擴展，牧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縮小，民族分布比例有所變更。早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時，據陜甘總督奏稱：“竊查河州同知現駐扎河州城內，其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計一萬四十余戶，相處河州邊外循化、保安起臺地方，相距河州近者返往三四百里，遠者七八十里不等。”其中除去夏河縣所屬之地南番甘家等二十一寨，于乾隆二十七年移駐循化廳外，大部分為少數民族游牧之地，僅拉卜楞附近“清初為蒙古族之牧地”，是典型的草原牧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區(qū)。但這種與民族分布格局相適應的牧業(yè)生態(tài)，至民國時期時已經發(fā)生了大的改變，據民國時期的最新統計，臨夏縣有“人口九萬，內漢民四萬九千，回民四萬一千，藏民幾乎絕跡。”[③]與此相對應的當然是經濟類型的改變，農耕經濟方式完全取代了畜牧。

丁帆等著的《中國大陸與臺灣鄉(xiāng)土小說比較史論》則把鐘肇政小說放到兩岸鄉(xiāng)土文學系列中來考察，高度評價道:鐘肇政的小說“可謂是臺灣五六十年代鄉(xiāng)土小說的某種極致”，“鐘肇政的鄉(xiāng)土長河小說具有史詩性的風格和里程碑式效果，相比之下，大陸同期尚缺少這種作品……這或許應是大陸50年代鄉(xiāng)土文學的一大遺憾吧!”②與此同時，大陸出版界大量引進鐘肇政作品，1983年中國廣播出版社出版了《臺灣人三部曲》，1985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望春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鐘肇政根據日本同名電視連續(xù)劇翻譯的小說《阿信》，1986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濁流三部曲》，199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臺灣當代名家精品集”，選入《八角塔下》，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鐘肇政編譯的《史懷哲傳》，2010年新星出版社推出鐘肇政和他人合譯的日本作家連城三紀彥的《一朵桔梗花》。王耀輝、潘亞暾、陳遼、黃重添等臺灣文學研究專家都有專文論述鐘肇政，他們大多從國族、鄉(xiāng)土、歷史的維度來解讀鐘肇政小說。此外，21世紀以來有關鐘肇政研究的論文尚有十幾篇，此不一一列述。這些論文高舉“民族大義”之旗，只作大陸出版的鐘肇政小說中單個文本的解讀，沒有和臺灣當下的語境相關聯，對20世紀鐘肇政研究沒有質的突破。

縱觀上述大陸鐘肇政研究，都是把他放到鄉(xiāng)土文學的范疇來考察，從其熱愛家鄉(xiāng)推演為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民族，表現為見獵心喜、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態(tài)，比如武治純說:《臺灣人三部曲》“不僅是臺灣同胞的，也是全國同胞的一部愛國主義的好教材。祖國大陸的廣大讀者在喜讀鐘肇政先生的‘大河小說’———《臺灣人三部曲》的時候，遠離故鄉(xiāng)的老臺胞，可以倍感親切地緬懷在臺灣的那些崢嶸歲月和戰(zhàn)友的往事;生活在祖國大陸的臺胞青年，也可以更進一步地了解和繼承父輩為保衛(wèi)和謀求臺灣人民及全國人民幸福而奮斗的薪火;其他各省、區(qū)的同胞更將面臨一個新的課題:可以從而了解和學習臺灣骨肉兄弟反帝愛國的光榮傳統。”①這種與現實利益緊密聯系的心態(tài)，賦于文學過于沉重的使命。倒是《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發(fā)表的曹亞男《鐘肇政與客家文化認同———以〈沉淪〉為重點的考察》，從民俗學的視角進入鐘肇政文本，顯示些許新意。從文學、政治學向民俗學、人類學轉向，是今后大陸鐘肇政研究的方向。在臺灣，威權時代是不允許“臺灣文學”這一提法的，筆者能找到的文學史版本中最早將鐘肇政入史的是周錦著的《中國新文學史》，該書對鐘肇政的評介不多也不太高，不過這在威權時代對作家顯然具有規(guī)訓的作用;其論調與大陸版一致:“他的作品，充盈著臺灣的鄉(xiāng)土氣息，記載了偉大民族艱苦奮斗的光榮史事，歌頌著民族和祖先恩澤。……他深愛國家，創(chuàng)作了順暢流利的國語的文學。他的小說，處處表現著對國家、對民族、對鄉(xiāng)土的一份深厚情感。”②“解嚴”后，鐘肇政研究日漸興盛。目前尚無博士論文，而自1993年起相關的碩士生論文已有28篇③，其中《臺灣人三部曲》、《魯冰花》、《插天山之歌》、《怒濤》和《綠色大地》等鐘肇政單部長篇小說被列為專文研究對象，另有《大壩》、《大圳》和《八角塔下》等三部分別與臺灣其他作家小說合并研究，而短篇小說未見專文論述;“解嚴”后臺灣多元主體社會的面貌在此得到充分反映。學術論著有:1999年11月6日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主辦“福爾摩沙的文豪———鐘肇政文學會議”并出版相關論文集，黃秋芳《鐘肇政的臺灣塑像》(時報文化出版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錢鴻鈞《戰(zhàn)后臺灣文學之窗———鐘肇政六百萬字書簡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2年)和《臺灣文學的萬里長城———鐘肇政六百萬字書簡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5年)，陳萬益主編《八十大壽紀念文集大河之歌———鐘肇政文學國際會議研討會論文集》(桃園縣文化局，2004年)，楊和穎主編《鐘肇政的文學影像之旅》(桃園縣文化局，2005年)，彭瑞金《鐘肇政文學評傳》(春暉出版社，2009年)，彭瑞金主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鐘肇政》(臺灣文學館，2011年)。2004年，《鐘肇政全集》38卷出齊。

“解嚴”后，鐘肇政投身到社會活動中，身價日漲，1990年就任“臺灣筆會”第三任會長，同年任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創(chuàng)會理事長;1992年獲“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第五屆客家臺灣文化獎;1994年任寶島客家電臺榮譽臺長;1996年任“國家文藝基金會”理事;1998年3月任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董事長，9月任平埔族學會籌委會名譽主委;1999年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文學臺灣基金會臺灣文學獎、真理大學臺灣文學家牛津獎;2001年接受臺中文化學院頒發(fā)的榮譽博士學位，獲“中國文藝協會特別貢獻獎”;2007年獲客家委員會授予的客家貢獻獎;2012年獲嘉義大學頒發(fā)的名譽博士學位。作家身價此起彼落，背后的推手是時代語境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率先進行臺灣文學研究，接二連三地推出各種版本的臺灣文學史，讓臺灣地區(qū)文學界及其教學、研究機構自嘆弗如。不過，文學無可避免地帶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從大陸發(fā)表關于鐘肇政研究的論文看，鐘肇政是充滿抗日英雄情結的民族主義者。而在臺灣，“解嚴”后人們對鐘肇政的小說進行重新解讀，試圖剝離開鐘肇政文本中固有的中華文化認同，葉石濤、彭瑞金、錢鴻鈞等右翼本土論者的評論文章，尤其是錢鴻鈞的系列論文如《〈插天山之歌〉與臺灣靈魂的工程師》、《〈怒濤〉論———日本精神之死與純潔》、《〈戰(zhàn)火〉論———日本精神與塞達卡精神》等相繼出爐，鐘肇政被形塑為臺獨文學和鼓吹殖民現代性的領軍人物。有人調侃鐘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中的男主人公“要回來做一些抗日的工作，結果什么都沒做，跑到山里面，就把山里面一個女孩子肚子弄大了”。鐘肇政以“后見之明”緊隨著說:“這部作品寫的就是這樣簡單的故事，事實上可以用一個字來代表，就是‘逃’，當然表面上逃，日本人要來抓他，確實有幾位朋友告訴我，你在寫什么日本人抓男主角，不是吧!是寫國民黨要抓你吧!把我內心的話點出來了。確實的，就是寫我內心里面在掙扎，要怎么逃?怎么逃?逃過國民黨的警備總部的毒手?這是那樣的心態(tài)下經營出來的作品。”①他順水推舟地加以發(fā)揮，說當時他被臺灣“立法院”列為臺獨三巨頭之一，心里無比的恐慌，所以趕寫了《插天山之歌》發(fā)表在《中央日報》。“我覺得我的作品在黨報這樣發(fā)表，可能黨在肯定我吧!那么你們這些警備總部不會比黨更大，總不會抓我、不會恐嚇我。果然，我想的好像沒錯的樣子，我就從來沒有被叫去問話。”②在臺獨洪流的裹挾下，鐘肇政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臺灣鄉(xiāng)土派的右翼發(fā)展成本土派，最后又蛻變成臺獨派，因此被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者所拋棄。大陸原本以鄉(xiāng)土派為正統來描述臺灣文學發(fā)展脈絡，鐘肇政由此被“捧紅”;語境變了，鐘肇政也因此被“棒殺”。

1982年3月，借陳若曦返臺之機，臺灣鄉(xiāng)土派南北作家在高雄舉行一次會議，試圖彌合彼此間的縫隙。充當這次會議召集人的，除陳若曦外，另一個就是鐘肇政。被公推擔此重任，說明鐘肇政是個比較沒有南北偏頗的作家。臺灣鄉(xiāng)土派作家的分裂由來已久。1977年5月，葉石濤在《夏潮》發(fā)表了《臺灣鄉(xiāng)土文學史導論》，陳映真就針鋒相對地在1977年6月的《臺灣文藝》革新版第二期上發(fā)表《“鄉(xiāng)土文學”的盲點》，由此拉開南北作家分裂的序幕。1981年10月，在第二屆“巫永福評論獎”評審會上，陳映真力推詹宏志，葉石濤則舉薦彭瑞金，南北之爭表面化、白熱化。道不同不相與謀，1982年的聚會是一次徒勞的努力，南北作家由此分道揚鑣。其實，在1977－1978年鄉(xiāng)土文學論爭中，尤其在中后期的膠著激烈的階段，鄉(xiāng)土派作家也曾協同戰(zhàn)斗過，他們凝結成“想像的共同體”，共御外敵。鐘肇政并沒有熱心參與這場論戰(zhàn)，不過，他提出“風土文學”這一新概念:“‘鄉(xiāng)土’不只是鄉(xiāng)下的、泥土的，也可以包括水泥的、鋼筋的———它們都不出‘生命’的輻射范圍。在這樣的范圍內，擷取生命的真實(或云真實的生命)，這應是鄉(xiāng)土文學成長的藝術胚胎了”①;“我認為‘鄉(xiāng)土文學’如果要嚴格的賦予定義，我想是不可能的，沒有所謂‘鄉(xiāng)土文學’。用一種比較廣泛的眼光來看，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鄉(xiāng)土的，沒有一件文學作品可以離開鄉(xiāng)土，我看到的許多中外的文學作品，百分之九十九還是有它的鄉(xiāng)土味。或者，我不如說，那是一種風土。……‘鄉(xiāng)土’，人人的眼光都放在那個‘鄉(xiāng)’，說那是鄉(xiāng)下的、很土的，這種說法我是不能贊同的。那么‘風土’呢?你在都市里頭也可以有一種風土，不管你說你的作品是什么世界路線的，但也離不開風土。”②鐘肇政這一簡短的論述，擴大了周作人、魯迅所倡導的“鄉(xiāng)土文學”概念的外延，產生極大的影響。從這段論述中，也見出鐘肇政具有虛懷若谷的胸懷，不以某種預設的立場和觀念來束縛自己，標榜自己。鐘肇政自學成才，其創(chuàng)作風格與學院派夏濟安麾下的現代派迥異其趣，大多是寫實的、鄉(xiāng)土的，而不是為知識人的精神私史作傳③。但是鐘肇政從不固步自封，而是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吸納其優(yōu)長，創(chuàng)作出《溢洪道》、《中元的構圖》、《大機里靈潭》等小說，運用意識流手法，深入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現其如椽巨筆的異彩。鐘肇政還敢于向新領域拓荒，比如原住民書寫和生態(tài)寫作，早在1978年，他就發(fā)表了臺灣生態(tài)文學的濫觴之作《白翎鷥之歌》。鐘肇政樂于為人作嫁衣裳。1957年4月23日至1958年9月發(fā)起編印《文友通訊》共16次，為困頓中的臺籍作家鼓勁，為鐘理和的稿件尋找出路;1964年始協助吳濁流編輯《臺灣文藝》;1965年為紀念臺灣光復20周年，獨自編輯《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10冊(文壇社)和《臺灣省青年文學叢書》10冊(幼獅書店);1976年毅然接過吳濁流的棒，獨力編輯《臺灣文藝》;1978年8月至1980年2月任《民眾日報》副刊室主任兼副刊主編……在長期的編輯實踐中，鐘肇政兢兢業(yè)業(yè)，以發(fā)現、培養(yǎng)青年作家為職志，很多作家都是在他的鼓勵鞭策下寫出一部部作品，因此得到很多人的尊崇。張良澤說:“上帝造人，鐘肇政再造張良澤”;宋澤萊在臺灣文壇上高叫“誰怕宋澤萊”到處挑釁，對鐘肇政卻畢恭畢敬:“在這個文壇上，有兩個人我是不會對他們說半句閑話的，一個是陳映真，一個是鐘肇政，他們是我文壇上的母親，對我恩惠有加，我不會批評他們，否則宋澤萊就不是宋澤萊”④;東方白則譽之為“臺灣文學之母”。開放的文學觀念，豐沛的創(chuàng)作成果和卓著的編輯實踐，堆積成鐘肇政在臺灣文壇的巨峰，作為戰(zhàn)后第一代本土作家，他的歷史地位是無法抹殺的。陳芳明在《臺灣新文學史》中言之鑿鑿地說:“在文學史上，他(鐘肇政)的地位穩(wěn)如磐石。”⑤

大陸版臺灣文學史，在充分肯定鐘肇政大河小說所塑造的抗日英雄形象和所弘揚的民族精神的同時，對其逐漸抬頭的“臺獨”意識有所警惕，如劉登翰等人主編《臺灣文學史》鐘肇政專節(jié)末尾寫道:“文學演變的過程一再提示，一個作家獲得相當成就與影響之后，可以超越自己，取得新的成功，可以止步不前，處于強弩之末;也可以走向反面，在自己身上抹黑。歷史的發(fā)展，將繼續(xù)為作家作出新的判斷”①;古繼堂則說得更為直白:“鐘肇政是臺灣文壇的前輩作家，他在創(chuàng)作中展示出的思想和心理狀況一直是比較強健的，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在‘臺獨’勢力的影響下，他卻發(fā)生了某種政治轉向，附和‘臺獨’的觀點和言論。從而導致了其人生和創(chuàng)作上的否定，釀成一出悲劇，非常令人惋惜。我們期待他再次地民族覺醒和認同。”②這些都試圖運用“文學史的權力”，發(fā)揮其“規(guī)訓與懲罰”的作用。然而，事實證明，這是無濟于事的，“在‘大陸武力威脅論’與‘大陸吞并臺灣論’的宣傳下，島內的‘中國’概念與‘中國意識’逐漸被嚴重‘污名化’，進而讓‘中國意識’在臺灣島內逐漸消失，代表‘中國意識’的祖國意識在今天的臺灣已淡化，‘臺灣意識’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意識”③。兩岸各說各話，因而對鄉(xiāng)土派作家的研究也存在不可忽視的落差。大陸某些學者為了凸顯鐘肇政的“民族意識”和“祖國情懷”，有意或無意地誤讀鐘肇政的小說，如:“《濁流》描寫日本帝國主義瘋狂推行‘皇民化運動’，陸志龍在那‘皇民化’的濁流之中，默默接受‘帝國臣民’的頭銜，喝了一口又一口的混濁之水。他迷惘，但卻不是壞死;他彷徨，但不投靠;他隨波逐流，但不認賊作父。例如他愛上了日本軍官的妻子谷清子，兩人擁抱接吻，到了失去主宰，將要發(fā)生性關系的時刻，突然打住。決不混淆中國人和日本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這條根本的界限，因為兩者是不可能結合的。”④這段論述可能是把這個情節(jié)與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里男主人公胡太明愛上日籍女教師內藤久子卻因文化差異而自卑自穢的情節(jié)混淆起來，從而落入中國式的思維陷阱:“由于‘性’與個體的快樂和幸福密切相關，而中國傳統卻剝奪了它的個人性，把它納入一個設計得十分縝密的理想體系里，只有在與種族興亡、國家安危密切相關的情況下才能得到公開和正式的談論。”⑤這段論述首先是對文本進行歪曲。查《濁流》相關情節(jié)，是這樣描寫的:是夜，陸志龍與谷清子單獨在一起，突然空襲警報大作，嚇壞了的谷清子情不自禁地投到陸志龍的懷里，兩人自然而然地纏綿起來，當高潮即將到來的時刻，警報解除了，陸志龍恢復了理智，放開了谷清子，然而隨即后悔了，“我真不曉得臨到緊要關頭，竟然這樣地退縮了一步是該或不該，是幸或不幸。不能否認，我的行動使我有某種控制了自己后的純潔的感覺，它滿足了我的自尊心———也許那只是無謂的虛榮心吧，然而在失去一個大好機會的懊悔感之前，它卻顯得那么渺小而微不足道。我真有些不曉得怎么處身才好。”⑥其次，把谷清子等同于侵略者也是一種謬論。谷清子原是日本本島一位美麗的小學教師，和一個同事相親相愛，戰(zhàn)爭爆發(fā)后，男教師接到召集令狀出征，不到半年就戰(zhàn)死了。兩年后，一個返鄉(xiāng)度假的大學生愛上了她，使她如枯井之心再起波瀾，笑容重現在她臉上。他們預定他一畢業(yè)就結婚，可是正在籌備婚禮時他竟又被征兵了，在被遣往南洋的途中沉船而死。從此，她認命，認為沒有一個人可以逃脫命運的掌握，也認為她不能再愛任何人，愛了人就會使這個人發(fā)生不幸，因此決心終生不嫁。可是，那時日本人丁嚴重匱乏，大家認為早婚，多育多產也就是報國之道。于是她連這么一個可憐的決心都不能貫徹了，否則將挨人們的白眼，職位也可能不保。剛好有人來提親，于是她只身遠嫁到臺灣來，到陌生的地方，投向一個陌生人的懷抱，一了百了。她不再愛任何人，也不敢愛，或許正因為她對丈夫沒有一點愛情，所以他出征快兩年了一直安好無恙。“她常常想，如果她在那短暫的結婚生活期間對他萌生了愛，那么他一定不可能活下去的，不是他就是她，必定一個人遭遇不幸。這就是她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了。”因此，面對陸志龍熾熱的愛，她把感情封凍起來，決不讓它泛濫。慘痛的婚姻生活，使谷清子變成日本的“祥林嫂”，自認是克夫的“掃帚星”。最后，她被校長當成禮物送給州視學，因懷孕而自殺。這個人物形象增添了《濁流》的思想深度，使小說對戰(zhàn)爭、對軍國主義罪惡的控訴入木三分。把她同侵略者劃等號，十足的荒謬。再次，隨意拔高男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小說中陸志龍時年十九，尚未歷經人生的淬火，其思想是極其不穩(wěn)定、不成熟的，小說中只是描寫其愛國思想和民族情懷的萌芽;而他同谷清子的戀情更與此毫無相關。由此可以見出，做臺灣文學研究，由于時空等諸多因素的阻隔，如果再戴著“有色眼鏡”作浮光掠影似的瀏覽，所作的評論將離真相不能以道里計。尹雪曼就曾憤激地說:“今年(一九九六)四月廿二日，南京社科院的陳遼先生，應邀來臺訪問。送了一本他主編的《臺灣港澳與海外華文文學辭典》給我。當我翻到介紹我的那條條文時，十分驚訝撰文者張鷹先生對我的評語。他說:尹雪曼‘對臺灣鄉(xiāng)土文學始終持否定態(tài)度，并且發(fā)表文章詛咒鄉(xiāng)土文學。’這真是天大的冤枉!當時，我即向陳遼先生提出抗議，請他務必更正;并說明我根本沒有寫過反對鄉(xiāng)土文學的文章，更不用說‘詛咒’了。如果張鷹先生看到過我所寫，或‘詛咒’鄉(xiāng)土文學的文章，盼他說明在哪兒什么報刊何時刊載?如果張先生說不出來，請他主動承認錯誤并道歉!人，不能信口開河;文人尤其不能亂開荒腔!當時，陳遼先生沒有說什么，現在，我要重復我的抗議!”①短短一段話，尹雪曼連用三個感嘆號，可見其憤懣之極。假設鐘肇政看到前引的評述，可能也將提出抗議。

鐘肇政鼓吹臺獨乃至殖民現代化的作品主要是長篇小說《怒濤》。這部小說使鐘肇政在藍綠的政治版圖上一下子翻轉了顏色。小說發(fā)表后，“臺獨文學宗師”葉石濤②十分興奮，寫下《接續(xù)“祖國”臍帶后所目睹怪現狀———臺灣人的譴責小說〈怒濤〉》(《自立晚報》1993年3月5日)，歡迎鐘肇政歸隊，彭瑞金寫下《值得仔細聆聽的憤怒聲音》(《民眾日報》1994年12月26日)，陳萬益寫下《誰會料想三月會作洪水———二二八小說〈怒濤〉與〈反骨〉合論》(《于無聲處聽驚雷》，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第103頁)等等。目前，臺灣地區(qū)已有兩篇碩士論文以此為題，即董砡娟的《鐘肇政小說中反殖民意識之研究———以〈臺灣人三部曲〉、〈怒濤〉為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2007年)和劉玉慧的《歷史記憶與傷痕的書寫———鐘肇政〈怒濤〉研究》(中興大學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2010年)。大陸學者朱雙一則通過史料鉤沉、文本細讀和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分析等多個維度，對《怒濤》崇日仇華思想予以嚴厲的批判。③更重要的是，在臺灣地區(qū)，有一股“文學臺獨”勢力，趁機給鐘肇政染色，從意識形態(tài)出發(fā)，對他以前的小說進行重新解讀，從蛛絲馬跡中尋找出“綠”色素，加以渲染烘托，把他染成一個一登文壇就是“綠”色的人物。事實上，鐘肇政小說大部分寫于“解嚴”之前，無法寫出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左的作品，當下的論者不得不乞靈于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這些解讀大多是不靠譜的，因為這些小說當時并沒有產生如此這般的影響，舊作重提，生拉硬扯，都是為營造當下的話語場域服務。哲學家DavidCarr早已指出這種“后見之明”的歷史研究方法的害處:“歷史研究者不只能夠根據過去事件的實際后果來看待它們，而且他們經常無法避免這么做。歷史闡述中的興趣與價值，經常正在于重新找回一種對事件的觀點，而這種觀點是由于我們的后見之明(hindsightfulwisdom)才使得我們看不到的。馬丁•路德并沒有什么計劃、預想、或者企望那個他的行動所激發(fā)的新教的宗教改革。看待這樣一個人的行動，就像他看待它一樣，小心謹慎地將我們所知道后來發(fā)生的事情全部凍結不論，無疑應該是歷史的想像(historicalimagination)的最困難技藝之一。我們應該順便指出，這個問題不只局限于敘事史(narrativehistory)的范圍，它不只是與一個遙遠的歷史人物‘同情共感’(empathizing)的問題而已。心態(tài)史或概念史，亦即Foucault所啟發(fā)的那種歷史，也類似地拒絕將過去的事件(包括理論或著作)僅僅當成后來發(fā)生者的前驅前兆，以便排除事后領悟的洞見。因此牛頓的理論，必須考慮到他所屬時代的宗教的宇宙論來觀察，而不僅僅被視為我們自己的時代的物理論之先驅而已。”①然而臺獨論者卻以“后見之明”發(fā)現的幾條論據沾沾自喜，有人前拉，有人后推，恍惚之間鐘肇政隨波逐流了。類似的光復初期作家不只鐘肇政一人，而是成片地“倒戈”，因此林燿德從道德的層面痛心地說:“任何一個作家/批評家都必須誠懇地面對生命發(fā)展的軌跡，承認過去的謬誤和愚昧;最恥辱的莫過于篡改身世，為了今天的政治局勢和時代潮流而刻意掩飾遮蔽昨日的意識形態(tài)。”②而蕭阿勤則以游勝冠的《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fā)展》為例，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出質疑:“游勝冠強調，‘臺灣意識的潛流’，并沒有因為不能公開而消失，在光復初期它表現為‘堅持’，50年代是‘潛隱’，到了60年代，我們看到它已經成為臺灣本土作家的主要意識形態(tài)。……在如此隱喻下對于臺灣意識、臺灣文學、或臺灣文學本土論發(fā)展的社會過程之理解，不免帶有相當程度的歷史目的論與演化論的傾向。”③這些本末顛倒的做法令人遺憾，兩岸的臺灣文學研究常常變成了意識形態(tài)之爭、意氣之爭、利益之爭，為此牽強附會，而毫不顧惜學術風范。早在1989年，劉登翰就曾指出，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在起始時期被戴上一定的政治使命，要求它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yè)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環(huán)境和氣候的制約，經過10年的探索之后，出現了一個要求擺脫最初得益于政治、最終又困囿于政治的回到文學和文學研究自身的動向，要求從政治本位走向文學本位，“建立一種超越意識形態(tài)界限的對文學自身獨立人文價值的研究”。④然而，20多年又過去了，這種動態(tài)并沒有得到長足發(fā)展，這種要求也還只是個夢想。在文學日益被邊緣被冷落的新語境下，有些臺灣文學研究者還主動貼上“政治”的標簽，乞求回光返照。

根據省政府領導的重要批示，省發(fā)改委、林業(yè)廳、環(huán)保局組成聯合調研組，于*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采用實地調研和信函調研相給合的方式對全省木材消耗企業(yè)和森林資源消長平衡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現將有關情況綜合報告如下：

一、森林資源和木材消耗現狀

(一)森林資源狀況

據全省“十五”期間森林資源二類調查成果顯示，全省林地面積1062.92萬公頃（折合1.59億畝），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63.7%，其中有林地面積871.69萬公頃（折合1.31億畝），占林地面積的82%。在有林地面積中，喬木林占90.5%，竹林占9.5%。全省森林覆蓋率60.05%，竹林面積82.39萬公頃（折合1236萬畝），兩項均居全國第二位。

全省活立木總蓄積35357.23萬M3，其中喬木林占94%、疏林占0.3%、散生林占4.3%、四旁樹占1.5%。活立竹總株數15.01億株。

總的來看，“十五”期間，我省森林資源呈上升趨勢，實現了“六個增長”，即森林覆蓋率由59.7%提高到60.05%，活立木總蓄積量由2.9億M3增加到3.5億M3，林業(yè)用地面積由1.57億畝增加到1.59億畝，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63.67%，有林地面積由1.29億畝增加到1.31億畝，有林地畝均蓄積量由2.31M3增加到2.81M3，毛竹林面積由1114萬畝增加到1236萬畝，毛竹數量由13.7億株增加到15億株。

【內容提要】清代咸豐朝以后，華北四省的人口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這一地區(qū)出現了人滿為患的局面。嚴重的人口壓力和由此產生的謀求基本生存條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華北地區(qū)人口成百萬地向東北和內蒙古地區(qū)遷移。在人口壓力的驅動下，近代華北農村技術經濟作物的擴大，亦農亦商的普遍趨向，以副補農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視為農業(yè)經濟發(fā)展的表征。判斷明清以來中國農業(yè)有無發(fā)展，并不能僅僅局限于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的狹窄范疇。衡量農業(yè)發(fā)展的標準，應當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關鍵詞】人口/華北農村

【正文】

人口壓力與小農經濟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解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對美籍學者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中華書局1993年版）及《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規(guī)范認識的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著中提出的理論模式，國內學界評價不一。本文擬在考察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的基礎上，就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提出拙見，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從區(qū)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華北地區(qū)指通常所說的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大體以長城為北界，秦嶺—淮河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qū)，雖較黃氏所指范圍更為廣泛，但對問題的討論當不會有太大影響。

一

肝屬風木，內寄相火，主升主動，起病多表現為肝胃氣逆的上熱證，同時肝邪乘脾，又易伴見脾陽虛弱的下寒證。另肝主疏泄，主藏血，體陰用陽，其疏泄之功主要體現在對氣機運轉、脾胃運化、情志調節(jié)以及通利三焦等方面。若厥陰肝疏泄功能失常，勢必影響脾胃,因而又多見下利、嘔噦諸癥，如肝邪犯脾胃之上熱下寒證、肝熱下注之熱痢證、肝寒犯胃之嘔噦證等。另有些雖不屬厥陰肝病，但卻是因厥陰肝病主證連累而致的病證,條文也有論述。厥陰病篇中論述上熱下寒證的有326條、338條、357條及359條,給出了烏梅丸、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及麻黃升麻湯方等3首方劑。有些學者認為此3方都是厥陰病上熱下寒證的主方,筆者認為厥陰病本證之上熱下寒證只有326、338兩條，主論肝木乘土之胃熱脾寒證，治以緩肝清胃溫脾之烏梅丸。359條“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證”病機為胃熱兼脾虛寒，357條“麻黃升麻湯證”病機為正傷邪陷、肺熱脾寒,二病證雖均有上熱下寒的共性,但從病證以及方義分析可知,它們并非真正意義的厥陰病,而是肝木乘土之上熱下寒證影響所致,證不同治亦不同，謹守病機之要可見一斑。下利嘔噦證看似與厥陰肝病無直接關系,但肝失疏泄最易犯脾,因此肝病多伴見下利嘔噦之證。白頭翁湯證是厥陰病之下利重點討論的，371、373兩條指出“下重”“欲飲水”是厥陰熱利的特點,治以清熱燥濕、涼肝解毒的白頭翁湯。同時還討論了其他原因所致的下利證,如366條“下利清谷”“脈沉而遲”等，為下焦陽衰,微邪郁表之戴陽輕證；370條“下利清谷”“里寒外熱”，為陰寒內盛，治用通脈四逆湯；374條“下利譫語”為陽明腸腑燥實,治以小承氣湯等。嘔噦也是厥陰病常見的癥狀之一，378條“干嘔,吐涎沫,頭痛”乃肝胃虛寒、濁陰上逆所致，治以溫降肝胃、泄?jié)嵬栔畢擒镙菧Ｍ瑫r又列舉了類似證進行辨治，如376條“嘔家有癰膿者”，嘔因癰膿所致,待膿出其嘔即愈，379條“嘔而發(fā)熱者”，治以小柴胡湯等。這些都是為了提示我們注意鑒別類似證。

由此可見，厥陰肝此類本經病證,主要是由于肝的生理特點所致，易犯脾胃，導致氣機運轉、脾胃運化、情志調節(jié)等失常而出現上熱下寒、嘔、噦或利等病證。

病情再進一步發(fā)展，就可能出現厥證及厥熱勝復證了。“厥陰”又稱“一陰”，為三陰之終，六經之極也，含有陰盡陽生、從陰出陽之意，也是正邪斗爭、陰陽消長的最后階段。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帝曰：厥陰何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說明兩陰交盡而衰變之厥陰處于“陰盡陽出,陰中含陽”的特殊階段,在此陰陽消長轉化過程中,如果由于某種病理因素導致陰陽的轉化出現異常，就形成了厥證。仲景在337條對厥證病理概括為“陰陽氣不相順接”也說明了這點。陰陽氣可泛指人體各屬陰的成分和屬陽的成分，順接即指陰盡陽生,由陰出陽,陰陽的順利轉化交接。病理狀態(tài)下,無論何種原因只要導致陰陽之氣轉化、交接失常,便可能發(fā)生厥證,如痰阻所致的355條瓜蒂散證、陽熱內郁的350條白虎湯證、陽虛陰盛之353條四逆湯證等。可見厥陰病篇中所論“厥證”，全身陰陽之氣轉化失常皆可引起。由于陰陽氣勝復變化多端，從而導致了厥陰病表現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病情常表現為寒熱錯雜，厥熱交替。厥熱勝復證就是陰陽消長轉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幾種證候。在陰陽之氣轉化的過程中,如果邪氣隨著陽氣的化生漸消，正勝邪去，則預后良好，如條文336，331等所述；若由于某些病理因素影響陰陽之氣的順利轉化，或邪從陰化，導致陰不化陽，陽不能出，則正不勝邪，如342，333條所述,寒多熱少，陰氣退，故為進也；亦或邪從陽化,陽出太過,則正邪交爭激烈,如341，334條表現為熱不除，必便膿血。

“兩陰交盡”而出現的厥證及厥熱勝復證，在厥陰病篇中有近一半條文進行論述，主要是疾病發(fā)展到厥陰時，病程已久，正已不足，陰陽氣勝復變化多端，從而導致了厥陰病表現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病情常表現為寒熱錯雜，厥熱交替。

仲景把厥陰肝經病變與厥證、厥熱勝復證同放在厥陰病篇中論述，主要就是厥陰肝經病變容易出現厥證和厥熱勝復證。但是要注意，厥證、厥熱勝復證此類病證雖出于厥陰病篇，但不盡屬于厥陰病，凡是導致陰陽消長不相順接、太過失衡時都可以出現的厥證和厥熱勝復證。因為厥證、厥熱勝復證的病證主要是著眼于人體一身之陰陽,強調整體性，并非僅見于厥陰肝，只是相對來說較多見而已。

摘要：對《傷寒論》厥陰病篇進行分析，從病證特點上把厥陰病分成足厥陰肝的該經病證以及陰陽消長不相順接而出現的厥證、厥熱勝復證兩個層次。認為二者體現了整體與局部的統一，在病理上局部臟腑的功能失調,可以導致整體陰陽失衡為病；反之整體的陰陽失調，同樣可以導致局部臟腑功能失常為病。

摘要：介紹了棉花蚜蟲的越冬寄主，分析了棉蚜消長因素，提出了棉蚜的綜合防治措施，以期為棉蚜的防治提供參考。

關鍵詞：棉蚜;越冬寄主;消長因素;防治措施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新疆棉區(qū)棉蚜已成為主要防治對象。在過去20多年中棉蚜出現多次大范圍的大發(fā)生，給農業(yè)造成巨大的損失。究其原因:新疆棉區(qū)種植結構單一，作物結構不合理，棉花與其他作物的比例嚴重失調，造成田間生態(tài)脆弱，天敵繁殖空間有限，影響其種群的發(fā)展;防治措施以及防治藥劑的選擇不當，造成棉田害蟲的抗藥性不斷增強，防治效果降低，天敵數量不斷下降。現將棉蚜的發(fā)生及綜合防治措施總結如下。

1棉花蚜蟲越冬寄主

新疆棉區(qū)危害棉花的蚜蟲有棉蚜、棉黑蚜、棉長管蚜、拐棗蚜、桃蚜、菜豆蚜。屬同翅目，蚜科。棉蚜又名膩蟲、蜜蟲、油蟲、油旱等[1，2]。棉蚜屬多食性害蟲，已記載的寄主植物有285種，屬于75科。第1寄主(又叫越冬寄主)阿拉爾地區(qū)棉蚜的越冬場所為居室、溫室及塑料大棚內的花卉和蔬菜等。棉蚜主要以孤雌胎生蚜進行同寄主和異寄主不全周期型生活史。尚可在冬季冷藏的石榴、花椒、菊花等寄主產卵越冬進行異寄主全周期型生活史。棉蚜室外寄主如黃金樹、石榴、核桃、葡萄等上的棉蚜卵可以越冬進行異寄主全周期型生活史[3，4]。第2寄主(又名僑居寄主)主要為棉花、紅麻等錦葵科植物。

2棉蚜消長因素

【摘要】對《傷寒論》厥陰病篇進行分析，從病證特點上把厥陰病分成足厥陰肝的該經病證以及陰陽消長不相順接而出現的厥證、厥熱勝復證兩個層次。認為二者體現了整體與局部的統一，在病理上局部臟腑的功能失調,可以導致整體陰陽失衡為病；反之整體的陰陽失調，同樣可以導致局部臟腑功能失常為病。

【關鍵詞】厥陰病病證

厥陰病篇是《傷寒論》中爭議最多的一篇，不少醫(yī)家贊同陸淵雷提出的“傷寒厥陰竟是千古疑案”，認為“是雜湊成篇”。筆者認為厥陰病篇數十條文及其相關的文獻并非“雜亂無篇，拼湊而成”，乃因“厥陰”含義的不同，其疾病表現的不同所致。厥陰病表現復雜多變，可以從病證特點上把厥陰病大致分成兩個層次，較輕的主要表現為足厥陰肝的本經病證，多為肝脾不和或肝胃不和的上熱下寒、嘔、噦或利等證,同時要注意鑒別一些類似證；再發(fā)展下去主要表現為病情傳到六經最后一經厥陰時，或者任何疾病發(fā)展過程中，凡是導致陰陽消長不相順接、太過失衡可能出現的厥證和厥熱勝復證。

肝屬風木，內寄相火，主升主動，起病多表現為肝胃氣逆的上熱證，同時肝邪乘脾，又易伴見脾陽虛弱的下寒證。另肝主疏泄，主藏血，體陰用陽，其疏泄之功主要體現在對氣機運轉、脾胃運化、情志調節(jié)以及通利三焦等方面。若厥陰肝疏泄功能失常，勢必影響脾胃,因而又多見下利、嘔噦諸癥，如肝邪犯脾胃之上熱下寒證、肝熱下注之熱痢證、肝寒犯胃之嘔噦證等。另有些雖不屬厥陰肝病，但卻是因厥陰肝病主證連累而致的病證,條文也有論述。厥陰病篇中論述上熱下寒證的有326條、338條、357條及359條,給出了烏梅丸、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及麻黃升麻湯方等3首方劑。有些學者認為此3方都是厥陰病上熱下寒證的主方,筆者認為厥陰病本證之上熱下寒證只有326、338兩條，主論肝木乘土之胃熱脾寒證，治以緩肝清胃溫脾之烏梅丸。359條“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證”病機為胃熱兼脾虛寒，357條“麻黃升麻湯證”病機為正傷邪陷、肺熱脾寒,二病證雖均有上熱下寒的共性,但從病證以及方義分析可知,它們并非真正意義的厥陰病,而是肝木乘土之上熱下寒證影響所致,證不同治亦不同，謹守病機之要可見一斑。下利嘔噦證看似與厥陰肝病無直接關系,但肝失疏泄最易犯脾,因此肝病多伴見下利嘔噦之證。白頭翁湯證是厥陰病之下利重點討論的，371、373兩條指出“下重”“欲飲水”是厥陰熱利的特點,治以清熱燥濕、涼肝解毒的白頭翁湯。同時還討論了其他原因所致的下利證,如366條“下利清谷”“脈沉而遲”等，為下焦陽衰,微邪郁表之戴陽輕證；370條“下利清谷”“里寒外熱”，為陰寒內盛，治用通脈四逆湯；374條“下利譫語”為陽明腸腑燥實,治以小承氣湯等。嘔噦也是厥陰病常見的癥狀之一，378條“干嘔,吐涎沫,頭痛”乃肝胃虛寒、濁陰上逆所致，治以溫降肝胃、泄?jié)嵬栔畢擒镙菧Ｍ瑫r又列舉了類似證進行辨治，如376條“嘔家有癰膿者”，嘔因癰膿所致,待膿出其嘔即愈，379條“嘔而發(fā)熱者”，治以小柴胡湯等。這些都是為了提示我們注意鑒別類似證。

由此可見，厥陰肝此類本經病證,主要是由于肝的生理特點所致，易犯脾胃，導致氣機運轉、脾胃運化、情志調節(jié)等失常而出現上熱下寒、嘔、噦或利等病證。

病情再進一步發(fā)展，就可能出現厥證及厥熱勝復證了。“厥陰”又稱“一陰”，為三陰之終，六經之極也，含有陰盡陽生、從陰出陽之意，也是正邪斗爭、陰陽消長的最后階段。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帝曰：厥陰何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說明兩陰交盡而衰變之厥陰處于“陰盡陽出,陰中含陽”的特殊階段,在此陰陽消長轉化過程中,如果由于某種病理因素導致陰陽的轉化出現異常，就形成了厥證。仲景在337條對厥證病理概括為“陰陽氣不相順接”也說明了這點。陰陽氣可泛指人體各屬陰的成分和屬陽的成分，順接即指陰盡陽生,由陰出陽,陰陽的順利轉化交接。病理狀態(tài)下,無論何種原因只要導致陰陽之氣轉化、交接失常,便可能發(fā)生厥證,如痰阻所致的355條瓜蒂散證、陽熱內郁的350條白虎湯證、陽虛陰盛之353條四逆湯證等。可見厥陰病篇中所論“厥證”，全身陰陽之氣轉化失常皆可引起。由于陰陽氣勝復變化多端，從而導致了厥陰病表現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病情常表現為寒熱錯雜，厥熱交替。厥熱勝復證就是陰陽消長轉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幾種證候。在陰陽之氣轉化的過程中,如果邪氣隨著陽氣的化生漸消，正勝邪去，則預后良好，如條文336，331等所述；若由于某些病理因素影響陰陽之氣的順利轉化，或邪從陰化，導致陰不化陽，陽不能出，則正不勝邪，如342，333條所述,寒多熱少，陰氣退，故為進也；亦或邪從陽化,陽出太過,則正邪交爭激烈,如341，334條表現為熱不除，必便膿血。

論文關鍵詞:陰陽學說傳統養(yǎng)生學具體運用理論建設中和原理

論文摘要:從分析陰陽學說的具體內涵，及其在中國傳統養(yǎng)生學中運動鍛煉的實際運用入手，闡發(fā)陰陽學說對體育健身理論的啟示，如神與形、動與靜、性與命等陰陽對立面的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對體育健身理論建設的啟迪，進而提出遵循陰陽中和原理應是體育健身理論建設的必由之路.

1陰陽學說概述

陰陽學說是古代人們認識與解釋宇宙一切事物的一種宇宙觀與方法論，屬于中國古代哲學的范疇.它建立在樸素唯物論的基礎上，內含辯證法思想.陰陽學說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世界產生于陰陽二氣，世界萬事萬物均是在它的作用下滋生、發(fā)展、變化.古代思想家從對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長久觀察中發(fā)現，一切事物存在著相互對立的正反兩方面，就用陰和陽這個概念來解釋自然界兩種對立和相互消長的物質勢力，并認為陰陽的對立和消長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陰和陽，既可代表相互對立的事物，又可用于分析一個事物內部存在著的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進而認為陰陽的對立和消長是宇宙的基本規(guī)律，正如《易經》所說:“一陰一陽謂之道。

同時，古人認為，原始渾沌之氣是有形和氣兩個方面，萬物生于氣而成于形，形散而復在于氣.萬物終始生滅，循環(huán)往復，演化無窮，無不在于形和氣的變化.古人用陰和陽表述形氣之間的演化關系，闡明宇宙間萬物運動變化的最高規(guī)范便是陰陽兩極轉化的太極原理，陰陽矛盾運動成為宇宙間物質運動最基本的形式.誠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

按照陰陽學說，陰和陽代表著相互關聯的事物屬性，凡屬靜的、有形的、內在的、向下的、寒冷的、晦暗的、衰退的均屬于陰;凡屬動的、無形的、外在的、向上的、溫暖的、明亮的、亢進的均屬于陽.正常情況下，陰陽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對立、互為依存、互相轉化、互相消長.當陰陽雙方動態(tài)協調平衡，則萬物有序生生化化，在人體則表現為陰平陽秘，身體健康.反之，當陰陽失衡，則表現為逆亂和災害，在人體則表現為疾病，一旦陰陽失衡無法逆轉，則陰陽離決，出現死亡.陰和陽是事物的相對屬性，因而存在著無限可分性.宇宙間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概括為陰和陽兩類，任何一種事物內部又可分為陰陽兩個方面，而每一事物中的陰和陽的任何一方，還可以再分陰陽.這種事物既相互對立而又相互聯系的現象，在自然界和人體中是無窮無盡的.陰陽的對立統一，互根互用，消長平衡和相互轉化等，說明陰和陽之間的相互關系，不是孤立的、靜止不變的，而是相互聯系、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

為了進一步加強全縣地方病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按照省、市有關會議精神，結合我縣地方病工作實際，現提出如下安排意見：

一、指導思想

2012年全縣地方病防治工作，以綜合協調、科學防治為指導思想，進一步完善“政府領導、部門配合、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保持防治工作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以農村為重點，認真落實各項綜合防治措施，確保地方病防治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為全縣經濟社會發(fā)展做出新的貢獻。

二、地方病防治工作重點及措施

2012年全縣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重點是：堅持以碘缺乏病和麻風病防治工作為重點，進一步加大碘缺乏病防治宣傳教育工作力度，強化碘鹽供應工作，進一步提高居民合格碘鹽食用率，持續(xù)鞏固已有防治成果；開展麻風病防治與監(jiān)測工作，持續(xù)落實“專職醫(yī)生包片、兼職醫(yī)生包病人”的責任制，開展線索調查，早期發(fā)現新病人，全面落實聯合化療，不斷提高治愈率。全面做好地方病防治項目，加大管理力度，提高項目效能。

（一）碘缺乏病防治